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弄 潮（1955~1956）
1955年春天，毛發現，必須除掉黨內的一個對手。鄧小平在黨的會議上，發動了一場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鬥爭，宣布包括高崗在內的黨內一個小集團反對黨的最高領導，高崗還“企圖建立東北獨立王國”。他“不但不向黨低頭認罪，反而以自殺來表示他對黨的最後的背叛”。
赫魯曉夫是那些對高崗事件的官方解釋表示懷疑的人士之一，他評論說：“我非常懷疑高崗是否自殺，極有可能是毛把他掐死或毒死了。但這些疑慮看來是沒有根據的。另外一個關於高崗之死的說法是，在一次質問當中，他拔出手槍，大聲說道：“如果你們這些同誌對我什麽都不相信，我將在你們麵前自殺。”但是他被坐在旁邊的政治局委員奪下了武器。毫無疑問，當高崗第二次試圖這樣做的時候，他成功了。在中國，自殺是傳統的最後的反抗行動。
高崗事件對毛的領導地位構成了嚴重威脅。毛澤東後來說，高－饒事件是一場八級地震。但不管高的野心究竟是什麽，毛已經決意開展反對高崗的運動。
據說，毛打算把他的親信派到高崗控製的東北地區，擔任最高領導人。而且他還要求清除饒漱石及其親信，當時饒是負責上海地區工作的領導人。他們都是毛所說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探聽日本對於建立反對國民黨聯盟意見的秘密行動的僅有的幾個見證人。
在一次討論有關批判高崗問題的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講話，他對他的同事們說，即使是你崇敬的人，如果他的思想是錯誤的，也應該同他進行鬥爭。毛提到了個人的態度問題，這主要是針對那些經過長征並參加1935年創建陝北革命根據地的老幹部的。他說：
對不符合黨的原則的，就應當保持一個距離……不能因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學，同鄉等而廢去這個距離。在這次高饒反黨事件中……都有過許多這樣的經驗：隻要你以為關係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講，不保持一個距離，不擋回去，不劃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們那個“鬼”就要纏住你。所以，應當表示態度，應當堅持原則……要有名有姓，哪一個部門，要指出來。你沒有搞好，我是不滿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無非是怕喪失選票，還怕工作上不好相處。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飯？沒有那回事。其實，你講出來了，把問題尖銳地擺在桌麵上，倒是好相處了。
在1955年3月的這次會議上，毛在經濟政策上的一些想法遭到了反對：大部分同誌讚同劉少奇的更為謹慎地發展經濟的做法。為此，毛建立起了他自己的反對黨，以鉗製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中妨礙實施他的政策的大部分同僚。在這種情況下，毛做出了任何統治者都做過的事情，他組建了自己的“近衛軍”。
中央委員會已經有了自己的辦公廳，承擔毛的日常秘書工作，軍隊也有一支特別部隊，這就是後來的8341部隊，它是毛的個人警衛武裝。這支部隊的一些老戰士在毛死後回憶說：
“為了更好地了解農業合作化的詳細情況和國家對糧食統購統銷的情況，毛主席要求我們從每個縣挑選一個人到他的警衛部隊來工作。他通過這些人探親回家所做的一些調查來了解農村一些地區的情況，從而了解當時全國的形勢。
1955年5月，毛為這些戰士布置了一項新的政治任務。
他說：“你們都是做警衛工作的，我現在給你們加一樣，就是調查工作……你們要有三個任務：一個保衛工作，一個是學習，再加一個調查工作。”
“我們擬個章程，”他告訴那些準備回家鄉做調查研究工作的戰士們說，“對人要謙虛，對父母，對鄉村老百姓要尊重，要尊重區鄉幹部，別擺架子。謙虛就可以調查出東西。”
這批戰士按時出發，並給毛帶回了許多信息。
“1955年7月下旬，第一批調查的同誌回來，毛主席一連三天，用了十個多小時的時間聽取匯報，並把匯報的同誌留在家裏一起吃飯。毛主席仔細地詢問農村生產生活等情況，一字一句地看同誌們寫的調查報告，還把報告中用錯了的字和標點符號一一改正過來……有的同誌在匯報時，把從家鄉帶回來的農民經常吃的穀麵餅子拿給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後吃了一些，並且告訴身邊的每個同誌都要吃一點。
一天，當從湖南和湖北回來的戰士匯報家鄉的情況後，毛主席非常高興地說道：“了解兩個省六千萬人口的情況，用了三個鍾頭。這個辦法實在好，通過你們和廣大農民聯係起來了。”
他伸出三個指頭繼續說：“你們見到農民，我看到你們，就間接見到農民，就離這麽遠。你們是武裝起來的農民，有了階級覺悟。”
這些警衛戰士不僅被派回家鄉搞調查研究，而且還要求他們給家裏寫信。毛告訴他們：“以後你們兩個月寫一次信，內容是家裏有沒有吃的，生產情況，合作社情況，每年寫四五封，回信拿給我看，那我就消息靈通了。
毛和他的同事們之間的分歧是，在當時是否具有通過開展大規模的合作化運動，帶動全體農民進入農業集體化的第一階段的膽識。這種做法以前曾經嚐試過，但沒有取得成功，毛還想再試一次。然而許多農民強烈反對這樣做，政府所規定的糧食定額給他們造成巨大的壓力。由於缺乏有效的物質鼓勵辦法，農業產量下降，並且最終影響了工農業生產和國家建設。負責農業的官員們，尤其是毛的老戰友—鄧子恢，認為應該放慢合作化運動的步子。1955年上半年，在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接受了鄧子恢的觀點。
但毛絕不向大多數人低頭，即使是他的親密同事。7月份，他召開了一次有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會議，想說服他們接受他的加快農業集體化的計劃。他堅持認為，“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誌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
毛無法理解，為什麽建立合作社的計劃執行不下去或者不能加快實施。為什麽社會主義建設到1957年還不能基本完成。
反帝和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沒收了地主的土地，並把這些土地分配給了農民。“但是這個革命已經過去了，封建所有製已經消滅了。現在農村中存在的是富農的資本主義所有製和像汪洋大海一樣的個體農民的所有製。大家已經看見，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發展。
毛不顧黨外專家和黨內高級幹部的反對和勸阻，置中央委員會於一旁，把全中國都投入到一場迅速完成合作化的運動中來，農民們的私人工具，甚至他們的勞力和土地都集中在一起，用以體現公有製的優越性。
此後毛的同誌們一致認為他是正確的，並承認**已經到來。在10月份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劉少奇做了自我批評：“我沒有提倡和認真地研究……合作化運動……這是錯誤的。
毛就中央內部發生的激烈而廣泛的討論作了概括性的發言。他說，“我們現在有兩個聯盟，一個是同農民的聯盟，一個是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這兩個聯盟對我們都很必要……”但在這裏，同農民的聯盟是基本的、永久的，“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是暫時的、第二位的。”因為資產階級要受到限製。將來無產階級要比幾百萬資產階級強大得多。
“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麽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麵，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誌們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麽馬克思主義……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要使它在地球上絕種，變成曆史的東西。凡是曆史上發生的東西，總是要消滅的。世界上的事物沒有不是曆史上發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個土裏頭去。
然後，毛講到要發動一場鎮壓反革命運動。他說：“準備在今年和明年一年……大概共1200萬人範圍內，進行肅反工作。講起反革命來，好像沒有好多，看也看不見，一查，確實有……已經從220萬人中查出反革命11萬人，大概還有5萬名嫌疑犯。”這就是進步的代價。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對“左”和“右”下了一個著名的定義：
人們對事物的運動觀察得不合實際狀況，時間還沒有到，他看過頭了，這就叫“左”傾；不及，就叫“右”傾……我們要根據具體的條件辦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強地達到我們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有九個月，七個月的時候醫生就一壓，把他壓出來了，那不好，那個叫“左”傾。如果他已經有了九個月，小孩子自己實在想出來，你不準他出來，那就叫“右”傾。總而言之，事物在時間中運動，到那個時候該辦了，就要辦，你不準辦，就叫“右”傾；還沒有到時候，你要勉強辦，就叫“左”傾。
這期間，毛專心於分析和選編從全國各地收上來的合作化運動的匯報。在這次會議上，他告訴中央委員們說：“我用了11天的時間，看了一百二十幾篇報告，包括改文章寫按語在內，我就‘周遊列國’，比孔夫子走得寬，雲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這些報告在9月份首次公開發表，12月又再次出版發行，標題冠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毛為再版的報告集寫了前言，他描繪了1955年下半年發生的“根本的變化”，約占中國一半以上的農戶參加了合作化運動。
“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件事告訴我們，隻需要1956年一個年頭，就可以基本完成農業方麵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到全社會主義的轉變……
“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
“在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1967年，糧食和許多其他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100%到200%。
農民們因為看到《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一書刊登的按語，所以和毛一樣變得積極樂觀。很多人注意到這些按語是毛寫的。
合作化運動中出現了一個典型，那就是在安陽縣南崔莊，黨的幹部支持貧農創辦了一個合作社—窮棒子社，而中農嘲笑他們的願望是，“雞毛不可能飛上天”。但這個合作社獲得了成功，毛把它樹立為一個樣板。他激動地寫道：“窮人要翻身了。舊製度要滅亡，新製度要出世了。雞毛確實要上天了。在蘇聯，已經上天。在中國，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
毛在按語中所作出的著名的論斷，體現出來一種高度的、令人吃驚的樂觀態度。他說：
1955年，在中國，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決勝負的一年……1955年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煙瘴氣，陰霾滿天。1955年下半年卻完全變了樣，成了另外一種氣候，幾千萬戶的農民群眾行動起來，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實行合作化。到編者寫這幾行的時候，全國已經有6000萬以上的農戶加入合作社了。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衝走了。社會上各種人物的嘴臉，被區別得清清楚楚。黨內也是這樣。這一年過去，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
二三年之後，毛對此作了解釋，他承認過去過於樂觀了。他指出，1955年社會主義取得基本勝利的說法是“不合適的”。他說：
單有1956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
1956年冬季，有兩件事沒有料到，就是國際上反斯大林，發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現了反蘇反共浪潮，影響了全世界，影響了我們黨。國內，沒料到來了個反冒進。沒料到這兩件事。這兩件事都給了發動全麵進攻的右派分子以相當大的鼓舞。
毛當時也正在考慮如何進行國家工業化。1955年11月上旬的一個深夜，大約有80名上海著名的工業家被通知去中蘇友誼會堂。在那裏，出人意料的是，毛澤東走出來與他們打招呼。上海市長陳毅向他介紹了在座的人士。他們中的一個人後來記下了當時的情況。
他說：“毛比一般的中國人要高；他看上去很溫和，麵貌要比通常掛的照片顯得年輕。他行動緩慢，腳尖向外分開走。同他那高大的身軀不相稱的是他邁著小步子，揮舞著胳膊。他的臉很生動……一根香煙總是夾在他的粗大的手指中，他的牙因為不停地抽煙而變黑了。”
當他們明白毛是誰的時候，這位80多歲的老資本家驚訝地坐在那裏呆呆地喘著氣。毛坐在首席桌旁。
“你們為什麽不抽煙？”他和藹地向他們詢問道，“這對你們不會有害。丘吉爾長期吸煙但身體很好。事實上，我知道隻有一個人不抽煙而活得很長，他就是蔣介石。”
大家都笑起來了，緊張的空氣為之一鬆。毛稱讚“民族資產階級朋友們”已經作出了貢獻。
“他繼續說道：‘現在我從北京來，想尋求你們的幫助。’許多資本家當時已經聽到宣傳，要加快私有企業國有化的步伐，所謂‘不能讓民族資產階級在向社會主義進步過程中落後’。
“‘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毛接著說道，‘但我對此並不太清楚。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我隻帶兩隻耳朵來參加這個會，如果你們希望從我這裏聽到些什麽，那將會使你們感到失望……
在座的一位，也就是上麵提到的寫觀感的那個人注意到，在大會上作正式報告時，毛的講話是很乏味的，而在這種非正式的小會議上，他那慢吞吞的調子卻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在座的資本家們急忙表示他們完全同意迅速向社會主義轉變，他們知道這是毛想要聽到的話。其中一個人發言說，按照現在的速度，這一轉變需要20多年的時間，這樣的速度顯然太慢了。有些人建議用五年的時間來完成這個任務。毛認真地和他們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座談，當發言結束時，他對出席會議的人表示感謝，並表示他將認真地去考慮他們的意見。毛走了之後，出席會議的人討論了這次非同尋常的座談，大家認為他們會比預料的更早地變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也許就在下一個六年中。
在這場溫和的談話後不久，就有消息說，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將在以後的六年中完成。前資本家們必須依靠有限的工資和定息生活。
毛也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但因為他欣賞手工產品，所以對手工業的政策限製很少。1956年3月他發布了指示，指出這些私人手工業者提供了多種有用的服務，包括食品和服裝生產。他說：“工藝美術品，什麽景泰藍，什麽‘葡萄常五處女’的葡萄。還有烤鴨子可以技術出口。有些服務性行業，串街遊鄉，修修補補，王大娘補缸，這些人跑的地方多，見識很廣。北京東曉市有6000多種產品。
“提醒你們，手工業中許多好東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張小泉的刀剪一萬年也不要搞掉。我們民族好的東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來一個恢複，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保護民間老藝人的辦法很好……楊誌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實際上他是很高明的藝術家。他和我坐在一個桌子吃飯，看著我，就能為我雕像。我看人家幾天，恐怕畫都畫不出來。
這期間，毛與黨的領導們正準備在各省推進農業計劃，12月，他起草了一份文件，讓中央委員會傳閱，他指示在新年前征求基層幹部對已擬好的17條規定的意見，這樣在第二年的1月份就可以做最後的修改完善工作。17條規定後來演變成為著名的《農業十二年發展綱要》，但在這時候它還隻是個缺乏全麵和具體內容的計劃。
17條規定要求在1960年以前在全國範圍內建立高級合作社，把土地集中起來。規定指出，隻有改造好的地主和富農可以進合作社，但合作社領導必須由貧農擔任。
對於工業發展，毛在這一階段的想法尚不成熟。他在1956年1月告訴中央委員會的同誌們：
在工業方麵也沒有主動，大批機器還要靠外國，大的，小的（精密的），我們都不能製造……有的同誌說些不聰明的話，說什麽“不要他們也行”，“老子是革命的”，這話不對。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無知的命，沒有他們是不行的，單靠我們老粗是不行的。這些聰明的話，要向廣大幹部講清楚……飛機要到1．8萬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過去騎著馬了，沒有高級知識分子是不行的。現在我們看出這件事，就可以開始主動，要有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就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識分子，以後要使每人都有華羅庚那樣的數學，都要能看《資本論》，這是可能的，20年不行，就30年，最多100年就差不多了，否則叫什麽共產主義？中國……應該成為世界第一個文化、科學、技術、工業發達的國家。
盡管國內事務十分繁忙，毛還是花時間接待外國來訪的重要人物—1955年來訪的是胡誌明和蘇加諾。後者於1956年再次訪華。
“毛兄，”蘇加諾在首次訪華離京前告訴他，“我希望不久之後在印度尼西亞見到你。印度尼西亞人民正期待你的來訪。”
毛接受了邀請，卻未付諸行動。11年後，蘇加諾抱怨道，他已經8次邀請毛訪問印尼了。
在蘇加諾第二次訪華時，毛對周恩來在1955年萬隆亞非國家會議上所提出的中國歡迎與美國和解的意見表示不以為然。後來，毛告訴他的親信：“我還是這樣看，遲幾年跟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為好。這比較有利……我們也不急於進聯合國，就同我們不急於跟美國建交一樣。我們采取這個方針，是為了盡量剝奪美國的政治資本，使它處於沒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而當時中美大使級的會談已經在華沙開始。
對來中國訪問的拉丁美洲共產黨的領導人，毛強調指出每個黨都必須是獨立的，“我看，亞洲一些國家的黨，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亞的黨，農村工作都沒有搞好……我奉勸諸位，切記不要硬搬中國的經驗。任何外國的經驗，隻能作參考，不能當做教條。一定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本國的具體情況這兩個方麵結合起來。”他總結道，“共產黨人不要怕犯錯誤，失敗是成功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