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夜 鷹（1956）
1956年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2月中旬，蘇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開。10天後，赫魯曉夫令人吃驚地對已經去世的斯大林進行了攻擊。據赫魯曉夫自己講：“最初，毛澤東采取的立場是，認為我們指責斯大林的濫用權力是對的。他說過，第二十次黨代會作出的決議，顯示出很大的‘明智’。
但是，赫魯曉夫的行為實際上並不為毛所喜歡。“1956年斯大林受到的批評，”毛後來回憶道，“我們一方麵感到高興，但另一方麵又很焦慮。對於取消限製、打破盲目崇拜、解除高壓和解放思想來講是完全必要的。但我們不同意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斯大林除了偏聽偏信和固執冷酷外，這位老人具有他的接班人所不具備的領導才能。
毛曾極力在中國減少個人崇拜。一個曾碰巧坐在會議廳門口的同誌回憶道，毛的一位熱心助手曾告訴他：“當主席進來時，你應該第一個站起來並鼓掌歡迎。”但赫魯曉夫講話後，周恩來告訴幹部們：“以後，當主席走進房間時，你們不用站起來鼓掌，這不是好事情。”
幾個星期以後，毛發表文章，對斯大林作出了評價，他在一些重要的方麵與赫魯曉夫存在著分歧。毛認為，斯大林“錯誤地把自己的作用誇大到不適當的地位，把他個人的權力放在和集體領導相對立的地位”。共產主義運動需要領導，但當一位領導“脫離群眾”時，他的作用就會降低。
斯大林犯了嚴重的錯誤，尤其表現在農業、南斯拉夫問題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等方麵。但他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有錯誤，除了所犯的錯誤，“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同一篇報紙評論中毛重複了他的主旨。他對蘇聯同誌極為不滿，社會主義並沒有結束矛盾鬥爭。社會主義製度下還要繼續進行革新和社會改革，人類仍處在他的青年時代。
這篇評論發表後不久，毛接見了蘇聯特使米高揚，當麵批評了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所采取的全盤否定的做法。雙方都明白，米高揚來北京，是簽署蘇聯對中國經濟援助合同。毛提出蘇聯在“一五”計劃期間給予中國的援助應雙倍於合同上的數字。中蘇陣營麵臨著災難。
在否定斯大林問題上的爭論正好與中國對蘇聯技術援助的失望攪在一起。毛後來回憶道：“解放後，3年恢複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隻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
毛在其1949年以後最著名的文章《論十大關係》中談到對蘇聯模式的疑慮。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震動了毛澤東，促使他重新考慮在中國應該作些什麽準備。他後來解釋說：“這促使我和34個部長進行了一次討論，考慮了10項基本關係，我的頭腦充實了，‘冒進’了。結論是，首先，中國要擺脫蘇聯的工業化模式。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掌權7年來的經驗和破除對莫斯科的迷信問題發表了他政治生涯中的著名講話。他認為，每個人都希望中國的重工業發展得快一點，但調查研究發現，這是以犧牲輕工業和農業為代價的—而農業恰恰是給國家提供食品，為輕工業提供原料的，它也是資本積累的源泉。同樣，內地工業的發展是以犧牲沿海工業為代價的，盡管這樣做的理由是害怕美國襲擊，但未免做得太過火了。
製造更多的飛機和大炮、原子彈是需要的。但生產這些東西最好的辦法是削減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占國家支出三分之一的軍費，要減到五分之一，這樣才能建立工業基礎。
工人的生活水平應該提高，應該增加工資。俄國的農民受到嚴重的盤剝，被強製以低價出售農產品。中國應避免出現這樣的錯誤。
“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我們需要“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中國應該放棄蘇聯限製地方權力，中央掌管一切的做法。把地方權力限製得太死是沒有好處的。他說：“在解放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關係問題上，我們的經驗還不多，還不成熟。”
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人對少數民族的沙文主義應該堅決反對。
“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
為了要鎮壓反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政權“現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繼續加強不可”。不用說，絕不能有太多討厭的官僚，“在一不死人，二不費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構進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
一個國家領導人，公開要求削減三分之二行政雇員和執政黨官員，在曆史上是不多見的。
“說反革命已經肅清了，可以高枕無憂了，是不對的。隻要中國和世界上還有階級鬥爭，就永遠不可以放鬆警惕。
“但將來，應該減少逮捕人數，避免死刑。如果一個人以政治犯被處決，接下來，就會有第二個、第三個，許多人頭就要落地。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可以殺錯人。一顆腦袋落地，曆史證明是接不起來的，也不像韭菜那樣，割了一次還可以長起來……
“第三條，消滅證據……這個反革命常常就是那個反革命的活證據……
“第四條，殺了他們，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不能除四害(7) ，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複台灣……”
但是那些“犯過錯誤的人，隻要善於從錯誤中取得教訓，也可以少犯錯誤。倒是沒有犯過錯誤的人容易犯錯誤，因為他容易把尾巴翹得高”。
最後，毛提出了正確地學習和借鑒外國的方法。“過去我們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處也去學。當學到以為了不起的時候，人家那裏已經不要了。”
“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十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中國應該堅決抵製腐朽的官僚體製，同時，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甚至企業管理。“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
毛進一步說，中國人必須學會丟掉盲目自大的情緒。中國沒有理由驕傲，中國革命比俄國革命晚了三十幾年。盡管我們的革命比所有的殖民地國家早了一步，但“在這點上，也輪不到我們來驕傲”。
周恩來和他的同事們對毛的經濟見解表示懷疑。他們認為這種過激的經濟運動，走的是其他國家沒有走過的道路，不可能成功。後來，毛承認在工業方麵發動一場躍進的問題還“沒有作明確決議”，盡管他指出有一個“君子協定”可以發揮決議的效用。
中國反斯大林主義的最重大的行動，就是毛決定允許非黨人士有言論自由，以便於和別的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一切改革相配合，避免出現在東歐一些國家所發生的暴亂。5月份，他提出了一個新的口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當法國前總理埃德加·法赫訪問中國時，毛告訴他，“要允許批評，否則，就會出現不滿和不理解。要允許人家說心裏話，……”但同時，“一個人必須考慮到特殊的環境。不管你高興與否，認識到客觀限製是有必要的。”
在會談結束時，法赫談到毛的詩。
毛說：“那是過去的事了。我曾經寫過的詩，這不假。那是在我的軍旅生涯歲月，一個坐在馬背上有時間，可以研究韻腳和韻律，可以思考推敲。馬背上的生活是很不錯的。這些天，我一直想念那過去的日子。
幾天後，毛橫渡了長江。他穿著白短褲，在十幾名青年人的陪同下，用了2個小時遊了12英裏。在以後的3天內，毛又和這些當地的遊泳者兩次橫渡長江，他時而仰泳，時而側泳，時而又蝶泳。偶爾他還用手抱著頭，在水上漂浮，與身邊的人交談。橫渡結束時，他自信地說：“如果我吃了東西，我在水裏還可以再待2個小時。”他在一首名為《遊泳》的詞中，表達了他自信和歡暢的心情：
才飲長沙水，
又食武昌魚。
萬裏長江橫渡，
極目楚天舒。
不管風吹浪打，
勝似閑庭信步，
今日得寬餘。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風檣動，龜蛇靜，起宏圖。
一橋飛架南北，
天塹變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斷巫山雲雨，
高峽出平湖。
神女應無恙，
當驚世界殊。
幾個月後，毛主持了長江大橋的落成典禮。他稱它是“鋼鐵長虹”。
這期間，政治局內部的穩健派一直在忙碌著。一篇由周恩來授意寫的社論，提出反對“輕率魯莽的冒進”。毛拒絕閱讀此文。他後來回憶說：“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為什麽看？那麽恐慌，那麽動搖……技術專家們集中力量反對他們稱為急躁、冒進、力圖一夜之間幹完一切的思想和行為。
為了說明高速發展所付出的代價，該社論引證了一個例子，即雙輪雙鏵犁的產量大大超過了實際需要，結果造成70萬具廢棄。工業用的經濟作物的生產得不到重視。由於毛堅持進行強製性的合作化運動，致使大量家畜遭到屠宰。
1957年夏天，周恩來就反對毛的行為做了檢查。在“**”中，他承認自己“要對1956年反冒進的錯誤負責任，我做了自我批評”。在這一時期，反對毛的還有李富春、陳雲、李先念、鄧子恢和薄一波。
毛澤東的態度非常堅決。在1956年8月底，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發表了講話，解釋了為什麽速度是根本問題。他說：“美國隻有一億七千萬人口，我國人口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趕上是可能的。應不應該趕上呢？完全應該。你六億人口幹什麽呢？在睡覺呀？是睡覺應該，還是做工作應該？如果說做工作應該，人家一億七千萬人口有一萬萬噸鋼，你六億人口不能搞它兩萬萬噸、三萬萬噸鋼呀？你趕不上，那你就沒有理由，那你就不那麽光榮，也就不那麽十分偉大……”
“你有那麽多人，你有那麽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麽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麽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毛強調說，這種進步要在蘇聯的幫助下取得。他說：
“因為蘇聯發生了一些錯誤，這方麵講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種錯誤不得了，這種觀察是要不得的。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曆又那麽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麵，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
“我們曆來提的口號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誰要你去學習落後經驗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連蘇聯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觀主義。蘇聯人自己都說是臭的嘛！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正式舉行。毛做了驚人的自我掩飾，這反映出因為他的“小躍進”的失敗而導致了威望下降，這也是蘇聯非斯大林化運動影響的結果，為了使中共黨避免目前矛頭指向斯大林的黨的那種公開批評，中共領導人設法向人民表明在中共黨內沒有個人崇拜。毫無疑問，到了這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7個年頭，人們對毛的性格和行為特征已經感到有些厭惡，對毛的崇敬和熱愛也開始走下坡路了。
彭德懷，這位在中共黨史上和毛的資曆幾乎相同的軍人，有可能也是毛的批評者之一。他提出，在新的黨章中，應該刪去關於“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它是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寫入黨章的。
彭後來解釋說：“我反對個人崇拜。”
劉少奇同意彭德懷提出的建議，說：“刪去這些條款大概是比較好的。”
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辯解道，應當更合理地分享黨的成功的榮耀。他說：“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誌，所以在我們的革命事業中起了偉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為他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而且是因為他堅決地信任群眾的力量和智慧，倡導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堅持黨的民主原則和集體領導原則。
這是第一次把毛的名字與集體領導聯係起來。毛澤東本人一定會回憶起幾年來他避開同事們，在合作化運動中所作的努力，難道他會接受他的同誌們的暗示，同意服從集體領導的原則，並改正他的錯誤嗎？毛在講話中，則強調與非共產黨人進行合作的必要性，他對國際事務的闡述比有關國內情況的闡述贏得了更多的掌聲。
之後，毛責成劉少奇在“八大”上宣布：我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在我國延續了數千年的階級剝削製度已經消滅……中共“八大”的另一內容是，毛決定從領導第一線退下來，讓他的高級幕僚們去處理日常事務，實現他們在權力繼承方麵的要求。這是效法蘇聯在斯大林死後所進行的領導班子的變動。修改的新黨章，其內容之一是在黨的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這當然是毛安排的。黨的書記處也得到重組和加強，以便能在沒有毛的情況下有效地工作。鄧小平出任黨的總書記。
這些變動給出席“八大”的代表們留下了一個印象：毛不再像以前那樣是至高無上的人物了。在解釋為什麽不把毛澤東思想寫進黨章時，劉少奇對代表們說，在1945年，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已經確立了，“即使我們不談它，每個人也都清楚。此外，一個人如果總是重複某些事想要人們經常聽到它，這實際上不會有任何效果。”
對毛的尊敬正在消失。毛肯定十分不滿地意識到，他的同僚，特別是劉少奇和彭德懷不再像以前那樣在公開講話中，程式化地重複他的名字和思想了。難道他們隻是要進行一場非斯大林化的運動嗎？或者他們真的討厭他了？毛花了許多年冥思苦想這一問題。
周恩來在會上所作的關於經濟情況的報告，強調避免急躁和冒進的必要性，指出國家財政極限不應受到忽視。毛和劉對1956年夏天專家們強烈提出的“減速”要求一度頗為惱火。但在“八大”上，他們服從了省委書記們的意見，後者是支持周恩來和這些規劃的製定者的。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事件爆發。在此之前，毛對波蘭人要求從莫斯科得到更大的自主權表示理解。當米高揚和奧哈布分別代表蘇聯和波蘭前來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周年之際，毛向他們談到了這些觀點，並為波蘭抵製米高揚的批評進行辯解。隨後，他又給奧查波寫了一封信。此信對於推動波蘭領導人支持自由主義的哥穆爾卡處理波蘭問題，可能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匈牙利事件爆發後，毛的態度強硬起來。當劉少奇飛抵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商討處理辦法時，他經常請示國內的毛。
赫魯曉夫回憶道：“劉與毛的電話聯係毫無問題，因為毛像隻夜鷹，總是徹夜工作。不管劉提出什麽，他總能同意……
11月，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就麵臨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他開始對經濟政策提出全麵的懷疑。他說：
“我們的計劃經濟，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不平衡，矛盾，鬥爭，發展，是絕對的，而平衡，靜止，是相對的。所謂相對，就是暫時的，有條件的。這樣來看我們的經濟問題，究竟是進，還是退？我們應當告訴幹部，告訴廣大群眾：有進有退，主要的還是進，但不是直線前進，而是波浪式地前進。”
毛要求在決定國家年預算之前組織更充分的討論，“這樣就使大家都能了解預算的內容。”在這次會議上他暗示了專家們對政治家，比如他自己，所應持有的態度。他說：
“不然，總是經手的同誌比較了解，而我們這些人都是舉手……他們好比是戲台上的演員，會唱，我們好比是觀眾，不會唱。但是，如果我們看戲看久了，哪個長，哪個短，就可以做出比較正確的判斷。我唱得好壞，還是歸觀眾評定的。要改正演員的錯誤，還是靠看戲的人。觀眾的高明處就在這個地方。一個戲，人們經常喜歡看，就可以繼續演下去。有些戲，人們不大高興看，就必須改變。所以我們中央委員會內部又有專家同非專家的矛盾。”
毛強調必須提倡勤儉節約的口號：
“同誌們提出，廠長、校長可以住棚子，我看這個法子好，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長征路上過草地，根本沒有房子，就那麽睡……都過來了。我們的部隊，沒有糧食，就吃樹皮、樹葉。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禍同當，這是我們過去幹過的，為什麽現在不能幹呢？隻要我們這樣幹了，就不會脫離群眾。”
毛轉而談到國際背景，以及在中東和蘇聯發生的戲劇性事件。“出了一個貝利亞，就不得了，怎麽社會主義國家出貝利亞？”毛的觀點是，“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了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丟掉了。”
最後，毛談到了“大民主”的問題—即更多的言論自由，這預示著以後“**”的發生。他談道：
“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讚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
他舉了一個例子，河南一個地方因為修飛機場，強迫農民搬遷，事先沒有任何商量和適當的安排。農民們抱怨道，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毛批評道：“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毛同樣對他的同事們阻止100多名學生乘火車從南方到北京告狀表示不滿。他說：
“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遊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後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毛低估了卷進各種不同鎮壓運動的人數。前幾年，四百多萬人受到審查，其中3.8萬人—占總數的1.2%被確定為反革命，其中5%被錯判，因為根據的是“主觀臆想，而不是客觀事實”。
在另外一個場合，毛邀請幹部和民主黨派領導人會談4個小時。他始終抽著煙，煙氣在他頭上繚繞著足有一英尺高，他說：
在過去的幾年運動中，群眾和幹部都有段難過的日子，我們應當給他們一個喘氣的機會。他們應當有機會表達對黨和政府的意見。我認為聽取這些意見，對我們是有好處的。我知道黨和非黨人士有摩擦，所有黨組織中都存在這個問題。我希望每個人都公開地表達意見。言者無罪，不會有人受處罰。
毛說：“我們必須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看看哪種花開得好，哪種思想表達得合理，我們將為最好的思想鼓掌。
到年底，毛為了在1957年開展“百花齊放”運動，在一次有那些正與政府小心合作的工廠主、商人和店主參加的會議上講了話。
他告訴與會者：“我是個無名之輩，連學位也沒有。”接著，就如何管理企業問題長篇大論了一番。然後，又開始就個人的政治改造問題向與會者道賀：“連你們自己也沒有想到改造得這麽快。一個學習**即將掀起。你們準備開展自我批評嗎？”大廳裏響起一片熱烈的回聲：“我們願意！”
毛又談到了匈牙利問題，他說：“蘇聯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它正想掠奪兄弟國家的土地，這是違反社會主義原則的。”他向在座的人士保證，他是持自由主義思想的。
這期間，毛遇到了一些棘手的家庭問題。是年冬天，他的妻子再次病倒。前一年，即1955年，她回蘇聯作過一次無結果的身體檢查：和往常一樣，中蘇兩國的醫學專家互不同意對方的診斷。此時，1956年，江青舊病複發，持續高燒，體重陡降。
她的婦科醫生診斷她患的是腦癌，隻能采取手術或放射療法治療。由於前一次治療肝癌的手術後一直感到非常痛苦，所以她不願再動手術，中國醫生因此嚐試為她用鈷放射性同位素和鐳60治療，但這種辦法她仍然無法忍受。她的醫生絕望地說，她必須回莫斯科治療。她在莫斯科經受了巨大的痛苦，接受一係列的鈷同位素化療，在氧氣罩下麵度過一段相當難熬的時光。1957年1月，周總理到莫斯科訪問，在與克裏姆林宮領導人會談後，到醫院看望江青，並告訴她，毛主席讓她待在這裏，直到身體完全康複。然而，事實恰好相反，江的病情進一步惡化了。蘇聯醫生實際上已經表示，基本放棄治療希望，讓她回到北京去。在飛機上，江身體皮下大出血，看起來毫無希望。但是，最後，她卻奇跡般地全麵康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