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身
同一個身體住進好幾個靈魂，
成了一間擁擠的房間。
一共有三張照片。
中間的照片，是一個戴眼鏡的華裔男子，20多歲，名字很普通。
左邊的照片，是一個外國男人，看著有點眼熟，名字非常拗口，叫作洛根·瓦達斯斜維尼希（Logan Vadascovinich）。
右邊的照片，則是一位著名的美國演員，名字寫著“亞瑟王”。
男人罩著白袍，身形修長，留著英式油頭，穿著合身的細格紋襯衫，腳踏焦糖色牛津鞋，甚至還係了圓點領結，這讓那件普通的白袍看起來多了一點價值。
他不發一語，從容地從牛皮紙袋裏抽出三張紙，依序擺在我麵前，每張紙各印上一張照片，應該都是從社交網站截取下來的圖檔。背麵則是個人資料，現場沒有多餘的聲響，隻留下紙張刮過桌麵的聲音，粉塵在光影之間流竄。
我趨身向前，一邊端詳照片，一邊小心翼翼地避開自己的影子。
“抱歉，麻煩你幫我看看，這三個人是不是同一人？”
一時之間，會談室成了指認凶手的審訊室。
“這……”我很確定他走錯房間了。
“喔，不好意思，我到底在幹什麽。”男人輕聲致歉，聲音非常悅耳，如果脫掉白袍，到博物館擔任解說員也是個不錯的選項。“大家都是同事，先自我介紹，我是二樓的醫檢師，就叫我小駱吧。”
小駱指著自己的員工證，然而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那張員工證。近兩年的員工體檢，幾乎都是他幫我抽血，他的動作利落優雅，配上那條體麵的領結，讓例行的抽血檢驗成了一項高檔的自費服務。卸下領結，我也常在醫院附近的運動公園看到他。在跑道上，我們輪流越過對方的背影，一起蹲坐在石階上喘息，流著汗，彼此頷首。那是陌生人才有的默契，但誰都沒有先開口，那是個不需要語言的場所。
“這個眼鏡男，”小駱指著中間那張照片，那位戴眼鏡的華裔男子，“搞大我妹的肚子之後，就失蹤到現在。”
小駱的妹妹也是醫檢師，出生時超過四千克，成年身高一米七七，稱不上漂亮，但輪廓深邃，也就是俗稱的耐看型。小駱的祖母是蒙古人，從未踏上過台灣的土地，卻把高挑的骨架留給後裔，一家四口，除了媽媽之外全都是當籃球運動員的料，但最後走進球場的，隻有妹妹。
女孩從小就是學霸，然而所有的籃球教練都希望她當球霸，於是從小學到大學，她一直是校隊的不動五號位──中鋒，負責卡位搶籃板或被架拐子(受對方肘部擊打)，名副其實的球場藍領。她年年參加比賽，功勳彪炳，每個球探都認定她是被醫檢係耽誤的籃球運動員。但比賽的歡呼聲，隻會陪她穿過球員通道，無法把她送進麵試現場，也無法讓她拿到醫師執照。打過美好的一仗，在哥哥的建議下，她選擇回歸醫療體係，在醫學中心擔任醫檢師。
妹妹並不討厭打籃球，但她討厭這個骨架帶來的詛咒，這讓她的擇偶條件隻剩籃球運動員，而這群壯漢的腦袋通常隻裝戰術，沒裝什麽生活技術。
排除這個條件，其餘人選就像年曆底頁的食物相克中毒圖，不管怎麽搭配，都是死路一條。因為每當她為了聯誼而換上期待已久的禮服時，看起來隻會像個巨嬰，即便聊得投機，一旦起身，身高所產生的隔閡就會寫在對方臉上。網絡上關於她的照片都不是什麽美顏自拍，而是比賽照片，每一張都是她齜牙咧嘴、生吞活剝對手的鐵證，拿去征婚簡直是自殺。因此年近三十，情路依舊坎坷，幾度相親也無疾而終。
但隻有小駱知道，妹妹喜歡搖滾樂，甚至把它當成擇偶條件，因此曆來出局的對象裏，大概沒人知道自己被除名的理由是因為隻聽過邦·喬維或肯尼·基。她最喜歡的是Lo-Fi（低保真）音樂，顧名思義，就是一種比較粗糙的搖滾樂，通常是因為成本限製，隻好直接在車庫或閣樓裏就地錄音。這些音樂有種血性，也就是那種“我們才不管什麽主流市場”之類的魅力，聽起來就賺不了錢，反正目的在於交流，因此表演不會受到商業鉗製。而妹妹今天之所以淪落到聽音樂沒朋友，全都是被她哥帶壞的。中間講到Lo-Fi這塊，我和小駱甚至一度岔題，因為我有一張Lo-Fi大團“中性牛奶飯店”（Neutral Milk Hotel）的經典專輯，交易過程曲折離奇，後來怎麽繞回正題的已經記不得了。
半年前，妹妹在公館看了一場表演，期間和鄰座的眼鏡男對上了眼。眼鏡男今年20多歲，名片頭銜是某獨立唱片公司企劃組組長，對樂隊市場了如指掌；兩個星期後，妹妹交了人生第一個男友。
妹妹年屆三十，一腳踏進初老前期，在這樣的時間點，邂逅了一位溫柔體貼又不畏年齡、身高差距的文青小鮮肉，簡直就像在人生上半場結束時，投進了一記壓哨空心球，直接追平比分。於是她幻想著今年的同學會不用再拉警報，而是直接拉禮炮。
遺憾的是，她拉的不是警報，也不是禮炮，而是一記喪鍾。
三個月後，眼鏡男向妹妹借了15萬，理由是準備獨立接案開工作室。妹妹不疑有他，匯款當天還順道告知自己懷孕3周的消息，想當然耳，這個好消息讓眼鏡男變成了一顆越過全壘打牆的棒球，順理成章地跟這個球場說再見。
小駱說到這裏，取下半框眼鏡，沉默了一段時間。
“你陪人墮過胎嗎？”
小駱這樣問，不是為了換取我的答案，而是換取一段沉默，而這段沉默成了講述某件要事的前奏。
“手術結束後，我看著躺在病**的妹妹，她睡得很熟，就像每天早上等著我去叫醒她一樣。或許是病房的味道起了作用，那天下午，我突然很擔心她再也不會睜開眼。我知道依她的個性，她醒來後會原諒一切，不會對誰失望，就當作繳學費，因為她對這件事從來沒抱期待。身為哥哥，除了讓拳頭變硬，我想不出第二個反應，但這是她自己的選擇，無論折損的是金錢還是骨肉，都無從怨懟，一直到發生了這件事──”
我指向那三張照片，小駱點點頭。
“妹妹從手術後到現在，一直嚐試聯絡男友，想知道他的去向，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後來我們才發現，把喜歡搖滾樂當成唯一的擇偶條件，依舊是死路一條。”
小駱先拜訪了名片上的唱片公司，工作人員表示眼鏡男已離職一年，當初他工作不到兩個月便和女同事發生關係，借了10萬元後隨即人間蒸發，女同事則因為情傷而留職停薪半年。
在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小駱找到那位女同事，她說眼鏡男的父母都是果菜攤商，兩人辛苦大半輩子就是為了一圓孩子的文青夢。但隻怪寶貝兒子不爭氣，成天說要策展搞文創，背地卻留下一屁股運彩債，而他的一貫伎倆就是攀上比自己年長的女性，騙個十多萬，即便東窗事發，對方也會礙於情麵隱忍。
至於所謂的人間蒸發，底牌並沒有多高明，大多是躲回老家讓母親收拾殘局。女同事甚至把他母親的電話留給小駱，以一種同仇敵愾的態度。
另一方麵，眼鏡男自從失蹤後，社交網站動態便未再更新，妹妹為此連續私信他一個多月。
就在這個月初，眼鏡男終於響應了，以一種迫於無奈的姿態。但此時聊天室突然加進兩個素未謀麵的家夥，那兩人一開口便不留情麵地噴垃圾話，炮火猛烈，要她認清現實。
小駱從牛皮紙袋裏掏出一疊頗有分量的對話記錄，翻到某一頁交給我，若把那些文字結集成冊，就會是一本用來汙辱女性的辭海。而那位姓氏奇特的外國男子，甚至還把一部分對話紀錄公開在板麵遊街示眾，寫著“終於搞定一個死纏爛打的老女人，心好累”。
這件事，踩到了小駱的底線。
他示意我往前翻閱其他的對話記錄：“我懷疑這兩個人其實是眼鏡男的分身，也就是假賬號，如果事實成立，我要告他公然侮辱。”
“怎麽說？”
“我發現這三個賬號有一長串的‘共同好友’，於是我一個個傳信息問這些好友，問他們是否認識另外兩人。結果不意外，沒有一個人見過他們，沒人知道他們的底細，隻知道他們自稱是眼鏡男的朋友，這些人會把他倆加為好友，也隻是為了增加自己的人氣，沒人在意那是不是假賬號。不過有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什麽事？”
“我翻了眼鏡男這三年來在社交網站上的活動記錄，發現他一旦和其他人起爭執，這兩人都會現身護航。曾經有人詢問他們的身份，眼鏡男隻說這兩人是他的同事。不過我不信，你往下翻。”
小駱指著那一大段畫上紅框的部分。
“首先，這三個人的語氣十分相近，說話時都會穿插幾個英文單詞，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們都拚錯了同一個單詞，而且還不止一次。
“第二，如果仔細看內容，就會發現他們幾乎是接力發言的，之間沒有任何空隙，就像事先打好了一篇文章，然後依序分給三個人一樣，每一段都分得恰到好處。除了開分身，我想不到其他這麽有默契的接話方式。
“第三，這兩人的社交軌跡一片空白，幾乎沒有任何活動或拍照打卡的記錄。”他把那兩張照片翻到背麵，“就連個人資料也不明確，隻有興趣和所在地與眼鏡男一模一樣。於是我請大學同學幫忙追查這三人的IP，他是個資深軟件工程師，不出所料，三個賬號的IP位置一模一樣，於是我決定找那三個人攤牌。”
“你怎麽做？”
“我先把IP位置的追查結果分別傳給其他兩個人看，他們先是很有默契地堅持與眼鏡男不熟，彼此也不熟，隻是被他找進來參與對話，做做樣子。但談到IP這件事情時，信息就已讀不回了。”
“與眼鏡男不熟，兩人彼此不熟。”我喃喃自語，然後標注在對話記錄上。
“最後我把追查結果傳給眼鏡男，問他是不是開分身，如果是，請他公開向我妹道歉，否則我要告他公然侮辱。”
“他怎麽說？”
“我覺得他根本不怕被揭穿這件事。你看手上的記錄，他隻回我：‘開分身又怎樣？反正我有精神分裂，你覺得法官挺誰？’”
“精神分裂？”
“我當時也愣了一下，這跟我之前聽過的症狀不太一樣，所以我做了功課，才發現他指的應該是‘人格分裂’。”
“沒錯，很多人會將這兩種症狀混淆，你比他認真多了。”
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已經是曆史名詞，現已更名為“思覺失調症”。這是一種精神疾病，由於案主的思想跟感官經驗“不一致”，因而產生了與現實斷裂的感受，譬如妄想（擔心有人跟蹤，卻始終找不到這個人），以及幻聽（電視明明關掉了，卻聽見喇叭一直發出人聲辱罵自己）。這裏的“分裂”，指的是因為精神與行為能力的缺損，造成與現實脫節的狀態。
人格分裂則是一般所謂的“多重人格”或“雙重人格”，正式名稱是“解離性身份障礙症”（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簡稱DID）。顧名思義，就是同一個身體住進好幾個靈魂，成了一間擁擠的房間。但由於它的能見度低於精神分裂一詞，因此若有個外行想冒充這種病症，極有可能會被“分裂”這個字根誤導，望文生義，說自己有精神分裂。實際上，一個是精神症患，一個是解離疾患，兩者天差地別。
“就當他口誤好了。那他在和你妹妹交往的這幾個月裏，有發生過短暫失憶的症狀嗎？譬如飯吃到一半，瞬間忘記自己身在何處，或打死不承認電影票是自己買的之類的？還是有那種突然回神之後無法接話的狀態？多細微的情況都可以。”
“妹妹沒跟我提過，不過沒關係，我馬上問她。”小駱掏出手機。
“等等，再順道幫我問一下，他有沒有話說到一半就突然轉換語氣，就像變成了另一個人，或是穿衣風格、飲食或音樂品味反複無常的情形，尤其是喜歡的音樂類型突然翻轉的狀況。”
“好，沒問題。”小駱一邊撥電話，一邊離開會談室。我趁此從書櫃抽了一本書，那是一本很有名的書。
約莫十分鍾後，小駱回座。
“我連那位女同事都問了，她和我妹都說眼鏡男沒有那些症狀。我妹說他們幾乎沒吵過架，他的日常喜好很穩定，最喜歡的還是Lo-Fi樂隊，至少這點他很忠誠。”
我點點頭，把手上那些對話記錄重新爬梳一遍，輪廓已然成形。
“所以，他到底算不算人格分裂？”
“目前還不能確定，但我能確定的是，他應該早有預謀。”
“什麽意思？”
我拿起左邊那張照片，外國男人那張。我終於想起來他是誰，正是以Lo-Fi聞名的“人行道樂隊”（Pavement）主唱斯蒂芬·馬克繆斯（Stephen Malkmus），但名字卻換成了讓人摸不著頭緒的“Logan Vadascovinich”。於是我把手邊的書遞給小駱，大家應該都猜得到，那本書就是《24個比利》（The Minds of Billy Milligan）。
“主角比利有兩個很重要的人格，一個是裏根，一個叫阿瑟。對其他人格來說，比利的身體是一個大家庭，裏根則是個負責保護家庭的猛漢，而他的全名是裏根·瓦達斯科維尼希（ Ragen Vadascovinich），姓氏來自南斯拉夫。我想他使用的這個賬戶名稱，八成是參考了這本書，隻是把名字修改為羅根，至於照片，應該是眼鏡男本身的偶像。”
接著我指向右邊的照片：“你看另一個人叫什麽名字？”
“亞瑟王。”
“在書裏，亞瑟是英國人，是個像管家一樣的存在，負責決定每個人格的話語權。照片顯示的是美國演員愛德華·諾頓。他在電影《一級恐懼》（Primal Fear）與《搏擊俱樂部》（Fight Club）裏飾演多重人格患者，口音轉換流暢。這張照片，正是他在《一級恐懼》裏的劇照。也就是說，這兩個賬號早有伏筆。”
“天哪，根本就有備而來，所以我們隻能等著挨打嗎？”
“那倒未必，正是因為這樣，反而讓他露餡了。”
“怎麽說？”
“因為他的表現，跟多重人格患者的真實病態並不一致，而且幾乎朝反方向走。”
第一，多重人格是一個會讓患者感到十分恐懼的疾病，因為他的身體就像一台數據共享器，大家輪番進駐，即插即用，以最簡單的概念來說，就是“附身”（Possession）。案主遭到附身後，意識會被完全壓倒，因此他本人不一定擁有主控權。他不知道自己的身體何時會被接手，會被占用多久，一旦輪到其他人格使用，本人便會喪失記憶，就像切換電視頻道一樣，被遙控器轉台後，不知何時才會切回原頻道，就算切換回來，跟原來的劇情也銜接不上。於是他的人生就像不斷被剪輯過的影片，每次一睜開眼，就被傳送到各種陌生的場景，麵對這種情況，患者本人肯定開心不起來，甚至害怕被人發現這件事。
在我工作的這幾年中，隻接過一例雙重人格案例，案主第一次推開會談室大門時滿臉驚恐，就像走路走到一半被誰綁過來一樣。他沒聽過我的名字，也沒來過我們醫院，他原本在新竹某醫院治療得好好的，硬是被表哥叫過來這裏，而且還說不出表哥的身份。由於整個情況太荒謬，我隻得致電給他在新竹的心理師，才得知“表哥”正是他的次人格。
但眼鏡男卻毫不避諱，甚至大剌剌地跟小駱自白，就情緒表現而言，他似乎很沉醉在人格分裂患者的形象裏，對於一個隨時會被附身的人來說，應該沒人比他淡定了。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把這個疾病當作脫罪的籌碼，因此樂於展示。
第二，“失憶”是解離疾患最核心的症狀，解離（Dissociation）指的正是一個人與自身意識“脫離聯結”的狀態，但他居然一次都沒有發生過，而且一連幾個月都沒出現。若他真的有多重人格，亞瑟王身為管家，應該早在他們交往當天，第一時間跳出來跟妹妹打招呼，順便請她拜碼頭，通常這時候女方就會嚇到吃手，接著提分手。而且根據對話紀錄，這三個人的對話銜接得行雲流水，不像一般患者在進行人格轉換時會有個頓點，才剛失去意識的主人格，居然能迅速融入對話，看這些對話，我腦中浮現的是他拿著一部手機切換賬號的畫麵。
第三，多重人格跟職場一樣，都有主次之分。依照病程發展，主人格一開始不會知道次人格的存在，甚至拒絕承認他們的存在，因為他無法對自己解釋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主人格大多是借由其他人格在生活中留下的線索或痕跡，來得知次人格的身份，次人格之間的意識則是互通的，這是他們的溝通方式。但本案可疑的地方在於，假設眼鏡男是主人格，另外兩個是次人格，兩個次人格卻宣稱與主人格不熟，彼此互不相識，這完全違反發病機製。畢竟次人格的存在，就是為了“保護案主”（多數是阻止案主自殺）。他們各司其職，負責應對各種不同的困境，嚴格來說，這些人格就是案主通關時的各種必殺技，讓案主得以與壓力脫鉤，於是解離成為一種防衛機製。因此若要增加說服力，應該要立馬承認“我們就是來幫他的”，但這兩人卻做出完全相反的響應，倘若眼鏡男詐病，這就表示他看到小駱的IP證據後一時心虛，畢竟沒有多重人格的罹病經驗，不可能在瞬間做出真實的病症反應。
第四，從對話記錄以及小駱搜集的資料看來，這三個賬號的性格毫無區別，光是這一點就不足以被稱為多重人格，叫“複製人格”還比較切題。眼鏡男雖然在照片與賬號上動了腦筋，但要捏出一個完整的人格卻沒有想象中那麽簡單，因為這個人的習性必須從頭到尾保持一致，尤其從爭執中，很容易看出來他們對衝突處理的差異。以真實案例而言，眼鏡男若與人發生爭執，應該要選擇擺爛裝死，南斯拉夫人會直接爆氣，亞瑟王則會參與調停，一個是打手，一個是軍師，但這麽精彩的劇本居然沒有出現在對話裏，那裏隻有一堆等著被告公然侮辱的證據。
更有甚者，這三個人的“智力表現”都應該有所差異，這部分可借由事後鑒定得知。倘若眼鏡男想玩真的，就應該要用心經營這兩個假賬號，讓他們看起來像個性格迥異的活體，一旦被告，至少還有證據拿得出手。但這樣搞除了勞心費力，還有被專業鑒定翻盤的風險，因此選擇偷懶，而偷懶正是詐病案主破功的主因。如果有心詐病，人格分裂絕對是我最不推薦的選項，性價比真的太低。
最後一點，多數患者都有幼時遭“淩虐”的經驗，包括遭毒打或性侵。幼時是人格養成的黃金時期，也是人格最容易被撕開的階段，因此若是創傷過深，他們隻好說服自己“這個人不是我”，一旦能說服成功，轉交給其他人格代為承受，“這件事就傷不了我”。對於受虐的孩子來說，這其實是一件令人哀傷的事。但若真如眼鏡男的女同事所言，這家夥儼然就是個媽寶，因此我找不出必須有其他人格替他分擔痛苦的可能。
小駱專注地抄下我說的每一句話，在我們相處的50分鍾裏，我可以毫不費力地想象他和妹妹之間的感情。
最後我拿出白板，寫出以下的結論：
● 本人通常會極力隱藏身為多重人格患者之事實，本案恰好相反。
● 多重人格患者必定伴隨記憶喪失，本案則無。
● 主人格通常不知道次人格，次人格彼此互通，本案不符。
● 本案主次人格的性格表現幾無區別。
● 主人格通常有遭淩虐的童年經驗，本案疑無此情形。
臨走前，我叫住小駱。
“這些都是透過二手數據做出來的假設，既不客觀，也沒有任何鑒定效力，隻能當作參考，講白一點就是自我安慰，無法證明他真的詐病。若你決心提告，法院應該會再指派其他醫院進行司法鑒定，但如果需要更詳盡的資料，我可以出一份今天的會談紀錄，還有其他的相關文獻，這兩天一並寄給你。”
“謝謝。”小駱微微舉起手中的牛皮紙袋，“這些應該就夠了，我再整理一下，到時候直接找他家人談。”
“嗯，但如果可以，我建議還是先問你妹妹的意見。發生這種憾事，沒人知道她是怎麽過的，關於她的感受與意願，我認為應該要擺在第一位。”
小駱嚴肅地望著我，然後拍拍我的肩：“謝謝提醒！這樣吧，不管結果如何，下個月我值白班，下班後來我辦公室，我請你喝一杯。”
到醫檢室喝一杯？
“別懷疑，身為化學人，調酒對我而言，隻是一道乙醇與輔料的精密配比過程。”
兩周後，晚上7點，我推開掛有“Staff Only”的門，穿過檢驗科的長廊，血清組與鏡檢組都還在作業。
小駱起身向我招手，領我到會議室，而會議桌已擺上兩杯威士忌可樂，連冰塊都鑿好了。
“結果怎麽了？”
小駱聳聳肩。
“妹妹拒絕了。她一翻完那疊數據就開始哭，淚水無限供應，一下殺得我措手不及。你要知道，這個女漢子在拿完孩子那天，還有被那三個賬號圍剿當時都沒哭，就是個死硬派，可是那晚卻抱著我哭得稀裏嘩啦的。那時候，我腦中湧出了很多她小時候被教練罵哭的畫麵，但我卻不太記得該怎麽安慰她。唉！”
小駱示意我喝酒。
“後來我冷靜下來，才發現自己可能真的做錯了。那份數據最大的作用，就是再次確認她被一個男蟲騙財騙色而已。況且就算衝去他家攤牌，把對方告倒了，也不是妹妹想要的畫麵。現在想想，我實在太不冷靜了。”
“幹嗎要冷靜？身為一個哥哥，有這種反應才正常啊。或許她哭，是因為看到了你的心意，感受到你想為她做點什麽的焦急。失去男友，得到家人，關係的輕重，在那一刻傾斜得很清楚，而這種傾斜是一種很甜蜜的角度，的確值得流淚。”
“你超會安慰人。”
“我靠安慰人吃飯。”
然後我們很有默契地舉杯。
“我後來想想，你妹妹其實跟眼鏡男有個相同的地方。你知道古羅馬詩人提布魯斯（Albius Tibullus）嗎？”
小駱搖搖頭。
“我也不熟，但他有句名言：In solitude, be a multitude to yourse（In solis sis tibi turba loci），意思是‘孤獨的時候，一個人要活得像一支隊伍’。
“無論是眼鏡男或是你妹妹，都實踐了這句話，隻是處理靈魂的方式不太一樣。前者把靈魂拆成一支隊伍，分散風險；後者則把靈魂整合得像一支堅強的隊伍，獨自對抗世界。處理靈魂的方式沒有對錯，它讓前者活成了人格分裂，後者活成了死硬派。但我覺得詩人應該比較喜歡死硬派，死硬派搖滾多了。”
“那就一起敬死硬派吧。”小駱露出溫暖的笑容，我們舉杯一飲而盡。
倘若有任何死硬派正在看這篇文章，不要忘記，曾有兩個男人為你舉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