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抽象的愛”（1942~1945）
1942年，毛感到發動黨內整風運動的時機終於成熟了，此舉的目的是要說服黨的幹部們接受他的，而不是王明或其他布爾什維克的觀點和領導。蘇聯人培養的小集團因其老師（指托洛茨基）和支持者巴威爾·米夫在斯大林對右傾分子的清洗中被控有罪而聲名狼藉。斯大林則一門心思地撲在與德國人的爭鬥上。
新的共產國際不再試圖自莫斯科控製中國黨。不久之後毛就它的解散作出決議，其中承認，“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的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運動。”
日本對華的不斷進犯也給毛以幫助，使之有借口將1938年以來一直在籌備召開的黨的“七大”推遲舉行。(25) 實際上，如果“七大”在1942年以前舉行，毛說不定會在鞏固其至尊地位上兵敗落馬。而且，許多紅軍機關回到延安休整和躲避日本人的掃**攻勢，也使毛有機會采用他自己的獨特方式，強化他們的思想意識。
此刻，他已在自己周圍聚集了一群被其對手們稱為“小集團”的人，其中包括譚震林、陳正人、鄧子恢、鄧小平和林彪（1942年初自蘇聯療養歸來）。毛還獲得了劉少奇的支持。
然而，延安也出現了對毛的領導的公開批評—而且這些批評不僅僅來自布爾什維克。周揚—江青早在上海時的老對手，竟在這個將毛比作太陽的社會裏撰文稱“任何太陽也有黑點”。另一位作家在延安的機關報上對一些領導人的不誠實言行頗有微辭。他們不實行男女平等，他們中的一些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這種做法是一般老百姓無法接受的。這些小品文輯在一起，取名為《野百合花》。野百合是延安山野間最美麗的野花，卻有著略帶苦澀的鱗狀球莖。
《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實味）後來被逮捕，並遭處決。毛對此內疚了多年。關於處決一事，20年後他對其同誌解釋說，這件事發生在“部隊轉戰途中，是保衛部門自作主張處決的；決定並非來自中央。我們如此對待批評，經常搞得非常麻煩；我想他不應被處決。即使他是密探，寫文章攻擊我們，而且拒不改造……留他條生路，或讓他去勞動有何不可？”(26)
正是為了回擊這些批評者和懷疑者，毛在1942年2月，借一所新黨校開學發動了他的整風運動。他在開學典禮上所作的講話題為《整頓黨的作風》(27)，毛再度號召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條件結合起來。
他取笑那些脫離中國生活實際的知識分子。他說，許多所謂的知識分子實際上非常無知，還不及工人或農民懂得多。他在笑聲中繼續說：“於是有人說：‘哈！你弄顛倒了，亂說一頓。’但是，同誌，你別著急，我講得多少有點道理……”他接著說，一個人大學畢業後，但沒有參加過任何實際活動，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說實話，這樣的人至多算得一個半知識分子。其知識尚不完全吧？書本知識沒有什麽內在特殊的東西。
像大師傅煮飯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鹽醬醋等件合起來創造成吃的東西，這是並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社和我們家的大師傅比較起來，就有很大的區別。火大了要焦，鹽多了發苦（笑聲），煮飯做菜真正是一門藝術。
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隻是讀死書，那麽，隻要你認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麽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地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它，它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麽擺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
所以我勸那些隻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點……我這樣說，難免有人要發脾氣，他說：“照你這樣解釋，那麽，馬克思也是一個半知識分子。”我說：是的，馬克思一不會殺豬，二不會耕田。但是他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又研究了商品。
對於中國來說，馬克思主義是個工具，而不是宗教。
我們的同誌必須明白，我們學習馬列主義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麽神秘，好像道士們到茅山去學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沒有什麽好看，也沒有什麽神秘，它隻是很有用。
毛的意圖並非是將犯了錯誤的人一棍子打死，或懲辦他們，而是為了挽救他們。
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診死……
任何犯錯誤的人，也不管他的錯誤犯了多大，隻要他不諱疾忌醫，
不固執錯誤，以至於到達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以便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為一個好同誌。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解決問題的。思想上的毛病與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采用魯莽的態度，必須采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
一周後，毛又以《反對黨八股》為題作了第二篇整風運動重要講話。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是黨內有些人行文“空話連篇，言之無物。我們有些同誌歡喜寫長文章，但是沒有東西，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布，又長又臭’……”
他最後講述了自己的寫作方法。“孔夫子提倡‘再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夠。魯迅說‘至少看兩遍’，至多呢？他沒有說，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加以刪改，然後發表。”
該講話中另兩個有趣的見解是關於外語學習和反對嚇人戰術。毛主張，“嚇人戰術，對敵人是毫無用處，對同誌隻有損害……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靠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
一些中國人對外國語近於憎惡與畏懼，但在這一講話中，毛公開宣稱：“外國人民的語言並不是洋八股，中國人抄來的時候，把它的樣子硬搬過來，就變成要死不活的洋八股了。我們不是要硬搬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的工作適用的東西。因為中國語言不夠用，現在我們的語言中就有很多是吸收外國的。
接著，毛向藝術家們、作家們和知識分子們講道，要成功地完成他的整風運動這一使命的話，就需要他們這些人集結在他的旗幟之下。他還安排自己參觀了魯迅藝術學院，他的妻子在此任教。此刻住在延安的一位蘇聯人(28) 如此描繪江青：“她身體苗條，有一雙黑而機靈的眼睛。站在她壯實的丈夫旁邊，更顯得弱不禁風。
這位觀察家對這個既是毛的秘書，又是毛的妻子的女性評價道：“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是她的突出特點。她毅然克製自己，無情地驅策自己。她唯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事業。她急於要趁她年輕的時候達到自己的目的。毛在他妻子工作的地方觀看排練，並與演藝人員和教師長談，以彌補他對現代文學與藝術知識的匱乏。
5月的第二天，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了。一位當年的與會代表回憶，那時“延河解凍了，黃濁的泥水衝刷著淺淺的河床，淌過沙子和泥土。柳樹變綠了，刺兒梅花香逸滿溝壑與平川。春天來了……”毛在蒙蒙細雨中乘車前來，大步走進擁擠不堪的禮堂，連門外操場上都坐滿了人。
毛的主旨在於藝術家應服務於社會，應該走出象牙之塔，去普及新的文化形式。以毛的秘書身份參加座談會的江青覺得，他不僅僅是對少數藝術家，而是“對更廣泛的，受到王明蠱惑的人在講話，王明與主席的敵對在延安是盡人皆知的”。
“我們今天開會，”毛說，“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他的聽眾們將有可能成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們的工作將成為革命機器上的齒輪。
他解釋說，中國人有些缺點—落後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是他們進行鬥爭的包袱。“我們應該長期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背上的包袱……他們在鬥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隻要不是堅持錯誤的人，我們就不應隻看到片麵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
座談會的最後一天，討論在晚餐前結束，而此刻將落不落的太陽光線，正好尚夠集體合影的要求。毛被安排在前排中央，但正當要按動快門的時候，他站了起來，走向丁玲，將自己的位子讓給她，邊讓邊說：“讓我們的女幹部坐在中間，我們可不要在‘三八節’又受到責難。”引得眾人大笑。
晚飯後，毛作總結發言，來聽的人太多，所以大家移至禮堂外的空場上，毛就在油燈下講話。他抨擊一些作家和藝術家們所持的觀點—“任何事情都要從‘愛’出發”。他明確道：
……在階級社會裏，也隻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誌卻要追求什麽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這是表明這些同誌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很深的影響……
在階級社會裏就是隻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麽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
至於所謂的“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聖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裏是不可能實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後……我們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醜惡現象，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這是人們的常識，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還有不懂得的麽？
藝術家和文學家應該接觸了解普通老百姓。“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惟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否則你就隻能做……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毛用對知識分子如何成為一個更出色的共產黨員的忠告，結束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真正的好心，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共產黨人的自我批評方法，就是這樣采取的。
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頭腦裏還裝著許多剝削階級的髒東西，根本不知道什麽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麽是共產主義，什麽是黨。他們想：什麽無產階級思想，還不是那一套？他們哪裏知道要得到這一套並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輩子也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隻有離開黨完事。
毛在集體合影時讓位於丁玲的殷勤之舉，並沒能消除延安座談會暴露出的深刻的矛盾。作家們就毛對他們的要求爭論不休，並分成了兩大派別。一派支持毛關於藝術應服務於社會的路線。這些人以毛的老朋友周揚為首，該人與毛的妻子江青交惡頗深。另一派作家，以丁玲為首，他們將重點放在藝術的獨立需求，強調藝術所具有的想象力、審美觀與創造性等作用。
1943年6月，中央發出的一項指令，第一次詳盡論述了標誌著毛式共產主義特色的現象，即後來廣為人知的群眾路線：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指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係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係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
到1943年夏，毛鞏固了他的領導地位。他最終當選為新設立的黨的主席，正式在領導集團中占據了最高地位。黨的總書記這一舊職仍然空缺，沒人能與毛的傑出地位一爭高低。如今，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已完全破裂，共產黨人需要有一個全國性的領袖，作為蔣介石的競爭對手樹立在公眾麵前。毛是顯而易見的候選對象，由於他的地位上升到了這樣一個新的高度，因而他也不再冒險攻擊全力鋪展西方戰線的斯大林了。
從此，對毛個人及其思想的崇拜開始建立。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願如此，甚至40年代中後期成為毛的狂熱支持者的劉少奇也涉嫌在1942年對他的朋友說：“什麽是主席？我從未聽過蘇聯人管列寧叫列寧主席！……中國的斯大林還沒出現呢！
發表在共產黨人報紙上的毛的第一幅肖像—木刻作品—要追溯到1937年。林彪在1938年以一份稱讚毛的“領導天才”的報告，開始了他乏味而漫長的諂媚生涯。但是直到1942年至1944年的整風運動，毛的個人崇拜才係統地發展起來。毛兒時的夥伴蕭三(29) 1941年末在延安的機關報上撰文，稱毛是“我們英明偉大的領袖，我們的導師和我們的救星”。這就為黨報的社論作者來日的寫作定下了不健康的調子。毛的同事開始在各自的講話中稱毛為黨的“開明領袖”和“旗手”，與此同時，西奧多·懷特(30) 發現他們對毛在延安的即席講話也浮華誇大地加以評論，“就像啜飲知識之泉”。
艾青以《毛澤東》為題，寫下了拍馬奉承的頌歌：
毛澤東在哪兒出現，
哪兒就沸騰著鼓掌聲—
“人民的領袖”不是一句空虛的頌詞，
他以對人民的愛博得人民的信仰；
他生根於古老而龐大的中國，
把曆史的重載馱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臉常覆蓋著憂愁，
眼瞳裏映著人民的苦難；
革命者—以行動實踐著思想；
他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概括，
一手推開仇敵，一手包進更多的朋友；
“集中”是他的天才的戰略—
把最大的力量壓向最大的敵人；
一個新的口號決定一個新的方向；
“一切為了法西斯主義之死亡”。
始見於1944年的下麵這首歌，後來幾乎成為一首國歌：
東方紅，
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贏得了延安一批極為能幹的年輕官員的忠誠，其中包括鄧小平、彭真、陳伯達、陶鑄、饒漱石等人，這些人都有可能在將來的中國政治中扮演關鍵的角色，有可能成為戰後中國的第二代紅色領袖。
劉少奇讚同對毛的吹捧。盡管在重慶的統戰工作阻礙了周恩來積極為此而活動遊說，但周已明確地拜倒在毛的無上權威之下。隻有王明、洛甫一直保持著沉默。
西奧多·懷特1944年訪問延安後寫道：“毛的個性支配了延安，他被置於崇拜的頂峰。”一位中國記者發現，1946年的延安，毛的肖像及其手跡無所不在，而對於工人、農民來說，他的話便是“絕對的和極其通俗易懂的”。
然而這一崇拜並沒有在整個共產黨區域內全麵發展。毛的“選集”就壓根兒沒在延安出版過，其早期版本倒是在1944年至1948年間在熱衷討好的助手林彪負責的哈爾濱出版的，聶榮臻轄下的晉察冀邊區也有出版。毛的“三論”，《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的綜合學習是在晉綏地區著手開始的，而不是在延安本地。
王明聲稱，毛在這段時間裏在各種不同的場合中援引馬克思、列寧、孫逸仙的例子，向他談起創立“毛澤東主義的客觀必要性”。據王明說，毛承認，人民在他們剛剛被灌輸的時候，是不會沉迷於一個新的主義的，同時他聲言，“我們必須以穆罕默德為榜樣，他一手執劍，一手拿《古蘭經》，用暴力使人們改信新教”。
在毛這一代領袖們當中，正是與他同上過一所學校，20多年前在安源礦工大罷工中首度合作的湖南老鄉劉少奇，在提高毛的地位方麵扮演了重要角色。1943年，劉發表一篇文章，驗證毛在過去20年中的政策一直是沿襲蘇聯的布爾什維克路線—這與那些認為毛已成為黨內孟什維克的觀點恰成對照。這對於依照蘇聯人的觀念使毛的地位合法化是一個重要的貢獻。
劉在1937年黨的代表會議上，曾以同樣的說法（盡管沒有讚頌毛）回敬過毛的反對者。但他的分析隨即便被否決，代之以由洛甫提交的與之觀點相對立的報告，並被通過。結果，劉丟掉了他在黨的華北局的位置。是毛幫助他得到了新的職位，於是在1940年劉誇大其詞地將毛說成：“隻有毛澤東思想能夠鼓舞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毛澤東是全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領袖，我們應該向他學習。”
當然，劉並不讚同毛的獨裁。1941年他警告說：“在我們黨內，不存在對個人的額外特權，任何不代表組織而實行的領導都是不能容忍的。毛澤東同誌是全黨的領袖，但是他也要服從黨。紅色領袖即使明白多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要在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的紀律方麵以身作則。當劉被安置在黨的書記處取代洛甫而成為五人核心集團的一員時，他對毛是否取勝所可能產生的種種懷疑大概也就煙消雲散了。這也算是幹淨利落地洗掉了他6年前蒙受的恥辱。
繼1929年革命戰爭中失去妹妹澤建後，1943年，毛又失去了他最後一位同胞手足，二弟澤民。1936年澤民在陝西升任財政部長負責整個共產黨地區經濟工作後，於1938年離去，就任其時正與共產黨人合作的新疆軍閥的財政顧問。不幸的是該軍閥後來投靠他方，於是毛的弟弟鋃鐺入獄，在獄中被送以毒酒鴆殺。
毛的家人沒有一個能活到看見或分享他的勝利喜悅的那一天。澤民之子遠新如今在延安加入了毛的家庭，由江青照料。
美國記者哈裏森·福爾曼1944年訪問了毛和他的妻子。他是如此描繪他們的：
……她穿著樸素，身著一套實用的類似睡衣式樣的衣裝，用皮帶在苗條的腰間束住，他上著粗糙的家織布衣，下穿肥大的吊腳褲子。我被讓進“會客室”—一孔青磚漫地、白粉刷牆、簡單地置有堅固卻頗為粗陋的家具的窯洞。現在已是晚上，唯一可供照明的是一隻粘在倒扣的杯子上的蠟燭。為了提提精神，主人給我送上淡茶、香煙和本地產的糕餅及糖果。整個談話過程中，孩子們跑進跑出。他們站在那盯著我看一會兒，隨後抓起一塊糖果又跑了出去。毛對他們毫不在意。
同年6月，毛曾與《曼徹斯特前衛報》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岡瑟·斯坦因晤談長達12個小時，從下午3點一直談到第二天淩晨3點，地點在毛的窯洞的接待室內。斯坦因寫道：毛“坐在搖搖擺擺的椅子裏，一支接一支地點煙，發出中國某些地方的農民特有的奇怪聲音將煙吸進去”。他“在窯洞內踱來踱去，而後人高馬大地站在我麵前注視著我，目不轉睛地盯看我的眼睛好一會兒，這才以沉靜的語調，有條不紊地緩緩道來”。
他們一起“在一棵老蘋果樹下”吃了頓簡短的晚餐，隨後在窯洞裏燃上兩支蠟燭，“……將毛的巨大身影投射在窯洞高高的拱頂之上。他注意到我在與麵前搖晃的小桌子的較量，於是走出去，帶回一塊扁石頭墊在一隻桌腿下。不時地，我們來杯葡萄酒，我們談著談著，一包本地出產的紙煙被一支支抽光了。夜裏，雖然我渴望提出更多的問題，可還是幾次提出離去。但他不聽這套。他說他想給我更多的采訪素材，何不今晚能談多久就談多久呢？
“淩晨3點，我最終離開時，手酸眼澀，心裏也十分過意不去，他卻依然精力旺盛如初，和下午時一樣談吐條理分明。
斯坦因的筆記被譯成中文交毛審閱，幾天後當毛在街上遇見斯坦因向他解釋說：“我已與朱德和周恩來同誌商量了我所告訴你的一切。他們認可了。”
他笑著對斯坦因說：“中國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也許比你們經濟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晚得多，這是十分可能的。”
斯坦因問他：“你還沒發現自己現在是少數，以致你自己的想法無法付諸實施？”
“是的，”毛承認，“我已使自己成為少數，現階段對我來說惟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但是近些年來已極少有此類事情發生了。”
日本偷襲珍珠港導致介入了戰爭的美國人與重慶的中國政府建立了多方聯係，並派來了各類使團，同時也準備向延安派遣首批觀察員，因為共產黨人也在同日本人交戰。毛曾就中國式的“民主”向一位美國記者自誇。7月18日，他對《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莫裏斯·沃陶說：“中國曆史上也有其民主傳統。共和政體這一說法可溯源自3000年前的周朝。孟子雲‘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中國農民是富有民主傳統的……
延安的新聞媒介發表了讚美華盛頓，以及羅斯福、華萊士是如何足以繼承亞伯拉罕·林肯之事業的文章。1944年7月22日，被熱切盼望的，命名為“迪克西使團”的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機場。幾天後，毛設宴歡迎美國人。他告訴小組中的外交官約翰·謝偉思，美國應在延安設立在戰爭結束後仍能繼續起作用的領事館。
美國人爽快開朗，而且不拘禮節，並對中國共產黨人產生了極大影響。岡瑟·斯坦因評論說他“從未見過這樣一大群中國人與外國人如此不拘慣禮，快活地聚在一塊兒，如此對不同的背景、政治信仰和種族階層不聞不問—如此彼此成功地合作，如此互相真誠地理解”。
8月底，毛與約翰·謝偉思會談了6個小時，籲請美國直接幹預戰爭。他說：“我們想，美國人必須在華登陸。當然，這取決於日本的實力和戰事的發展……如果美國不在中國登陸，這將是中國之大不幸……假如登了陸，美國人將有可能與中國兩個方麵的力量—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那麽國民黨作為政府將一如既往。”
謝偉思對此表示異議，認為這不是贏得這場戰爭的切實需要，因而毛轉而要求美國迫使蔣介石對日采取更強硬的政策。他堅持說：“蔣處在一個非聽美國人不可的地位上……且看經濟形勢！蔣正逢絕境。蔣倔強，但他基本上是個惡棍……駕馭他的惟一辦法隻有狠狠地激他……美國曾十分有害地對待蔣，他們幫助他逃避了進行訛詐而應得的懲罰。”
毛告訴他的非正式美國大使，內戰已無法避免，除非蔣被管製起來，同時他想了解美國對此事件將采取何種政策：“我們能擔保不與美國發生衝突。”他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完全是自由主義的—減租減息，包含外資的私營企業自由競爭的工業化、民主，以及提高生活水平。“即使最保守的美國生意人，”毛聲稱，“在我們的綱領中也找不到任何一點可以反對的東西。
謝偉思後來回憶：
毛也許缺少周的謙和、文雅，但他可能更加色彩鮮明，天造地設。交談時他總是妙語連珠，恰如其分地運用中國典故，他所作的論斷精辟而獨特，對於恰當而又顯而易見的則往往是點到為止，心照不宣。談話有時還在形形色色意想不到的和不著邊際的範圍內遊走。博覽群書使他幾乎無所不通，幾乎沒有他不感興趣的話題。
我想，常常是他在主導著交談，這是很正常的。你時時感覺到是你在接受采訪。誠然，這是花了大量的策略技巧才做成的。他並沒有獨占談話，這裏不存在“hard sell”（硬性推銷），你也不會有精神上被壓倒的感覺。實際上，在小組會議上，他很細致地留意給每個與會者參與並表明自己觀點的機會。屢屢是毛來概括總結會議的意向，他的總結每每都是巧妙順暢，全麵而又簡潔的。
10月9日晚，在中共總部曾舉行了一場即興舞會。毛與江青雙雙參加，用謝偉思的話說，他們“優雅、幽默，彼此之間，並且與多數與會者再三起舞。想起毛平常沉靜淡漠的舉止，在某種意義上隻能管這叫‘放浪形骸之外’了”。
11月初，美國人著手努力將國共雙方捏合到一塊兒。他們派來了赫爾利將軍，11月7日赫未經通報便出人意料地在淒涼蕭瑟的延安機場著陸。毛是在赫爾利的飛機已然著陸後才得知他的到來的。他召集高級官員一道擠上他那輛彈痕累累的救護車，匆匆駛上跑道。據懷特記述，“全權代表(31) 和藹地向他們致意，然後爬上了救護車。”當他們途經一群由牧羊人趕著的羊群時，毛回憶說他自己也曾是個放羊娃，赫爾利接過話說他年輕時做過牛仔。接風宴後，毛和赫爾利已經像是心腹之交了。
毛是友好、坦誠的。但赫爾利一方的政治共識卻少得可憐。第二天，他便以強調國民黨的和解之意的方式開始與毛協商。於是乎，毛對其美國客人大發了一通反對蔣總裁的議論。談判的頭一天，便以爭辯得不可開交而告結束。
可是當天晚上和第二天早晨，赫氏又走向了另一極端。他起草了一個建立真正的聯合政府的建議，其中共產黨人可享有有保障的言論、活動、集會自由。毛對此感到很高興，他保存了由赫爾利簽了名的建議副本，以作為信義的標誌—盡管赫爾利周全地提醒毛，他不是能代替蔣總裁講話的人。對毛來說，羅斯福的個人代表以他的名義起草這些建議，並以此來驅策國民黨，這已經足夠了。
幾天後，曬著11月的太陽躺在病榻上的王明接待了笑眯眯的毛澤東的意外來訪。他要王明看一封電報，這是羅斯福總統對毛祝賀他在美大選中獲勝的答謝。王顯然相信，這一紙公文開辟了可能與白宮進行直接個人接觸的前景。
然而，蔣總裁理所當然地拒絕接受赫爾利的建議，美國人力圖使國共雙方和解的努力化為烏有。也許是那封電報給毛壯了膽子，他決定向可以對蔣施加壓力的唯一來源求助。1945年1月9日，他告訴“迪克西使團”的高級官員，雷·克羅姆利少校(32) ，他與周恩來已做好準備，飛往美國會晤羅斯福總統。克羅姆利給在重慶的美國大使館發了封電報：“毛和周將即刻單獨或一道起程前往華盛頓作探查性商談，羅斯福總統應否表示在白宮以中國主要政黨領袖接待他們。
此事被列為秘密，以免一著棋錯，殃及國共談判。第二份電報發給了美國軍事代表魏德邁將軍，大意是說周已要求此事不把赫爾利大使考慮在內，“因為我不相信他的決斷力”。即使在正常情況下，毛也可能將其希望寄托在趕赴白宮謁見所得到的擁抱嘉獎上。但是兩樁互不相幹又出人意料之外的壞事，卻使毛功敗垂成。
第一樁，魏德邁將軍外出緬甸，請赫爾利大使處理其函件，致使赫爾利看到了周對他的評論。第二樁，赫爾利為兩項顯然是為中共提供的軍援動議事先沒與他作任何商量而大為光火。結果，他將這一動議壓了一段時間，最終，把情況添油加醋地通報給華盛頓，建議反對向中共提供任何軍事援助。於是白宮就將這件事情擱置起來，認為沒必要一定要對毛的要求形成一個大致看法。此事從未有過定評，任憑世人評說。
在與美國討價還價的同時，毛的長子自俄回國。這是15年來父子二人的首次重聚。毛岸英，現在已是25歲的小夥子了。1930年曾與母親楊開慧一道被國民黨拘禁。楊開慧遇難後，他和弟弟岸青被偷偷送往上海，隱姓埋名，在窮途末路、艱難窘迫的情況下，由從長沙逃亡來的毛的家人照看起來。蘇聯人打起仗後，孩子們被送到蘇聯，就學於伊凡諾沃的共產國際學校。
岸英取了個蘇聯化名謝爾蓋，他學得一口流利的俄語，卻開始把中文忘掉了。俄國人發現他害羞，討人喜愛，還有點被寵壞了，但從沒人提起過他的父親。他在東歐前線坦克部隊裏參加了戰鬥，斯大林還給了他一支手槍。
小一點的孩子岸青，化名尼古拉，也有近似的經曆。他學過機械，給他的蘇聯同誌以一個性格舉止熱烈而古怪的印象。頭腦容易發熱，卻往往有始無終。毛曾經透露說岸青有精神疾患。這也許就是毛在50年代一個有關岸英、岸青的講話的腳注吧，講話大意是“一個兒子死了，一個瘋了”。
紅衛兵聲稱，岸青在其母親被捕後曾經受到照料他的資產階級家庭的虐待。一些蘇聯專家認為他是“類精神分裂症”患者，另一些人則確信他的行為是因為曾被西方傳教士的棍子擊中頭部而造成的。在俄國，他曾下過國際象棋，還愛上了一位金發姑娘，像個小花花公子。
1944年至1945年冬天岸英回到延安時，弟弟也離開了蘇聯。毛明顯地感到大兒子在完成其旅蘇經曆後需要去去驕嬌二氣，於是便把他送到幾英裏外的著名的勞動英雄吳滿有處一道生活。吳戰前來到延安時還是個饑饉的難民，從共產黨人那兒分得一小塊土地後，侍弄得相當成功。據中共領導層中一位親蘇成員說，年輕人對其父的安排大為不滿，並在事後告訴他：“我沒有向這個Kulak（富農）學習，我非常討厭這個大富農家庭生活的一切方麵。我永遠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蘇聯學校培育出來的學生。我任何時候也不以為恥，而是反以為榮。
畢竟這是毛氏家庭中的傳統，兒子應當反抗老子。但毛這一方麵多少有些公正可言。後來幹了一年農活手上長了繭子後，年輕人得到了個差使，在中蘇人員之間當翻譯，一個中國同誌當著蘇聯人的麵問他：“你到底學過中國話沒有？”
這家人還救出了毛的年幼的侄子，澤民之子毛楚雄(33) 。自從其父被鴆殺於新疆後，他一直由姥姥撫養。但是剛過一年他便死於非命，在內戰中被敵人活埋了。
這段時間裏毛試圖徹底探明美國人政策之玄秘。3月13日，他邀謝偉思作了另一番長談，他向美國人保證，中共的政策於美國之利益並無威脅。毛聲稱：
“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為同情、理解和共同的利益緊緊地聯結起來。兩國人民本質上都是尊崇民主和個性的。兩國人民生來都是愛好和平，反對侵略，反對帝國主義的。戰後中國之最終需要是經濟的發展。她缺乏獨立實現這一目標的資本積累。她自己的生活水平相當低下，再不能進一步抑製其對資本的需求了。
“美國與中國經濟上彼此互相補充，他們之間將不互相競爭。中國不要求發展大型重工業，她並不希望在高度專門化的工業方麵去迎合美利堅合眾國。美國為重工業和這些專門化工業需要輸出市場。她還要為其資本投向尋求出路。
“中國需要建立輕工業，以保證自身的市場供應，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終她還可以為遠東其他國家供應輕工業物資。她擁有原材料和農產品，用以幫助支付外貿及投資之開銷。美國不僅是幫助中國發展經濟最合適的國家，而且也是惟一能夠完全參加這一合作的國家。”
為了所有這些原因，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之間不應該，也不能有衝突、疏遠或誤解發生……(36)
謝偉思抵達華盛頓這天，正是羅斯福去世之日—4月12日。他很快卷入了聯邦調查局對《亞美》雜誌案的調查中，並因涉嫌向新聞界透露外交機密，於6月6日被捕。這一連串相關事件使毛放棄了對美援的希望，他將謝偉思的被捕看做美國對華政策的轉折點。
從表麵上看，毛仍對來自美國人的理解與幫助抱有希望。他以豬肉丸子、豹子肉、百年陳釀款待7個前不久在華北失事跳傘生還的美國B-29飛機飛行員。共產黨人護送他們穿越日軍前沿，到達通往延安的安全之途。毛送給他們每人一件禮物—清一色紅區產的厚毛毯。他們都曾談到毛邊走邊與以迅速而機械的方式揮著手指頭紡棉線—用近似於甘地的紡車—的同誌交談的情景。
毛在4月的一個講話中評述：“中國人民一向視為居住在遙遠地方的美國人民，如今看起來就像隔壁的鄰居了。中國人民將願同那些偉大民族的人民一起工作—美國、英國、蘇聯和法國—並與所有國家的各族人民一道創造一個‘穩固而持久的’世界和平。”但是，幻想之破滅很快地公開化了。到了7月，毛對非共產黨的來訪者誇耀說：“我這幾條爛槍，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國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爾利趕走了再說！
在此期間，毛還在籌備被大大拖延了的黨的“七大”。這個所謂“勝利的大會”，1945年4月在延安開幕。大會的開場戲是，在會議舉行的前幾天中央委員會通過的由毛起草的一篇長文，題為《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是以將毛推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得勝的關鍵角色為目的，對曆史進行了大膽的重寫：“毛澤東同誌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將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創造地應用於中國……光輝地發揮了列寧斯大林……的學說……
在這令人驚異的“決議”中，用毛自己的話說：
尤其值得我們慶幸的是，我們黨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說應用於中國條件的工作，在這10年內有了很大的發展。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自我慶賀不可做得太過火。在這份文獻中，毛在軍事戰略和政治兩個方麵對來自左的和右的批評者作出了不利的判決。他援引斯大林的一個命題，正確的策略指導需要正確的形勢分析，進而說道：“而毛澤東同誌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指導，正是一個最好的模範。
當然，如何作出正確的主觀判斷從而進行策略上的指導，是無法匯集整理的，整個決議對此也隻能如此說：“毛澤東同誌就供給了一個堅持真理的原則性和服從組織的紀律性相結合的模範，供給了一個正確地進行黨內鬥爭和正確地保持黨內團結的模範。
決議作者繼續毫不汗顏地寫道：“毛澤東同誌從他進入中國革命事業的第一天起，就著重於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以從事對於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毛澤東同誌……所規定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正是他的……光輝成果……
最後，這個被中央通過、英雄在其內大唱自己的讚歌的決議確認，“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誌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
於是乎4月23日開始的“七大”成了毛的凱旋式。其最精彩之處是劉少奇所作的新黨章報告。該報告宣稱，全黨“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在這個報告中，劉提到毛或他的思想不下105次。劉的妻子後來告訴其女兒，“毛澤東‘七大’前尚無威信可言。是你爸爸和其他領導人為他建立了威信。”
劉的兄弟後來的一次議論可以證實，做此姿態並非出自全心全意：劉少奇畢業於蘇聯馬克思列寧主義大學。(35) 是劉少奇把他的地位給了毛主席；劉少奇本來有可能在初選中獲勝。這當然是誇大其詞。到1945年，再沒有人能向毛挑戰。但正如60年代的曆史所證明了的，毛是將勝利建築在不太牢靠的基礎上的。
盡管如此，劉還是選擇1945年，以他作為副手與第一繼承人為條件，將他在城市和工會中苦心經營的黨的基層組織並入毛來自農村地區的農民軍隊（黨現在自誇已擁有百萬以上成員。—作者注）。他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對毛的讚揚慷慨而無節製：
毛澤東的偉大功績在於把馬克思主義由歐洲形式變為亞洲形式……毛澤東是中國人，他分析中國的問題，指導中國人民在鬥爭中走向勝利。他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闡釋中國的曆史與實際問題。他是第一個成功地進行了這一工作的人……他創造了中國式或亞洲式的馬克思主義。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廣大人民耕種著極少量的土地，生活在饑餓的邊緣。要想過渡到更加工業化的經濟，中國麵臨著……高度工業化國家……的壓力。南部和東部亞洲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情形。中國選擇的道路將完全影響他們。
最後，毛給兩個生病的領導人送去了擔架，其中之一是王明，以使他們的出席能夠證明大會的團結。王明描述這一幕為：
毛澤東一個人站在台上，向主席團成員熱情揮手以示邀請。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走上台來，和毛澤東一起站在主席團的長桌子後麵。其他10位主席團成員（陳雲、康生、彭德懷、張聞天、高崗、彭真、林伯渠、董必武、賀龍、徐向前）仍舊坐在大廳裏。毛澤東一邊做手勢一邊點頭，向他們示意，請他們上台。在這以後，他們才一個個好像很拘束的樣子，不慌不忙地登上主席台，走到主席台右邊的一個角上，遠離主席團靠牆坐下。坐在前排的代表，甚至都看不見他們。同時，在前台主席團桌後站著上麵提到的5個人，這時的情況是：毛擔心地在他們中間來回走著，不時望望每一個人，其餘4個人窘紅著臉走來走去，互相催促著，好像孩子做客一樣。他們還不知道誰應該坐在哪裏。
“團結”的取得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對日戰爭即將結束，毛厭惡地評論國民黨在美國支持下匆忙準備緊接而至的內戰。他在7月中旬預言：“美國政府便將陷在中國反動派的又臭又深的糞坑裏拔不出腳來。曾一度尋求與羅斯福會麵的毛，現在轉而給美國共產黨領袖福斯特發出了一份親如兄弟的電報。
8月初，原子彈落到了長崎和廣島。幾天後，毛向其幹部保證，這樣的武器解決不了戰爭。“我們有些同誌也相信原子彈了不起……這些同誌看問題，還不如一個英國貴族。英國有個勳爵，叫蒙巴頓。他說，認為原子彈能解決戰爭是最大的錯誤。
日本投降後，蔣總裁即刻電邀毛赴渝和談。雙方電報往來持續了大約兩周時間，但毛規定了若幹條件。8月末，赫爾利大使飛赴延安，敦促毛南下與對手談判，毛被說服了。他致電蔣：“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誌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複。”8月28日，他起程赴渝，去與明知一心要毀滅他的人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