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藍 蘋（1937~1938）
除了女人和政治，毛在保安和延安這種安定的環境下，得以放縱自己的第三種**，即讀書與思考，他花費大量時間為自己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尋找哲學基礎。不難理解，由於要同其他受過更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訓練的領導人競爭，因而他在陝西的頭兩年間—從容不迫地，也是第一次有這樣的閑暇—閱讀和消化了大量翻譯過來的俄文哲學著作。由於他過去一直處於四處奔波的遊擊環境下，這樣的時間對他是很少有的。
斯諾回憶了1936年夏天的一個晚上他采訪毛時的情景：當時一個客人給他帶了幾本哲學方麵的新書，“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麽都不管了。
毛在陝西的最初行動是新創辦了一個研究院，對幹部進行軍事和文化培訓。他自己親自到這個研究院講課，既講軍事戰略，也講哲學，並根據這些講演撰寫了一些重要著作，其中第一篇是完全論述軍事戰略的文章：《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在這篇文章中，他具體總結了在江西和長征中獲得的寶貴經驗，這些經驗現在又被用來抵抗日本的蠶食。
毛認為遊擊戰隻是一種暫時的戰術。“遊擊性在將來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須拋棄的東西，但在今天卻是寶貴的和必須堅持的東西。
毛並不放過抨擊他的接受過蘇聯訓練的對手的機會。他說：“我們固然應該特別尊重蘇聯的戰爭經驗，因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戰爭的經驗……但是我們還應該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因為中國革命和中國紅軍又有許多特殊的情況。
這冊軍事指南最後以典型的、誇張的一段話結束，“我們的基本方針是依賴帝國主義和國內敵人的軍事工業。倫敦和漢陽的兵工廠，我們是有權利的，並且經過敵人的運輸隊送來。這是真理，並不是笑話。
毛的哲學著作是通過這些年在陝西的讀書和推理，又經過在紅軍學院的演講而形成的，所以他的哲學著作勢必會引起爭議。他畢竟還沒有，也不可能完全讀遍並消化馬列主義的全部信條—也許僅僅是因為所有的馬列著作並沒有都被譯成中文。就拿他的《論辯證唯物主義》來說，一個西方學者發現，這篇文章基本上是抄襲蘇聯哲學著作的中譯本。據統計，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一專門領域，毛隻閱讀了三分之一的恩格斯和馬克思的著作，列寧的著作也隻讀了五分之四。毛後來否認他是《論辯證唯物主義》一文的作者，但不是所有西方學者都相信他的話。
毛撰寫出版的兩部最著名的理論著作是《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本書都於1937年出版。但西方評論家認為，從這兩篇著作的文字上看，都很“平常”和“沉悶”。毛作為一個抽象的思想家天賦並不高，後來這些著作都由陳伯達整理出版，陳是中共知識分子，1937年下半年從國民黨監獄中釋放出來，後來到延安成為毛澤東的私人秘書。
在《實踐論》一文中，毛是具體闡述了他反對所謂教條主義者（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觀點，這些教條主義者力圖勸說中國同誌照搬蘇聯的教條，而不考慮中國革命的不同特點和方式。毛詳細闡述了這一思想，即要了解某一事物，你就必須實際地接觸它，確實地變革它。“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他引用中國的俗話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一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
在世界、在中國均已到達了一個曆史的時節—自有曆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這就是整個兒地推翻世界和中國的黑暗麵，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所謂被改造的客觀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對改造的人們，他們的被改造，須要通過強迫的階段，然後才能進入自覺的階段。世界到了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時代。
這是毛的唯意誌論的超級樂觀主義發展的頂點。
《矛盾論》闡述了研究各種力量和事件之間的相互關係，分析由此而產生的矛盾的重要性。從特定意義上來說，毛試圖對莫斯科發生的圍繞德波林哲學學派而發生的爭論提供一種答案。德波林學派否認在當時的蘇聯，在富農和農民之間存在著任何矛盾。
毛解釋說：“這是矛盾的差別性問題，不是矛盾的有無問題。矛盾是普遍的絕對性，存在於事物的一切過程中，又貫穿於一切過程的始終。”存在於蘇聯的富農和農民之間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不會激化成為對抗，不取階級鬥爭的形態”。
毛撰寫這些文章時，日本軍隊正在進攻北京城外的盧溝橋，從而使幾年來日本的挑畔和中國徒勞無益的姑息終於發展成為正式對抗。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朱德將軍奔赴前線。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問毛，她是應該待在延安以完成朱將軍傳記的撰寫工作，還是到前線去，報道戰爭情況。毛建議她到前線去，“這次戰爭比過去曆史更重要得多。
毛是對的。這場戰爭是阻止強大得多的國民黨剿滅中國共產黨的因素。後來，在60年代，當日本領導人就侵華戰爭向毛道歉時，毛回答說：
“不用道歉，沒有你們的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日本皇軍使我們的軍隊發展壯大，達到100萬人，解放區的人口達到1億。”
毛頓了一下，笑著說：“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呀？
8月，日軍對上海發動了大規模進攻，國民黨立刻開始認真考慮與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問題，對毛的通電作出反應。9月，正式達成了共同抗擊日本的協議，這使得在延安既可以穿國民黨中央政府的軍裝，也可以穿紅軍軍服。毛通過接見到延安的訪問者時戴國軍軍帽，而在參加共產黨會議時則戴紅軍的五星軍帽，來體現統一戰線的性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紅軍也完全享受中央政府的軍餉以維持八路軍，毛現在每月從最高統帥那裏領取相當於5美元的薪水。
8月底政治局在洛川召開會議，以決定新形勢下的策略問題。在這次會議上，張國燾受到了最後的清算，他被譴責為“右傾”，他本人也（敷衍塞責地）承認了錯誤。第二年春天，他逃離延安，投向國民黨。然而，當時的重大問題是共產黨在服從中央政府的統一指揮的同時應保持自己多少獨立性的問題。毛認為，共產黨不應該接受國民黨的任何命令，而要擴大自己的力量。
洛川會議對毛澤東的個人生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在洛川會議期間，毛第一次見到了一個對他的未來產生極大影響的人。在會議的第4天，一群來自上海文藝界的年輕人在日本侵略之後前往延安參加共產黨，他們路經洛川。這群人中有一個23歲的女電影演員，這就是後來的江青，當時她叫“藍蘋”，即藍色的蘋果。
她當時搭乘給紅軍總部送大米的軍車到達洛川。她和其他來自上海的人一起見到了毛和政治局其他成員。那天，她與毛眉目傳情，從而導致了他們的婚姻和60年代“文革”期間風雲變幻的政治伴侶關係。當時毛正驅車趕回延安，江青正好站在毛後麵的卡車上。
江青1914年生於山東省，其父是個貧窮的手推車製造工。她的哥哥、姐姐比她大許多，因而她童年時代生活很孤獨，也飽嚐了其父發怒時的拳頭。她從未穿過新衣服，總是穿她哥哥穿小的破衣爛衫。
她和其他幾個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的女孩一起被選入一所供“展覽”的貴族學校讀書。當她全家遷到濟南時，江青加入了這個城市的“實驗藝術劇院”，第一次得到了免費學習戲劇和音樂（包括鋼琴）的機會。
她表演很出色，因而參加了一個流動戲劇團到北平演出。“我走時沒有告訴我母親，”她承認，“隻在火車快開動時在車站上給她寄了一封信。”當時她16歲。
她對北平的主要印象是，北平的冬天很冷。她沒有襯衣、襯褲，她從家裏帶出來的最好的被子也因用得太久而磨薄了。不久她就到青島去了，一個曾在濟南教過她的男子已成為青島大學的教務長。他設法為她安排了工作，流言說江青成了他的情婦。
在青島，她喜愛上了小說和詩歌，並讀了第一本馬列著作：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她參加了各種左翼社團，並很快結識了當地共產黨的創始人李達昌(23) 。她聲稱在1933年就參加了共產黨，無論如何這表明，她要為此付出代價。
她在青島跟一個叫俞啟威的共產黨員結了婚，這一消息很快就傳開了，俞是江青一個情人即青島大學教務長的小舅子，那個大學教務長與國民黨政府人士過從甚密。
中國每一個年輕的藝術家遲早都會被號稱“東方巴黎”的上海所吸引，因為西方文明的風尚正是從這裏傳入的，江青當然也不例外。在上海，共產黨作家周揚安排她在一個無產階級劇團工作。後來，她又參加了“青年婦女基督教協會”的工作，為勞動婦女開辦夜校課程。
這時，國民黨開始懷疑她的政治背景，她遭到綁架，在監獄裏關了8個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隻是在一個外國人（美國人？）提出抗議並作保的情況下，她才被釋放出獄。
1935年她在《玩偶之家》一劇中扮演娜拉的角色（“我全身心地投入進去”），此外還扮演了易卜生和果戈裏劇中的其他重要角色。公司裏的前輩都瞧不起她的表演，因而她拚命要提高自己的演技。
1936年她以“藍平”的藝名進入電影界，她自己挑選的這兩個字的意思是“藍色的和平”。但使她惱火的是，她的老板給她改了第二個字，由“平”改為“蘋”，“蘋果”的“蘋”，以使她的名字更具有刺激性。她在上海拍了好幾部電影，最有名的是《王老五》，這部電影反映的是城市貧民窟中的社會壓迫和愛國抗日運動。
在上海，流言傳播得更加廣泛，其中一則是說她曾與演員兼電影評論家唐納結婚，但後來又無情地拋棄了他，使唐納悲慟欲絕，幾欲自殺。還說藍蘋在1937年又拋棄了另一個電影演員常明。當年下半年她離開上海去延安，陪她去的卻又是前夫俞啟威。有關這個5.5英尺高的漂亮女人的花邊新聞隨著她的到來，也傳到了毛在大西北的地盤。
江青的傳記作者羅克珊·威特克寫道，藍蘋自己說，她一到延安，毛就親自過來問候，並給了她一張票，說他要在馬列學院演講，請藍蘋參加，藍蘋去了，她坐在前排，而且不斷地提問，十分引人注目。
為開始新的共產主義生涯，藍蘋改名“江青”，意思是“蔚藍色的江河”，她否認這是毛為她取的名字。
李德說，當江青到達延安時，人們一般都把她當做非黨人士，雖然後來宣稱康生在30年代初曾介紹她入黨。
江青在後來的言論中非常明了地表白了她當年待在延安的動機，她說：“性吸引在最初幾個回合是重要原因，但維持長久興趣的是對權力的渴望。”
毛希望能用現代的、革命的和非傳統的標準來評判他的行為，而他的大多數同事則用非常古老的個人品德的觀念來看待這件事。
王安娜在70年代的一本書中引過毛的話說：“我敬佩、尊重賀子珍同誌，但說真的，我們不應該再用封建的眼光來考慮問題。按照封建觀念，離婚總被認為是對婦女名譽和地位的損害。我不希望再這樣了。
後來他又明確表示了自己對婚姻的非正統態度：“捆綁不成夫妻。他不愛你這個地方了，他想跑，就讓他跑。
毛的辯白又由於賀子珍的孤僻執拗而加強。有一段時間，賀獨自住在西安，堅決拒絕了周恩來、鄧穎超要她回延安的請求，張國燾的夫人(24) 曾經和賀共居一室，發現她臉色蒼白，對返回毛的總部有一種病態而強烈的反感。
江青的傳記作家威特克寫道：“賀子珍抱怨說，澤東對我不好，我們經常吵架，不是他摔板凳就是我砸椅子。我知道，我們完了。
至於毛，斯諾寫道：“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生過氣，不過我聽到別人說，他有幾次曾經大發脾氣，使人害怕。在那種時候，據說他嬉笑怒罵的本領是極其傑出的和無法招架的。按照史沫特萊的說法，他的幽默“總是諷刺挖苦和冷酷無情，像是從窮苦思索與世隔絕的無底洞裏蹦跳出來的嬉笑怒罵。我對他又有這麽一個印象：他的心靈深處有一道門，從來不對任何人開放”。
1938年江青搬進了毛的窯洞，開始是做他的秘書，後成為他的妻子。江青的同鄉康生，毛的老資格的黨內同事，可能幫助促成了這樁婚姻。
似乎沒有人知道結婚的日期，顯然沒有舉行婚禮。毛也許僅僅告訴了中央委員會的同誌，就算這樁婚姻完成了。江青本人1972年在對威特克講述自己的生平時，故意不談她與毛的婚姻是否辦了手續，不告訴具體的日期。她自己在回憶與毛共同生活的頭幾年的情景時清楚地表明，毛特別冷漠，他不想反駁黨內對江青個人曆史的非議。當時，黨內對江青的黨員身份和早期活動議論紛紛，尤其是那些當年在上海曾與江青有過摩擦的人，現在在延安共產黨根據地都是地位很高的官員。
後來據說毛的同事曾就毛離婚再娶江青提了一個條件，這就是江青不能參與公共活動或黨的活動。江青自己後來否認了這一點，但有一點是明擺著的，江青至少有25年未在前台亮過相，直到“**”。
與此同時，戰爭也開始逼近紅軍的營盤，林彪在1937年9月取得了共產黨對日軍的第一個勝利，在平型關戰役中打敗了精銳的板垣師團。
但在此時，毛在共產黨中的領袖地位又受到了新的威脅。1937年10月底，唯一一個能對毛的黨內至尊地位產生嚴重挑戰的人突然來到延安：王明乘俄國飛機從莫斯科飛到延安—這是自紅軍占領延安以來著陸的第一架飛機—並且帶來了斯大林對中國同誌的指示。毛和其他同誌在機場為他舉行了一個適當的歡迎儀式，給了適合他身份的安排：補選他為政治局委員，任命他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正式代表，最重要的是王明還進入共產國際執委會，成為執委之一。
王明既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團的老資格成員，又是在莫斯科長駐12年、深得斯大林信任的人，因而他對毛構成了強大的威脅。當毛看到俄國飛機在延安降落時，他心裏一定產生了某種複雜的感情，因為飛機送來的既有受歡迎的高射炮、大功率無線電發報機和蘇聯的其他援助項目，也帶來了他的老對手。他在當晚舉行的歡迎宴會上以主人的身份發表了預料中的詞藻華麗的講話，說王明的到來是天降大福—始料未及……
王明帶來了斯大林的一係列新指示，這些指示總的來說有利於毛。俄國領導人更關心的是克裏姆林宮控製下的勢力範圍的發展，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存在。斯大林對中國同誌的主要指令是撤銷洛甫的總書記職務，因為他早期與托派有關係。這使直到最近以前還被認為是黨的最重要職位的總書記一職出現空缺，王明可能認為自己是總書記的合適人選。然而，政治局最後決定讓這一職位空下去。
至於其他領導人，斯大林要求停止反對張國燾的鬥爭（但他說得太晚了）。考慮到毛在過去三年取得的勝利，他作為黨的高級領導人的地位得到承認，但同時接受過俄國培訓的同誌應該幫助毛克服他的理論錯誤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含糊的理解。顯然，斯大林希望他的意見能成為一個公式，把所有爭吵的派別統一成一個團結、和諧的中國共產黨。
因此，毛不得不為維持他的領導地位而付出代價：他不能不向王明報告對當前重大問題的看法，報告與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的工作。12月在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正是在12月，日本進行了“南京大屠殺”），王明所作的政治報告被通過，報告明確要求共產黨服從國民黨，兩黨長期合作抵抗日本侵略。
但毛為自己的讓步獲得了極其重要的補償。他被選為下屆黨代會籌備委員會的主席，王明任書記。後來的事實證明，當黨代會最終於1945年召開的時候，這一安排對毛獲得最後的勝利是個重要的武器。
王明回國不久就訪問了國民黨的總部武漢，尋求改善中共在全國地位的方式和方法。隨同他去的有博古、周恩來、項英和其他領導人，毛留在延安。毛一定明白，如果蔣介石精明到敢冒險的話，以王明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右翼很可能抱著改組的幻想與國民黨合並。王明回來後說，紅色政權應該進入蔣介石的聯合政府，通過合法鬥爭在聯合政府中逐步奪取權力。其基本假定是說中國社會已進入資本主義時期，因此無產階級應該準備在不遠的將來起來反對自己的敵人。毛由於出身於農民而對此有更深的認識。
王明的知識分子優越感在延安絕不是毫無根據的。從學習的角度講，王的書籍以及他那些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團的同夥的著作是延安唯一能得到的中文書，因而毛自己演講的重要性也就顯而易見—他把這視為打破王明的迷信，粉碎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集團“思想封鎖”的唯一途徑。
江青把這些毛與王明的鬥爭稱之為斷斷續續的、煩人的、冷嘲熱諷的、唯心主義的、挖空心思的。鬥爭的每一方都以自己的方式取悅於斯大林—革命的家長，每個人都想使蘇聯“教皇”注意到他擔當中國革命領袖所具備的權利和才能。
毛的王牌是他的土生土長，他後來講：“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誌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誌們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
1938年5月，毛親自登台演講軍事策略問題，題目是《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毛還作了多次演講，這些演講後來匯集成一本很長的小冊子《論持久戰》。戰爭是政治的一種，毛引用了克勞塞維茨的話，進而指出：“因此可以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因此，戰爭最強大的源泉在於人民群眾自己。
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衝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最後，毛就第二次世界大戰作出了大膽的預言：
我們可以預見這次戰爭的結果，將不是資本主義的獲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潰。這次戰爭，將比20年前的戰爭更大，更殘酷，一切民族將無可避免地卷入進去，戰爭時間將拖得很長，人類將遭受很大的痛苦……人類一經消滅了資本主義，便到達永久和平的時代，那時候便再也不要戰爭了。那時將不要軍隊，也不要兵船，不要軍用飛機，也不要毒氣。從此以後，人類將億萬斯年看不見戰爭。
毛為了寫這本小冊子，連續工作了一個星期，常常連飯也顧不上吃。到第7天，他的衛兵在他身邊生了一個火盆，以抵禦寒氣。毛一下把腳放到火盆上，鞋子都燒了好幾個洞，由此可見毛專心到何等程度。
毛在延安講課時，完全征服了他的聽眾，瓦列特·克特茜－瑪爾克絲評論說，毛是她從未見過的演說家，他“從來也不打什麽手勢”。她描述了毛的一次講話：
他把手背在身後，講了3個小時。他沒有筆記，隻是看著聽眾。外麵一片漆黑，大廳內隻在台前懸掛著一二盞燈籠，室內其他地方也是黑的。大家神色莊重、嚴肅，一齊看著毛的臉，一刻也不離開，靜得連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見。毛分析國內外的形勢，談論他們的目標、統一戰線帶來的喜悅和持久的和平。指出，統一戰線隻要能堅持下去，就一定能打敗日本。毛不停地講著、講著，他講得很平靜，但很清楚，完全是平心靜氣的。無疑，所有這些人都崇拜他，他是他們的領袖，他們尊敬他。毫無疑問他們都聽從他的指示，信奉他的教條。隻要毛澤東活著，他就能完全控製中國共產黨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寫道，毛的演講“和他的談話一樣，都以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和豐富曆史為根據，湧到延安的知識青年，習慣於從蘇德等國的少數作家的作品中吸收精神養料，毛澤東對學生講自己的祖國與人民、民族的曆史和大眾文藝。他引用《紅樓夢》一類古典文學作品中的故事……
為同黨的統一戰線的官方路線保持一致，毛盡力緩和他的政治觀點，例如1938年他在與克特茜－瑪爾克絲談話時，當瑪爾克絲很尖銳地問到他對集體主義的看法時，他就很謹慎。
“你是不是認為，”瑪爾克絲問，“婦女喜歡在一個灶上做飯，而不喜歡在自家的灶上做飯？你是否認為中國農民喜歡平分農具和土地收成？”
毛很小心地回答說：“如果沒有足夠的農具，就必須平分。”
“是不是說，如果你有很多農具，其他每個人也都應擁有自己的農具？如果這樣的話，那麽這種理想就不是公社所有製，而是個人所有製，就和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了。”
“人們自己會解決這個問題的。”毛回答道。
“會允許他們這樣做嗎？”
“會的。但他們必須接受更良好的教育，知道如何投票。如果機器用來取代手工紡車，人們就會痛恨機器。英國考察者認為這實際上是強迫的問題。
9月底，毛再次熱情地向總司令蔣介石致信，信中說：
周恩來和其他同誌回延安後，都一致稱讚您的盛情款待，對此我深表感謝。全國人民都尊重您的領袖地位，是您領導全國這場史無前例的民族革命戰爭……在這一重要關頭，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共同的利益基礎上聯合起來了……無論敵人多麽殘暴，最終都免不了失敗的命運；中國……一定能在東亞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這是我的信念，我相信您也會同意我的觀點。謹祝安康並致以革命的敬禮。
慕尼黑協定的消息傳到延安時，毛關於英國將背信棄義的預言得到了證實，他說張伯倫的政策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因而毛很快就掙脫了束縛，這一點兒也不奇怪。10月當日本正在快速推進，奪取武漢、廣州時，中共在延安召開了一個時間很長的中央全會。經過一段時期的克製後，毛現在站出來公開攻擊王明。他首先抨擊王明提出的黨對統一戰線的路線：“在抗日戰爭中，在組織抗日統一戰線中，國民黨居於領導地位……國民黨的地位是堅持抗戰和統一戰線的主要條件，據此人們可以預見國民黨輝煌的未來……”
然後，毛談到了共產黨的地位問題。首先他討論了作為國際主義者在進行反對另一個國家的愛國戰爭時的顧慮問題。他指出：“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
他又說，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
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加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係的。
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的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在後來的一篇演講中，毛談到了武裝問題。“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
許多事情都可以用槍杆子來創造。我們“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杆子造出來的。槍杆子裏麵出一切東西……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隻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杆子必須拿起槍杆子”。
毛認為紅軍應該對蔣介石統率的軍隊保持獨立性，這一主張使毛在中央委員會中獲得了多數人的擁護，盡管這一原則在當時沒有公布，為的是不讓國民黨知道。王明雖然說服了他的同事為統一戰線作出政治上的讓步，但他作出軍事讓步的主張遭到拒絕。紅軍的將領們在高層領導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這一點毛知道得很清楚。就像10年前的遵義會議一樣。這一次又是軍隊使天平傾向於毛。
共產國際完全支持中共在1938年底製定的統一戰線政策，因而毛取得了圓滿的勝利。與此同時，莫斯科的一份刊物第一次承認毛在中央政治局中實際的領袖地位，王明靠邊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