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得勝利（1943~1949）
由於黨內對毛近乎獻媚的稱頌和毛對自己所不讚成的東西實行的粗暴政策，延安陷入了一場政治狂熱之中。周恩來在一次歡迎他歸來的會議上對毛頌揚說：
共產主義……經過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誌的運用和發展……成為在中國土地上生根的共產主義了。……這三年，我們全黨的團結，在毛澤東同誌領導下，經過整風學習到幹部審查，已達到空前鞏固的程度。
他坦率地承認自己犯過的錯誤，並把所有這些問題毫不猶豫地交給毛處理。他清楚地知道應在什麽時候退讓和怎樣退讓，唯一的例外是關於把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繼續下去的問題，但即使這時周也沒有公開為他在重慶就有的深思熟慮的想法進行遊說，而是婉轉間接地向全黨說明繼續與國民黨合作有利於黨的目標的實現。
但是，周在這次講話中許多方麵是不夠老練的。他在談到他離開延安3年來國內國外的變化時說：“我們在外邊也看得格外分明。”他用不老練的提法談到毛的反對者：“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誌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他們錯了。”在表麵上那是無懈可擊的，但在這次含糊其辭的講話的末尾，他又用原來的口氣讚揚這次整風運動“收獲了從來沒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績”。
“同誌們！我現在回來了，”他最後說，“在毛澤東同誌的領導下，繼續努力，奮鬥到底！”
在政治局會議上，周報告了抗日戰爭的進展情況。很明顯，他過去的錯誤並沒有得到寬恕，他常常與王明和28個幸存的布爾什維克一道遭到指責，在有些同誌看來他能否幸免也許還成問題。“國際主義”一詞過去常常被認為是所有這些領導人想威脅毛的至高無上地位的一種錯誤，在當時那種政治氣氛中這種觀點隻能是有害無益的。
然而，不管他的手下遭到怎樣的對待，周與毛的私交卻似乎很好。由於自覺地承認了自己的過失和不失時機地表達了對毛的熱烈擁護，他得以幸免。
周在延安是一個獨特的人物，無人可與他匹敵。一位觀察家注意到，與其他領導人相比他顯得非常整潔，“他的衣服不顯臃腫，看起來很合體並熨得平平的”。一個俄國人在延安的一次晚會上發現周吃得很少，是唯一的一個喝不醉酒的人。周關心每一件事，傾聽每一個人要說的話，並時常親切地拍拍與他談話的人的肩膀或握握手。他在宿營中是最勤快的人。他的私生活堪為典範，他的妻子鄧穎超為他的形象增添了樸素的特色，鄧穎超形容他們在延安的住處是“他們婚後的第一個家”。周的辦公室是一間閑置的窯洞，裏麵放著粗糙的木質家具，家具上刷著黃漆，閃閃發光。
在共產黨內，隻有周主張與美國人作進一步的和有效的接觸。在這些美國人中，任何一個人都能在戰後中國的政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一個蘇聯同誌寫道，除了與美國人的關係外，他“甚至對英國也有很大的好感。他幫助一個英國貴族從重慶帶回了給他兒子的信，此人的兒子是一個激進派，在延安電台工作。同時，他還帶回了一批中國的追隨者，這些人在經濟、政治和國際事務上的能力和才幹在黨內是無人可比的”。
這時在延安有一個美軍觀察小組—人們都把它叫做“迪克西小組”—它後來成了周工作的焦點。毛需要與美國人接觸以證明他可以不依賴莫斯科方麵的對手，周成了毛與迪克西小組聯係的必不可少的助手。
周的冷靜給這些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認為，“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與其說像個患霍亂病的人，不如說更像個患結核病的人……將持續不變地衰敗下去……不會突然破碎和垮台”。周把蔣介石形容為機會主義的流浪者，“被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蠢貨和二流貨包圍著”。周自然得體地做每一件事，鼓動美國人給紅軍更多的支持以便在北方打敗日本人。
在黨內領導階層，周處於包括王明在內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上，除了毛以外他僅次於劉少奇—他與湖南農民出身的毛有著共同的背景，具有組織政黨建設的天賦。40年代當劉在敵後吸引著大批地下追隨者時，周則領導著南方和西部的共產黨辦事處。在那兒，工作人員要受到國民黨的監視，正如埃德加·斯諾所說的那樣，“後來，周在新同誌中的追隨者遠遠比劉要少”。
到1944年3月，周在延安的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中，首次披露了他4年前去莫斯科說服蘇聯人相信中共新的農村根據地時，他們嘲笑了他一通，他本意是樹立起他自己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由來已久的、堅定的信仰者的形象，但後來他又回憶說：“毛澤東同誌也花了時間去認識這個問題。”他解釋說，直到1928年，毛還堅信我們的工作重心應該在城市……所以說，毛澤東思想經曆了一個發展過程。他不同意毛和他的助手標榜的毛澤東一貫正確的神話。
更糟的事還在後麵，周解釋說布哈林曾要求毛離開紅軍，周回國後正式轉達了這一意見。而實際上，毛拒絕離開。但這一切不久便煙消雲散，因為中國南部的局勢變化使得有必要壯大共產主義隊伍，而這就有用得著毛的地方，但如實地陳述黨的曆史，就會被詛咒為動搖毛的地位，同時又使得毛對周的意圖心存疑慮。
另一個戲劇性的插曲是，周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突然對毛的主要代理人，一個叫康生的討厭人物在整風運動中的做法進行了抨擊，盡管沒有人喜歡康生，但周是當時黨內唯一勇敢而正直地站出來指責他濫用職權、違反整風運動的原則和采取不正當方式取悅毛的人。在20年後“文革”的一次引人注目的談話中，周召集他的戰友說：“你們受冤枉了！你們是清白的！”
毛對周的批評保持沉默，當然這畢竟還沒有觸及毛自身。毛也許察覺到整風運動產生了違背初衷的影響，於是準備作出一些犧牲以便維護自己的權力—利用周作為他的代理人。
周在10月的一次講話中談到，丘吉爾極想知道中國得到美國全力相助卻節節敗退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國民黨拒絕進行政治改革。美國外交官約翰·謝偉思當時在場，他注意到周的接見不如朱德將軍熱情，朱把他安排在講台前麵。周的語言簡潔明了，但也許是他的講演太正式和拘謹，“沒有獲得像朱將軍似乎毫不費力就引起的那種熱情的反應”。
周采取新的強硬立場的另一個跡象是他開始疏遠他敬重的校長張伯苓。張曾質問周，為什麽共產黨報紙是唯一沒有慶祝南方一場大的抗日軍事勝利（國民黨取得的）的報紙？
在抗戰即將結束時，兩黨談判又一次活躍起來。1944年年底，周和美國大使一起飛到重慶。在機場他與夫人吻別，一個外國記者報道說，這是“我在公眾場合下見到一個驕傲的中國人表達私人感情的難得的一次”。周在重慶度過了1945年1月下旬後的三個星期，但一無所獲。即使在美國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也不願放棄任何政治和軍事權力。
周沒有交好運，沒能受邀請去華盛頓會見羅斯福總統。1945年年初，迪克西小組報告說，毛和周想同總統會談，但周奇怪地一反平常小心謹慎的做法，勸告延安的美國官員不要讓赫爾利大使插手此事，“因為我不相信他的判斷力”。不幸的是，當這條消息到達重慶時，魏德邁將軍不在城裏並讓他的參謀把這一信件交由赫爾利大使處理，所以赫爾利讀到了周對他自己的評價，這可能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算作要優先處理的信件，赫爾利直到很久以後才把周的請求作為其他東西的不重要的附言轉到白宮，這是可以原諒的。如果處理得更好些，羅斯福有可能會受到周的影響，迫使蔣介石交出一部分權力。
然而，周與國民黨和美國人的談判技巧是完美無瑕的。一個國民黨談判對手評論說：“他能巧妙地轉移話題而往往令人覺察不到，當然他也作出讓步，但僅僅是在最後時刻做無損大局的妥協以維持談判的進行。”
在這些情形之中，周的表現是否與他在舞台上的表演有些相像呢？如果是，那麽也做得如此出色以至於你會帶著這樣的印象離去：他對談判過程中每一次進展的情緒反應都是真誠的，他是一個令人信服的正直的人……共產黨將在大陸取勝，但不是通過戰爭，而是通過周在談判桌的另一頭的表演來取勝。
有一次，周在辯論中沒有考慮好如何反駁對手就討論的問題而提出的論點，因此他不動聲色地看了看表，提出他必須趕赴另一個約會，並要求把這個問題的討論推遲到下一次會上。當下一次會議正式舉行時，周的一個同事出現在他的位置上，但他不能作出任何決定，因為他未被授權在該問題上表態。
1945年春在延安召開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確定毛作為黨的領袖，但周還是重新成為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成員。毛仍然在閉幕式上把周安排在他的左邊坐下，這實際上等於公開指定他為劉少奇之後的第三把手。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後，周陪同毛去重慶參加兩黨的首腦會談以決定中國的前途。中國在盟國的幫助下擊敗了日本，但戰後中國向何處去？一個在延安的觀察家描述說，周在出訪前“積極地準備文件，發出指示和協調各種事情”。
在去重慶的途中，周把自己的太陽帽送給毛，使毛能抵禦南方灼熱的陽光的照射。在滯留重慶的日子裏，周勤勉不懈地工作，保護毛不受國民黨方麵的傷害。盡管國民黨答應保證毛的安全，周還是親自安排毛的起居食宿、行車路線等，他陪同毛四處應酬，因而實際上很少睡眠，每道飯菜都要經過周的仔細檢查，他代表毛幹杯以防有人下毒，或像丹尼斯·布魯沃斯所說：“使毛保持清醒。”
經過6個星期緊張的談判，毛和蔣委員長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在聯合政府問題上達成了妥協。談判期間，周扮演和事老的角色。當共產黨代表團中其他人對毛的意思反應遲鈍時，周就加以強調使之明了。最後，共產黨接受甚至表示支持國民黨執政，因為“民主聯合是當今世界大勢所趨”。
但他又憤怒地指責國民黨對他們的不信任，不承認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正當權力。更為令人難堪的是，他邀請國民黨代表到從日本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地區去做微服訪問，以使他們對地方上對共產黨的支持有一個正確的評估。
我們悄悄地去，你可以聽到村民們私下的聊天，聽到從遠處傳來的莊戶人的歌聲，你就會知道他們擁護延安不是因為他們是共產黨，而是因為我們為他們所做的一切。請原諒我舉這樣一個例子，如果你看到一個民兵和一個村姑待在一起，我敢以生命擔保，你會發現他們可能是在談情說愛，但絕不會是私通。
毛不久就回到延安，周留下來繼續鬥爭，完善協議中至關重要的具體事項。10月初，他差一點遭暗殺：一個共方的工作人員乘坐周的車返回時遭槍擊遇難。這次謀殺的謎底從未揭開，但看來像是國民黨某些派係的陰謀，他們要暗殺周以達到破壞談判的目的。(20）這次張冠李戴的暗殺也許起到了一個相反的作用，因為兩天後兩大對立力量在一次協商會上達成了協議。
12月，周率領共產黨代表團去重慶參加協商會議，而喬治·馬歇爾將軍也來華執行和平使命。共產黨和國民黨同意停火，但馬歇爾發現他在周和蔣介石之間扮演的調停者的角色不起作用。有一次，當他向周解釋蔣介石的最後要求時，周扼住他自己的喉嚨，用一種近乎窒息的聲音喊道：“他們想叫我們去送死！他們想叫我們去送死！”周清楚這種誇張的表演不會導致國民黨內蔣所依賴的強硬派真正地與共產黨和解。如果他代表共產黨所作的努力會最大限度地增加外國的同情，那他就十分滿意了，而他後來設法達成的停火協議為他的政黨加強地方力量贏得了時間，從而把八路軍從國民黨軍隊的毀滅性打擊中挽救出來。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周號召說：“應痛下決心，不僅在今天下午停戰，而且要永遠使中國不會發生內戰。”“相信人民，建立一個真正屬於人民的政府，依靠人民和造福於人民，隻有這樣，中國才能無愧於它作為五大強國之一的稱號。”他重申，如果作為一個政黨的應有權力得到承認，那共產黨就願意在中國扮演一個次要角色，“我們擁護蔣先生在中國的領導地位”。他還對大會說，“不僅在過去的八年抗戰中是如此，在戰後的年月裏我們仍將這樣做……我們承認國民黨是最大的黨”。
擬定的條款包括結束兩黨之間的戰爭、改組政府和軍隊、修改憲法，大會還同意在5月召開國民大會。
周飛回延安與毛商量，兩天後又回到重慶。在這架雙引擎飛機上隨他一起飛回來的有一個11歲的小姑娘—新四軍軍長葉挺的女兒。國民黨曾把葉不公正地監禁起來，葉的女兒是去會見她剛出獄的父親的。飛機經過一片冷空氣層時機翼上結了厚厚的一層冰，飛機本來已經嚴重超載，這時開始失去高度，機長命令把行李扔出去，周幫忙把提箱扔出艙外，乘客還被告知係好降落傘，小姑娘由於她的座位上沒有配備降落傘而大哭起來。在這個時候，周穿過起伏不定的機艙，解下自己的降落傘係在小姑娘的背上。“不要哭，揚眉，”他說，“要像你父親那樣勇敢，你必須學會與困難和危險作鬥爭。”後來，他們飛出冷空氣層到達重慶。這個故事人所共知。
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把首都遷回南京，周也移居到那裏的梅園新村。他在重慶的送別會上說：“我已經36年沒有回老家了，我母親墳前的白楊一定長得很高了。”離開炎熱的重慶，他來到一個街道上還殘留著垃圾的城市。他在那兒的許多用品—一頂帆布帽，一隻破舊的皮箱，一把轉椅和代表團送給他的被子，以及他那黑色的別克牌轎車—現仍陳列在南京。
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參加在武漢以北進行的美國—國民黨—中共三方的軍事調停工作。國民黨正在那兒騷擾共產黨部隊。周的吉普車在大雨中行駛，途中被泛濫的河水擋住了去路。他在一間老式的鄉下房子中過了一夜，喝的是大米粥，睡的是木板床。第二天一早起來，河水水位還是沒有下降，但他決定越過山區到處於困境中的共產黨部隊中去。當地的農民把他的吉普運過河，周脫下長褲和鞋，蹚過差不多100碼寬的齊腰深的水到達對岸。
回到南京，周麵臨著又一次危機，國民黨在滿洲的行動破壞了停火協議。當美國大使給周帶來蔣介石對這一事件的“讓步”時，周“把身體移到椅子邊，專心地聽著，埋著頭以一種壓抑的沉默想了很長時間”，然後開始“苦笑……輕輕地搖著頭”。即便美國人對蔣介石盡了最大的努力也無濟於事。
周絕望地爭取全麵停火。“過去20年裏我們幾乎沒有停止過戰爭，但沒有找到任何最後的解決辦法。我敢斷定，即使我們再繼續打上二十幾年，仍然會毫無結果，戰爭必須停止！”
挫折對於在兩個根本就不打算使談判成功的大黨之間的中間人來說是傷腦筋的。由於經常受到國民黨首都那種玩世不恭和自私自利風氣的影響，周開始忘記延安的自我犧牲精神，他甚至失去了對一些小事的公認的耐心，而他和喬治·菲奇的一次接觸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菲奇是一個長期待在中國的美國基督教青年會的熱心人士，周在1946年7月去鄭州處理又一起調停事務時，菲奇寫信邀請他去關心一下黃河邊上開封附近的基督教機構提出的問題，他們要求控製這一地區的共產黨政權做更多的修複黃河大堤的工作。
當周到達時，菲奇已經給自己準備了一個行軍床，而把自己的床騰出來給貴客。他在幾年前會見過周。
“我有些吃驚，”菲奇回憶道，“我發覺他與我以前所了解的那個周恩來有了很大的不同……從前他穿著樸素，而今他穿著一套新做的英國花呢西裝，穿著絲綢內衣和短襪，他的旅行包是上好的皮革做成的，他還有一個金質的玩意兒。”
“他沒有感謝我把自己的床讓給他而睡行軍床—這對一個從老式學校出來的中國人來說是難以置信的！他本應竭力阻止我這樣做！他的整個態度現在也不那麽友好，在3天會談期間，我們哪兒都沒去，他完全支持派到我們委員會的‘共產黨顧問團’。”
不容置疑，周覺得他的一切精力都仍然應該放在與國民黨的周旋上，如果他在這些對大的曆史進程無關輕重的事件上引起地方共產黨的敵對情緒的話，那麽他就會因為削弱了共產黨內部的團結而使得這些談判更加困難。至於改換衣著，無疑反映了他在高消費的世界性都市的生活，在那兒這類情況對職業活動來說是必要的附加物。奇怪的是他到小鄉鎮去旅行還穿著它們，而這在那兒顯然是大可不必的。
在南京他與自己的親戚們聯係上了，這裏畢竟離他的出生地很近。他早早地就探望了他富裕的六叔。周從他那兒得知，他那敏感的居住在上海的嬸嬸已從戰時隱居到家裏。他們是1939年逃到那裏的，因為有謠傳說日本人已經知道他們和周的關係了。後來，據說周有一個弟媳來辦公室看他，他丟下所有工作來迎接闊別了15年的她，甚至取消了與馬歇爾將軍下午的約會。他急切地詢問他嬸嬸的健康狀況、侄女和外甥在上海的讀書生活情況。弟媳對周說，她相信嬸嬸對他一直離家在外頗為不滿。
他們兩人前去探望六叔時，他正在睡午覺。周堅持等他醒來，而他們則靜靜地等著。“你知道六叔的脾氣和他午覺睡得不穩的習慣，”他提醒說，“他可能會聽到說話聲，那會打擾他的。”
9月，周前往上海，因為國民黨在南京拖延和破壞談判。這次，他更多地涉入私事，多次去探望弟媳和嬸嬸。有一天，他們聽說弟媳的父親碰到了麻煩，家鄉的共產黨正在整治富裕的地主，她的父親屬於整治的對象，所以要求周在這件事上幫幫忙，但周卻無動於衷。
經過幾次不成功的請求，弟媳終於與她的父親見了一麵。她回來後說，他臨終的願望就是要她不要再與周家的任何成員見麵。極度悲傷的弟媳和嬸嬸一起怒衝衝地闖入周的辦公室，周不得不忍受她們對他的無情和對共產黨的憤怒斥責。後來弟媳離開婆家，生病住進醫院，嬸嬸在那兒和她做伴，而周竟能使得自己即使在最惡劣的氣氛下也是受歡迎的，他成了一個常客，陪他的嬸嬸坐坐打發時間，談談有關孩子們的事。
周在上海還碰到了別的麻煩，即他的住所一直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周發覺自己被跟蹤時，他非常氣憤。當他瞄到一輛可疑的車尾隨在自己的車後麵時，他要司機把車停下來，然後走下車去警告後麵的司機：“你的跟蹤技術糟透了，這樣你會失業的。”另一次他打算去接頭，沒能甩掉跟蹤的尾巴，一氣之下他攔住後麵的車，質問是誰讓他們這樣幹的。他要求道歉，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當天他就收到了上海市長的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