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三薯飯（1925~1927）
沒有理由懷疑毛是因生病才回到他出生的村子，但他回家除了單純的休養外，還有更多的含義。整個1924年至1925年冬天和次年春天的大部分時間毛遠離火熱的政治生活，一定與他因未能進入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魔幻般的內部領導層而產生的失望情緒有關。盡管他在31歲的時候進入了兩黨的中央委員會，但他並沒有被完全接納，他沒能使任何全國性的領袖相信農民這個因素在中國革命方程式中的意義。
毛沒有大學學位，沒有寫過書，沒有學術成就，也沒有社會地位。他在公認的領導人中的地位下降到底層，他在能量、想象力和人格方麵足以彌補上述一切缺陷的優勢還沒有產生任何真正的效果。盡管有時他在新聞界也取得某些成功，但政治刊物主要是被已經成名的作者和具有外國文憑的歸國留學生們所把持的。除了這些人的作品外，毛的文章也顯得眼界狹隘，地域色彩太濃。
他從來沒有在大工業城市生活或工作過，因而無法與他的同事如李立三、張國燾或劉少奇等人的經驗相匹敵。例如，1925年初，當他住在湖南鄉下時，在中國的城市爆發了全國範圍的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運動，而這一切並沒有觸及到毛，因而他也沒有發揮什麽作用。他所做的隻是證明農民這個武器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再沒有比韶山更合適的地方來思考這樣一種挑戰。
由於退隱到韶山，毛錯過了一係列重大事件。包括1月份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及3月份孫逸仙的去世，孫的去世使國共合作的前景發生危險。與此同時，湖南的農民組織也受到5月30日英國警察在上海殺害工人的影響。
毛解釋說：“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民中間的階級鬥爭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慘案以後，以及在繼之而起的政治活動的巨浪中，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鬥性。我離開了我在休養的家，發動了一個把農村組織起來的運動。在幾個月之內，我們就組織了20多個農會，這引起了地方的仇恨，他們要求把我抓起來。 蔡和森(17) 從法國回國幫助毛應付這場危機，而毛的妻子則在韶山幫助建立共產黨支部。
若幹年後毛回想起那些日子他進行農村調查的經曆。他說，你不能僅下到村裏去就希望能了解他們的結構和社會狀況。
我花了十幾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館、賭場，什麽人都接近、調查……我在家鄉，找貧苦農民調查。他們生活可慘，沒有飯吃。有個農民，我找他打骨牌，然後請他吃一頓飯。事先事後，吃飯中間，同他談話，了解到農村階級鬥爭那麽激烈。他願意同我談，是一把他當人看，二請他吃頓飯，三可以贏幾個錢。我是先輸，輸一二塊現洋，他就很滿足了……有一回，他實在不行了，來找我借1塊錢。我給了他3元，無償援助。那時候這種無償援助是難得有的。
這場運動的口號是“打倒軍閥！”“打倒外國闊佬！”這一切並不使趙督軍感到意外。在地主的堅持下，他最終發布了對毛的緝捕令，在10月派軍隊抓他，毛逃到廣州。在去廣州前，毛以懷舊的情緒作了一首第一次發表的古體詩，詠懷他所熱愛的長沙城：
獨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頭。
看萬山紅遍，
層林盡染；
漫江碧透，
百舸爭流。
鷹擊長空，
魚翔淺底，
萬類霜天競自由。
悵寥廓，
問蒼茫大地
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恰同學少年，
風華正茂；
書生意氣，
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
激揚文字，
糞土當年萬戶侯。
曾記否，
到中流擊水，
浪遏飛舟？
1925年秋毛到達國民黨的首都亞熱帶的廣州，感到一種樂觀的氣氛。他的前上司汪精衛在孫去世後成為國民黨政府的新主席，立場仍不明確的蔣介石擔任第一軍總司令。第5期農民運動講習所剛剛開學，100多位學員參加了這期講習所，其中五分之二的學員來自湖南，包括毛的弟弟毛澤民。毛在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中擔任宣傳部長，同時被指定為國民黨刊物《政治周報》的編輯。以這種身份，他結識了國民黨左翼學者詩人柳亞子，後來與他保持了著名的文學友誼。他回到國民黨營壘似乎很快就受到了歡迎。接著，國民黨自身發生分裂，分成反對國共合作的右派（最後以蔣介石為首）和左派（以汪精衛為首），毛繼續支持左派。
12月毛在《政治周報》上發表了一係列文章，譴責國民黨右派。其中一篇第一次提到了香港，他自己從未見過香港，但文章稱香港為一座“荒島”。就是在這一係列文章中，他第一次使用市井語言稱呼外國人。他問，如果上海工人監禁所有“紅頭阿三”，又有什麽要緊。
1925年的聖誕節，毛從逃出湖南的工人運動組織者那兒了解到，趙督軍派出全副武裝的一團軍隊野蠻鎮壓了安源的一次礦工罷工，工會的領袖是個共產黨，被殺害了，幾個工人也被打死了，工會被摧毀。毛大怒，他到上海是想由共產黨組織一次反對趙督軍的行動，但陳獨秀拒不支持，使毛的計劃完全落空，毛感到非常失望。按照共產國際的路線，中央委員會剛剛投票決定把國民黨約束在廣東省。毛沒想到在湖南發動的那場運動被看成是公開支持蔣介石的北伐計劃。毛為他的朋友報仇的願望不得不屈從於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奇思怪想。
對自己的政治主張在上海遭到拒絕，毛感到很懊惱，他發表了一篇分析中國階級關係的論文，這篇論文後來成為50年代出版的他的標準“選集”中的第一篇，題目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對這篇文章存在著很大的爭議。
毛在這篇文章中估計，在當時中國的4萬萬人口中，“大”資產階級約有100萬人，中產階級約有400萬人，隻有這兩個集團可以說是反革命的，中產階級的左翼也能參加革命—但它會和敵人妥協，因而是不能信賴的。
中國人口的其他部分都會支持革命。在15，500萬小資產階級之中，有1，500萬是富裕的，他們一般接近於半反革命，想成為中產階級，但在戰時，他們也可能參加革命。7，500萬在經濟上可以自立的這一部分人在平時采取中立的態度，但在戰時也會支持革命。而6，000萬始終不能自足的人則歡迎革命。
2萬萬半無產階級都會不同程度地積極參加革命，包括5，000萬半自耕農，6，000萬半富農，6，000萬貧農（他們會“勇敢奮鬥”），2，400萬手工業者，500萬店員和100萬小商小販。
至於4，500萬無產階級，200萬產業無產階級，他們當然是革命的“主力軍”，300萬都市苦力是一支僅次於產業工人的主力軍。和貧農一樣，2，000萬農業無產階級也能“勇敢奮鬥”，同樣，2，000萬遊民無產階級也可以引導成為一種革命力量。毛從這種算術中得出來的結論顯然是為了鼓舞士氣。
我們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3萬萬9千5百萬。我們的敵人有多少？有100萬。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400萬。讓這400萬算作敵人，也不枉他們有一個500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3萬萬9千5百萬人的一鋪唾沫。(18)
在毛的亞分類表上，遊民無產階級或流氓無產階級是馬克思主義分析中的一種新發明，他們將成為毛的老話題。下麵是毛對他們的描述：
遊民無產階級為……之剝削壓迫及水旱天災因而失了土地的農人與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分為兵、匪、盜、丐、娼妓。
這五種人名目不同，就會看待他們也貴賤各別。然他們之為一個“人”，他們之有五官四肢則一。他們謀生的方法兵為“打”，匪為“搶”，盜為“偷”，丐為“討”，娼妓為“媚”各不相同。然謀生弄飯吃則一。他們乃人類中生活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組織……作了他們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機關。處置這一批人乃中國最大最難的問題……中國遊民無產階級人數說來嚇人，大概在2，000萬以上。這一批人很勇敢奮鬥，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19)
這是毛新式文章中的第一篇，寫於1926年1月，初稿曾送給共產黨領導人審看。毛後來說：“陳獨秀反對……小冊子裏表示的意見，這本小冊子主張在共產黨領導下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組織農民。陳獨秀拒絕在黨中央機關報刊上發表它。這篇文章可能是兩頭都挨不上。因為根據前三四年由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發表的東西來看，這篇文章（甚至）基本上沒有什麽真正的創見；有創見的地方，按馬克思主義的標準來衡量又不太正統。
毛在2月份修改了這篇文章，但陳仍不予發表，因而毛隻好在廣州的《中國農民》上發表。這個小插曲之後，毛開始對陳不抱幻想：“大致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不同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逐漸地分道揚鑣了……”毛對自己文章中的許多說法不滿意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50年代把這篇文章收進“選集”時，作了大量的修改。
有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話被劃掉了：“中國各階級對於民族革命的態度，與西洋資本主義國家各階級對於社會革命的態度幾乎完全一樣。”總起來看這段話很像是仿效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在50年代，組成遊民無產階級的不切實際的五種成分—士兵、土匪、強盜、乞丐和娼妓被刪去了。
這篇文章的要點是依據財產把中國社會分成各種階級，把大地主與城市資產階級劃作其他人要反對的對象，這就混淆了曆史發展的封建主義階級和資本主義階級，而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這兩個階級是完全不同的。農民成為“半無產階級的”主要的革命力量。
盡管他向共產黨呼籲了，但在後來的幾個月裏，毛是和國民黨一道奮力前進的。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它對共產黨政策保持不變，毛再次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委員。這是他與蔣介石競爭的少數幾個時機之一，蔣和其他幾個國民黨高層領導人一起，得票最多，獲得了248票，毛也不錯，獲得了173票。
毛在大會上講話，擁護堅持和擴大民族解放統一戰線，甚至為了這個目的，他還支持國民黨右派重新統一。1月8日，他發表了一個《宣傳報告》—非常自豪地宣布：“兩年來反基督教的組織和宣傳，遍於全國各地，使民眾認識了帝國主義之宗教的侵略。
3月，毛被國民黨任命為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負責人。他在廣州主持了5月至10月的第6期講習所，他自己就中國農民問題演講了33個小時，此外還講了9個小時的農村教育方法問題。
在這些演講中，他就像麵對小學生一樣，介紹和說明自己的想法。他談到了牛王廟和三薯飯—分別指地主法庭和廣州附近東江農民吃的甘薯、白薯、山芋加帶殼大米的飯食。但毛也想從他們那兒了解情況，了解“農村的狀況，農民狀況和土地狀況，生活方式和人的經曆。他們如何發家，如何變窮，村裏官地或公地有多少，誰管理誰經營，租金情況……”毛喜歡用這些資料在課堂上和他的學生們討論，也利用這些情況作出自己的分析。
毛甚至還教了點地理。9月他帶領所有學生組織了一次海豐兩周遊。著名共產黨領導人彭湃闡述了農民政府製度。講課在一所孔廟裏進行，有一次當毛看見一個學生戲弄孔子的牌位時，毛停了他好幾天的課，毛不想支持這種無禮的嘲弄。
有些共產黨人相信毛為國民黨幹得太多了，但他告訴他的密友說，準備用他的講習所為即將到來的遊擊戰爭培訓忠於共產主義的幹部，共產黨這時在國民黨組織上層很有影響。但他們企圖靠沾國民黨的光獲得權力的夢想在1926年 3月20日破滅了。這一天蔣介石大肆宣揚要驅逐在國民黨中任職的共產黨員，要逮捕許多重要的俄國顧問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雖然失去了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宣傳部長的職務，但繼續領導農民運動講習所。
這可能是因為蔣不想觸怒親共的左派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的緣故，蔣在即將開始的北伐戰爭中需要他們的支持。毛的對手張國燾後來指責毛拒不出席討論如何對蔣的政變進行反應的共產黨會議，而是采取不卷入漩渦的態度，“袖手旁觀”。實際上，當時共產黨很難采取什麽行動，盡管有一份俄國人的報告說毛敦促蘇聯迅速采取反蔣行動。
在國共兩黨突然分裂的日子裏，毛在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上提出一項決議，要求在北伐將經過的省份開展農民運動。他把農民運動和蔣的軍事計劃聯係在一起，以從國民黨那獲得對農民工作的最大支持，農村工作最終使共產黨獲得了基層群眾的支持。毛這是與斯大林唱反調，因為斯大林反對北伐。
共產黨的“桂冠詩人”郭沫若在這一時期曾見過毛，留下了一段對毛的肖像描寫：
“毛澤東留一頭短發，中分，倒向兩邊，一瞥之下給人一種謙恭有節而又深奧莫測的印象。皮膚白皙，說話時聲音低沉柔和，富有感染力。但那時候我還沒有發現他體態不俗，有帝王之相。在中國人中，特別在革命黨黨員中，說話聲音這麽柔和的人還真是少見。毛講話時聲音確實很低柔，再加上我一直聽力不太好，所以他的話聽懂的還不到三分之一。
毛目標很單一，就是在他的共產黨同事不能提供任何更好的幫助的情況下，利用國民黨的便利條件，組織農民運動。這年夏天，他當選為新成立的共產黨農民部部長(20) ，並前往上海討論農民部的政策。但他發現在上海沒有農民，而且也許是難以與陳獨秀共事，因而毛返回廣州的農民講習所。9月，他為國民黨出版的一套關於農民運動的叢刊寫了篇序言，明確地闡述了他的立場：“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他在文章中進一步闡述了為什麽農村革命不同於城市革命：
“都市工人階級目前所爭政治上隻求得集會結社之完全自由，當不及時破壞資產階級之政治地位。鄉村的農民，則一起來便碰著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持以壓榨農民的政權，非推翻這個壓榨的政權，便不能有農民的地位。這是現時中國農民運動的一個最大的特色。
共產黨領導人根據斯大林的一封電報，決定不顧蔣的逮捕，繼續堅持統一戰線工作，反對北方軍閥。同時為了統一戰線的團結，停止討論土地問題和武裝農會的問題。毛現在又回到了長沙的根據地。這時，毛的一個助手在毛的家裏工作，與毛和他的妻子在一起過了4年。他回憶說，毛總是出去活動，有時幾天都不回家。陳指派毛視察湖南農民運動，可能是希望在北伐經過湖南時能阻止農民惹是生非。
但毛並不想抑製湖南農民的熱情。12月在長沙農民和工人代表會議上，毛發表了一篇閉幕講話，號召發動打倒地主的鬥爭。在他的指導下，農民協會立刻開始沒收和分配地主土地，並接管傳教點作他們的辦公處。
湖南省農民協會接管了長沙原屬於神學院的5所房子。毛的母親和他的老朋友蔡和森的家鄉湘鄉縣是全省最激進的一個縣，傳教士被強令離開家裏，20多人被農民協會在“人民權力”的名義下槍斃了。農民協會還在秋收前強征埋藏起來的稻米，作“人民的糧食”低價賣給貧困農民。
所有這一切本來都可以說是令人欽佩的行動，但陳獨秀為首的共產黨領導人害怕農民進一步如此猛烈地實施他們的要求，那麽各階級的反帝陣線將會瓦解，國民黨軍隊中的保守派掉過槍口來對付工農。這種擔心證明是有道理的。
毛對這些相互矛盾的壓力的反應是：和往常一樣，到基層群眾中去。但這次是為了進行細致的調查，這種調查最終使毛出了名。調查導致他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這篇文章中，他最激烈也最熟練地闡述了非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這思想使歐洲也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感到驚愕。這篇文章1927 年3月發表在《向導》周報上，並很快就譯成了俄文和英文。共產國際的譯文稱之為“在已發表的英文報告中，對中國農村的狀況揭示最深刻的一篇，共產國際領導人布哈林稱它是“一篇出色有趣的報告”。
在1月份進行的考察包括5個縣，其中有毛出生的家鄉縣，還有一個是他母親出生的縣，他在那個縣走訪了小學堂。在考察過程中，他順訪他的嶽父，已故的楊教授在板倉的家，他的堂哥還記得他與3個貧農，1個手工藝人，1個店夥和幾個小學教師晚飯後交談至深夜的情景。他的妻子楊開慧幫助準備材料，抄寫文件。報告最清楚地揭示了他的家鄉農民在進行革命活動中所展現的能量，這既使他驚訝又使他受到鼓舞。
“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麽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
“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誌，都將在他們麵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麵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毛作結論說：“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在許多地方，農民協會自己成為“惟一的權力機關”，既解決經濟糾紛，也處理夫妻吵架的小事，以至於“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的人放個屁也有分量’”。
“如果計分合適的話，完成國民革命共以10分計，那麽城市居民和軍隊隻能占3分，農村農民在革命中要占7分，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21)
認為農民的舉動“太過分”的議論是錯的，農民隻是對千百年來土豪劣紳暴行的反抗。“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
接著，毛駁斥了國民黨認為農民造反應該服從於統一戰線的全國目標的論調，指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在革命高漲時期，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地位，“把一切紳權都打倒……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毛在他的“報告”中還指出：“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於革命的觀感也各別。”富農在革命**時期很沉悶，中農的態度是遊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