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這首詩包含三個主題。第一個是犧牲，即如果是英勇壯烈的死，就不必憐惜生命；第二個是努力，即革命者要竭盡全力；第三個主題是耐心。他指責那些想收獲共產主義果實的人忘卻了要播種革命的種子。
周恩來在寫給國內朋友的一封信中把這首詩介紹給他們。他還說這是一首表示內心誌向的詩。他寫道：“得到正品這個死耗，更使我的意誌十分堅決。”“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不論當初周恩來有什麽顧慮，現在他卻毫無保留地投身到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終生的事業中去。親密戰友的死消除了疑惑的迷霧。他咬緊牙關，接受了一個外國的信條。其理由是這個主義至少在精神上是進步的，在內容上是人道的。在以後的50年裏，盡管有時也有挫折，但他確實把一生都獻給了這項事業，從未動搖過。
周恩來現在成為旅歐中國學生共產主義小組的很有影響的組織者了。他經常為此而四處奔波。1922年3月初，他第一次來到馬克思的故鄉—德國。他在柏林住了將近一年。有人說他住在坎特街，但另外有人說他在威廉斯特拉斯有一處漂亮的住所，月租金為12美元。
周恩來發覺旅德中國學生分裂成各種各樣的政治小派別。為此，他樂於把他們聯合起來。有位同學描述了在中國學生聚居的地方，周恩來是如何“喜歡坐在客廳門口的沙發上，看同學們打乒乓球”的情景。根據一個來自四川的講德語的中國學生的說法，周恩來住在柏林時，房東的女兒愛上了他。她曾睜著圓圓的大眼睛告訴這位四川同學，盡管周預付了一年房租，但他隻是偶爾住在那兒。另一位中國學生也證實了這個說法。
1922年夏季，周回到巴黎，參加了兩個重要的會議。6月或7月，代表們集會3天，成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組織。周恩來作為柏林代表出席了會議。不僅如此，他還盡力促使更多的朋友心甘情願地加入黨組織。他以小字體書寫了許多材料，在年輕的合作者鄧小平的幫助下油印出來，還寄給在京都的朋友吳。在沒有得到回信後，他又寄去了一份，並附上一張卡片，上麵寫著：“我已給你寄了兩次油印材料，不知是否收到？請回複。小弟恩來。”而此時的吳，正因收到材料而遇到警察盤問的麻煩。他回信說：“我們的思想不可能一致。讓我們以各自的方式來發展自己的思想吧！但我們永遠是朋友！大哥吳。”這就是兩位朋友間的最後一次通信。由於他們之間存在一些政治分歧，他們的友誼中斷了。為此，周恩來一定感到十分沮喪。
與此同時，他經常同非共產黨的旅歐學生發生爭執。一個同學回憶道：“在周六下午或周日，周恩來同學總是到大學區、工廠區及學生住地，在學生聚集的咖啡館發表演說。”幾周後，旅法、旅德、旅比的學生代表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旅歐組織，設在巴黎意大利廣場附近的戈德弗盧瓦街17號，戈德弗盧瓦旅館(34)。周還在旅館外麵照了張相。他那瘦弱的身體裹在很小的衣服裏，袖子縮到了手腕上麵，褲腿高高地吊在鞋子上麵—真是一張清貧生活的寫照。
還有個傳說談道，比周大12歲、閱曆極為豐富並在後來還成了著名將軍的朱德，於1922 年10月來到柏林，希望周恩來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35)朱德是一位經曆了各種反政府造反的資曆很深的舊軍人。他的入黨要求曾遭到黨的總書記陳獨秀的拒絕。當周的房門打開時，朱德看到了“一個身材挺直，相貌俊美的文靜的年輕人。他那張臉嚴肅而又透出聰穎，富有男子漢氣概……周是個舉止文雅，善於思索的青年，甚至還有點靦腆”。
朱德挪開周拉過來的椅子，向周講述了自己的經曆：如何同軍閥及最近統治中國的國民黨決裂的，如何戒掉吸鴉片的習慣，同孫中山的會晤等。周恩來注意地聽著，習慣地側著頭，並提出幫他找住處。在入黨申請書寄往國內而尚未批準之前，暫時吸收朱德為候補黨員。
最後，朱德實現了自己的理想，但他的黨籍將對和他仍有聯係的國民黨保密。周的小心謹慎後來被證明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1922年10月，周恩來離開德國，途中可能取道比利時，返回巴黎。他還要求當時尚未選擇共產主義但傾向科學的朋友聶榮臻從比利時的沙洛瓦趕來會見朱德。結果聶本人也參加了共產黨。(36)不久，周還以聶的客人的身份參觀了比利時沙洛瓦勞動大學。聶本人後來成為中國核工程的組織者。人們記得周在沙洛瓦時，是個“漂亮的小夥子”，非常沉靜，還經常陷入沉思。據說他和末代皇帝溥儀的密友—馬將軍的侄兒關係很好，以後他們交往甚為密切。
周及時趕回巴黎出席共青團的一個會議。會上他當選為書記。在他旅歐的最後15個月期間，他利用團組織的刊物《少年》(37)宣傳革命主張，反擊詆毀者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誹謗，獻身於黨和團組織的工作。在這期間，他仍舊過著很簡樸的生活，經常身穿滿是油漬的工作服，還自己用水泡麵包充饑。
然而，他有時也脫掉工作服，炫耀般地穿上漂亮上衣，和一些富裕的同學在巴黎郊外的索斯玩一晚上。如果他去得早的話，他還要下廚房，做幾個他十分拿手的中國北方的美味佳肴。
那年春天，他開始了一項新奇而有趣的工作，即定期選派旅歐中國學生到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而且他每次都把這些有成就的代表送到柏林。赴蘇的一些學生在基層黨組織的地位有的比周高，他們的離去使得周恩來逐漸贏得了旅歐中國共產黨更高的職位。沒人懷疑周恩來在解決中國人的爭執甚至派性問題時表現出的靈活性，也沒有人懷疑他那永恒的吸引力和精湛的處世技巧。
一位同學後來回憶道：“周恩來對理論的掌握相當薄弱，但他能概括我的思想，然後能比我更好地把它們表述出來。我們多次依靠他準備口頭或筆頭的公開聲明，因為一旦他領悟了組織的思想，經過重新表述後，這種思想就能被所有的派別共同接受。”
準確地說，在周恩來旅歐的最後幾個月裏，人們要求他運用這種卓越的技巧，把所有爭執不休的中國學生幫派統一在一個愛國的政治綱領之下。在要求把中國重新統一在共和旗幟下的具有進步思想的大部分學生的支持下，孫中山的國民黨成為中國共和革命公認的領導黨。隻有國民黨才能提出似乎可行的方案來推翻那些趁清帝國崩潰之機，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製各個省份的封建軍閥。孫中山請求西方大國幫助他完成這一艱巨的任務，但這些國家卻借口沒時間而沒有理睬他。他別無選擇，隻好轉向新成立的蘇俄以求得他所需要的物質幫助，而俄國人則一請即允。這反過來意味著，通過共產國際發揮影響的克裏姆林宮要求中國共產黨停止同國民黨的爭吵，雙方合作來製訂定一個有利於中國統一的民族方案。
在巴黎，兩個中國政黨組織(38)的年輕的成員們服從了這些命令，但另一個傾向無政府主義的學生幫派卻不肯屈服。與此同時，周恩來不厭其煩地修改著那份政綱草稿，它將提交在克呂尼博物館附近的大會議廳召開的400名學生出席的大會上討論。
辯論進行得相當激烈，以至於會議最後竟惡化成拳腳交鋒的局麵。在這一事件中，兩名學生被送進醫院，許多椅子均遭損壞（其中有把椅子摔在周的身上）。
這時，周恩來離開祖國已兩年半了，一些朋友對他沒有異性相伴的事實感到震驚。在社交場合上，他顯示了對“留在國內的姑娘”—鄧穎超的忠誠。他把這些情感都突出地反映到寫給她的信中。當一位老校友來拜訪周並問周最近是否有什麽“新發現”時，周回答道：“你是指……姑娘？不，沒有。”
“我不信，像你這麽有魅力的青年，加上你在這兒的影響，難道會沒有？”
“我不想涉足於此。最好還是獨身一人，這樣更方便。”
“鄧穎超怎麽樣？你還是每隔一周給她寫一次信嗎？”
“你怎麽知道的？”
“她告訴我的。你知道，我偶爾也接到她的來信。”
過了30年，即1954年，當周恩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重訪歐洲，參加關於朝鮮和印支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時，有位德國記者試圖追溯周20年代在德國的生活經曆。他的研究披露，1923年在格丁根住過的一個自稱姓“朱”的中國學生與一個名叫庫尼貢德·斯坦芬碧爾的年輕美貌的女人睡過覺，致使該女人於1924年4月生下了一個小男孩。
由於朱、周讀音接近，且姓氏相似，而且那姓朱的學生的生日和周的生日也十分接近，這位記者便猜測這個學生一定是周恩來（如果周允許外界了解他的準確的出生日期的話，那麽他可能會遭到隨即而來的侮辱）。這個消息刊載於《明星》雜誌上，而且大量的可佐證的細節顯示這件事還遠遠沒有披露出來。例如，有人推測，當嬰兒被房東送上駛往她父母家鄉的火車的時候，周送給那位姑娘一塊毯子給小孩取暖。孩子後來在那兒長大成人，還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一次戰鬥中失去了一隻眼睛。當裝上了標準的德國軍人玻璃眼球後，他覺得自己的新的藍眼睛和以前的褐色眼睛大不一樣。在後來的一次戰役中，他陣亡了。但他留下了一個兒子，這也可能是周的孫子。這個孩子1954年還在東德生活，在一家汽車廠工作，有兩個女兒。
《明星》雜誌的文章說那個女子是1923年夏季懷孕的，按理說很可能是周恩來來往於柏林和巴黎時，中途在格丁根停留過，但卻實在沒有證據。而且，那年夏天，他在巴黎也有很多機會，但他可能很難在格丁根長期逗留。例如，10月份，他在哲學會堂召開中國學生聯合組織的一個會議。在10月10日中華共和“雙十節”的慶祝會上，他令人震驚地打著一麵紅旗，繞場一周，在十幾個人的附和下，大唱馬克思主義的歌曲。
一位當時和周一起在共青團工作的同誌宣稱周沒有什麽事件：“他過著簡樸、嚴肅的生活。”這個人還指出：“周的個人道德品質無可懷疑。”
然而，從表麵上看，像周恩來這麽漂亮瀟灑的年輕人在旅歐期間播點“野種”，似乎很有可能。難道還有比格丁根城更值得選擇的“播種”城鎮嗎？因為格丁根城既很少有中國學生，又遠離巴黎或柏林這樣的政治溫室，地點無可挑剔。但需要作出解釋的是為什麽在這件事被披露後的30年期間，其他調查者無法找到為《明星》雜誌提供證據的當地證人，以至於後來這個傳聞既沒有得到單獨的證實，也沒有深入的進展。
周恩來本人對《明星》雜誌的傳聞沒有明確的表態。他的自尊受到刺傷了嗎？他的助手們氣憤地表達了另一個層次的反應。在周恩來當上總理後，他確實對一個德國代表團說他從未去過格丁根城。後來，他曾跟加拿大的皮埃爾·特魯多提過傳說他有個德國兒子的事。他說，如果這是真的話，他本人對此一無所知。最後，這個傳說被格丁根一個勤快的檔案保管員所揭穿。他發現身為小孩父親的那個中國學生名叫朱林金，而且他的生日同周的生日並不一致。
讓我們再回到現實中來吧！1923年至1924年整個冬天，周都在試圖和傾向無政府主義的學生們對蘇俄要給中國援助這件事所持的保留意見進行辯論。他們認為中國將失去獨立，並處於花言巧語的沙皇繼承人的控製之下。他們懷疑國民黨具有抵禦馬克思主義和極權主義逐漸滲透到中國的能力。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們不僅要求周恩來和同誌們與國民黨保持一致，而且還要他們加入國民黨。這樣，周恩來在旅歐的最後幾個月裏，同時為兩個黨工作。國民黨還把他選進中央執行委員會中。(39)這時期兩黨的相互關係十分密切。
當周被懷疑不忠誠時，據傳他采取了富於戲劇性的自衛方式。他突然哭了起來。這情景如此感人，以至於在場的許多人都相信了他。在一次由國民黨召開的會議上，當談到無政府主義者時，他說：“他們大談請願、罷工，可是，當示威遊行爆發時，麵對著警察的槍口、棍棒，是誰走在隊伍的前麵，慘遭毒打、被捕、監禁甚至遭屠殺呢？是我們國民黨的幹部們！而不是他們！他們高談暗殺和恐怖主義，但拋灑熱血的卻是我們國民黨的同誌！卻不是他們！”周恩來恰到好處地身穿滿是油汙的工作服發表了上述慷慨激昂的演說，以顯示國共兩黨的聯盟將工人階級的利益牢記在心。
1924年7月，周恩來接到黨的命令：他在歐洲的任務特別是作為組織者的任務已經沒有必要了。在異邦的土地上，他被一幫比在天津見到的還難對付的學生擁立為領袖，他們相處融洽。他領導解決了各種問題，例如學生承認雙邊政府的合理的貸款，充分利用歐洲教育機構，協調國共兩黨的關係，促進歐洲政府對中國僑民的理解，等等。但現在他得返回中國南方的廣東省，從事革命統一戰線工作。青年時代留學歐洲並幸存下來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在周的政治生涯中，幾乎人人都支持他，如陳毅、李富春、蔡暢等。即使在經曆了60年代“**”的動**之後，這些人雖然不像別的團夥那樣來往密切，但所謂的“法國幫”仍然在中國共產黨內發揮著影響作用。
在法國，周恩來不僅遇到了李立三（李在幾年後就成為周的有力的競爭者），而且還遇上了越共領導人胡誌明。周後來談道:“在我加入共產黨的時候，胡誌明已經是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了。他是我的兄長。”
在歐洲度過的3年半時光，使周恩來得以信奉馬克思主義，並使他本人完全同這個主義相融合了。所有這些，加上他在巴黎時在中國共產黨內地位的逐漸提高，從而為他今後在國內的政治生涯做好了充分的準備。1924年7月下旬，他離開了巴黎。
6個月後，法國警察在一份緝獲的中國共產黨的信件中發現了周恩來的名字，因此決定調查他。他們除了知道周和共產主義運動有聯係之外，其他的卻什麽都不知道了。但僅憑這一點，他們就足以把他驅逐出境。然而他們的行動足足晚了6個月。
鳥兒已經飛走了。
(1)周的故居是在他逝世後經過翻修的。—譯者注
(2)指孫中山先生1911年創立的中華民國。—譯者注
(3)指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譯者注
(4)在周恩來的大半生中，中國的“元”大約與美國的“元”價值同等。
(5)養母陳氏受過教育，生母萬氏是理家的能手，作者將陳氏的情況與萬氏的情況弄顛倒了。—譯者注
(6)周的外祖父家在清江浦（今淮陰市）。周6歲時曾隨生父母、養母遷到外祖父家居住。—譯者注
(7)指周的兩個弟弟。此時周的父親已外出謀生。—譯者注
(8)周的堂伯父周貽謙在鐵嶺，周的伯父周貽賡在奉天（今沈陽市）。周先入鐵嶺銀崗書院，後進奉天第六兩等（初等加高等，是完全小學的意思）小學。—譯者注
(9)指曆史教員高戈吾。—譯者注
(10)題詞的原文是：“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寫於1917年赴日本前夕回沈陽母校時。—譯者注
(11)南開學校是嚴修創辦的私立學校，後改稱南開中學，張伯苓任校長。—譯者注
(12)這裏把天津比作南方是相對沈陽而言。—譯者注
(13)周的學習優秀，這時學校給予他免收學費待遇。—譯者注
(14)周一年級編在己三班，後改為丁二班。—譯者注
(15)可能指抗戰期間，張伯苓在重慶創辦的南開中學。—譯者注
(16)周恩來的字。—譯者注
(17)博浪：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陽縣城東南。曆史事實是，公元前218年，張良遣力士行刺秦始皇的地方。—譯者注
(18)《新青年》是1915年在上海創刊的，時刊名為《青年雜誌》。—譯者注
(19)指《誠能動物論》一文，曾作為南開《校風》第三十期“代論”發表。—譯者注
(20)指的可能是1951年2月24日周到南開中學時對師生的講話。—譯者注
(21)原文如此。新中國成立後，張致電周，表示祝賀。不久張定居天津，1951年3月病逝後，周曾去張家吊唁。—譯者注
(22)周恩來是1917年9月在天津乘輪船去日本的。
(23)周回國是在1919年4月中旬，“五四”運動尚未爆發。
(24)周於4月中旬由神戶離開日本，在大連上岸，先到沈陽看望伯父，約在5月中旬到達天津。—譯者注
(25)周1919年4月離開日本回國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為了要入新創辦的天津南開大學。—譯者注
(26)周任《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主編。—譯者注
(27)覺悟社正式成立於1919年9月16日。—譯者注
(28)1920年7月6日至8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公開審理此案，周等被捕學生於7月17日被釋放。—譯者注
(29)指李的男朋友、周在南開的同學。—譯者注
(30)原書中隻引用了此詩片段，譯者根據原詩作了增補。—譯者注
(31)周此次旅歐的目的地是英國，抵巴黎後因病延至次年1月5日抵達倫敦，準備入愛丁堡大學，但因英國生活費用昂貴，2月中旬回到巴黎。—譯者注
(32)以上原文如此。
(33)周恩來和趙世炎等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是在1922年6月，這時李立三已回國。
(34)令在九泉之下的周恩來感到欣慰的是60年後近千名中國和法國的崇拜者，在中國總理華 國鋒、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巴黎市長雅克·希拉克的率領下，曾在這家旅館的門 口召開了紀念性的聚會，並為周恩來的一座半身塑像舉行了揭幕儀式。—作者注
(35）1922年11月在柏林經周和張申府介紹朱德、孫炳文加入中國共產黨。—譯者注
(36）聶1922年8月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3年年初經趙世炎、劉伯堅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譯者注
(37)《少年》1922年8月1日創刊，《赤光》1924年2月1日創刊。—譯者注
(38)1923年6月周同孫中山派到法國籌建國民黨巴黎分部的代表王京歧商談兩黨合作問題。雙方達成協議，旅歐中國共青團員80餘人均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周被國民黨總部先後委任為國民黨巴黎分部籌備員、駐歐支部特派員、代理執行部長等。—譯者注
(39)原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