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轉 變（1918~1921）
毛澤東畢業時24歲，但在自由等待工作的新生活的最初幾周內，他過的仍是一種他喜歡的浪漫生活，他和朋友們住在嶽麓山“湖南大學籌備處”。他們和過去一樣用蠶豆拌米煮飯吃，赤腳上山撿柴，到很遠的地方挑水。其餘時間則讀書討論他們的未來計劃，有時也到愛晚亭上遠眺，去嶽麓宮、禹王墳憑吊。
1918年夏，毛又徒步遊曆了湖南。這次是和蔡和森一起。一條毛巾，一把雨傘，一雙涼鞋就是他們的全部行裝。他們倆用兩個月的時間調查各村各鄉的風土人情、農民生活、租稅情況，了解地主與佃農和無地農民的關係。調查途中，他們常常露宿野外，以山楂野果為食。毛和蔡很快就成為新民學會中親密的夥伴。
同時，新民學會的會員也開會討論自己的前途，提出了出國留學的主張。毛在會上說：“首先我們必須搞清楚去什麽國家，然後是怎麽去。我們要把每件事都組織得十分周密。我認為我們分開到各個國家去留學最好。主要是美國、法國、英國和日本。
楊昌濟教授已在北京大學任教，他給毛寫了一封信，告訴他，現在青年人中出現了去法國的新浪潮。毛回憶說：“當時湖南有許多學生打算用‘勤工儉學’的辦法到法國去留學。法國在世界大戰中曾經用這種辦法招募中國青年為它工作。這些學生打算出國前先去北京學法文。
毛熱情支持赴法勤工儉學，實地了解俄國和歐洲的革命真相的主張，因此他和蔡和森開始組織湖南省的進步青年參與這一運動。蔡和森在6月底去北京進一步了解有關情況並與各方麵進行聯係。蔡到北京後回信敦促毛澤東速去北京，和他一起領導實施赴法勤工儉學的計劃，又說楊昌濟教授也希望毛到北京，就讀北京大學。
9月，毛澤東決定到北京去，和他同去的還有20多名自願赴法留學的青年(8) 。那一年黃河漲水，衝斷了鐵路線，火車在河南郾城附近停運。毛利用候車的時間走訪了附近的村莊，考察農民的生活狀況。
當毛澤東和同伴們抵達北京時，湖南自願赴法的青年已有40多人，比任何省都多。就連毛的老師徐特立雖已年過40歲，也放棄了在湖南的教授職位，誌願赴法。
毛特別注意鼓勵女青年參加赴法勤工儉學。在長沙，他組織了一個“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這其中蔡暢是毛最要好的朋友蔡和森的妹妹，後來嫁給中共副總理李富春為妻。值得一提的是，蔡暢自己回憶說，她和她的哥哥和毛一樣，在那時都表示反對婚姻，宣布他們決不結婚。
當一群湖南女青年，包括蔡暢以及她哥哥的未婚妻向警予即將赴法時，毛認真地對向警予說：“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誌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
在北京時，毛和蕭瑜以及其他兩個朋友應楊昌濟教授的邀請，最初住在豆腐池胡同楊家新宅，但不久就搬到了鄰近北大的三眼井胡同。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來自湖南長沙新民學會的8名會員就擠在兩間租來的房子裏，其中一間作書房，另一間作臥室。
床是北方的炕，用磚壘起，底下燒火取暖。但8個湖南學生生不起火，所以8個人隻好擠在一塊兒，以保持體溫，抵禦北京冬天的嚴寒。毛回憶說：“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 他們自己在一個小爐子上做飯，大家掙錢，大家花。8個人隻有一件大衣，所以天氣特別冷的時候，他們隻好輪流穿著大衣出去。到了年底，他們有了3件大衣，但毛一直沒有設法替自己買一件。
然而這個住處地點特佳，對毛和他的朋友工作和學習都很方便，他們可以隨便去北京大學聽課。羅學瓚在給家裏寫的信中說，他們“皆敦品力學之人，侄素所欽佩者，朝夕與處，時有受益”。
盡管經常鍛煉，毛的身體並不太好。毛在北京的一個朋友說，毛那時還在咯血，可能染上了肺結核，因而堅持要和別人分筷吃飯。他的腳底曾受感染，在醫院治了一個月。
盡管條件艱苦，但“故都的美對於我是一種豐富多彩、生動有趣的補償”，毛後來回憶說，在公園和故宮的庭院裏他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詩人岑參詠北海冬樹掛珠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
最後雖然毛被邀請赴法，但他選擇留在國內。對他來說，這是個很有趣的決定，因為這是他第一次拒絕一個上升發展的機會。他後來解釋說：“我並不想去歐洲。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
毛向他的老師徐特立解釋他留在國內的原因與此稍有不同。
“毛具體研究了辛亥革命的失敗，”徐特立後來說，“得出結論認為失敗的原因在於中國知識分子脫離廣大人民群眾。知識領袖要取得任何革命的勝利都必須密切聯係這個國家的公民。就因為這個原因，在大戰結束後當我邀請他和我同去法國時，他拒絕了。他更願意增加有關中國的知識，而不是去法國。
毛對他的同學、朋友談了4點他留下來的原因。首先一個原因顯然是由於資金問題。他一點錢也沒有，盡管路費大大減少了。但200元錢對他來說是一大筆錢，他知道沒有人能借給他這麽多錢。第二，語言上不能過關。在學校時，他甚至連最簡單的英語發音都沒有掌握，更不要說學法語了。第三，他覺得留在北京不僅可以繼續學習，而且也可以為新民學會招收新會員，並且可以在北京為那些去法國的人充當可靠的聯係人。最後，他明白自己是個行動者，自己的未來發展在政治組織上，而不是在學問上，所以他對為學習而出國並不真的感興趣。學習對毛來說隻不過是達到目的的一個手段。
對於那些他不很了解的人，毛首先強調他年齡太大了，那時已25歲了（其他人的平均年齡是19歲），其次說他外語能力很差。但真正的原因，也許從來沒有明確地說過，雖然7年以後毛寫的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文章中有所披露。毛指出，出身於小地主家庭又在資本主義化的城市裏學習的學生隻能扮演“半身土氣半身洋氣的角色”。毛害怕法國之行會使他在文化上成為一個國際主義者，因而失去了他自己國家普通老百姓對他做領袖的支持。他也感覺到在外國環境下，他就不能在他的同伴中出類拔萃。
其他人也同意毛留下來，蕭瑜和蔡和森曾就他如何能在首都生活下去討論過好幾次。他們正在北大吸收新民學會會員，因此毛最好的去處就是進北大。蕭瑜後來回憶說：“我們想到教室清潔員的工作，因為教室清潔員做完他的工作後，還可以旁聽。北京大學確實需要一個人在課後擦黑板、掃教室。這項工作很輕鬆，而且還可以經常接觸到教授和學生。”但是毛怎樣才能得到這樣一個工作呢？
他們去找校長，這位校長當時正密切注意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他給他們寫了一個條子，讓他們帶著去找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條子上說：“毛澤東為實行勤工儉學計劃想在校內工作，請將他安排在圖書館中……”李大釗恭敬地照辦了，給毛安排的工作是打掃圖書館，整理書刊雜誌。
蕭瑜回憶說：“這完全是蔡校長幫忙的緣故，因為李大釗身居高位，是不過問用人之類的小事的。”幾年後，李在回憶這件小事時還有點發窘。“我收毛澤東做清潔工作，”李大釗告訴蕭瑜說，“完全是遵守蔡校長的指示。我並不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希望你能原諒我。
李大釗過去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曾給毛以巨大的鼓舞，又是他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現在毛發現他就在隔壁房間裏。毛回憶說，他當時“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那時一個月五六塊錢就夠吃飯，但毛仍非常節省，隻在晚上吃頓飯，而且隻吃土豆和花生，從不吃肉，也不吃青菜。對多數人扔掉的北京大白菜幫子，據說他發明了一種新的吃法：加鹽煮。
如果毛希望通過他的工作之便結識當時的一些知識界巨人的話，那他就會失望。毛抱怨說：“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圖書館的人中，毛澤東認出了一些文學和知識界頭麵人物的名字，毛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當時的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後來回憶說，毛要求去聽他的課。胡評論說，在作文方麵，他很出色。但另有一個傳聞說，有次胡適上完課後，毛想向他提一個問題，胡適拒絕了，因為毛不是他的正式學生。
文科學長、《新青年》雜誌的主編陳獨秀和圖書館館長、政論作家李大釗是北大兩位激進領袖，也是無可爭辯的最早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的人，但他們在毛第一次默默無聞地進北京的時候，都沒有注意到他。和過去一樣，毛受到了那些表麵上是他前輩的人的冷遇。這也正是毛的生活哲學：越是被人視為粗俗的鄉巴佬，遭人鄙視，他越是堅定了通過艱苦而激烈的政治鬥爭，強行對社會提出自己的要求的決心。
他在北京的時間並沒有完全荒廢，他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這些圈子裏，他認識了一些人，諸如張國燾，後來成為他爭奪共產黨領袖地位的對手。
他在首都最好的朋友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其中包括他的3個湖南籍的室友，還有一個學生。但這4個人都沒有成為共產黨，盡管他們也都讚成群眾運動和革命。他們介紹毛閱讀克魯泡特金、巴枯寧和托爾斯泰的著作。
他在北京的時候正是十月革命的影響在中國逐步深化的時期。30年以後毛宣布：“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1918年10月毛參加了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還參加了一個類似的但更廣泛的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李大釗也是組織者之一。這時毛自己讀的書基本還是傳統主義者的著作。他告訴他的朋友，他讀了許多史書，特別是司馬光的古典著作。
但毛最感興趣的還是馬克思主義。他讚同馬克思主義以理性和唯物主義為前提，和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確定性以及它對人類平等和尊嚴的肯定，而毛最為讚歎的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革命信條在俄國的成功實踐。當時中國毛那一代年輕人都有這種看法。
第二年2月，就在毛離開北京之前，李大釗的文章《青年與農村》發表。其中一些話一定深深地打動了毛，文章特別指出：“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
毛自己承認正是在北京，他第一次產生了愛情。他說：“也正是在這裏，我遇見而且愛上了楊開慧。她是我以前的倫理教員楊昌濟的女兒。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昌濟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後來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但他們第二年才結婚。
1919年初，毛陪同赴法的學生去上海，他們要在上海乘輪船。毛記得：“我隻有到天津的車票，不知道到後怎樣才能向前走。”但又是由於運氣，他從另一個同學那兒借了20元錢(9) ，使他能夠繼續去南京。這次華北之行，使毛飽覽了祖國的許多名勝古跡。
“我在北海灣的冰上散步。”他驕傲地回憶道，還環行走過保定府、徐州和南京的城牆。“我在曲阜下車，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看到了聖人幼年所住的小鎮。”毛看到相傳是孔子親手栽植的那株有名的樹，並且看了孟子的出生地，他還登了中國最有名的五嶽之一，山東的神嶽泰山。
這時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都對中國國內的動亂和凡爾賽和會上中國在國際上的命運感到焦慮。日本公開收買中國代表團，以謀求日本在中國的特權的繼續存在，其他戰勝國更不願意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伍德羅·威爾遜所鼓吹的自決難以實行。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北京自發產生的抗議內憂外患的學生運動，當時毛正在參觀他自己國家的聖地—顯然他從中汲取了營養。
從南京起，“我……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沒有車票。”這次沒有人借給他錢，他不知道怎樣才能繼續前進。“可是更糟糕的是，我僅有的一雙鞋子被賊偷去了！”好運又一次解救了他，他在火車站外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個老朋友。這個人借錢給毛買一雙鞋，還足夠買一張到上海的車票。到了上海，毛了解朋友們到已經募集了大批款項，不僅可以送學生到法國去，而且他還可以回到長沙。
學生們3月下旬乘一條日本輪船走了，毛送他的朋友上船後就起程返回長沙。在長沙，他寄宿在這座城市對麵的河邊，重新開始了一天一頓蠶豆加米飯的斯巴達式的生活。
他回湖南後的一項任務是維持新民學會的聯係。許多會員當時正在歐洲各地學習，他建立了一個每月通信製度，印刷、發送在法國的會員們給他寄來的有待進一步研究的信件和他們提出的問題。在毛的編輯下，最後出版了三卷通信集。
然而，這個青年社團的團結不可避免地難以持久。大部分會員和毛一樣都很革命，他們不滿現狀，但也出現了一個改良派，主張從現實出發。還有一個中間派，他們左右搖擺，沒有確定的思想。後來，當共產黨在湖南正式建立組織時，新民學會發生了分裂，大多數會員—但不是全部—參加了這個新黨。
毛開始應用自己學到的知識在修業小學教曆史。作為一個單身漢，他住在學校裏，仍然隻有幾件極簡單的行李：“一頂農家用的老藍夏布蚊帳，一床席子，幾本書作枕頭，經常穿的是一件洗得不藍不白的竹布長衫。”在25歲的時候，毛終於開始掙錢了。
小學的生活幾乎談不上享受，當了幾個星期的教師後，毛在一篇長文裏給教師的命運畫了一幅像：
諸君！我們是小學教師。我們整天的教課，忙的真很！整天的吃粉筆屑，沒處可以遊散舒吐。這麽一個大城裏的小學教師，總不下幾千幾百，卻沒有專為我們而設的娛樂場。我們教課，要隨時長進學問，卻沒有一個為我們而設的研究機關。死板板的上課鍾點，那麽多，並沒有餘時，沒有餘力—精神來不及！—去研究學問。於是乎我們變成了留聲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們教給我們的真傳講義。我們肚子是餓的。月薪十元八元，還要折扣。有些校長先生，更仿照“克減軍糧”的辦法，將政府發下的錢，上到他們的腰包去了。[
接著個人的不幸又接踵而來。毛從上海迅速返回的一個原因是他母親病了，1919年10月他母親去世，死於急性扁桃體炎。毛寫了一篇《祭母文》：
…… ……
吾母高風，首推博愛。
遠近親疏，一皆覆載。
愷惻慈祥，感動庶匯。
愛力所及，原本真誠。
不作誑言，不存欺心……
頭腦精密，擘理分情。
事無遺算，物無遁形……
病時攬手，酸心結腸。
但呼兒輩，各務為良……
盡管他有教學任務，但毛仍投入湖南的組織工作。在1919年6月和7月的5個星期內，他幫助建立了3個協會，都和改革有關。
但毛對湖南政治舞台作出的獨特貢獻是通過辦報實現的。7月14日出版了學生聯合會創辦的第1期《湘江評論》，毛是《湘江評論》的主筆。《湘江評論》是一張四開的報紙，第1期很快就賣出去了，第2期印了5，000份。在《湘江評論》上，毛對湖南的進步讀者介紹了西方工會和工人罷工情況，揭露了西方列強在凡爾賽和會上的分贓行動。他譴責勞合·喬治和伍德羅·威爾遜是“一類的強盜”。
用毛的中國傳記作者的話說，《湘江評論》每期付印之前，“約好的稿件往往不能集齊”，於是毛隻有自己動手多寫一些。在溽暑和蚊蟲的侵擾下，他“常常寫到半夜之後，早晨一起床，來不及洗臉吃飯，就到教室教課”。《湘江評論》第1期的幾乎全部、第2期的三分之二、第3期和第4期的各一半稿件都是由毛澤東執筆的—他不僅要寫稿、審稿，而且還要當編輯、看校樣。毛甚至有時還上街賣報。
《湘江評論》第2期開始連載毛的一篇重要文章，題目是《民眾的大聯合》。就在這篇文章中，毛最早提出了必須建立人民革命統一戰線的戰略思想，敦促他的同胞按照馬克思的思想，建立農民組織和工人組織。文章說：“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的向前！我們的黃金世界，光輝燦爛的世界，就在前麵！
《湘江評論》震驚了長沙政府，隻出到第5期就被查封了。毛立刻又接手主編另一份報刊《新湖南》，這是一份地方學聯的周刊，不久也被當局查禁。
這時湖南督軍張敬堯對學生惱羞成怒。9月他召集學生代表訓話，指責學生幹預政治，特別是擾亂了政府的對日政策。他威脅說，你們要是不聽，我就砍你們的頭。麵對他的威脅，一個女生嚇得哭了起來，就在她身邊的毛要她不要理睬張的恫嚇，隻當狗吠。
毛在文章中就婦女地位問題慷慨陳詞，特別對貞節的雙重標準—婦女失貞，導致自殺，而男人亂性卻無關緊要—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就此問題在《女界鍾》刊物上撰文，他的長文《民眾的大聯合》中也有這一段：
諸君！我們是女子……我們都是人，為甚麽不許我們參政？我們都是人，為甚麽不許我們交際？……無恥的男子，無賴的男子，拿著我們做玩具，教我們對他長期賣**，破壞戀愛自由的惡魔！破壞戀愛神聖的惡魔！整天的對我們圍著。什麽“貞操”卻限於我們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貞童廟”又在哪裏？
1919年11月14日長沙發生的一件事轟動全省，也使毛澤東大為震驚。一個姓趙的眼鏡店老板按照傳統的媒人說合，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鄰近一個富裕的古董商的兒子。這個姓趙的女青年對婚前隻見過幾麵的新郎非常不滿意，她要求解除婚姻，但不被理睬。婚禮那一天，不幸的趙小姐被強行推上花轎，送往新郎家。在花轎中，她抽出剃刀割頸自殺。
這一自殺事件轟動一時。一家地方報紙評論說，這個可憐的女青年是封建婚姻製度的犧牲品。兩天後毛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他評論這一自殺悲劇的第一篇文章。他在該報共發表了9篇文章，登了兩個星期才登完。
毛的文章指花轎為“囚籠檻車”，他進而提出了其他批評，說不僅新郎、新娘的家庭應對趙女士的死負責，罪惡的根源還在社會。他宣稱，青年人應該鼓足勇氣自己站起來反抗老一代對他們規定的種種框框。毛鼓動說：
一個人剛剛掉下母親的肚子，便說他的婚姻是已經前定了。年紀大一點，自己發生了婚姻的要求，卻不敢自己議婚，一聽父母、媒妁來處置……這些關於婚姻的迷信應該首先打破，最要緊是“婚姻命定說”的打破。此說一破，父母代辦政策便頓失了護符……夫婦一發生了不安，家庭革命軍便會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戀愛自由的大潮，接著便將泛濫於中國大陸。
毛不讚成趙女士的自殺，“吾人是以求生為目的，即不應反其道而求死……自殺的條件是社會奪其希望。吾人於此，應主張與社會奮鬥，爭回所失的希望。奮鬥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