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長期影響

人口結構與利益分化的巨大變化還會挑戰越來越多、越來越深的政治鴻溝。美國社會越來越臨近白人成為少數族裔的曆史關口，而且在這一曆史性的大轉折時期，美國告別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曆史階段，大量的低收入移民也逐漸影響了美國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迫使美國在醫療保健、稅收、種族、教育、產業、國際關係等方麵做出重大的政策調整，這種多重問題交錯的局麵對美國的政治經濟體製產生前所未有的衝擊。從中長期影響來看，首要的政治風險就是極端政治思潮的泛濫。這種極端政治思潮很大程度上來自種族方麵。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的政治過程從依靠利益動員轉向身份動員，這已經開始逐步解構美國民主的同質性基礎，大大降低了美國民主機製的有效性。白人中產階級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地位上都有日落西山的感覺，這造成了美國民主基礎的動**，這個離散的階層成為各大搖擺州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在整個國家的身份政治氣氛和對少數族裔的政策偏向引導下，美國社會長期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根基受到嚴重侵蝕，加上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相對下降，使得底層白人甚至感受到被逆向歧視的威脅。在這個問題上，奧巴馬和特朗普都沒能顯示出解決問題的能力，反而讓問題更加惡化。到了拜登上任之後，他竟然在第一時間就宣布美國存在著係統性的種族主義。這根本就是抱薪救火的心態，隻會讓這個議題在美國民主政治體製中變得更為複雜和無解。雖然在這個問題上民主黨要比共和黨的優勢大得多，但是一方麵美國的超大型跨國公司在全球攫取超額利潤；另一方麵本國中下階層得到的實際利益並不明顯，甚至其自身的就業遭遇了越來越嚴峻的擠壓，這對於民主黨來說最終還是逃不過高尚的理念與實際生活水平下降和工作機會減少的矛盾。這是底層白人選民為何經常遊離在兩黨之間成為搖擺選票的原因之一。

身份政治作為極端政治思潮的集大成者，其首要的破壞力就是使得民主體製變成否決政治模式。美國社會一再標榜的享有言論自由，在社交媒體平台人們會發現政治人物的言論因為黨派而變得涇渭分明、針鋒相對，同一黨派內的政客的觀點則是眾口一詞、千篇一律。政治共同體的議政功能大為削弱是美國民主體製質量下降的集中表現。(12)在這種極化的社會環境中，另類政治成為順理成章的產物，而種族和經濟地位恰恰是另類政治的溫床。於是，左右兩個陣營在民粹主義的作用下，對於國家治理和公共政策不再做出理性的反饋，不再通過妥協嚐試取得共識。長此以往，受文化多元主義深刻影響的美國社會對國家的民主和發展體製認同會逐漸動搖。在2020年大選年的整個社會動**中，民主黨提出的解散警隊（Defund the Police）、擴編聯邦高等法院（Pack the Court）、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廢除冗長辯論（End the Filibuster）等口號，以及共和黨提出的類似美國永不走社會主義道路（Never Socialism）等路線性口號，已經顯露出這樣非此即彼的政治鬥爭跡象。受人口結構變遷的大環境影響，美國未來的國內政治鬥爭大概率由民主黨各派係的爭鬥來引導，加上民主黨基本掌控了美國甚至全球的輿論媒體平台，共和黨在身份政治等極化政治議題方麵隻能被動應對。

2021年美國完成了新一輪10年人口普查，根據新的人口數據調整了選區的選舉人團票數和眾議員比例。從直觀的數據結果上看，似乎南部的得克薩斯州和佛羅裏達州是增加眾議院席次的大贏家，加利福尼亞州曆史上首次因為人口減少而減少了一個席位。(13)因此很多評論認為這樣的人口變動對共和黨有利，但其實眾議院的選舉不僅與席位有關，更與選區如何劃分有直接關係，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動態過程，很難捕捉到具體選區內選民的心態。另一個更加值得關注的事情，就是在加利福尼亞州減少了一個席位的同時得克薩斯州增加了兩個席位。贏者通吃的美國大選製度使得民主黨將南部戰略的重點放在加利福尼亞州和得克薩斯州人口的互動上麵，一旦從加利福尼亞州過去的人口能夠改變得克薩斯州的政治版圖，那對於共和黨來講就是滅頂之災。

美國的經濟雖然強大，在國際政治經濟體係中的地位尚算穩固，但是美國國內治理卻遭遇了貧富差距、極化政治、否決政治、效率低下等終極性難題。曾經在全球化經濟時代讓美國變得更加強大的中部地區，甚至東北部地區的發展模式逐漸使當地選民不滿，更多的州在最近的幾次大選中成為搖擺州，顯露出美國社會意識形態分裂的態勢，因此美國輿論普遍認為以得克薩斯州和亞利桑那州等為代表的南部地區也許可以重組美國社會的經濟和生活模式。(14)202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就能直觀地說明這個趨勢。南部地廣人稀，自然資源豐富，日照充足，勞動力價格低廉且數量充沛，緊靠全球科技和信息產業中心矽穀，因此近年東亞的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的新興技術產業逐漸遷入美國的落腳點也大都在得克薩斯和亞利桑那兩個州，由此引發了大量的美國新興中產階級對南部趨之若鶩。這是美國民眾對國家治理與發展模式的一種新的選擇。

但是美國兩黨政治人物最為關注的問題是得克薩斯州會否變藍，以及何時變藍。得克薩斯州的顏色關乎著美國政治的全局。尤其是2020年的大選，在加利福尼亞和得克薩斯這兩個州的投票結果令民主黨欣喜，看到了該黨在南部鼓舞人心的戰略成果，同時也令共和黨焦慮，感覺到一旦得克薩斯州失守，保守派在其他地區的努力將化為烏有。加利福尼亞州雖然人口減少，但是對民主黨的忠誠度絲毫沒有減退，而在得克薩斯州，拜登與特朗普幾乎打成了平手，尤其令共和黨備受打擊的是得克薩斯州幾乎是最忠誠於保守主義的紅州，在民主黨的強烈攻勢下，竟然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朝著藍州的方向演進，這種局麵顯示美國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

民主黨在得克薩斯州的眾議員和參議員選舉中和共和黨的差距越來越小，在總統選舉中已經到了勢均力敵的地步。更具有長遠意義的是，大量從東北部和加利福尼亞州搬遷過來的新興人口已經占據了占得克薩斯州經濟總量八成左右的三角地帶（Texas Triangle），即達拉斯、休斯頓和奧斯丁三地。這種以城市為基礎帶動周邊郊區發展的模式非常有利於民主黨，不僅從人口結構方麵，而且從社會經濟結構和生活方式、文化意識等方麵徹底改變得克薩斯州。最為直接的就是政策議題的轉向，得克薩斯州將被迫重點討論諸如稅收、福利、教育、醫療、性別以及城市發展等問題。越來越多湧入得克薩斯州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的觀念與民主黨更為親近，影響本地的年輕人本身也已經更為偏向民主黨了。

新興產業帶來的人口會改變得克薩斯州原有的自然資源依賴模式，正如馬斯克的SpaceX和Tesla那樣的在全球領先並會創造無限利潤的大公司，會和政府一起積極引導使用清潔能源的政策導向。在此基礎上，以城市為主要生產和生活環境的地區會積極發展互聯網、科技、金融投資和新能源等行業，大大提高就業門檻和減少就業人員數量。殘酷的生存競爭背後一定會是從高等教育到初等教育的蓬勃發展，這會推高普通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麵的開支和房地產價格，從而進一步拉大不同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15)相似的情況在另外一個南方重要的地方佐治亞州也發生了，這個州從傳統的紅州已經轉變為偏向民主黨的搖擺州。圍繞著首府亞特蘭大城區周邊的人口急劇膨脹，有470萬人口居住在這個核心區域，這個數量已經接近該州人口總數的一半。近些年，民主黨在參議員和總統選舉中隻要將亞特蘭大這個大城市區域拿下，整個佐治亞州民主黨的優勢就很明顯，而城市地區一向是民主黨的陣地。在這種情況下，隨著拉丁裔人口在逐漸城市化的得克薩斯州的比例越來越高，得克薩斯州的輕稅收、小政府模式必定會受到嚴重挑戰，城市政府更需要增加稅收維持教育、研發、醫療、住房等公共開支，這樣的發展趨勢必然會導致得克薩斯州走上加利福尼亞州的模式。

麵對這樣的未來發展趨勢，得克薩斯州的保守主義勢力必然是持抵製心態的。於是，近些年得克薩斯州的輿論已經出現了“不要讓得克薩斯州加利福尼亞州化”（Don’t California my Texas）的醒目口號。(16)對於得克薩斯州來說，曾經的迫切需求是修築一道能夠阻擋南部非法移民進入的牆，如今人們感覺到另一道同樣緊迫的牆應該修建在北部，用來阻擋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移民。得克薩斯州州長格雷格·艾伯特（Greg Abbott）已經在社交網站上公開表達對加利福尼亞州居民移居得克薩斯州的反感，他直言加利福尼亞州移民將會帶給得克薩斯州的除了人口還有高稅收體製、繁重的監管體係和社會主義模式的政策議程。(17)然而曆史的經驗表明，拉丁裔人口對大政府有很大的偏好，加利福尼亞州在從共和黨的路線轉變為深度藍州的進程中，拉丁裔功不可沒。如今的得克薩斯州麵臨著同樣的未來。由於生活成本、房價和教育政策等方麵的原因，加利福尼亞州的人口流失已經比較明顯，出走加利福尼亞州的人口當中有1/4進入了得克薩斯州。在得克薩斯州最昂貴的奧斯丁鬧市區的一棟售價隻要30萬美元的住宅樓，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洛杉磯的售價起碼是2倍以上，在舊金山的售價更是高達5倍以上。房價等各種生活成本被推高，受過更好教育的人群成為更有生存能力的新得克薩斯州人，這對民主黨是相當有利的人口結構轉變。(18)

按照目前的人口結構變化趨勢來看，得克薩斯州會越來越受到來自加利福尼亞州和南部邊境的合法和非法移民的影響。但是加利福尼亞州和得克薩斯州曾經是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天堂，各自擁有左右陣營中最大的選舉人票，一直以來這兩個州都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勢均力敵的壓艙石，如果未來真的出現得克薩斯州變藍的結果，哪怕隻是不久的未來某一屆大選出現得克薩斯州被民主黨贏下的結果，對於共和黨來說都是無法承受之重。目前無法斷定得克薩斯州會否變藍或者更為明確地判斷何時變藍，但是從人口和選舉數據來看，得克薩斯州變成搖擺州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這對於共和黨來說，已經是相當沉重的打擊了。但是從中長期來看，得克薩斯州的人口結構對於意識形態的影響也是非常複雜的，來自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拉丁裔雖然相對偏好大政府和社會主義體製，但是他們有著非常深厚的基督教文化傳統和保守主義價值觀，在對待宗教、性別、婚姻以及家庭觀念等方麵與共和黨比較能夠保持一致，與激進的民主黨陣營容易產生矛盾。如果在貧富差距這個問題上得克薩斯州未能處理好，那麽大量處於中產階層以下的白人群體和處於底層的拉丁裔群體會因為同樣的價值觀因素而更加接受共和黨。因此對於得克薩斯州選民來講，影響非常大的一個因素還是新的國家治理模式的效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