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奮鬥
7“山大王”（1927~1928）
在突遭國民黨左派的排擠之後，1927年8月初，毛和他的共產黨同伴在九江(1) 舉行緊急會議，商討他們的前途。由於使用了巧妙的手腕，陳獨秀未能出席會議，他被從中央領導中驅除出去，當了黨和俄國顧問們（或按一些說法是俄國主子們）失敗的替罪羊。瞿秋白接任黨的總書記，他是個受過俄國訓練的新聞記者。毛再度進入中央委員會。在會上，他向他的同誌們指出了武裝鬥爭的必要性，會議接受了他的意見。在此之前周恩來、賀龍和朱德已在南昌發動了秋季暴動，後來，這一天被作為紅軍的正式建軍日來慶祝。
會後，毛立即秘密地乘坐一列貨車前往長沙，受命去組織湖南省的秋收暴動。他必須使省黨的組織從國民黨中脫離出來，在那裏創建一支工農革命軍。在重組的共產黨湖南省委第一次會議上，自信的毛提出了他激進的暴動計劃，這個計劃比中央委員會所指示的建立農村根據地和沒收地主財產走得更遠。
毛在寫給中央委員會的信中主張，應高高地打出共產黨的旗子，建立工農根據地。他寫道：“我在調查中知道湖南的農民對於土地問題一定要全盤解決。”他建議沒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農在內”，按共同的標準，公平分配給願意得到土地的一切鄉村人民。中央委員會警告毛這些是不對的，但毛拒絕服從黨的政治決議案，在秋收暴動中摻入了自己的主張。
9月9日起義爆發，毛將參加暴動的安源煤礦工人、地方農民自衛軍，以及脫離了國民黨的持不同政見的軍隊編成四個“團”。可是，毛本人卻不能對這支部隊行使有效指揮。當他在整頓這四個團時，被國民黨民團抓到並解往民團總部，準備與其他共產黨嫌疑分子一起處決。他後來回憶道：“我從一個同誌那裏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我遭到槍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200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裏去。
毛跑到一個高地，下麵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他在那裏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他，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
“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裏的時候，我的口袋裏隻剩下兩個銅板了。
國民黨方麵對此事的說法是毛的賄賂起了作用。
最初幾天起義進行得很順利，許多重要城鎮落到了起義軍手裏。然而，長沙的工人並沒有像毛所期望的那樣，起來支持農民。當兩支已脫離國民黨的部隊決定在他們之間開戰後，力量單薄的起義軍就麵臨內部火並的危險，於是，安源礦工差不多都被消滅了，毛的農軍也中了埋伏。
在起義爆發後的一個星期內，毛不得不放棄毫無希望的整個行動。正如他所承認的，“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平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在起義中，共產黨殺掉了許多國民黨人，並燒了他們的房屋，而這些人在統一戰線時期被稱為同誌，所以，湖南當時流行著這樣一支諷刺歌：
“砍，砍，砍！同誌砍下同誌的頭！
燒，燒，燒！同誌燒掉同誌的屋！”
在瀏陽縣的文家市，毛集合了起義軍的殘部，前敵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會議，9月20日毛率領他們向井岡山進軍—沿途趁勢釋放了被監禁的共產黨人，並打開公倉，把糧食分配給農民。
盡管他的部隊在蘆溪突遭襲擊，但毛在9月底還是把他們重新集合起來，並在永新縣三灣村重整旗鼓。那天晚上，毛將殘存的400餘人整編成一個團，在部隊中實行民主，由黨掌握軍隊，廢止打罵，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在另一種意義上說，這才是紅軍的開端。
從文家市經300多英裏的行軍，10月，毛和他最得力的團到達了湘贛邊界上的井岡山，這個地方對於他來說，不僅僅是以後幾年中時斷時續的一個山區根據地，而且也是他此後全部事業靈感的源泉。
後來，毛斷然把1927年的悲劇歸罪於陳獨秀（中國人）和兩個共產國際顧問羅易（印度人）和鮑羅廷（俄國人）。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應負最大的責任，而鮑羅廷“隨時準備盡力去討好資產階級，甚至於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最後他也下令這樣做了”，共產國際的印度代表羅易“站在陳獨秀和鮑羅廷兩人左邊一點點，可是他隻是站著而已”。羅易是個蠢貨，鮑羅廷是個冒失鬼，陳獨秀是個不自覺的叛徒。而羅易則指責毛是一個頑固和有意阻礙我們的革命計劃的、完完全全的動搖分子，因此將他免職。
給毛的評語之所以下得這樣刻薄，是由於毛本人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的4個星期內，對革命局勢的認識發生了激變。8月間，毛曾斷言中國將會發生自己的十月革命，可在武裝進攻長沙失敗後，他轉而相信，“從城市觀點來看，這個運動好像是注定要失敗的。他看錯了時機。
毫無疑問，毛以前過分誇大了農民起義的真實潛力。一個當時曾參與起義的同誌後來說：“毛向瞿秋白保證湖南至少可以發動10萬的武裝農民參加暴動，而瞿電告莫斯科的數字增到20萬，結果最後僅有5，000人。
在11月14日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把長沙失敗的不幸歸之於毛：“湖南省委所作的錯誤，毛同誌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他被指控為軍事投機，不充分發動農民，收編土匪和公然違背中央委員會的指示。
毛使用多少有些譏諷的口吻為他的失寵辯解：瞿秋白的人偶爾發現了我在湖南的一本小冊子，其中包含我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論點。這激怒了他們。槍杆子裏麵怎麽可能出政權呢？因此，他們撤了我的職……他毫不後悔地說：“盡管這樣，我們仍然在井岡山把軍隊團結起來了，深信我們執行的是正確的路線……
其實，毛和中央委員會並沒有實質上的分歧。雙方都讚同這樣的目標：即通過組織農民的革命力量（革命的主要力量），從農村包圍城市，配合軍隊和城市的暴動（革命的輔助力量）。
但是，與中央委員會不同的是，毛不相信分散的暴動會擴散到廣大的地區。並且，他把從湖南帶出來的隊伍整編成為正規軍，這樣，他們被作為“客軍過境”來對待，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央委員會批評毛“隻與土匪和雜色軍隊接頭，不引起極大農民群眾起來暴動，有些地方是符合事實真相的。
毛所發現的得以躲避國民黨和軍閥追擊的聖地，縱深30英裏，方圓180英裏，滿目荒蕪，人煙稀少。隻有六七條狹窄的山間小路，穿過茂密的鬆杉樹林和枝繁藤繞的竹林，通向井岡山的心髒，它的直插雲霄的峰頂，終年雲霧繚繞。毛在給共產黨領導的第一份報告中，這樣描述井岡山：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莊、行州、草坪、白泥湖、羅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莊，為自來土匪、散軍窟宅之所，現在作了我們的根據地。但人口不滿兩千，產穀不滿萬擔，軍糧全靠寧岡、永新、遂川三縣輸送。山上要隘，都築了工事。醫院、被服廠、軍械處、各團留守處，均在這裏。現在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給養，敵人是打不進來的。但對毛的“團”來說，井岡山並不是一個休養所。許多戰士隻穿著薄棉衣，來抵禦冬天的霜雪，南瓜是他們的日常主食。
他們一到井岡山，便與兩個秘密會社的土匪首領發生了衝突，後者屬哥老會，有600餘人，120餘條步槍。顯然，毛的小部隊是沒有希望消滅他們的，於是毛采用了結交聯合的策略，以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們是能夠在相處中得到改造的。
“我在井岡山期間，”毛後來說，“他們是忠實的共產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後來，在他們獨自留守井岡山時，又恢複了土匪的習氣，終為農民殺死，當時農民已經組織起來，建立了蘇維埃，有能力抵抗他們。(2)
結果，黨內毛的批評者們斥責他，竟聯合這樣明顯的落後分子。但是，毛已經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所謂遊民問題絕不僅是在井岡山求生存的問題。
毛的批評者之一王明聲稱，毛在30年代末曾告訴他，在進入井岡山一年後，使用“鴻門宴”的手法，處決了兩個土匪首領，由於當時已有幾支共產黨軍隊與他會合，安全有了保證。[13]隨後，他解除了土匪部隊的武裝。
1928年間，毛開始和賀子珍一起生活，賀是一個漂亮的、舉止羞澀溫柔的嬌小婦女，18歲，隻有毛35歲的一半多。她是一個地主的女兒，曾在湖南師範學校讀書，後當了教員，1927年加入共產黨。南昌起義時，她曾領導一支婦女隊伍，對於流亡中的毛來說，她是一個十分般配的佳偶。
她的唯一不足是，由於出身富裕家庭，從未做過體力勞動，因而不願負擔日常的家務瑣事。可另一方麵，她又被其他女共產黨人當做熱心家務的模範，因為在選擇自己的工作時，她情願去照顧毛個人。
類似情形也發生在後來的井岡山上的戰友朱德將軍身上，他是這樣解釋當時自己的婚姻的：“這不是常規的婚姻。我在四川有妻子，自從1922年以來沒有見過麵。我們有時通信，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屬於革命的，我不可能再回到家裏去了。伍若蘭和她的家庭對此是全部知道的，但他們並不受傳統禮教的束縛。當然，像其他婦女一樣，她還保持自己的姓名，在政治部做自己的工作，她大部分時間是在村子裏。
毛以井岡山為中心謀求擴大他的影響，並逐步壯大他的400人的部隊，以控製更多的地區，這表明他是一個中國式的羅賓漢。為了得到糧食和其他補給，他不得不征服四周的農莊。但是，為糾正單一的流寇式遊擊，他建立了他的第一個獨立政權，中心設在茶陵，中國共產黨稱這樣的政權為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是執行機關，而由工人、農民和士兵代表組成立法機關。毛從他前一時期的狂熱後果中吸取了教訓，因而茶陵的土地政策是溫和的，既不是沒收也不是重新分配土地。他領導的針對這一地區地主豪紳的遊擊暴動，旨在得到糧食和武器。因此，他並未取得當地農民的合作，他們對待他就像對待其他“客軍”一樣，是冷淡的。
不久，正式代表政治局的湖南省委和著名的湖南特委，派遣了另一位共產黨官員，侵入毛的領地，把他們的權力擴大到這個偏遠的邊界地區。毛到達井岡山5個月後，湖南特委代表到達井岡山，取消了毛前委書記的職務，改組了他的地方政府，毛僅成了一名部隊的指揮員。當時，毛被指責為對地主過於溫和，而在一兩年前，同樣是毛卻被看成是一個極端主義者，可是此時，他已經學會了在農民之中促使社會轉變的更合適的方式。
領導變更的結果是暫時丟掉了井岡山根據地，可毛卻在湘南與偉大的南昌起義英雄朱德會師了。朱德率領一支暴動殘存的雜色部隊，已經到了湘南的桂東，隊伍中有在前一年秋天被擊潰的大量軍隊和農軍。朱德已按自己的計劃舉行了湘南暴動，毛派他的弟弟毛澤覃與他聯絡。然而，朱沒有成功，被迫再次由湘南城鎮往東向井岡山退卻。5月，兩人在酃縣會麵。
朱德的傳記中寫道：他“曾經見過毛澤東一次，不過是在秘密會議的昏暗大廳中遠遠相對而坐，沒有真正見過麵。這是毛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次會麵，從此，他就和這個率直剛毅的戰士結成了親密的關係，這種關係確保了中國共產黨隊伍中最強有力的團結。一個共產黨曆史學家略有些誇張地說，假若沒有朱德，毛在以後的生涯中有可能變成一個土匪……然而，更為確切的假設應是，如果沒有這種團結，毛的最好結局是當一個不受信任的省級領導人。
朱的傳奇甚至比毛更富有色彩。他比毛大7歲，出生在四川的一個農民家庭，不僅參加過國民黨的前身組織同盟會，而且入過秘密會社哥老會（他必須喝血起誓）。在活動中，他失去了兩個兄弟，妻子和兒子也被軍閥殺害了。在20年代初，他染上了鴉片癮，但是又戒除了，後來赴歐洲在戈丁根學習。他是一個坦率耿直、極富有智謀的可愛的人：一次他被抓獲，在要被槍斃時，這樣救了自己的性命，他說：“不要槍斃我，我隻是一個夥夫。”
兩個領導人率隊退至井岡山腳下的江西茅坪，其中毛在湘南之征中招募的農軍達8,000餘人。不久，林彪也來會合，當時他隻有19歲，可是到70年代卻成了毛晚年最大的權力競爭者。林是一個湖北農民的兒子，跟隨他的哥哥和表兄投身革命活動，在任蔣介石的北伐軍排長之前，曾在黃埔軍校受訓。南昌起義時他先任連長，後任營長。在井岡山，他的隊伍並入紅四軍，最初他任營長，協助抵抗國民黨軍隊對根據地的進攻。毛對他的評價是：“林彪不僅有能力，而且是一代天才。像他這樣的人，能把整個局勢都裝在腦子裏，將來我們的軍隊就需要這樣的人來指揮(3) 。
一個當時訪問過毛的根據地的同誌，記下了他在晚飯上的談話：晚飯中間，毛經常微笑。當他談到繁榮美好的未來時，他由衷地大笑。可是，當他談到目前經濟和糧食問題時，他的表情顯得憂慮悲哀。他提到當他退到井岡山時，如何被稱為是“拋棄群眾的逃跑”，如何受到黨中央幾次警告，他變得極為憤怒。毛緊握著他的拳頭，奚落負責的中央領導人隻知道空洞的口號，而不注意實際情況。他的姿勢表明，除非進行報複，否則是不會滿足的。我感到毛是一個天才，在短時間內，他表演了高興、憤怒、悲哀和喜悅的全部情感。
1928年5月20日，井岡山的共產黨領導人在茅坪召開會議，作出了含有下一年毛主義政策路線的所有本質特征的政治問題、政治紀律、暴動口號、政綱等決議。在軍事策略上，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十六字訣：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還包括著名的“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以加強共產黨軍隊的管理，爭取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三大紀律是：（1）行動聽指揮；（2）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3）打土豪要歸公。幾個月後製定了前六項注意：（1）上門板；（2）捆鋪草；（3）說話和氣；（4）買賣公平；（5）借東西要還；（6）損壞東西要賠。一年左右又增加了後兩項：（7）洗澡避女人；（8）不搜俘虜腰包。
紅軍在井岡山建立了士兵蘇維埃，這較以前通過政治委員進行工作，更具有民主性和教育性。“政治部存在時，”毛評論道，“戰士們都以為政治工作僅僅是政治部中少數幾個人的事。其他人的任務隻是打仗。政治部取消後，戰鬥員和政工人員一起做政治工作，這樣就打破了先前的單純軍事觀點。”
茅坪會議決定，井岡山地區應作為鞏固的革命根據地，漸次向周圍地區推廣擴大。無償地沒收土地分配給農民，並武裝和組織農民起來保衛分得的土地。但是，對小地主和富農采取了較為溫和的政策。這些決議的製定，是基於毛在茅坪對他的同伴們所講述的五個因素。首先，他告訴他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政治發展不平衡，產業工人很少，而農民很多。第二，對於革命來說，中國是一個有豐富人力資源的大國。第三，然而反革命力量還很強大，國民黨政府通過與帝國主義勢力相勾結控製著中國。第四，革命力量還很弱小，紅軍僅控製少數貧窮落後地區。第五，農民隻要有機會，就會隨時參加革命，重新分配土地。
所有這些主張都為朱德和其他人所通過，盡管他們很清楚，毛在黨的正式領導層中的地位並不穩固。
可是，當夏天毛的上級共產黨領導設法將毛調離井岡山時，這些愜意的計劃就被推翻了。他們先是命令他率大部分部隊去湘南，僅留一支小部隊守衛井岡山根據地。毛的同誌們決定拒不服從這個脫離實際的命令，可有一個團在與黨的特派員之一直接談話後，確信了有這樣的命令。前往湘南，朱將軍決定最好還是多派些部隊去增援。黨的特派員持有在毛的區域內按他的意見行事的文件，因而，差不多整個夏天，毛被迫靠邊站了，在此期間，他的軍隊在錯誤策略的指揮下，損失了一半。
據共產國際的德國顧問奧托·布勞恩講，毛對他的新夥伴朱德將軍消極地接受那招致軍事大失敗的極端命令，感到很惱火，責怪他“理論上無知”和“機會主義傾向”，而朱將軍則轉而批評毛當時深居井岡山，以井岡山為軸心“陀螺似的向外擴展”的軍事策略。
據布勞恩講，1929年兩人再次會合以後，毛一步一步地削弱朱作為軍隊領導人的威信，並爭取一些朱的高級僚屬站到他這一邊，其中包括朱的政治委員陳毅，以及當時還隻是營長的林彪。朱在表麵上聽任了這種權威的喪失，形式上他還是總司令。布勞恩所講的這些，其必然結果就是把軍隊置於政治控製之下，而這個原則是毛、朱都讚同的。可是，後來林彪卻聲稱朱將軍對這一思想的支持，並不像一些描寫中所講的那樣是一個堅實的棟梁。他有突出的軍事素質，但缺乏政治判斷力，當衝突的命令來自不同的政治司令部時，往往發生動搖。他的忠誠主要是依靠有毛和他在一起。
在領導空缺期間，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許多在井岡山最近吸收的共產黨員成了叛徒，當敗退的紅軍返回以後，9月毛再次接任，並開始在地方黨組織中進行大清洗，重新登記黨員。為此目的，他還創建了新的保衛機構，使毛能夠統轄較以前更忠誠、更守紀律的組織。
在幾個星期內，毛和朱就恢複了年內喪失的大部分區域，他們的根據地也再次能夠生存下去了。為此，毛作了一首題為《井岡山》的詩，以誌慶賀：
山下旌旗在望，
山頭鼓角相聞。
敵軍圍困萬千重，
我自巋然不動。
早已森嚴壁壘，
更加眾誌成城。
黃洋界上炮聲隆，
報道敵軍宵遁。
10月，毛在一篇題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的文章中，分析了井岡山根據地的特點，他誇耀地說：“一國之內，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幹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
可是，敵人製造的經濟壓力，卻使他們感到窒息。“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食鹽、布匹、藥材等日用必需品，無時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貴之中……”紅軍“每天除糧食外的五分錢夥食費都感到缺乏，營養不足，病的甚多，醫院傷兵，其苦更甚”。
1928年底，毛得到了一件令他極為滿意的財產。紅軍在長汀從一個正坐在滑杆上指揮部隊的國民黨將軍手裏，繳獲了一匹暗褐色的戰馬。這匹馬被分派給毛，成了以後幾年裏他最喜歡的坐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