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禪一說

司馬遷在任郎中10 年後，接替他父親的位置成為太史令。這10 年間，司馬遷經常隨漢武帝到處巡遊，這些巡遊絕大部分都是為了求仙。這些巡遊最後間接造成了司馬談的死亡，我們有必要對這些巡遊的背景和經過做一番了解。

秦、漢緊接戰國，漢朝開國後，由於經曆過暴秦的過激統治，人們一旦獲得舒解喘息，很自然地會懷念戰國時代的種種，像我們前麵說過的養士和遊俠之風的盛行等，還有就是各家思想的再現。這些現象對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來說不是什麽好事，所以漢武帝才會壓製養士之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說之所以會被獨尊，除了它重禮製、談王道，可使帝王獲得美名之外，還有其他學說沒有的兩個優點：一個是儒者通曉古代典籍，而且有一套自成體係的治國理想和製度主張；另一個是儒家學說含有各家思想的源流，容易加以引申附會。因此各家學說雖然被罷黜，但仍可以在儒家的大帽子下改頭換麵，繼續存在。

事實上，各家各派的成立本來就是經過長時期孕育而成的，《易經》就是儒家學說和陰陽五行學說的典型融合。墨家的創始人墨翟本來也是孔門弟子。法家的韓非、李斯也是受業於儒生。從這些淵源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各家學說想在這種環境下改頭換麵並不十分困難。

在漢朝乃至後世，在儒家學說的大帽子底下盛行不衰的要數陰陽學說為最。促成獨尊儒術的大儒董仲舒就是個典型的“陰陽儒家”。

陰陽學說為什麽可以獲得這樣的結果呢？這要歸因於它本身就是一種架構，一種基礎學說。好比數學，學通了它，就可運用到其他學科中。同理，把其他家的理論加到陰陽學說的架構上，就會出現嶄新的麵貌，它既能保住自己，也可以發揚他人。

陰陽學說能夠自成一家，也有當時具體的環境因素。

戰國時，人們飽經離亂，對時局日漸絕望，轉而淪入宿命式的心理中。他們期待盛世的到來，當然更希望得到促成盛世到來的方法，以求安身立命。陰陽學說中的五行終始之說正好滿足了這種心理需求。五行之說始於何時已經無法考證，陰陽學說中用五行、四方（東西南北）、四時（春夏秋冬）、五音十二律、天幹地支等，相互配合排列，構成了一個宇宙架構。五行的勢力叫“五德”，五德輪流支配這個世界，當某一種德輪值時，就由代表該德的朝代興起而統治天下。如何證明某人某朝代可以代表哪個德呢？那要看當時出現了怎樣的征兆。

這種理論使戰國時飽受戰亂之苦的人們的期望變得更為具體，同時也成了各諸侯國代周統一天下的理論根據。本來這就是一種迷信思想，跟原來的一些迷信行為有很大關係，也很容易結合在一起。它能與儒家合而為一，當然也能與道家相結合，何況道家本來也愛講陰陽。

後來，陰陽學說發展成一套完整的宇宙、政治哲學，同時分離出占卜煉丹的“方術”。

所謂“方士”，原指方外之士，方指現世的領域，方外就是超然於現世之外，不理世事，就是隱者。秉持道家思想的隱者往往隱居在山林中，漫漫長日要如何打發呢？

研究陰陽學說是個不錯的選擇。他們不僅在理論上研究陰陽，還有所發明，各種長生術就是他們的傑作。這些難免會流傳出來，於是產生了一批被稱作“方士”的人，他們不一定隱居，或者隱居後又複出，他們用這種神秘的長生術謀求個人名利。為了與無意仕途的方外之士相區別，他們被稱為“方術之士”。

這算是陰陽家的另一種形態，在戰國末年開始大行其道。那些始終隱居在山林中的發明者在這些大談長生術的方術之士口中，成了長生不死的神仙。戰國時的各種學說都喜歡依附於黃帝，這些方術之士就把黃帝描述成一個懂得長生之術，最後飛升而去的神仙。

秦始皇的暴政把很多賢能之人逼到深山成了隱士，同時也造就出了很多“神仙”和方術之士。方士除了懂得煉丹之外，還會經過改良後的占卜術和導引術。導引術也是一種長生術，據說可以治病，“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現在看來這不過是一種健身運動，注重肢體運動與呼吸的配合，可以強身健體而已。

秦以前的方士不乏以方術吸引帝王，然後試圖施展濟世理想的人。但後來，他們的形象逐漸被固定，帝王對他們的活動有極大的興趣，智者卻通常對他們很不屑。

方術之士後來融入道家的宗教化活動，就變成了後世所說的“道士”。陰陽學說中關於宇宙、政治哲學的方麵則融入儒家學說，繼續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

司馬遷所處的時代是融入儒家的陰陽學說盛行的時代，同時也是與道家學說結合後的方士大肆活動的時代。

這時的方士大多為求個人名利，以神仙之說迷惑皇帝。

他們取代了原來的巫祝之流，掌握了宗教活動，並且將其按照他們的理論賦予新麵貌。

造成方士大肆活動的原因之一是漢武帝敬鬼神、求神仙的欲望。他並不像其他皇帝一樣到老了才求神仙，他從青年求到老年，簡直可以說是求了一輩子神仙。《史記》中本來沒有武帝本紀，是後人將《封禪書》加以剪裁，補錄而成的。《封禪書》記載的是宗教的祭祀之事，除了前半段之外，其餘完全是漢武帝的求仙史，充滿了可笑的迷信色彩。封禪與求仙本來是兩回事，漢武帝的求仙事跡為什麽會出現在《封禪書》中呢？這是方士導演的結果，這個結果間接造成了司馬遷父親司馬談的氣憤而死。

我們先了解一下什麽是封禪。廣義上的封禪就是一種祭天大典。它與一般的祭祀活動不同的是，必須要在泰山一帶除地、築壇。除地就是要把城郊預定要行祭典的地方整理幹淨，然後在上麵以土築成祭壇。

古時候祭天和祭神鬼是有區別的，祭天一定要在祭壇上露天舉行，祭祀神鬼的地方叫作“廟”或“社”。祭天的時候，必須在壇上燃柴火，叫作“燔”，上麵放兩頭公牛，讓燒出的氣味隨火氣上升。

西周以前的祭祀是有嚴格的階級區別的，隻有天子才能祭天地。諸侯隻能祭封地內對人民有益的山林川澤，例如魯國的泰山、晉國的黃河、楚國的長江等。祭天的次數沒有一定，大體上，春夏秋冬的四時之祭差不多是固定的，是常祭。除四時的常祭之外，還有其他非定期的祭祀，例如巡行各地之前，或出征之前。天子即位時，以及天災地變時的祈福免災，也是祭祀的一種。

東周時，王室衰微，諸侯勢力日漸強大，慢慢地就開始有諸侯僭越天子之權，也舉行祭天大典。

地處關西的秦國由於受陰陽學說的影響，先後立了四個舉行祭天大典的地方。這個舉動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後來秦一統天下，將這套製度傳承至漢及以後的朝代。漢高祖入關後，又增立了一個舉行祭天大典之地，湊足五個，與陰陽學說中“天有五帝”的說法相合，打破了原有的“祭天是祭唯一的天帝”的觀念。這與周朝的郊社之禮明顯有些衝突的地方：祭祀之地不在城郊，天子也不一定要親自主持，派主管祭祀的官員定時去祭祀即可。陰陽五行之說與郊社之禮的相互作用促成了秦、漢時所謂的“封禪”，這裏的封禪指狹義的封禪，即秦、漢陰陽家和方士所謂的封禪。

陰陽五行之說關於天人相應的觀念在戰國以前就已經產生了，但真正將這種觀念理論化、係統化，則是在戰國後期。持這種學說的人認為一個朝代的興衰更替分為下列幾個步驟：

一、聖人受命——例如，這個循環是屬於五行中的金，那麽，符合“金”的人降生了，這是第一步。

二、天降祥瑞—— 天下會有代表“金”的事情發生。

三、推德定製——已確定屬“金”，則服色、製度、曆法都要隨著改變。

四、封禪告成—— 製度定了，天下也太平了，就要行封禪大典，向天帝報告。

五、這個循環開始衰落，天降災禍以告世人。

六、統治者要有自知之明，把國家統治權讓給賢人。

七、新聖人受命，開始下一個循環。

由此可見，他們所說的封禪變成了改朝換代成功後的報告儀式，與郊社之禮和廣義的封禪有所不同。他們將泰山作為封禪的地點，可能與陰陽學說的發源地是齊地（山東半島）有關。齊國之所以出一些陰陽術士和好神仙之流，與它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齊國瀕臨渤海，在春夏之交的季節，有時可以看到海市蜃樓的奇景，其變幻無窮引起人們的種種幻想，因而有了神仙之說。泰山就在山東半島上，自然是比較合適的封禪之地。

在司馬遷的時代，狹義的封禪的意義應該是普遍被人們所接受的，但是他們對這種祭祀形式的具體內容、儀式，可能感到有些迷惑，並且容易將其與郊社之禮混淆在一起。到底是社會已經向前發展了，漢人不像周人那樣用心於祭祀之事，唯恐獲罪於天。而且春秋戰國的戰亂延綿數百年，很多周朝的禮儀早已失傳，加上期間各種學說混雜，廣義的封禪一說根本無法追溯。所以，司馬遷在《封禪書》一文的開頭就說“其儀闕然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之後隻好讓狹義的封禪充斥於後半部分。

對於封禪的來龍去脈有了一些了解之後，我們再來看看這個說法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有著怎樣的影響。

這個問題我們要通過司馬遷的《史記·封禪書》來分析。《封禪書》說：

自古受命帝王，曷嚐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至）乎泰山者也！

這一段顯然就是前麵我們說的陰陽家講的那一套，由受命而符瑞而封禪。他接著寫道：

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泰山旁的小山）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

這一段寫出了行封禪大典的條件，那就是命、功、德、暇。

秦始皇是受命當上皇帝的，統一天下而開疆拓土，功也有了，可是無其德，所以當他登上泰山時，暴雨如注，狂風怒號，他隻能“休於大樹下”，無法完成封禪，12 年後秦亡。

就算命、功、德都有了，也得要有暇才行。由於符合這4 個條件很不容易，所以“即事用希”，很難舉行。

漢朝開國之初，天下初定，百事待舉，有關祭祀的事情，高祖大多令秦朝舊部依照秦例辦理。似乎沒有人認為當時是封禪的時機。

到了文帝時，公孫臣上書，認為漢應當屬“土”，主張改正朔（正朔就是年首，陰陽學家認為新朝代的年首應該配合五行更改）、色尚黃。可是當時的宰相認為漢屬“水”，年首應為十月，色要外黑內赤。官大學問大，他這麽一說，公孫臣的說法馬上被認為是錯誤的。但是第二年，有人在李廣的家鄉成紀（相傳伏羲氏的出生地）看見黃龍，這是屬“土”的祥瑞之兆。消息傳到京城，文帝馬上把公孫臣找回來，拜為博士，開始草擬改年首和易服色的事，並且親自主持了漢朝第一次由皇帝主持的祭祀，不過並不是在泰山舉行的。

改年首、易服色，這已經是封禪的前奏了，但是這時發生了一件事，使文帝放棄了所有有關的籌備工作。

當時，有一個人叫新垣平，善觀天象，他說長安東北有神氣，呈五彩，像人戴帽子的樣子，那必定是神明住的地方。他建議文帝在那裏建一座五帝廟，文帝采納了這個意見，同時積極要求博士諸生開始策劃封禪事宜。後來新垣平的說法越來越多，他對文帝說：據說周鼎沉在泗水中，現在黃河決堤而與泗水相通，我看京城東北方的汾陰（今山西榮河縣北）有金寶氣，周鼎似乎會在那裏出現。有征兆而不設法相迎，恐怕就沒法實現祥瑞之兆了！

於是文帝下令在汾陰之南靠黃河的地方建了一座廟，準備迎接周鼎出現。後來有人找到切實的證據證明新垣平所說的都是假的。究竟這切實的證據是什麽呢？

史書上沒有記載，隻知道後來文帝下令殺了新垣平，還抄了他的家，不再熱心鬼神之事，連帶的改年首、易服色、行封禪之事，也全部停了下來。後來景帝即位，他在位16 年，一直保持著同樣的態度，祭祀的事情由有關機構按舊例進行，並沒有什麽新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