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渡日本（1917～1919）
周恩來年輕時在南開中學發誓結下的那些同學好友，現在都成了他的救星。由於周恩來早年想進入美國學校的願望遭受了挫折，在19歲那年他便著眼於進一所日本大學。日本是亞洲地區唯一深受中國傳統影響而現在卻已完全實現了西方式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國家。由於在國內受到抑製和挫折，中國的年輕人均把日本看成是變革的溫床，在那裏可以學到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麵的知識。像往常一樣，周恩來感到力不從心，據說他的老朋友吳—那個曾經在中學保護過他的大個子東北人又出現在他的麵前來幫助他。吳已成婚，此刻已享受中國政府的獎學金在日本留學。充滿熱烈情感的吳勸說其他3個在日本留學的友好和另一個學生，與他一塊每個月為周捐助10美元—占他們每個人獎學金收入的五分之一。
周在起程前寫了一首表達自己堅定信念的詩：
大江歌罷掉頭東，
邃密群科濟世窮。
麵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
在這首詩裏，周恩來決心終生與帝國主義作鬥爭。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周恩來此刻正準備向它學習現代化新事物的國家，卻是一個曾經比歐洲人更為跋扈地羞辱過中國並很快就要進一步徹底入侵中國的國家。周嚴肅地對待自己在詩中所下的決心，18個月後他把這首詩抄給他在日本的朋友作為警鍾並作為“自己的警言”。
周恩來可能是向北旅行，路過他從前待過的地方沈陽，經由朝鮮，並於1917年9月到達日本。(22)他在神戶港見到了前來接他的老朋友吳，然後很快趕往東京並首先到東亞高等預備學校注冊。在這所學校，他可以學習日語並複習準備師範學院的入學考試，因為他打算今後當名教師。學校共有350個學生，都是中國人。隻要學完高等預備學校的課程，那麽周恩來就可獲得中國政府的資助。但是，他從未完成這一學業。盡管他明顯在早稻田大學並可能還在其他一些大學非正式地聽過一些課，但也不能夠被日本大學正式錄取。他可能還在日法法律學校上過學，因為很久以後他曾經說過他在那裏待過一年。
盡管周恩來成功地從朋友們那裏得到了經濟上的援助，但他在日本的生活仍然是很拮據的，同時膳宿仍然是個問題。4000名在日本的中國學生已經住滿了為他們準備的住處。但是，周恩來仍得到了一個許多中國學生稱之為教母的日本婦女的幫助。她為中國學生解決各種問題，幫他們洗衣服，甚至為他們的戀愛、婚姻當參謀。在這個善良的婦女的幫助下，周恩來解決了住宿問題，和兩個中國學生一起住在一個木工家的樓上。這裏挨著一家影院，離學校也不遠。
周恩來深深地被日本鄉村那美麗的景色所感染，尤其是富士山和中國式的寺廟。但是，他親眼見到日本工人在封建資本主義的壓迫下所受的那種苦難，這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不幸的是在他到達日本時，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已變得傲慢無理。日本現在是亞洲地區武裝最強大、裝備最精良的國家。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利巨大，把不平等的“二十一條”強加給了一個軟弱貧困四分五裂的中國。然後，廣泛地幹涉中國的內政，入侵中國的國土。日本人把中國看成一個沒有獲得真正獨立的古老、軟弱、無能的國家，因此把它當做一個合法的掠奪物。周恩來和居住在東京市內中國小社區的同胞們一樣，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行徑及他們對周的祖國和民族的殘酷暴行非常憤怒。所以，當這種狀況達到忍無可忍的地步時，周在日本逗留期間早就感到他在日本對現代化的探尋從根本上受到了日本沙文主義氣氛的阻礙。其他中國學生，包括對周進行讚助的那些弟兄（有一個例外），由於受到同樣的挫折和苦楚，都卷起鋪蓋，整好行裝，不待學業結束便乘船離開日本返回國內。
周本人也受到影響，決定棄學回國。周來到日本時，已是日本為爭取經濟發展，獲得西方在外交上承認它的平等地位的努力奏效的時刻。日本在第一次大戰期間得到了西方盟國的支持並被看做一個平等的夥伴，而日本的愛國者現在意識到日本與歐洲和美國的最終平等也正在得到承認，他們為此而得意揚揚。但是，在他們的野心範圍內，唯一能夠成為其直接目標的是中國—日本在遠東的對手。待在日本繼續學習的那些中國青年被自己的一些同胞認為是懦弱膽小、自私自利，不打算回去挽救民族的命運。
日本的敵對，促使中國學生組成了一個新中學會，相集研討有關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封建主義和把中國從這兩者中挽救出來的辦法。周參加了這個學會並為該學會撰寫宣傳稿件。1918年5月，中國學生在神戶一家中國餐館秘密集會，抗議日本讓中國政府派軍隊去西伯利亞的要求。集會被警察驅散了，而中國學生中的“返鄉”運動卻從這一事件中獲得了力量。此外，他們還取得了其他方麵的成功。一次，當地警察署長在講話中使用了侮辱中國的語言，為此中國學生宣讀了一篇由周起草的抗議書，使該警察頭頭不得不賠禮道歉。周作為集會的3個組織者之一，親自作了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和中國軍閥主義的演講。當中國的知識分子處於低潮的時候，1917年發生的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傳遍了亞洲，受到了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們的歡迎。周和大家一樣，無比喜悅，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他如饑似渴地大量閱讀日本的雜誌和報紙上關於列寧及他的同誌們的消息。
正如周的同事們所說的那樣，周很少去上課，而把時間主要花在政治會議上和附近的一家革命雜誌的編輯室裏。
艱難困苦現在又一次纏繞著周。吳此刻在京都學習，他仍然從那裏給周寄錢，但周卻不得不勒緊褲腰帶。他放棄了吃肉，停止了試圖獲得正規學生資格的努力，把所有的時間均用在閱讀和幫助其他學生組織會議上麵。
1918年，當秋日來臨之際，周感到絲絲涼意。這時，吳邀請周到他那裏去和他住在一塊兒。吳由於獲得了兩份生活津貼，再加上有一個聰慧的妻子，他能夠繼續生活下去，並且按照學生的生活標準，吳過得非常舒服。“你和我們待在一起，”他在信中寫道，“這樣我們可以抽時間商量一下你上京都大學的事情。京都大學的社會科學係師資力量很強，你會喜歡那裏的。我已經問了你好幾次，但每次你都說不願意靠朋友過日子。然而，即使你不考慮我們在南開的友誼，可我們現在都是處於異國他鄉的外國人，難道我們不該互相幫助嗎？”吳的其他信都未能說服周，但這最後一封信感動了周。他整好行裝，乘上火車，奔向京都。在京都車站，他熱淚盈眶地撲進了他中學時的老朋友吳的懷抱。
吳和他的妻子與其他兩個中國學生共同住在一棟租借的房子裏。周現在也跟他們住在一起了。他每天早早起床，把整理房間、打掃衛生作為自己的任務。有時，當吳氏夫婦回家太晚時，周便給他們做晚飯。吳不時帶回來一瓶酒，他們便一起來欣賞周的烹飪手藝。正如在舞台上演戲一樣，周不介意他的夥伴們把這稱為“女人的事情”。吳給周講他聽過的課，而周給吳講他讀過的書。
和在東京一樣，周在這裏實際上沒有進入大學。他填過一份申請書，選修政治學和經濟學課程，並仍把自己的地址寫為東京菏田。不過，這份表格事實上是否交了去都不清楚。
但是，周的確從先進的馬克思主義者、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教授河上肇博士那兒受益匪淺，因為從1919年起周便成為河上肇博士的半月刊《社會問題研究》的熱心的讀者。這是一份第一次真正影響周接受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雜誌。令人驚奇的是，他卻從未見過這位學者。周讓吳介紹一下這位學者，但吳卻不願意這樣做，或許是因為他怕自己與他的南開老朋友在意識上的不同會因此而變得更大。吳已經後悔把自己的《資本論》一書借給了周。吳正尋求一種對中國的俾斯麥式的領導，吳認為俾斯麥是權威的政治家，這樣的人能領導國家強大並使之向著現代化邁進；而周卻相信隻有對中國人的頭腦進行意識形態的改造，才能使中國發生必要的變化。一個實行“鐵血政策”的強人在一個沒有普通人民進行的革命中是不可能使中國加以改變的。
吳的妻子經常在這兩個老朋友的爭論之間進行調停。有一次，爭論發生在吃飯後，爭論的主要內容是如何拯救中國。由於爭論得比較厲害，周不停地往自己的杯子裏倒酒喝，在爭論的**中竟有點失態。“光靠強硬的領導，”他斷言說，“是不可能挽救局勢的，必須擁有堅定的追隨者來支持領導，必須逐步地對年青一代和老一代進行徹底的再教育，如果可能的話，應該包括學生、工人，甚至農民；在革命成功之前，必須使這些人站在自己一邊。不進行革命，中國便得不到拯救！”
這時，吳傾過身來從他的朋友手中奪走了酒瓶，把它扔在地上。“如果你堅持這種觀點的話，那你就不可能拯救中國！”他叫道。
就連吳的妻子也插話提醒周說：“恩來，你必須關心自己的身體，不要喝得太多。在你來這裏之前，吳十分擔心你一人孤獨地待在東京。他說，甚至在南開時你就愛喝酒。”
據吳說，周當時的反應隻是靜靜地轉過身去找來一把掃帚，把亂東西清理了一下。第二天，他給他的主人們帶回一束鮮花，盡管他當時實際上已是身無分文。“你怎麽能真的和一個像我這樣的人生氣呢？”吳後來說道。還有一次，當吳從喝醉了的周手裏把酒瓶奪走時，周衝回自己的臥室並把自己閂在屋裏麵。吳發現周為自己沒有其他朋友而感到痛苦。他的日語還不是太好，影響了他大量外出，而使他的活動顯得單調孤獨。
1919年春天，周已做好回國的準備，希望加入自己的祖國已經開始的國內鬥爭。在櫻花第一次盛開的節日般的季節開始的時候，周前往京都兩個著名的公園，寫下了4首充滿感情的非凡詩篇。這些詩是用自由體寫成的，而不是周早年寫詩曾用過的古詩體。他從來沒有如此開懷地表露過自己的感情，以後也從來再沒有寫過如此外向的詩篇。詩的主題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現，給世界革命帶來了光芒，抒發了自己發現馬克思主義後的喜悅心情。這就是第一首詩中所寫到的“一線陽光”穿雲出。
雨中嵐山—日本京都
雨中二次遊嵐山，
兩岸蒼鬆，夾著幾株櫻。
到盡處突見一山高，
流出泉水綠如許，繞石照人。
瀟瀟雨，霧蒙濃；
一線陽光穿雲出，愈見姣妍。
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見到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
雨後嵐山
山中雨過雲愈暗，
漸近黃昏。
萬綠中擁出一叢櫻，
淡紅嬌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美，不假人工，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宗教、禮法、舊文藝……粉飾的東西，
還在那講什麽信仰、情感、美觀……的製人學說。
登高遠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雲如帶，
十數電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島民心理，仿佛從情景中呼出；
元老，軍閥，黨閥，資本家，……
從此後“將何所恃？”
遊日本京都圓山公園
滿園櫻花燦爛，
燈光四照，
人聲嘈雜。
小池邊楊柳依依，
孤單單站著一個女子。
櫻花楊柳，哪個可愛？
冷清清不言不語，
可沒有人來問他。
周當時願意談及這個神秘的女士嗎？如果願意的話，又是什麽阻止了他呢？在他的所有詩當中，《圓山公園》一詩表現了一種純浪漫主義的風格。以上3首詩均寫於4月5日。第四首詩寫於4天以後：
四次遊圓山公園
四次來遊，
滿山滿穀的“落英繽紛”；
樹上隻剩得青鬆與綠葉，
更何處尋那“淡紅嬌嫩”的“櫻”！
燈火熄，遊人漸漸稀，
我九天西京炎涼飽看；
想人世成敗繁枯，都是客觀的現象，
何曾開芳草春花，自然的美，無礙著的心。
令人矚目的是，在這期間，周承認他被馬克思主義所吸引也具有某種偶然性，即“模糊中偶然見到了一點光明”。但是，這些詩的實質是寫日本政治的反動，寫大自然的純淨與肮髒的人類製度之間的對比。“繁枯”是大自然的規律，而在周的詩中，它指的是馬克思主義正在繁榮發展，封建主義正在走向枯敗。
導致周恩來回國的直接原因是1919年簽訂的《凡爾賽條約》所引起的一係列抗議活動。當時，北京爆發了示威遊行，東京的中國學生也反對該條約對中國的虐待。這就是著名的“五四”運動，它體現了中國人民反對老式強國外交的愛國熱情。(23)比周晚畢業兩年的南開中學的另一個好朋友馬駿給自己在日本的朋友寫信說：“如果當我們的國家就要走向滅亡時，學習還有什麽用處？”
這一問題在吳的家中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吳自己決定留下來，但也打算加速完成學業。周什麽也聽不進去，隻想立即回國。“五四”運動召喚著他，使周不顧吳和他妻子為自己留在日本完成學業而作的一切努力。吳太太不得不到市中心把自己的珍貴戒指賣掉，用來作為周的盤纏。當天下午，她把急於回國的周恩來送上駛往東京的火車，然後周再從那裏回中國。
周旅居在亞洲當時唯一的認真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國家裏，然而令人驚奇的卻是他什麽都沒有學到。1971年，他對日本參觀者說：“盡管我有機會到過日本，我根本什麽東西都沒學。日本語言給我造成了很多麻煩。我通過閱讀報紙和對中國文字的理解來自學日語，但最後我卻沒能掌握它。我的閱讀能力還可以，但我的口語卻非常差，甚至現在我仍不懂日語。”1955年，當周會見一位日本政治家時，他唯一能說的日本話是Konnichiwa，即“午安”。
還有一次，他對一個日本代表團說，雖然他在日本待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但“我對日本的記憶甚少……我真正記得的事情是，日本的豆腐比中國的更有味”。吳自己回憶道，他完全“敬畏”日本，包括它的現代性、它的成熟性，它那合乎職業道德的工作及它的愛國主義。對此，在他家住的人也有同樣的反應。但是，沒有什麽東西能夠表明周曾把日本奉為一個使古老的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模型或榜樣。因此，在日本旅居了18個月之後，周於1919 年5月離開了日本。(24)在那裏他沒有經過正規的大學教育，所以也沒有什麽值得表現的東西。他不得不把書賣掉，積蓄了30美元作為回國的路費。他能帶走的東西是他對所讀過的書的記憶和在河上肇博士創辦的雜誌中所了解到的對他有決定性意義的社會主義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