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評梁漱溟
梁漱溟被稱為“中國最後一個儒家”。這位1988年逝世的95歲高齡的老人，與和他同齡、但先他十幾年而逝的開國領袖毛澤東，有著一段非同尋常的交往和必將流傳青史的故事。
現代“新儒學”的先驅
梁漱溟是一位學識淵博、著作等身的國學大師。祖籍廣西桂林，1893年10月生於北京。原名梁煥鼎，字壽銘。梁漱溟5歲發蒙讀書，6歲還不會穿褲子，瘦弱多病而且呆笨。梁漱溟9歲時，有一次他積蓄的一小串銅錢不見了，四處尋問，且向人吵鬧，也沒有找到。隔一天，他的父親在庭院前桃樹枝上發現了這串錢，知道是孩子掛在樹枝上遺忘了。父親並不責斥他，也不喊他來看，隻寫了一張紙條，大意是：有小兒在桃樹下玩耍，偶將一小串錢掛於樹枝上而忘之，到處尋問，吵鬧不休。次日，其父打掃庭院，見錢懸於樹上，乃指示之，小兒始自知其糊塗雲雲。小梁漱溟看了，馬上省悟，跑去一看，一串錢還掛在樹枝上，不禁十分羞愧。此事的教益遂長久留在梁漱溟的記憶裏，使他此後樹立了事事認真的態度。
梁漱溟曆經兩度私塾，13歲考入順天中學，漸漸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他看到家裏的用人天天做飯、洗衣服，很是辛苦，便問她們是否辛苦，而她們都說習慣了，臉上常有知足的笑容。自己家產富足，父母疼愛，不用操任何心，也挑不出任何不滿意的地方，但內心卻常常感到很煩悶，這是為什麽？他為人生問題感到困惑，反複思考，悟出這樣一個道理：人生的苦樂不在環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觀。其根源是自己的欲望，滿足則樂，不滿足則苦。第一個欲望滿足了，第二個欲望又來了，而欲望是無法全部滿足的。
那時北京琉璃廠西門有個“有正書局”，出售上海狄葆賢主編的《佛學叢報》，當時梁漱溟對佛教的大乘、小乘尚不分曉，什麽密宗、禪宗也不明白，但見到佛書就買，買回家就讀，漸漸地發現自己對人生苦樂的探求與佛學合拍，於是邊學邊鑽，漸漸入了門。
辛亥革命時期，梁漱溟在甄元熙的介紹下，參加了同盟會，在京津支部主辦的《民國報》任編輯和外勤記者。他常用的筆名有壽民、瘦民等。有一次，該報總編輯孫浚明為梁寫了一幅扇麵，上款題“漱溟”二字，梁看後認為孫浚明代擬的筆名很好，甚合心意，從此便以“漱溟”行世。
當時社會的黑暗、官場的汙濁，使梁漱溟很快地感到厭倦和憎惡。他辭去了記者工作，在家閑居，專心攻讀佛典，從20歲開始長年素食，且不蓄發，儼然一個僧人。
梁漱溟24歲那年，因在《東方雜誌》上發表論著《究元決疑論》為蔡元培所賞識，應聘到北京大學主講印度哲學。當時的北大受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教育思想的影響，學術空氣異常濃厚，新舊不同學術思想都十分活躍。在這種氛圍下，梁漱溟在北大發起了東方學及孔子哲學的研究，出版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等著作，首次運用比較學的方法，對中國、印度和西方三種文化體係產生的曆史淵源及不同特點做了全麵係統的分析，對儒學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未來發展趨勢和作用進行了大膽預言，因此，被學術界譽為現代“新儒學”的先驅。
梁漱溟從來“不為做學問而做學問”，而是善於把冷靜的思辨介入複雜的人生哲學，用自己的認知和實踐，走尋求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人生之路。1924年，他毅然辭去北大教職，到山東菏澤辦高中，又創辦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發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大意》《鄉村建設理論》等著作，推行鄉村建設運動。1925年任山東省立六中（今菏澤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擔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今廣雅中學）校長，他將廣雅精神提煉為“務本求實”四個字，並成為延續至今的校訓。1931年，他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
延安窯洞裏的徹夜暢談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戰全麵爆發。梁漱溟在山東搞了7年的鄉村建設工作自然就搞不下去了。他作為無黨派的社會賢達被邀請參加南京國民黨的“參議會”。但隨著國民黨軍隊“八一三”抗戰失利，日軍**，特別是一些國民黨大員，無信心抗日，有的丟棄大片國土，不戰而逃；有的不隻自己逃難，還把資產、妻兒送往國外，使梁漱溟大失所望，對抗戰的前途也很悲觀。於是，產生了去延安見見中共領袖毛澤東的念頭。
1938年1月，梁漱溟風塵仆仆，隻身來到了革命聖地延安。此次延安之行，毛澤東共會見梁漱溟8次，每次二人交談時間都在兩小時以上，其中有兩次幾乎是徹夜長談。
初次見麵，毛澤東就說：“梁先生，我們早就見過麵了，您還記不記得？民國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學，那時您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管理員。讀到您的《究元決疑論》，還蠻佩服您敢於向名人挑戰的精神呢！您常來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先生家串門，總是我開大門。後來楊懷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楊家的女婿。”
毛澤東一語喚醒了梁漱溟對往事的回憶，連聲說：“是的，好記性，有這事，有這事。”
原來，梁漱溟有一位本家兄長名叫梁煥奎，家在湖南湘潭，是當地著名的開明紳士。為了支持維新，培育人才，他曾資助過包括楊懷中在內的一批湖南青年赴日留學，因此被楊懷中尊稱為恩師。1917年，為躲避戰亂，梁煥奎來到北京，借住在梁漱溟家中。不久楊懷中亦進京，在北大哲學係任教。由於楊懷中經常去探望梁煥奎，遂與梁漱溟結識。二人一見如故，誌同道合，情誼日篤，成為忘年之交。此後，梁漱溟每遇到難解之題，不論是白天還是晚間，就去向楊懷中討教，因而成了楊家的常客。楊懷中，就是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時的恩師、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先生。
恰好毛澤東是1918年年初到北京，經楊懷中介紹，在北大圖書館謀得一職。毛澤東白天供職兼修習，晚上就住在楊家。梁漱溟每每晚間去楊宅，總見一位高個子青年前來開門揖客，彼此也點頭寒暄，但他始終沒有打問過對方是誰，更沒有想到他就是後來成為開國領袖的毛澤東！然而毛澤東早從楊懷中那裏得知這位來客的尊姓大名，並且認真拜讀了他的成名作《究元決疑論》，留下非常深刻而良好的印象。
1938年1月，在延安，屋外嚴寒逼人，屋內溫暖如春，毛澤東與梁漱溟徹夜暢談……
第一次晤談時，他們談起了30年前的一些往事，也談起了抗戰以來發生的許多事情。當談到對時局的看法時，梁漱溟就把近年來自己的所見所聞、心中的迷惘以及此次造訪的來意，向毛澤東做了如實的傾訴。他不無憂慮地問道：“中國的前途如何？中華民族會亡嗎？”
毛澤東一邊吸煙，一邊耐心地聽完了梁漱溟的陳述，然後麵帶微笑，緩緩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見所聞若幹情況，大體都是事實。但我的看法，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中華民族不會亡的，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隻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性是沒有的。”接著毛澤東扳著指頭詳細分析了戰爭爆發以來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決定中國前途者不外三方麵：一為中國自身；一為敵人方麵；一為國際環境。而求中國之勝利，一在中國自身；二在敵人的內潰；三在國際的協助。國際情形，分析起來，已經日益好轉。敵人一麵，隨戰事的擴大與延久，而日益暴露其弱點，增其困難。所剩的為中國自身團結問題，兩年來已逐步趨向團結。既如此，又何須悲觀？抗戰的最終結果，中國必勝，日本必敗，也是必然的。”
毛澤東這一番條分縷析、入情入理的話，使梁漱溟頓開茅塞，心悅誠服，他無限感慨地說：“毛先生，可以這樣說，幾年來對於抗戰必勝，以至如何抗日，怎麽發展，還沒有人對我說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話！您今天的談話，真使我豁然開朗，心中的愁悶一掃而光！”
第一次晤談，從下午6點一直持續到次日淩晨，因時間太晚，他們約定明晚繼續交談。臨別，梁漱溟拿出自己寫的《鄉村建設理論》，請毛澤東指教。
第二次談話，也是從下午6點開始，一直談到次日天明，整整一個通宵，兩人談興甚濃，欲罷不能。這次談話的內容是一旦抗戰勝利，如何建設一個新中國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梁漱溟和毛澤東分歧較大。
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就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鄉村建設理論》，說：“大作拜讀了，但看得不細，主要之點都看了。我還從大作中摘出一些結論性的話。概括地說，你的著作對中國社會曆史的分析有獨到的見解，不少認識是對的。但你的主張總的說是走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認為，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革命怎樣才能徹底，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是對中國社會進行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分析、估計，從這一基本分析、估計而得出的力量對比出發，而確定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毛澤東十分詳盡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特點，特別是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激化問題，並十分突出地強調其作用。
梁漱溟當即爭辯說：“中國的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在曆史上，外國的中古社會，貴族與農民階級對立鮮明，貴族兼地主，農民即農奴，貧富對立，貴賤懸殊。但中國的中古社會不是這樣，貧富貴賤，上下流轉相通，有句老話叫：‘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中國的社會貧富貴賤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因此，階級分化和對立也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這種情況在中國曆史上延續了一兩千年，至今如此。根據這種分析，我提出了‘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八個字。所謂‘倫理本位’是針對西方人‘個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講自由、平等、權利，動不動就是有我的自由權，個人的權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對抗。但中國不是這樣，注重的是義務，而不是權利。父慈子孝，還有兄友弟慕，夫妻相敬，親朋相善，等等，都是‘倫理本位’的內容，是指導中國家庭和社會的重要原則，即注重義務，每個人都要認識自己的義務是什麽，本著自己的義務去盡自己的責任，孝家庭，也孝社會。所謂‘職業分途’，也就是社會分工，你幹哪一行，從事哪件工作，就有責任把它做好。人人盡責，做好本行，則社會就穩定、發展……”
毛澤東十分耐心地聽完梁漱溟的長篇大論，然後心平氣和地說：“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的倫理道德，梁先生強調這些也並沒有錯。但中國社會卻同樣有著與西方社會共同的一麵，即階級的對立、矛盾和鬥爭，這是決定社會前進最本質的東西。我以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國社會特殊性的一麵，而忽略了決定著現代社會性質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麵。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對此不以為然，他十分斷然地說：“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認為正是您的理論太看重了現代社會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麵，而忽略了中國社會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麵。我們的分歧，正在這裏。”……
兩人都不斷地、反複地申述自己的觀點，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誰也沒有說服誰。
在48年後的1986年秋天，毛澤東已經逝世10年，93歲高齡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顧這次爭論時，還心緒激動地說：“現在回想起那場爭論，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他披著一件皮袍子，有時踱步，有時坐下，有時在**一躺，十分輕鬆自如，從容不迫。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他送我出門時，天已大亮。我還記得他最後說：‘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可不必先作結論，姑且存留聽下回分解吧。’”
其實，1951年梁漱溟寫了《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等文章，對10餘年前延安窯洞裏的爭論做了結論。梁漱溟在文中毫無保留地說：“若幹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在我眼前。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鬥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我曾經估計它一定要陷於亂鬥混戰而沒有結果的，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梁漱溟的檢討和反省，雖然沒有說清楚自己思想轉變的來龍去脈，卻在事實麵前，承認了對於中國的前途問題，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而自己是錯的。
中南海毛澤東家的座上客
新中國成立後，成為開國領袖的毛澤東，沒有忘記他的黨外老朋友梁漱溟。
1950年1月，重慶解放才兩個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就電邀身在重慶的梁漱溟來北京，共商國是。當梁漱溟到達北京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恰好出訪莫斯科。3月10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返抵北京，在火車站歡迎的人群中，毛澤東一眼就認出了梁漱溟，他快步走上前去，微笑著緊緊握著梁的手說：“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們又見麵了。您身體可好？家眷都來了嗎？改日到我家做客，長談，再幹一個通宵也成！”
毛澤東老友般的親切話語，使梁漱溟握著毛澤東的手，激動得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第二天晚上中央政府舉辦的宴會上，二人約定次日到中南海頤年堂敘談。
3月12日下午5時許，梁漱溟作為座上客，第一次走進了中南海。毛澤東早在頤年堂院門等候，並由中央政府秘書長林伯渠陪同，三人一同來到會客室。一番簡單的寒暄過後，毛澤東就開門見山地征詢梁漱溟對國事的意見。一向爽心直口的梁漱溟隨口答道：“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歡騰。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難，這也可算是中國的古訓吧。尤其是本世紀以來的中國，要長治久安，不容易啊。”毛澤東擺擺手，笑笑說：“治天下固然難，得天下也不容易啊！眾人拾柴火焰高。共產黨靠大家，大家為國家齊心協力，治天下也就不難了。梁先生這次到了北京，可以參加我們政府的工作了吧？”
毛澤東這最後一句話，是梁漱溟事先沒有料想到的，他遲疑了片刻回答說：“主席，像我這樣的人，如果先擺在政府外邊，不是更好嗎？”
梁漱溟之所以這樣回答，當時有他不便說出的顧慮。他考慮到自抗戰結束以來，他一直以“第三方麵”的資格，參與國共兩黨的軍事“調停”，為國內和平奔走。現在新中國雖然成立了，但全國大局能不能從此穩定統一下去尚有疑慮。如果今後大局一旦發生變化，仍需要他這樣的人出來為國奔走效勞。若一旦參加了新政府，自然便失去了為各方麵說話的身份。
梁漱溟的答複，顯然令毛澤東麵露不悅，但他隨即說：“那樣也好！在新中國，民主黨派有許多工作可做。共產黨是離不開民主黨派的，不參加政府，也有許多工作需要梁先生去做。您可以當全國政協委員，在政協裏麵，就可以為我黨建言獻策，可以搞調查研究，可以研究一些國家重大問題。”
聽了毛澤東的這番話，梁漱溟便說：“到京兩個月來，我感覺到近百年來患難中的中華民族可能由中國共產黨而開出生機來，但這不過是種感覺，尚未成為一種確切的認識，所以想到國內各地走一走，仔細觀察思考一番。”
毛澤東當即同意了梁漱溟的這一請求，並建議他先到山東、河南和東北老解放區看看。
從1950年4月開始，曆時5個月，梁漱溟先後參觀考察了河南、山東、平原三省農村及東北地區的城市、農村，所到之處，都受到很高的禮遇和盛情的接待，使他備受感動。9月23日，毛澤東約梁漱溟談話，梁詳細匯報了這次考察沿途的所見所聞。聯想到梁對中國農村的固有看法，毛澤東發覺這次考察歸來梁的思想有所轉變，於是建議他再到南方新解放區走走看看。
1951年5月，梁漱溟主動報名參加中央土改工作團，奔赴四川農村。9月3日晚，也就是梁漱溟返京後的第四天，毛澤東即用車把他接進中南海，聽取他的意見。
從這之後，毛澤東與梁漱溟的交往日見頻繁，幾乎每隔一兩個月就有一次晤談，談論的話題涉及方方麵麵，談話的氣氛從來都是坦誠而從容的。
然而，1953年在一次會議上，這對老朋友因意見分歧而發生公開衝突，竟使他們的友好關係一去不複返。
毛、梁“九天九地”的爭執
1953年9月8日，全國政協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請周恩來總理作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梁漱溟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列席了會議。
9月9日上午在小組討論會上，梁漱溟發言，談了自己學習總理報告後的幾點體會。後來周恩來找到梁漱溟，希望他能在大會上把他的意見講一講。梁漱溟當即答應下來，並連夜做了認真的準備。
9月11日下午，梁漱溟在大會上談了他對貫徹執行總路線的三點意見，大意是：一、實現國家工業化，不能隻注重發展重工業，還要注意相應地發展輕工業、交通運輸業等，對此也應列入國家計劃。二、完成國家建設計劃，靠的是廣大群眾，因此要重視做好群眾工作。工業建設可依靠工會組織，發展農業應依靠農會。但農會土改後已作用漸微，隻好靠鄉村的黨政幹部了。而目前鄉村幹部的作風存在問題很多，須多下教育工夫。三、關於農民問題。進城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近年來，城裏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搞建設如果忽略或遺漏了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希望引起政府重視。
那天的會議，毛澤東沒參加，但梁漱溟在會上的發言，卻很快被匯報到他那裏，引起了他的不滿。
第二天，即9月12日，參加政協常委會擴大會議的人員，列席中央政府的第27次會議。會上，毛澤東即席發言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了美國人。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毛澤東可能考慮到老朋友的麵子，沒有點出梁漱溟的名字。但梁漱溟心裏明白，批評就是衝著他來的。他覺得這裏麵肯定有誤會，憑著多年老朋友的關係，他要當麵找毛澤東把事情說清楚。於是他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一是指出毛澤東的批評不當，請予以收回；二是他願當麵向毛澤東複述他發言的內容，以消除誤會。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在會場上將信直接交給毛澤東，毛澤東答應晚上找他談話。這天晚上懷仁堂舉辦京劇晚會，二人見麵時，離晚會開始隻剩下20多分鍾。急於要澄清問題的梁漱溟見時間不多，便不及細談直接要求毛澤東解除對他的誤會，而毛澤東則堅稱梁漱溟是反對總路線之人，隻是不言明或不承認而已。二人言語間頻頻衝突，最後不歡而散。
梁漱溟不肯就此罷休，9月16日再次登上大會講台為自己申辯，遭到了周恩來和毛澤東的批評。
9月17日，周恩來在大會上做了長篇發言，在周恩來講話過程中，毛澤東不時插話，言辭激烈。
對於中共領導人的批評，梁漱溟心裏十分生氣和不服氣，在9月18日大會上發言時，梁漱溟視一切於不顧，當場要求發言作答。遺憾的是，會場上一些人不讓他再講下去，他隻好求助於毛澤東。梁說，現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給我充分的說話時間，同時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毛澤東說，您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梁緊接著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毛澤東又說，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您的政協委員可以當下去。這時，已是針尖對麥芒了。梁說，這一點倒無關緊要，我現在的意思是想考驗一下領導黨，看看黨倡導的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澤東反駁說，對你是實行自我批評嗎？不是，是批評。梁還是堅持說，我是說主席有無自我批評的雅量……後來，由於會場氣氛緊張，不少與會者大喊，“梁漱溟滾下台”。到了這個時候，毛澤東口氣略緩，說，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講下去了，給你10分鍾，好不好？梁即答，10分鍾怎麽夠？希望主席給我一個公平的待遇。會場再次嘩然。最後有人提出交付表決。表決時，毛澤東等少數人舉手讚同梁漱溟講話，而大多數人則反對，梁還想再說一句話，會場上立刻有人大呼：“服從決定，梁漱溟滾下來！”梁漱溟被轟下了台。
分歧發生後，梁漱溟曾主動提出要閉門思過。他給主持全國政協工作的陳叔通副主席和李維漢秘書長寫信，要求請長假，“容我閉門思過”。請示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並不讚成梁漱溟閉門思過，因此，他沒有直接答複。李維漢派人告訴梁漱溟：“今後可以這樣辦：需要出席的會議和活動，通知照發，但參不參加自便。”
晚年毛澤東批示：可惜沒有梁漱溟
從1953年9月後，梁漱溟仍然是全國政協委員，他的工資照發，對他也沒有進行任何正式處分。
梁漱溟能主動閉門思過，與何香凝的幫助分不開。梁漱溟幾十年後在回顧這段曆史公案時曾說：“何香凝先生的發言在當時和事後，有三點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在那種場合，她是唯一在發言中明確肯定了我過去是反蔣抗日的。也就是說，我並不是一生中對國家、民族沒有做過一件好事的人。何先生說的是事實。那時候，因日寇進攻廣西，桂林失守，我們退到賀縣百步，我在那裏主持民主同盟的發展工作，有許多反蔣抗日的朋友在那裏，何先生是大家所敬重的一位。我同她時常見麵，對時局的看法亦很相近。第二，她的語氣緩和，發言中左一個梁先生，右一個梁先生。這在當時，發言者除毛主席等少數人還時而對我這樣稱呼外，大多數人都對我直呼其名。第三，她提醒我要閉門改過，補救前途。這是使我醒悟自己不該與毛澤東頂撞的最早的規勸之言。”
“**”中，由於周恩來的關照，梁漱溟沒有成為“反動學術權威”之類的人物被打倒，這可以說是梁漱溟先生之大幸了。但因為他畢生鑄就的剛正不阿，敢說敢為，善惡分明的個性，還是有話不吐不快。
1974年，江青策劃了“批林批孔”運動。梁漱溟公開說自己不想批孔，但是可以批林，而且批林不應該批孔，兩者根本沒有關係。作為當代唯一堅守的儒家，他疾呼孔子有功有過，不可全盤否定。他講了中國的哲學精神，儒家的精華，明明白白地說，孔子的學說有糟粕更有精華，我們應該給以繼承和發展。孔子的“中庸之道”、“克己複禮”屬於學術研究的範疇，不能與政治問題同日而語。連毛主席都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給以科學的總結。
梁漱溟的這篇針鋒相對的發言，震動四座，使得批判的那些人將矛頭從孔子和林彪身上轉向了梁漱溟，持續了七八個月之久，等到最後一次批判他的時候，主持人問他的感想，他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並解釋說，這是受壓力的人說的話，不是在得勢的人說的話。“匹夫”就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招隻是堅信他自己的“誌”，什麽都可以奪掉他，但就是這個“誌”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梁漱溟的這段解釋，使在座的人更加啞然、木然。幾天後，上邊傳下話來說，梁某人是不可改悔的反動分子，跟他糾纏會上他的當，“轉移了大方向”。從此，就沒有人再與梁漱溟對陣了。
毛澤東和梁漱溟始終沒有忘記對方。
1972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國——理性之國》手抄書稿送到中南海，作為祝賀毛澤東生日的壽禮。
1975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來總理最後一次出席國慶26周年招待會。當時，毛澤東、周恩來起用鄧小平主持黨和國家的第一線工作。為了落實黨的政策，一批在“文革”中受衝擊的老幹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專家被邀請出席了這次國慶招待會。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也有許多位知名學者應邀出席了。國慶招待會之後，當時的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小組給毛主席、周總理寫了一份簡報，反映出席國慶招待會的知名學者的雀躍之情。
毛澤東閱後很高興，在這份簡報上批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名單上的人參加招待會甚好，可惜沒有周揚、梁漱溟。”
毛澤東的這個批示，證實了即便1953年之後毛與梁中斷了見麵長談，但毛澤東並沒有忘記梁漱溟這位特殊的老朋友。
1983年，90高齡的梁漱溟到韶山參觀。一見毛澤東故居地地道道的農舍房屋，想起毛澤東世代為農的家庭背景，這位老人的心情猶如打翻了五味瓶。一種發自肺腑的內疚第一次衝擊著梁漱溟的心。他突然感悟到是自己首先沒有一種讓別人批評的“雅量”；沒有站在國家“一窮二白”的高度，全盤布局的“雅量”，而在大庭廣眾之下，再三用話語“逼迫”毛澤東“自我批評”，也太目中無人、意氣用事了……
梁漱溟主動對陪同人員談起當年和毛澤東爭論的事，動情地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說話不講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與事實不大符合，我的言語也是與事實有很大的不符合之處的，這些在爭吵時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麽的。”
說到這裏時，老人傷心不已，眼圈兒也紅了，他掏出手絹擦了擦眼角的淚水，又說：“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毛主席作為領袖人物的麵子，當眾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幹過頭的話。如果說他當時是意氣用事、言語失控，那麽也是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對我的嚴厲批評在後。這件事要是發生在蔣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務早就叫梁漱溟拿人頭來了。那件事後，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梁漱溟最後感歎道：“毛主席的思想確實是博大精深，是可學不可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