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變成鴨（1940~1943）

1940年的一天，周請美國作家白修德在一家飯館吃飯，主菜是一頭金褐色的、肉皮鬆脆的乳豬。周自豪地拿起筷子，做手勢請客人先吃烤豬的脆皮。白修德畏縮著放下了筷子，用流利的中國話解釋說，作為猶太人是不能吃豬肉的。對這些未開化的習俗表示驚異的周的助手們為自己的失禮而嚇壞了，並且他們非常清楚，他們沒有能力換一道可以和這道菜的美味相比的菜了。周拿起筷子再一次邀請客人，他指著桌上的盤子對客人爽朗地笑著說：“特迪，這裏是中國，再看看，你瞧……這看起來像豬，但在中國這不是豬—這是一隻鴨。”

白修德大笑起來，其他人也都笑了。這個美國人把筷子插進去，夾下了一塊脆皮。用他自己的話說，“吃了第一口真正的豬肉，以後就開戒了。但願我的祖宗能原諒我”。

周的這個令人神迷的促使他人打破舊習慣的舉動，對另外的人物可能就不會起作用。但是，這次他的外交才智卻使他成功了。這是1940年至1943年3年戰爭年代裏周度過的一個並沒什麽特別的傍晚。那時，周正代表著共產黨的利益駐在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在這3年期間，他建立起了不尋常的權力，不僅充當著共產黨的特使，而且幾乎是出於對中國政治製度的良知，在發展著與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的關係，努力贏得中間派。

他的總部設在重慶市中心一間殘破的舊房子裏，對著大街沒有窗戶，但衝著院子的方向卻有一個陽台。

在盛夏的夜晚，他可以向遠方眺望，從一排排伸向前方的屋頂一直看到遠方的峭壁。在那裏，嘉陵江把它那褐色的江水都傾進了揚子江。

一個美國人描述道，這裏是曾家岩50號，在一條鵝卵石鋪成的泥濘小巷的盡頭，窗戶上糊著黃色的紙，屋內炒菜的油煙使窗紙也有些油膩。白修德發現這是一個“寒酸的地方，下雨時小巷的泥就沒過腳麵，接待室的地上也被踩得到處是泥”。樓房有些地方被日本炸彈給炸壞了。

周最親密的助手葉劍英來後，不得已住到了閣樓上。閣樓上沒有窗戶，在重慶的這種天氣裏，更使人透不過氣來。為使空氣流通，葉在棚頂上開了一個小洞做天窗。住在下層的人提醒葉，要是下雨，屋裏就要發大水了。果然，葉的活還沒幹完，周的房間就被淋透了。人們看到他無可奈何地打著一把傘坐在**。

曾家岩50號住著一些正派國民黨人，另外還有一些特務在監視著周。周的門外是廚房，那兒有個雇員把周的一舉一動都向上報告。小巷裏的每一個小鋪和小攤都是國民黨的情報點。國民黨秘密機構的頭目親自住在周的附近，監視著每一個走過周門口的人。這樣的密探監視一直持續了下去。正如他的助手們後來說的，在這種氣氛中，“他身在虎穴，但泰然自若”。

警衛員們做的飯菜，明顯使人食欲陡增。有些客人吃過之後，說他們“嚐到了延安的風味”。人們知道周每天早晨要上街買一個雞蛋煮熟當早餐。他還有一個習慣無法改變，在重慶的一個警衛回憶說，周總是把報紙帶到廁所裏去讀。現在保存下來的他在重慶的一些書籍，包括《共產黨宣言》，在封麵上都有他的親筆簽名和日期。在重慶的生活接近於周參加共產黨前的中產階級的舒適生活，有時也許並無二致。南開大學(19）撤到了重慶，所以他能夠拜訪張伯苓博士和周的老師、南開的注冊主任康。

一次，周和夫人去南開吃午餐。當時也在那兒吃午餐的一位客人描述了張博士怎樣“顯得為他的這個任性的學生而感到自豪”。這位身材修長、英俊瀟灑、有著兩道濃眉的政治家，他的談話生動有趣，舉止得體，贏得了在場的每一個人的注意，周在與其他客人飲酒時也被看做是一個好對手。

周知道怎樣體貼自己的部下。在重慶的一次宴會上，他問女主人他的司機是否可以入席就座。她同意了。當司機被叫來時，他正利用這點時間縫鞋底。

周在敵人的營壘裏生活，身體上並沒有受到什麽傷害，但國民黨卻編造故事誹謗他。諸如他和體態婀娜的年輕電影明星陳波兒的羅曼史等。盡管有這樣的謠言，他還是以他作為丈夫的忠貞不貳的品格在黨內成功地保持了榮譽。

更重要和更令人頭疼的是他父親貽能的再次出現。他父親一直四處漂**，幹著掛名的差事，過著窘迫的生活。身無分文又無職業，老人來到重慶求周幫助。據說當時周隻是每月給他父親一筆不多的30元的補助，但那點錢連老周每天喝酒都不夠，此種說法也許有點誇張。

重慶的外國人對周的印象較深，埃文斯·卡爾森在一篇報道裏將他描述為“一個高級官吏的後裔，一個有文化、受過教育的人……充滿著如此高尚的品格和謙恭的思想”。較有影響的記者，像傑克·安德森經常應邀到曾家岩去吃飯。周會見過總統候選人溫德爾·威爾基。

周告訴他新結識的一個美國朋友：共產黨中國願意同美國結成友誼。許多美國人對周比對蔣及其同夥更熱情，這就造成了麻煩，即戰後美國國內懷疑自己的外交官在中國受了中共的蒙騙。

與此同時，周抓住每一個機會同其他國家建立聯係，從朝鮮到印度，他很後悔在尼赫魯訪問中國首都的時候沒能見到他。的確這是一個失去了的重要的機會，如果亞洲這些有很多類似之處的民族主義領導人在這個時期就獲得相互理解和對對方的好感，盡管他們此時都還沒有擔負起政府的職責，那麽，20年後的中印對抗是可以避免的。

不久前，周被任命擔任國民黨政府中的一個職務，緊接著又重開他15年前在黃埔軍校和蔣介石合作的先例，他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同時，他又是共產黨南方局的書記，負責國統區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在華北他贏得了抗日民眾的支持，同時在華南又贏得了反蔣人民的擁護。除此之外，他還負責共產黨的報紙《新華日報》。

周在談判方麵的才能要勝過黨內其他同事，不論是同國民黨談判，還是同外國人談判，都是如此。他深諳國際事務，和政府官員關係較好，英語流利，他的性格又特別適合這類工作。許多共產黨人是帶著一種要爭吵的架勢來到談判桌的，但周卻保持著一種適當的理智，當形勢不利時他就擺出一種無可奈何的樣子，打算從對方那裏贏得同情心。

白修德稱他為毛的“塔中的偵察機”。然而，當時他在黨內的政治地位是複雜的。當周在重慶做特使時，其他人特別是劉少奇正忙著贏得毛的青睞，幫毛建立忠實於他自己的黨組織。按蘇聯觀察家弗拉季米諾夫的說法，毛曾經批評過周是經驗主義者。然而，周一再宣稱自己是忠實於毛的。幾個月後，別人引述毛的話說他完全信賴周，並依靠他的支持。王明自己有過記載，說毛一邊稱讚周的管理和外交天才，一邊暗中抱怨周在黨內比毛更受人擁護。這些混亂的說法，不可全信。但它卻引起毛的自卑感和不安感，再加上周的斡旋調解的才能，使毛的感覺變得更加強烈。周在承認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一點上是不存在什麽問題的。

在重慶的那些年中，周創立了一個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及1949年以後作為北京傳播工具的編輯機構的核心，他很好地利用了由於國民黨專製獨裁而造成的非共產黨人士日益增長的對蔣離心離德的機會，同許多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建立了聯係。這些人後來都投向了1949年成立的人民共和國，填補了共產黨在管理界、教育界和商業界的許多空白。

重慶的許多小政治團體，開始不支持共產黨，但在周向他們宣講了共產黨將保證進行下列改革：直接投票選舉，地方政府自治和從鄉村一直向上都實行人民代表民主製以後，他們表現出了興趣。最後，周幫助他們組織起一個傾向共產黨的聯盟。他們很多人在人民共和國的早年頗有作為。

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周更多的是中國人還是共產黨人時，他回答說：“我首先是中國人，其次才是共產黨人。”

一個美國人想知道共產黨會不會廢除宗教。

周說：“中國共產黨尊重各種宗教，允許有各種信仰。”

1940年聖誕節，衛理公會教徒蔣介石請周吃晚飯以感謝4年前周在西安救他一命之事。他雙手緊握周的手，一向沉默寡言的委員長此時異常激動，稱周為他所認識的最有理智的共產黨人。後來，周回憶說：“他這是在恭維我，我討厭他的恭維，這隻能讓我多加提防。”他借機委婉地抱怨蔣不民主。

“你知道他是怎麽回答的嗎？”後來和一位記者談及此事時，周說，“他說：‘你的意思是說我不民主？’”

飯後，周評論說：“事實上，我被感動了。隻可惜人的情感，盡管真誠，但也無法彌合意識形態上的分歧。”

在這頓有希望重歸於好的聖誕宴會過了幾天以後，國共脆弱的共同抗日的統一戰線崩潰了，安徽省附近的新四軍和國軍部隊展開了一場災難性的交鋒。周立即向全世界宣布，在新四軍執行蔣的命令北上的途中，蔣伏擊了他們，官兵被殺，葉挺被禁。

當皖南事變的消息通過延安電台傳給周的時候，他正在開會慶祝《新華日報》創辦3周年。這張共產黨的報紙連夜把周關於這個事件的文章趕印出來，但卻被國民黨查扣了。報紙以開天窗來表示沉默抗議。其中有一處填上了周奮筆疾書寫下的一首詩：

千古奇冤，

江南一葉，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那天晚上，周親自上街把報分發給人們。在他逝世以後，人們以此為素材創作了話劇《報童》。

向蔣提出抗議之後，延安的中共中央擔心周在重慶不安全，來電報要他回延安。但是周恩來回電說，他要在重慶堅持鬥爭下去。延安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見。

現在，蔣介石與共產黨之間處於完全僵持的狀態。周感到特別悲痛，因為蔣曾在聖誕宴會上答應保證新四軍北上的安全。當周聽到這個事件的消息時，他給蔣打了電話。蔣說這是不可能的，沒有的事。有人問周，蔣是否在說謊，“不，”周說，“有人對蔣說了謊，但是蔣在某種程度上也說了謊。”蔣說謊是因為他想在各黨派中加強地位，蔣在利用全國的矛盾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

周同美國人談話是希望給蔣帶來間接的壓力。1942年第一次緬甸戰役失敗，在紛紛對中國將領們拒不執行他們沒有經驗的美國司令的命令提出斥責時，周告訴美國人說，隻要委員長願意，他周恩來願意率領共產黨部隊重新去作戰，“我將服從史迪威將軍的命令。”像這樣合乎美國主張的靈活請求還有不少。

1941年春，周進行了一次有煽動性的露天演說，很有吸引力。聽眾中有一位名叫韓素音的有一半華人血統和一半比利時血統的小說家。這是她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她坦率地說，周沒有“演講的天才，但他通過他那真摯的誠意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她看到他“麵頰清瘦，頭發濃黑，非常鎮靜，十分英俊。手勢輕快而靈活”。她的第一個感覺是，他給人一種“聰明、自信、腳踏實地和克己自製的印象”。他站在一塊凹地中間的桌子上，雙眼鎮定地環視著人群，演講了足有4個小時。“那是一次人們所聽到的最簡明易懂的，條理最明細的，最樸實無華的，也是經過煞費苦心準備的演說。”周對國共兩黨的爭端感到痛惜。

“這就是我們的國家，”他強調說，“無論這個兄弟間相互殘殺的悲劇是由什麽引起的，我們都應該忘記它。從現在起，我們要向前看。”

他穿著一件新熨過的土黃色軍服，沒紮腰帶，也沒戴領章，但穿著一雙擦得錚亮的皮鞋。就是在這次演說中，他提到了他養母被冷落了的墓地。

“我的母親，我欠了她很多很多，可她的墳墓在日占區。我多麽希望能回去清掃她墳上的落葉啊。這是一個把一生獻給革命和國家的浪子所能為母親做的最微小的事了。可是我連這也做不到。”多麽感人的演講啊，他使每一位在場的人都流出了眼淚。

1942年夏天，周突然病倒了，不得不去國民黨軍事醫院做前列腺手術。一個美國來訪者看到，他躺在一間牆刷得雪白的小屋中一張用繩索編成的“彈簧”**。後來他的警衛員用他最喜歡吃的鯷魚來款待他，周邊吃邊抱怨太貴了。

與此同時，毛在延安發動了一場毫不調和的整風運動，意在鏟除黨內的錯誤思想，而實際上卻成了要在這場重大鬥爭結束後召開的黨的會議上，使毛在6年前長征危急時期獲得的臨時領導權得以合法化和永久化，以保證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為此，毛急忙把周從重慶召回。在已經持續了一年半的整個整風過程中，隻有毛和劉少奇兩人未被觸動。這樣，僅次於這兩人的最高領導人周，就陷入了一種極為尷尬的處境。有資料表明，在一些會議上他被指稱為“經驗主義者”應受到批判。這可能是因為他沒有像毛、劉要求的那樣去咒罵王明和他的布爾什維克。這場整風運動是土生土長的毛澤東思想和蘇聯布爾什維主義鬥爭的最後階段。周支持毛，在這布滿地雷的區域裏，他每挪一步都必須小心翼翼。

表麵上看，周並非猶豫不決，他把旗幟堅定地舉向毛澤東思想，給別人做出了榜樣。在延安，他對他的同誌們說，黨的曆史已經證明，毛澤東的觀點是正確的，共產主義—

不但適應中國，而且它經過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誌的運用和發展，已經和中國民族的解放運動、中國人民的實際利益結合起來，而成為在中國土地上生根的共產主義了。

周非常認真地對待這場運動，逐一檢查自己的錯誤，並給自己訂了七條要則。第一條是“加緊學習，抓住中心，寧精勿雜，寧專勿多”。第二條是“努力工作，要有計劃，有重點，有條理”。第三條是“習作合一，要注意時間、空間和條件，使之配合適當，要注意檢討和整理，要有發現和創造”。最後兩條要則是針對個人修養提出來的。其一是永遠不與群眾脫離；其二是健全自己身體，保持合理的規律生活。但這兩點周卻難以做到，盡管他愛交際、有理性。

此時，周在黨內的地位並沒有由於父親的死而變得寬鬆。周按家裏要求的老習慣，在共產黨報紙上發了一份訃告。這是周僅有的一點孝心，對這個在他還不到1歲時就把他送出去的人，除了盡了這點勉強的禮數外，他再沒做什麽。然而就是這樣，共產黨也還有人皺眉頭。

1943年，周仍在重慶，與國民黨處於談判中。7月，他回到延安。周從蔣管區開回了幾部車，車上裝滿了文件、包裹和鋪蓋卷，最後一次走出了曾家岩的老房子。

當周的車從世界性城市重慶經過幾個省回到與世隔絕的共產黨根據地延安時，他不能不考慮到他的政治前途，以他的智慧去支持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