《史記》

太初元年（前104 年），司馬遷42 歲，有兩件重大的事情正在發生。其中一件是完成於這一年，另一件則是開始於這一年。

完成的那件大事就是太初曆的製定，我們前麵說過，按照陰陽家的說法，人類的活動要與天相應，新朝代的創建就是五行之德輪值的反映。秦自認為屬水，於是所有的製度都與水相配合，包含以十月為歲首、色尚黑、數用六等。

漢朝屬於五行中的哪一種元素呢？文帝時，公孫臣主張屬土，後來在甘肅出現黃龍，確是與土相應，此後就沒有什麽爭論。照陰陽家的說法，土勝水，正好是漢代秦的反映。人們對漢朝屬土已沒有什麽異議，所有人疑問的是什麽時候改製。

這一年是漢武帝行封禪大典後的第7 年，司馬遷、公孫卿等人向漢武帝建議：“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於是正式進行改曆工作，主辦人無疑是主管天時星曆的太史令司馬遷。最初由司馬遷與公孫卿及其他一些人組成了籌備小組，後來他們發現以他們幾個人的能力還無法完成改曆的推算工作，於是向社會各界招募人才。結果招選了二十多人，其中較重要的人物有鄧平、唐都等，還有一位有如神仙般的隱者。他們是如何工作的，我們不得而知，最後的詔令指示采用鄧平所推算的曆法，又經過了一道複核手續後才終於定案。漢武帝任命鄧平為司馬遷的副手太史丞，他還想任命那位隱者為侍中，可是隱者不接受。

這部太初曆並不隻是把正月定為年首（改正朔）而已，而是在以前曆法的基礎上進行了全盤的改訂，它奠定了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陰曆的基礎。除了改曆以外，還正式宣布色尚黃、數用五、更官號、協音律。所謂數用五，例如官印要用五個字，丞相印刻成“丞相之印章”。更官號，例如改郎中令為光祿勳等。

說到漢武帝下令改曆的動機，因為其中有大批方士的參與，我們不免存了一個疑惑，這是否又與求神仙有關呢？

最讓我們覺得可疑的是，按照陰陽家所說的盛衰循環的步驟，聖人受命後天會降符瑞，天降符瑞後就要摧五行定製（即改製度以相應），然後再行封禪，即告成功。可是漢武帝的做法，是先封禪，7 年後才改製度。即便是同樣求神仙的秦始皇，也是在先改製度後行封禪的。漢武帝的這個做法很可能也是受方士影響的結果。至於方式到底是如何影響的，還找不到明確的證據。司馬遷在《史記·曆書》中雖然敘述了太初曆的製定經過，但實際上也是語焉不詳。

我們前麵的敘述，有不少是《漢書》中的記載。司馬遷隻說：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

在改曆過程中占有相當大分量的鄧平卻隻字不提。

還有，《漢書》中司馬遷與公孫卿向漢武帝建議改製的故事，在《史記》中也沒有記載，僅在《韓長孺列傳》最後的評論中提到“餘與……遂定律曆”。這樣兩相對照之下，其中有什麽隱意嗎？我們看看司馬遷記載漢武帝決定改曆時說的一句話，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答案。漢武帝說：“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合，即作、作曆的意思；曆終而複始，無窮無盡，所以“不死”。原來方士所說“黃帝造曆得仙”是取曆可以隨天地年複一年，永遠循環下去的意思。可見漢武帝下令造太初曆，還是與求仙有關。隻是我們還沒有辦法找到確實的證據，證明他是在方士灌輸給他某些觀念以後，才決定製造新曆法的。

盡管漢武帝的動機有些讓人懷疑，但並不影響事情本身的價值。司馬遷站在職責的立場，指出原來的曆法“壞廢”必須更正，也已經表示這個改曆行動有其必要性。

隻是，易服色、改正朔一事，賈誼早就提出來了，這麽多年之後才得以實現。還是在封禪之後才決定實施，實施的時候又有部分專以求仙為務的方士參與其間。在這種情形下，著作時間在前的司馬遷的《史記》和其後的班固的《漢書》相比，這些不一樣的記載可就頗值得玩味了。

除造太初曆之外，另一件發生在同一年的大事，就是司馬遷開始執筆撰寫《史記》。這部曠世巨著一共130 篇，52 萬多字，從這一年算起，大約花了14 年時間才完成。

有關它的研究兩千多年來不曾斷絕，不斷有新的說法出現。我們在此隻簡單略述一下這部著作的氣勢和心胸：時間範圍：從黃帝寫到漢武帝年間，即司馬遷執筆的時候，也就是從古到今，前後兩千多年，是一部“通史”。

空間範圍：東起朝鮮半島，北自西伯利亞貝加爾湖以南，西至裏海東部，西南到印度，南至越南。也就是當時漢人眼中的世界。司馬遷是想寫一部世界史。

人物範圍：有帝王、後妃、王侯、貴族公子、官僚、政客、學者、軍人、刺客、遊俠、循吏（好官）、酷吏（惡官）、商人以及戲子、算命的等各階層、各行業的人。

事類的範圍：有政治、軍事（律書）、宗教（封禪書）、經濟（平準書）、音樂（樂書）、天文星象（天官書）、曆法（曆書）、水利工程（河渠書）、社會民情（貨殖列傳）、國際外交（四夷傳）等人類各方麵的活動。

另外司馬遷創立了一種新的體裁：傳記分為三類，“本紀”寫帝王，“世家”寫諸侯，“列傳”寫各種名人。除傳記外，還有“表”，包含帝王、諸侯、將相、名臣的年表；“書”，記述經濟、文化、製度各方麵的活動。

如此經緯交織而成的嚴密體裁後來為曆代正史所遵循，隋朝之後，《史記》更是被奉為正史之祖。

這一年，距離司馬遷被任命為太史令已滿4 年，在第5 年他已對“石室金匱”中的圖籍做了相當程度的整理，而且正逢國家易服色、改正朔、頒新曆，這是一個很重要而明顯的曆史分界點，於是他選擇這一年為敘事的終點，並從這一年開始執筆。當然，在此之前，司馬遷早已在心中擬好了不少構想，甚至可能有些部分已有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