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奮鬥

革命婚姻（1924~1925）

1924年9月，周恩來返回位於亞熱帶的廣州。廣州當時是中國革命的中心，也是孫中山共和運動的首府。據說，周恩來是經過莫斯科，乘橫貫西伯利亞的火車回國的，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一些成員常常經過蘇聯從西歐回國。周恩來在國外待了這麽久，他自然很想看看在華北的朋友和眷屬。他曾向埃德加·斯諾講過自己的生活經曆，而了解他的埃德加·斯諾則用肯定的語氣說他“在莫斯科作了短暫的停留，旨在聽取莫斯科的指示”。另一位日本作家斷言，周不僅經過了莫斯科，並且在列寧大學同鐵托、陶裏亞蒂和胡誌明一塊兒學習過。然而，沒有確切的事實可以表明周恩來經過了莫斯科，很有可能他是乘船回到中國的。

回國後，他的職務是擔任極為重要的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和軍事部長。他的辦公室設在文德路一幢小樓的二層，盡管沒有什麽標誌，但每個人都知道這是幹什麽用的。事實上，這是中國唯一公開的中共辦事處，門前赤腳的農民與衣冠整齊的官員常常擁來擠去。

這位新書記充滿熱情地著手他的工作。他對黨從1921年到1924年所取得的成績讚不絕口。他曾這樣寫道：“如果大家努力工作的話，那麽很多事情便會在短時間內做完的。”他就像《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阿留沙，陀斯妥耶夫斯基把阿留沙描繪成“我們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他篤信真理，探索真理，追求真理，願為真理而獻身，並渴求英雄主義的行為”。

不過，他的思想觀點並不像他的一些同誌那樣保守。從法國回來不久，他寫道：

僅僅在過去的五十年內才出現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終發展階段，或者是其最終產品……由於資本的壟斷，世界市場衰落了，世界生存的空間已被分割完畢，資本主義國家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帝國主義並導致相互衝突。此外，在兩次對抗的間歇時期，帝國主義國家就會形成同盟來剝削被壓迫民族。這樣，一個被帝國主義列強聯合控製的半殖民地民族，也不可能逃脫這一現實。

另外，周恩來也常常引用儒學的詞語，以便使對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演講顯得更生動。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既然一個人不願看到善行被褻瀆，那他就不會隻為自己；既然一個人不願使他的才華棄之不用，那他就不會隻圖私利……這樣，搶劫和動亂就不會發生，門戶也就不用上鎖了，這就是大同社會。

周恩來試圖把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康有為、梁啟超的烏托邦思想聯係起來。這兩位思想家對周的青年時代影響很大。

基於共產主義革命的利害關係，周也同時為國民黨工作。國民黨讓他負責國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訓練部(1)。這時是國共合作的黃金歲月，但後來兄弟反目成仇，給中國帶來了災難。周恩來在廣州開始工作後不久，蘇聯紅軍的“伏拉伏斯基號”船給孫中山提供了俄式來複槍和大量的軍火。西方的忽視促使國民黨為周進行革命活動開了綠燈，但這種活動是合法的，不再是地下的了。

在較短的時間內，這兩個黨便聯合起來了，並在廣東建立了它們的共和政府，而它們的長遠目標是為了消滅北方的軍閥和實現中國的統一。

在廣州，兩黨都有俄國和第三國際的顧問，此地成了醞釀革命的溫床。周恩來回國6個月前，孫中山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提出了新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並在此基礎上得到了共產黨的支持。第三國際建議共產黨注意“不失去自己革命身份的同時”“與國民黨一道工作，推翻軍閥，然後才能走向社會主義，集中力量進行無產階級運動”。國民黨已經同意像周那樣的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該黨。

事實上，由於共產黨的明智合作，國民黨分化成了各種各樣的派別。周恩來極力爭取國民黨的左翼，如財政部長廖仲愷及孫中山比較開明的追隨者。廖仲愷的兒子記得“有一天，一個目光敏銳、眉毛濃密、身著白亞麻西服的年輕人”，是如何拜訪了他的父親。

周恩來成了瓦西裏·布留克爾將軍的知己，瓦西裏將軍在中國被稱為加倫，他是國民黨的高級顧問。埃德加·斯諾稱加倫為周的“真正老板”，可是周在籌劃革命時那令人興奮的日子裏，也受到了另外一個俄國人的指導。這個人就是有名的米·謝·鮑羅廷，他的人品與周恩來極其相似，個人經曆也頗具傳奇色彩，曾被沙皇驅逐出境，在芝加哥教過書，在蘇格蘭又蹲過監獄，為第三國際走私過珠寶。這個胡子黝黑而又濃密的猶太共產黨人，是蘇聯駐中國的代表。1924年至1925年，胡誌明也在廣州，真可稱為人才薈萃。

1924年6月，孫中山正式創辦了黃埔軍校，它是中國革命軍隊的新的基地。校內的權力由孫中山的軍事副手蔣介石掌管，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樣，他對共產黨並不鍾愛。盡管如此，周恩來仍被任命為校政治部主任，由於他的國民黨上司忙於其他事情，這樣便使周在他的位置上進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他發現自己的職務很有諷刺意味，作為中國的桑德赫斯特學院或西點軍校的政治負責官員，他並沒有受到過任何的軍事訓練。

許多胸懷大誌、很有能力的年輕人都投奔了向現代化軍隊邁進的黃埔軍校，人們寄希望於這支軍隊能使中國成為一個強國。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成了周的追隨者，其中像林彪、羅瑞卿等後來成為中國紅軍有名的領導人。他們的存在為周恩來的政治生涯奠定了一種非正式的權力基礎。第二屆學員中有80多人加入了共產黨，加上黃埔軍校的新學員，他們為共產黨後來的內戰準備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周恩來在學生中努力工作，建立政治組織，創辦報紙傳播馬克思主義。每天清晨，他乘小汽船從廣州城去黃埔講課，而教室內常常是擠滿了人。晚上，他返回廣州城參加一個接一個的會議並進行會晤。不過，從一開始，他們就與以蔣介石為首的軍校右翼分子的關係緊張。這些右翼分子成立與共產黨作對的團體。周恩來曾同他原來的一個學生進行了幾個小時的爭論，這個學生是一個右翼團體的負責人。周說：“你剛從俄國回來。你曾與俄國的革命領導人一起戰鬥過，你知道他們是我們的朋友。在所有的大國當中，有誰肯給我們槍支彈藥呢？隻有俄國人，他們是用船運來的。你去年10月7日在那兒時，黃埔港上正卸著俄國人提供的物資呢。”

“英國人向廣州商團提供槍炮打我們。法國人、德國人和美國人與北方的軍閥勾結，攫取我們的錢財、權利和利益……你們這些人應該明白，國際形勢要求我們與俄國聯合起來，否則，我們的革命勢必會被埋葬。”可是那個年輕人卻一再申辯，並以俄國共產黨拒絕歸還滿洲鐵路為理由來反駁。周最終未能說服他。

他與周佛海的關係相處得不太順利。周佛海是共產黨的一個創始人，可後來想退黨。一天晚上，周恩來知道了此事，他踏著朦朧的夜色趕到周佛海的住處。當他接到周佛海遞上來的退黨信時，隨手就把它撕成了碎片，然後平淡地說：“我希望你不要介意。黨內同誌已經告訴了我你想要幹什麽，我認為這沒有必要。我可以坐下來跟你談一會兒嗎？”周恩來用了4個多小時的時間想勸說他的同誌回心轉意，可周佛海則辯解他此時如何如何相信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思想，而不需借助共產主義來滿足中國人民的要求。周恩來則駁斥說，國民黨的的確確繼承了舊社會很多不好的東西，所以現在為了革命，需要一個更徹底的解決辦法。

雖然周恩來的努力受到挫折，可他仍頻繁地進行夜訪，以使他的朋友留在黨內，並爭取新的同誌加入黨內來，同時調和相互爭吵的兩個團體。當然有一些同誌卻不像周恩來那樣有眼光，而認為終日辛辛苦苦地在兩種條件下忙碌是很困難的事情，因為一方麵要與國民黨進行合作，另一方麵又要秘密保留他們的權力，以便在第一次革命之後進行第二次革命。

1925年，周恩來已經開始向他的學生—將來的軍官們灌輸關於軍隊的作用之類的激進思想。他說道：

軍隊是一種工具，壓迫者拿這工具去壓迫人民，但被壓迫階級也可以利用這種工具去壓迫他們的壓迫者，並推翻壓迫者的勢力……西方是無產階級革命，東方是國民革命，二者結合起來成為一個世界革命……而軍隊是實現我們理論的先鋒。

在同一年裏，周恩來得到了任何一位革命者都夢寐以求的去實現他的理想的機會。他表現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英雄主義行為”。國民黨終於開始向反對革命的軍閥進攻了。

第一次稱做東征的舉動給周提供了大顯身手的機會。陳炯明是廣東的軍閥，如果不征服他的話，廣東就不能成為共和政體的安全基地。1925年，經過兩次大的戰鬥，東征便宣告結束。黃埔軍校的兩個團參加了第一次戰鬥，當時周恩來作為高級政治官員隨軍到了前線，他負責動員當地農民支持這次戰鬥。周恩來輔助領導的為數隻有3000人的小部隊，不到5月份便把陳炯明的勢力趕出了廣東省。

在這次重要的戰鬥中，周恩來取得了輝煌的功績。他的宣傳鼓動工作取得了成效，沿途農民為革命軍送糧送酒，軍隊還未到前線，兵員就增加了一倍。他為農民成立自己的武裝，分發武器，傳授遊擊戰術，在陳炯明的後方發動起義。

為了政治動機而參加戰鬥的黃埔軍校學生的第一次亮相是極為成功的，這說明周是那個時代傑出的人物。孫中山夫人回憶道，她第一次見到周時，他給她的印象是“一位年輕的，但很有頭腦和才幹的領導者，在革命活動中立場堅定、目標明確”。

蔣介石不得不提拔他的具有共產黨員身份的下級。周被委派負責軍法處並兼管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的工作。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國民政府中的左翼和右翼之間的摩擦加劇了，右翼反共分子更加有恃無恐。

5月份，周恩來對一個來訪的共產黨同誌說他對黃埔軍校的未來是樂觀的，他甚至在孫逝世後推薦蔣介石，使他的地位得以提高，以便迅速地發展黃埔的學生。不管怎麽說，蔣介石開始時比較平等地對待共產黨，並且明顯地采取了支持共產黨的立場，鮑羅廷同樣也持有這樣樂觀的看法。

到了夏季，一些軍閥開始在廣東製造麻煩。在香港的英國人為這些軍閥提供了資金。周恩來受命帶領他的人馬回到省府，在那裏他贏得了農民和工人的支持，拯救了革命政府。

可是，遊行的人群遭到了槍擊，導致了一場持續一年多的罷工。周恩來用聲討帝國主義罪行的宣傳來鼓動罷工者。這個時候，他整天為這個跟他聯係在一起的黨而奔波，穿梭於各個辦公室之間，為了方便起見，他分別在廣州和汕頭包了兩個房間。

此時，周恩來正式掌握了黃埔軍校的政治部，在蘇聯顧問的協助下，政治訓導被置於優先地位，這樣周就能影響那些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的學員。在軍校的領導層裏，他的共產黨同事有葉劍英。他曾經不顧很多朋友的勸說，在周的說服下加入了共產黨，成了周最親密的朋友。(2)

在廣東與國民黨一起工作的中共領導人中還有一位是毛澤東。寫周恩來的一個中國傳記作家認為，從這時起周與毛便開始了他們之間的友誼，他們倆在同一個農民教育講習所裏講過課，這個講習所是國民黨創建的。可是，他們在廣東真正的合作事例卻無人知曉。憑想象認為，他們由於在這兒偶然的接觸而開始互相敬慕是不可能的，因為兩人的思想迥然不同。例如，一方麵，在軍事方麵毛澤東傾向於農民式的遊擊戰爭，後來的曆史證明這樣做是對的；另一方麵，周恩來堅持中國一個有名的曆史學家所說的：“全力以赴使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正規化、專業化，並使中國共產黨官員形成一個專家團體。”毛澤東認為，這些目標是資產階級的，對此不感興趣。

在共產黨中另外一個爭執的問題是如何對待農民的問題。蔣介石和他的大地主朋友違背了孫中山的第三條原則，正對農民進行壓迫。一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農民應該接受資產階級的領導，另一些人則堅信農民無足輕重，應該把注意力放在城市工人身上，像歐洲所進行的革命那樣。毛澤東則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3)一文，以反對這兩種觀點。他在文章裏寫道，農民本身就是一個革命階級。周恩來看來未參與這樣的爭論，可能是為了保持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團結。

周深得蔣的信任，所以在廣東的同誌就利用他作為向蔣進諫的渠道。可是他在國民黨中的主要盟友、具有自由思想的廖仲愷卻於1925年8月20日被暗殺了。

這時候，那個意誌堅定的“小造反者”鄧穎超闖進了周的生活，這是他們自4年多前周赴法分別以來的第一次相見。她作為國民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從天津南下來此，鄧在這次政治生活的分離中比周顯得更出色。但是，他們的個人生活卻不會出現分離。沒幾天工夫，他們便悄然無聲地結婚了。當時，周27歲，鄧21歲。對他們來說，難能可貴的是，在那個婚姻由父母包辦的年代裏，他們彼此作出了自己的選擇—自願的、充滿熱情的、不受他人支配的選擇。他們拋棄了正規的禮儀，隻是當著許多朋友的麵，宣布了他們的“八互”，即“互愛、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諒、互信、互識”。事實證明，他們是相互恪守了諾言的。他們的婚姻被證明是中國夫妻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誠、最持久、最具有說服力的婚姻，是兩個具有類似背景和思想的共產主義革命者之間的生命結合。

鄧的父親是廣西人，而她自己則是在1903年或1904年在河南出生的。同周一樣，她被中國一個傳記作者描述成來自一個“破落的書香之家”。她父親死於突發病。同周一樣，沒有了父親，成年之後隻有靠自己。鄧是獨生女，她母親對她要求嚴格，立誌把她培養成人。鄧的母親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她在一些顯赫的家庭裏做家庭教師，很有可能她也影響到後來的周。她們母女倆移居天津的法租界，在那裏鄧的母親仍然當家庭教師，以此掙來的錢使女兒獲得良好的教育。

1915年，鄧穎超考入了天津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在班上，她的成績常常中等偏上。她聰穎，但並非出類拔萃；她活躍，善於雄辯又具有直率開朗的性格。據說，這是中國中原人的特點。

她在12歲芳齡時，便參加了反對日本對中國侵略的學生愛國運動。她後來說：“在兩年內，我便完成了學校規定的整整8年的功課，可是由於過度疲勞，我患了肺結核。最使我感興趣的是地理、曆史、音樂、物理和漢語，我不喜歡針線活。”

在離校的前一年，她積極參加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鄧回憶道：“我們分別組織男學生和女學生，因為讓他們一塊兒行動是困難的。我們是‘女子愛國協會’，並與男同學進行合作，周恩來就是其中的一個。”可是後來的生活中鄧承認，她們所做的一些行為是有些過激的。“在激動中看書學習是不可能的。抗日的熱情這麽高漲，以至於我們把一個日語教師給趕走了，並撕毀了他的教科書。我現在認為這種做法是不正確的，因為為了反抗日本，我們必須學習日語。”

1919年秋，覺悟社成立了。這裏正是兩個未來的情人初次相遇的地方。“周恩來是一個英俊的年輕人，”一位中國作家寫道，“那時鄧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姑娘，她積極參加了所有的宣傳和遊行活動。在頻繁的接觸中，他們逐漸產生了愛慕之情。”

同年10月，在天津，這對情人再次站到了鬥爭的前頭。鄧承認，他們利用書中所學到的一切來引起革命。“我們鼓動人民拯救祖國，推翻那些賣國賊。當我們演講時，經常泣不成聲，聽者也為之感動。”鄧帶領一個演講團，到處散發激進的學生報紙，包括周編輯的那份報紙。1920年夏，鄧來到北京的一所私人學校任教。由於她母親失去了工作，所以她必須贍養母親而無法出國。

據說，是鄧先愛上周恩來的。一個後來跟他們很熟悉的德國人安娜認為，鄧相貌一般，所以周“很明顯看中的是她內在的東西而並非其外表”—不過那是在長征之後的事了，長征使她變老了許多。

鄧穎超後來回憶說：“一方麵我憎恨舊的婚姻形式，另一方麵我也不讚同所謂的自由戀愛思想。”她覺得年輕人對這些事情不太了解，所以形成一種成功的現代婚姻是不容易的。“我沒有愛上任何人，周恩來和我當時隻是好朋友，那時我隻有17歲。”

她的教師工作很辛勞，她希望在收入較高的銀行謀一個職，為此便在晚上學習會計知識。正像3年前在天津上學一樣，由於疲勞過度，她的身體再一次垮了下來。這樣她不得不放棄學習，更談不上在銀行謀職了。在北京住了兩年半之後，她又回到天津在一所小學裏任教。

到1923年(4)，她已經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和周恩來一起成了天津學生領袖的核心人物。這些領袖定期聚會，討論俄國革命，並受到北京的共產主義理論家李大釗的巨大影響。中國的年輕婦女處於社會的最低層，所以西方的政治理想對她們可能有著特殊的意義。這種大膽而又新穎的自由、平等思想可能對鄧比對周更有意義。

鄧同周一樣，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感興趣，並於1924年加入了國民黨。她見過周所尊敬的同誌蔡和森。1924年她又參加了共青團，幾個月後轉為共產黨員，被任命為婦女部部長。1925年，國民黨選代表參加在廣東舉行的第一次黨代會(5)，她被選為天津的代表，正是這個機會，使她能與她所愛慕的人結合在一起。

後來，她常常對她的朋友們說當周恩來在巴黎時，他們是通過書信來往而戀愛的。另一位作家寫道，他們借鴻雁傳書使愛情從1922年便建立起來了。這樣，才有了他們在廣東的相聚。

一位西方記者是這樣描繪鄧的，“她有著敏銳的政治頭腦，在表達其思想時又不受感情所左右；她有禮貌、和藹可親；而周恩來從根本上講是一個坦率的人，心裏想什麽就說什麽。他的夫人在處理人際關係方麵的長處，可以在這方麵給他一些彌補”。

周恩來親切地稱鄧為“小超”，這就成了她後來的別名。鄧是周工作中的好助手，家庭中的好妻子。黃埔軍校的學生和黨的領導人常常到他們家裏來探望，來客都無拘無束。鄧從不讓她的客人知道她很忙或很累，使他們有賓至如歸之感。然而，客人從用人那兒得知鄧穎超總是親自挑選購置家具，並特意指教廚師做菜。他們讚歎她不辭辛苦，既忙於政治，又忙於家務。一位傳記作家這樣寫道：“結婚以後，他們是由鄧來掌權當家。”

有人會說她沒有擺脫小資產階級習慣，無論如何，雖說他們出身於舊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家庭，但他們已經背叛了那個階級的習氣、價值觀及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