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遭 貶（1931~1934）
此刻，蔣介石才完全醒悟到江西共產黨根據地的革命潛力。1930年底，他發動了所謂五次“圍剿”中的第一次“圍剿”。他派遣10萬軍隊去圍攻蘇區，但善於運用運動戰術的毛和朱將軍，是能夠將他們擊潰的。後來毛解釋說：
我們貫徹執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術，以我主力各個擊破敵軍。我們誘敵深入蘇區，集中優勢兵力突然進攻孤立的國民黨部隊，取得主動地位，能夠暫時包圍他們，這樣就把數量上占巨大優勢的敵人所享有的總的戰略優勢扭轉過來。
但是，毛後來也抱怨，由於共產黨內部不和，致使在反攻中遭受了挫折。毛為慶賀粉碎第一次“圍剿”，活捉敵前線指揮官(8) ，寫了一首詞：
萬木霜天紅爛漫，
天兵怒氣衝霄漢。
霧滿龍岡千嶂暗，
齊聲喚，
前頭捉了張輝瓚。
二十萬軍重入贛，
風煙滾滾來天半。
喚起工農千百萬，
同心幹，
不周山下紅旗亂。
1931年1月，“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取得了黨的領導權，隨後蘇區也建立了以項英為首的新的中央局。毛是中央局成員之一，但不能指揮它，他在江西的影響開始減弱。後來他歎惜道，1931年到1934年期間，他在中央沒有一點聲音。他的作用更多地局限在起草新婚姻法之類的民政事務上，1931年1月28日公布了由毛簽署的新婚姻條例的決議(9) ：
“應確定婚姻以自由為原則，而廢除一切封建的包辦、強迫與買賣婚姻製度。
“但是女子剛從封建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她們的身體許多受了很大的損害（如纏足）尚未恢複，她們的經濟尚未能完全獨立，所以關於離婚問題，應偏於保護女子，而把因離婚而起的義務和責任，多交給男子擔負。
“小孩是新社會的主人，尤其在過去社會習慣上，不注意看護小孩，因此關於小孩的看護有特別的規定。
第一次“圍剿”之後，僅用了4個月的喘息時間，蔣便在春天發動了他的第二次“圍剿”，被派去搗毀蘇區的軍隊翻了一番。但共產黨仍然成功地運用了他們的老戰術，毛寫了另一首詞，來紀念粉碎第二次“圍剿”：
白雲山頭雲欲立，
白雲山下呼聲急，
枯木朽株齊努力。
槍林逼，
飛將軍自重霄入。
七百裏驅十五日，
贛水蒼茫閩山碧，
橫掃千軍如卷席。
有人泣，
為營步步嗟何及！
這次隻用了一個月喘息時間，蔣就親自率領30萬大軍—差不多是毛的軍隊的10倍，發起了第三次“圍剿”。可是，蔣的“**”，快速占領蘇區心髒的戰術，卻給共產黨提供了充分發揮遊擊戰術的條件。到10月份，蔣不得不撤退，後來毛引用一個敵軍將領的評論，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在夏季的戰鬥期間，留駐上海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由於蔣的破壞，已不再是安全的了，因而紛紛前往內地各地區。周恩來假扮一個留胡子的天主教神甫，首先到達了江西根據地的首都瑞金。他一旦到此，毛作為黨的下級，就不可避免地變成一個隻是在江西的赤色共和國的名義上的主席。
周是一個與毛有著完全不同特征的人。他比毛小5歲，出身於一個滿清官吏家庭，他的優雅氣度使得他在共產黨同伴中顯得十分突出，而且他也許還把他的謙謙君子意識傳染給了他們。1920年至1921年間，他在法國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小組，從那時起，他在外交和協調政治方麵表現了卓越的才華。
此間對毛的行為和政策的批評越來越頻繁。1931年9月1日，周在一份給根據地政府的訓令中，反對毛有關戰略、軍隊管理和土地改革的觀點，毛被迫簽署了一項土地法，而他本人關於對待富農的思想遭到駁斥。他曾經主張過的關於沒收土地的激進理論，現在，由黨的新領導推廣到各地。
在自身的沉浮之中，毛還必須以鐵石心腸去麵對他的朋友和妻子所遭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命運。除了早些時候他的妻子和妹妹被殺害，1931年的此刻，他又得知了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遇害的消息。蔡是他的同窗好友，黨內最親密的朋友，他曾多次住在蔡的家中，蔡被捕後，被港英當局引渡到廣州，據傳，在廣州，反革命劊子手扯開他的四肢，把他釘在牆上，慘無人道地毒打致死，並剖開他的胸膛，把髒腑剁成碎片。
9月間，日本人展示了他們預謀征服中國的野心，用武力侵占了滿洲，並強化了在華北已取得的各項特權。顯然，隻有進行全麵抵抗，否則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很快就會擴展到整個中國。
毛起草並簽署了一封紅軍致國民黨軍的公開信，號召他們起義：“士兵弟兄們！你們必須另想出路嗬！你們的出路是有的—這出路就是革命！你們手裏現在有的是槍炮，你們首先把你們的反動長官殺掉，然後你們同當地的工人農民與一切勞苦群眾聯合起來，把國民黨的鳥政府打倒。
毛強烈要求新的政治局討論這些重大的民族政治問題。例如，1932年1月，日寇進攻上海之後，他主張建立聯合政府，將所有願意抗日的軍隊整編為一支統一的軍隊—這是一個受莫斯科影響的中國的政治局根本不能接受的政策。1932年4月，在毛的首倡下，江西政府對日宣戰，但政治局再次未給予支持。
1931年11月初，為製定新的政治局路線，由“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主持，在瑞金召開了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迎接不久即將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決議激烈地攻擊毛的政策，譴責江西根據地的共產黨領導“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和充分的群眾工作”，非難他們未和其他根據地聯合行動，並攻擊毛的紅四軍的遊擊戰術，還宣布他主持製定的1930年2 月7日《贛西南蘇維埃土地法》中規定平均分配土地是向富農投降。
毛個人的錯誤是犯有狹隘的經驗主義，獨裁專斷的機會主義，以及思想意識極為空虛。新的黨的全國領導重申土地革命應由無產階級領導。紅軍應占領城市，使用正規戰，拋棄舊式的遊擊思想。
在幾天後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除了新來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成員外，在根據地，莫斯科路線並未得到有力的支持。毛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並保住了紅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的職位。因此，毛的許多支持者，像朱德、鄧子恢、何叔衡等，也都當選了中央政府執行委員，主持政府和軍隊的各個部門，然而他的新對手卻控製了黨。
而且，據說是由於共產國際的支持，政治局施加了強大的壓力，出席大會的代表們接受了“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提出的實質性建議中的絕大部分，其中包括根據地建設、土地法和紅軍的指揮，隻有少數修改是適中地采納了毛的觀點。
1932年至1933年間的冬季，“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高級領袖博古和洛甫，從上海到達瑞金，一道來的還有共產國際的德國顧問奧托·布勞恩，他的中國名字叫李德。從此，毛在數量上也不占優勢了。
第四次“圍剿”之前，1932年至1933年間的冬季，紅軍搶先發起進攻。
5月，(10) 周取代毛任第一方麵軍總政委，(11) 成為紅軍中的高級權威。同時，周的支持者在根據地政府內，也攻擊毛的土地政策是“右”傾。
盡管有這樣的窘迫困擾，但毛仍專心致力於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立法工作，並提出了很好的、細致的設想。8月，在一次經濟建設工作會議上，他作了題為《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的演講，強調共產黨治理區域內的300萬群眾，必須自力更生。他責備那些以為在革命戰爭時期，不可能從事經濟建設，經濟建設要等到最終勝利後的和平條件下才能進行的意見是不對的。他特別強調必須做好土特產品的生產。我們必須“恢複鎢砂、樟腦、紙張、煙葉、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產過去的產量，並把它們大批地輸出到白區去”。
他還繼續關注國際事務，在反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通電中，表達了他對李頓報告書在中日問題上的虛偽態度的蔑視：“國際聯盟是各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強盜聯盟。
第四次“圍剿”在僵持中結束，毛作了一首詞，談論它的結局：
赤橙黃綠青藍紫，
誰持彩練當空舞？
雨後複斜陽，
關山陣陣蒼。
當年鏖戰急，
彈洞前村壁。
裝點此關山，
今朝更好看。
11月，共產黨取得了一次僥幸的勝利。國民黨十九路軍在福建舉行兵變，試圖建立一個與蔣介石對立的民治政府。起義之前，十九路軍的領導人在上海與共產黨有所接觸，可是，過於謹慎的共產黨人未作出明確反應。紅軍和根據地政府—即毛和朱—簽署了一件與這個非共產黨起義者聯合的文件。但是，政治局卻認為福建的起義者主張的是虛偽的民主，不值得支持。毛和朱則希望福建事變的發動者能真正給予該省人民以自由權利，並與共產黨結成真誠的聯盟。
正當毛爭取實現聯合時，兵變已被忠於國民黨的軍隊鎮壓了。在結成有成效的聯盟機會喪失後，毛也加入了對政治局的公開抨擊。假如更為迅速地采取行動，福建的兵變軍隊就可以得到紅軍的支援，這樣兵變就有可能成功，就可能控製相當大的領土和資源—盡管瑞金的軍事戰略家必須斟酌，從蘇區派出援軍，會不會危及自身的安全。後來毛抱怨他的黨內對手，錯誤地處理了福建事變。
毛40歲生日後不久，1月中央委員會召開中央全會，毛的所有政策都被攻擊為右傾路線。毛已預料到會上將發生些什麽，所以就通知一個同伴，以健康原因，未參加會議。可是，德國顧問奧托·布勞恩的回憶卻說：“博古諷刺地說，毛又犯了‘外交病’。使毛感到憤憤不平的原因是《中國蘇維埃運動與它的任務》的報告，將不是由他而是由洛甫來作；另外，他希望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要求，沒有被批準。
在中國革命處於緊要關頭之時，在瑞金所有的主要中國領導同誌中，奧托·布勞恩發現：“給我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毛澤東。他是一個身材修長的，幾乎可以說是很瘦削的四十來歲的中年人。他給我的最初印象，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家和軍人，不如說是一個思想家和詩人。在很少的幾個慶祝會上，我們見麵時很隨便。在這種場合，他總是保持一種威嚴而又謹慎的態度，總是鼓勵別人喝酒、說話和唱歌，他自己則在談話中插進一些格言，這些格言聽起來好像是無關緊要的，但總有一定的含義，有時還含有一種揶揄的暗示……當有人第一次提出，我們的主力是否應當突破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封鎖這個問題時，他用一句毫不相幹的話（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話）回答說：‘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類似這樣的格言和比喻，我們還可以隨意舉出一些例子，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思維方法，但其效果還是明顯的，因為它們畢竟適合了一定的具體情況。毛不僅在私人談話中或小範圍裏運用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還把它們引用到他的講話中，並以革命的**從中引出令人銘記的口號。我自己就經常親眼看到，他是怎樣用這種辦法深深地影響聽他講話的農民和士兵。
“……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是很膚淺的……毛從來沒有在國外生活過，不懂外語；中國又非常缺少馬克思主義著作，有限的幾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數。然而，布勞恩自己就不懂中文，充其量僅認識不多的幾個字。糟糕的是，毛用折中主義的方法，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並加進其他的內容。例如他常常講無產階級，但是他所理解的無產階級不僅僅是產業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貧窮的階層—雇農、半佃戶、手工業者、小商販、苦力，甚至乞丐……
但是，博古和他的朋友，以及共產國際都不想拋棄毛，他們意識到他在根據地已建立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盡管三年以來毛派不斷遭到斥責和排擠，毛還是再次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
但是，這一次他隻是一個傀儡。“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團中超過半數，並選舉了自己團體的人擔任主席。這樣，他們就敢於選舉毛，如果他不與他們合作，就可以隨時撤換他。毛的職務是名譽性的，沒有實權，而洛甫實際上差不多成了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首腦。
毛在大會上所作的結論中的兩段話，表明了他仍代表著的力量：
我鄭重地向大會提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麽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麵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麽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要使他們從這些事情出發，了解我們提出來的最高的任務，革命戰爭的任務，擁護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國去，接受我們的政治號召，為革命的勝利鬥爭到底。
國民黨現在實行他們的堡壘政策，大築其烏龜殼，以為這是他們的銅牆鐵壁。同誌們，這果然是銅牆鐵壁嗎？一點也不是！你們看，幾千年來，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宮殿還不堅固嗎？群眾一起來，一個個都倒了。俄國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惡的一個統治者；當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起來的時候，那個皇帝還有沒有呢？沒有了。銅牆鐵壁呢？倒掉了。同誌們，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麽？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麽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可是，毛在政治上所受的屈辱仍然存在。2月間，他被免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這樣，又失掉了一個更有實權的職位（同一個月，他的勤務員找到了一個搪瓷飯盒，因此，他不再使用他的喝水缸子吃“三層飯”了）。3月，洛甫以同一個委員會的名義發布訓令，批評了由毛主持的查田運動。
與此同時，蔣介石發動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圍剿”，用毛自己的話來說，敵人動員了近百萬軍隊，采用了新的戰略戰術。第四次“圍剿”時，蔣已經開始使用他的德國顧問推薦的堡壘體係。在第五次“圍剿”中，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堡壘政策上了。
共產黨試圖以陣地戰來抵抗強大的敵人，這顯然是災難性的。1934年4月，廣昌戰役失敗後，共產黨內對於軍事戰略的主張出現了分歧。毛稱廣昌戰役是一次“大災難”。
他指責采取分散兵力的堡壘戰術是消極防禦，並在沒有勝利把握的情況下，就輕率發動進攻。布勞恩回憶說：“他利用一切機會，不斷重複數落著這些罪名，甚至不惜進行人身攻擊。他在公開會議上很少這樣說，但在背後同他的親信交談時，就竭盡誹謗之能事。”
毛之所以選擇布勞恩作為他的主要攻擊對象是可以理解的，布勞恩對此解釋說，他毫不含糊地在他的同胞中煽動民族自尊心和仇外情緒，進而推論沒有一個外國人能夠理解中國革命的特殊情況。
廣昌失敗後，5月初中央委員會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會議由博古主持，提出了一個張皇失措中拚湊的計劃。毛建議進行四麵反攻，雖然這會把紅軍分成四部分，但每一支在不同方麵的進攻都可以吸引國民黨軍隊，從而創造打破“圍剿”的機會。他的建議也未得到支持。最後，會議接受了周恩來的折中方案，在石城以北建立強大的防線，並派遣一支紅軍先遣隊越過敵人防線襲擾閩浙，以及秘密組織從中央蘇區撤退。
如果說毛在軍事政策的紛爭中，對未來有所預示的話，那麽他於1934年夏所寫的一首詞卻並未表現出他對未來的這種預見性：
東方欲曉，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風景這邊獨好。
會昌城外高峰，
顛連直接東溟。
戰士指看南粵，
更加鬱鬱蔥蔥。
因此他仍堅持自己的立場，以北上抗日來為撤出江西根據地辯解，因為日本在華北的擴張正在加劇。當時，日本人已經越過了長城，擊敗了在長城抗戰的中國軍隊，並扶植從前的小皇帝溥儀為新的“滿洲國”的傀儡統治者。
然而，當第五次“圍剿”殘酷地推進到蘇區時，毛突然再度屈辱地遭到中央委員會的斥責，說他在土地問題和軍事問題上犯有嚴重錯誤，被排擠出所有黨的會議。他可能是和他的湖南同鄉劉少奇一起，隱居在瑞金城外幾英裏遠的名叫沙洲壩的村子裏，劉也是被“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排擠的。
8月，毛在距瑞金以西60英裏的縣城於都的住所中遭到監禁，第三次被從中央委員會中清除出去。由於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在瑞金的博古的共同努力，此時，毛麵臨被永久排除出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層的前景。由於身患瘧疾，發著高燒，隻得請一個名叫傅連暲的教會醫生治療，所以毛沒有作出反應。
當聽到他被監禁的消息後，一個後來脫黨的老夥伴龔楚，帶了一些酒和雞看他，他們一邊吃一邊回憶上井岡山之前第一次會麵的情形。日落後，他們又喝了很長時間，當他的朋友要回去時，毛打著手勢說：“唉，井岡山同誌的天下一去不複返了。
但是，城鎮鄉村仍然不斷落入敵人手中，10月初，毛由於他的謹慎和作為紅一方麵軍政治委員的有限職權，參加了有周恩來、博古、布勞恩，以及其他領導人的高級負責會議，決定撤出江西根據地。兩個星期後，長征就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