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守規矩的學生（1911~1915）
當毛決定去大城市上中學時，已快滿18歲了。他特別想去離他家約120裏的湖南省會—長沙。1911年暑假以後，他請東山小學的一位教員介紹他進長沙的湘鄉駐省中學。他帶著這封寶貴的推薦信和蕭三一同步行去長沙。按照毛後來的話說：“當時極其興奮，一麵又擔心不讓我入學，我幾乎不敢希望真能進這所有名的學堂。
他們在湘潭停下，換乘渡船去長沙，蕭三說當他們看見“喧鬧的城市，街上擁擠的人流”，他們感到“說不出的激動”。出乎毛的意料，他幾乎沒費什麽周折，便順利地被湘鄉中學錄取了。
在這裏他見到了第一份報紙《民立報》，它是革命運動的喉舌，刊載著反清起義以及孫逸仙在1911年至1912年革命運動前夕政治活動的激動人心的報道。孫逸仙是廣州的一農家孩子，他先進教會學校讀書，成為基督教徒，後又去香港學醫，最後成為共和運動的領袖。毛回憶說：“我激動之下，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堂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思想還有些糊塗。”他仍然強烈地欽佩他在東山學堂讀書時知道的政治維新派，所以在他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裏提出，孫逸仙當共和國的總統，康有為當國務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後來他自己承認說：“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的差別。”
帝製政權垂死掙紮，竭力阻止變革潮流，反滿情緒在學生中進一步加強了，一群愛國者在湘鄉中學相約把辮子剪掉，以蔑視帝製。毛和另一個同學剪掉了辮子，但其他人最後都不守信用，沒有剪辮子。
毛回憶說：“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強剪他們的辮子，總共有十幾個人成了我們剪刀下的犧牲品。”但是毛在這所學校裏感到不自在。半個世紀之後毛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小時候，在中學時，隻要一聽到不合我意的消息，我就火冒三丈……
毛到長沙不久，武漢就爆發了推翻滿清統治、實現共和的大起義。起義代表來到毛的學校演講。這次演講激勵著毛去參加革命軍。他和幾個朋友決定到武漢去。出發前他們借了一些雨鞋，因為聽說“漢口的街道很濕”。
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毛和他的朋友未被錄取，他們隻好再返回長沙。
這時毛能夠親眼觀察政治風雲的變幻。1911年10月22日，他親眼目睹了共和軍奪取長沙的經過。起義軍沿著鐵路線推進，在長沙城外打了一個大仗，同時城裏也爆發了大起義。城門被轟開，被中國工人奪取，毛站在一座小山上觀察戰鬥。
起義勝利後，建立了新政府，但新政府的執政時間並不長，幾天之後毛看見新都督和副都督橫屍街頭，他們成為保守派複辟的犧牲品。皇帝仍未退位，毛因而決定參加當地的共和軍，為完成這場革命而盡力。
毛所在連的連部設在法院裏。在軍隊裏他接受了正規的訓練，當然也承擔了一些額外的義務，如軍隊轉移時，為長官挑床鋪、被褥和衣箱。一些士兵，每天都得到城外的白沙井去為連隊、為軍官挑水。毛回憶說：“我的軍餉是每月7元……每月夥食用去2元。我還得花錢買水。士兵用水必須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個學生，不屑挑水，隻好向挑夫買水。”毛年輕時很看重勞動的貴賤。
毛剩下的餉銀主要用在訂報上，他貪讀不厭。蕭三回憶說：“每張報的四麵他一字不漏地看完，報紙上也有新聞，也有政論，也有各種各樣的文章，他覺得，真是五花八門，美不勝收！從報紙上可以得到許多的知識。特別從這時起，他就注意研究時事與社會問題。
就是在一張報紙上，他第一次看到了論述社會主義的文章。文章很簡略，寫得也很糟，但毛受到了啟發，他急切地開始和士兵們討論社會主義。“認為它是迄今為止所提出的拯救世界和人類的最好理論。”蕭三回憶說。在他的戰友中，隻有兩個人毛很喜歡，一個是湖南的礦工，一個是鐵匠。“其餘的都是一些庸碌輩，有一個還是流氓。”毛後來評論說。
在軍隊裏過了六個月灰心喪氣、平淡無奇的軍營生活後，毛決定退出軍隊。上層政界達成停戰協議，因此“我便退出軍隊，決定回到我的書本上去”。當時毛已很清楚，無論他們怎麽動搖君主製，新的共和軍隊也無法戰勝頑固保守的中國地方軍閥。孫逸仙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但不久就被一名將軍所取代，湖南的革命者被愚弄，他們的領袖被代表地主官僚的軍閥譚延闓暗殺。
毛的軍隊生活給他上了很好的一堂課。他的一個老師後來解釋說：“毛在軍營中的雇傭兵生活使他懂得，依靠這種軍隊來達到革命的目的是徒勞的，因為在政治上很難教育他們。毛明白，要成功地進行農村改革運動……就必須武裝農民自己。
離開軍隊後，毛在省城長沙沒有明確目的地轉遊了一年。他試著讀幾所學校，但沒有一所合他的意。他開始注意報紙上的廣告。毛回憶說：“我並沒有一定的標準來判斷學校的優劣，對自己究竟想做什麽也沒有明確主見。”
一則警察學校的廣告引起了他的注意，於是他去報名投考。但是考試之前，他又改變了主意，交了一元錢去報考一所製造肥皂的學校。招生廣告說學校供給膳食住宿，還給一些津貼，又大吹製皂業對社會大有好處，可以富國利民。“這則廣告很吸引人，鼓舞人。”毛說。
這時一個學法政的朋友勸他進他的學校，毛也讀到了這所學校娓娓動聽的廣告。它許諾“在三年內教完全部法律課程”，並且保證畢業後“馬上可以當官”。毛聽從了他朋友的勸告，向家裏寫信要求寄學費來。“我把將來當法官的光明圖景向他們描述了一番。”
但又一則廣告引起了毛的注意，這是一所商業學堂的廣告。毛的另外一個朋友勸告他說，國家麵臨的真正挑戰是在經濟方麵，最需要經濟人才來建設國家。毛又被他的觀點打動了，向這個商業學校交了寶貴的一元報名費，並且被錄取了。
他在被錄取後，還不斷受到新廣告的**。這一次看到的是一則“把一所公立高級商業學校說得天花亂墜”的廣告。毛又交了錢，進了這個學校，並寫信告訴他的父母，他父親很讚成—這個老頭現在很支持他的兒子接受進一步的教育。
但是毛碰到了一個沒有想到的難題。“在這所新學校上學的困難是大多數課程都用英語講授。我和其他學生一樣，不懂得什麽英語。說實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麽了。”而且這所學校沒有英語教師。“這種情況使我感到很討厭”，所以到月底他就退學了，繼續留心報上的廣告。
他下一個嚐試上學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學，他又花了一元錢的報名費。結果考試發榜時，他名列第一。這所學校很大，偏重曆史。毛受到了校長的鼓勵，他欣賞毛的寫作。但是毛在這裏並不感到愉快。“它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使人反感。”他自己閱讀了一本曆史書《禦批通鑒輯覽》，是一個老師借給他的。他感到自學比在校學習更好，他在這個學校待了六個月就退學了，開始嚐試一種新的生活。
在1912年至1913年冬這段時期，他每天都去坐落在瀏陽門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圖書館讀書，一直讀到關門才出來。“中午隻停下來買兩塊米糕吃。這就是我每天的午飯。”
他那時住在新安巷的湘鄉會館裏，因為夥食便宜。唯一麻煩的是會館裏還住著湘鄉籍的被遣散的士兵，他們沒有工作，總是跟學生吵架。一天晚上，這種敵對發展成為武鬥，士兵想殺死學生。“我躲到廁所裏去，”毛回憶道，“直到毆鬥結束以後才出來。”
然而，這是毛的知識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他閱讀了在英國受教育的達爾文主義者嚴複翻譯的許多西方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我在那裏第一次（18歲的時候）看到一幅世界地圖，懷著很大的興趣研究了它。”他讀了查爾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亞當·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學》、赫伯特·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讓－雅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論》。
最後一本書對毛的影響特別大，因為它與中國固有的認為今不如昔的傳統思想針鋒相對。除了閱讀這些重要哲學著作外，毛“在認真研讀俄、美、英、法等國曆史地理的同時”，還廣泛地閱讀了“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
毛沉醉在知識的大海裏，自由自在地暢遊，毛父卻非常惱怒，到最後斷了他的生路，拒絕對他的這種自學提供資助。毛不得不離開會館，另找安身之處。毛回憶說，當時，“我也認真地考慮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經作出結論，我最適合於教書。”
毛又開始留意廣告了，他看到了一所師範學校的廣告，說不收學費，膳宿費低廉。毛的兩個朋友也想進這所學校，他們請毛幫助他們準備入學考試的作文。“我替那兩位朋友寫了作文，為自己也寫了一篇。”毛回憶說。他們兩個人都被錄取了，所以毛誇口道他實際上是被錄取了三次。“那時候我並不認為我為朋友代筆是不道德的行為，這不過是朋友之間的義氣。但正是毛後來要求50年代的年青一代把對國家和國家思想的忠誠放在高於朋友義氣和家庭觀念之上。
毛將在湖南第四師範學校度過**不安而又思想定型的五年。湖南第四師範學校是辛亥革命之後的1912年創辦的，幾個月後就和第一師範學校合並。它坐落在長沙南門外的“書院坪”，前臨湘江，長沙一片新興的工業包括石墨廠、電燈廠和造幣廠就在附近。此外，粵漢鐵路在1917年以後就日夜嘯叫著從附近通過。
這是一所公立學校，學生用不著交學費，其方向是把出身貧苦家庭不能上大學的孩子培養成小學教師。學校的基礎是最新式的民本主義教育理論，不僅包括傳統的學科，還包括身體活動、社會生活和道德實踐。學校還有一個藏書豐富的圖書館，教員思想比較開明，提倡自己思考，這是毛所喜歡的。學校很強調愛國主義，表現為使用全國通用的語言而不是本省方言，教師強調要牢記中國的國恥。
毛1913年春進入該校時已19歲了，幾乎可以說這是毛真正受教育的開始，毛後來回憶說：“我過了20年甘露般的生活，對世界一無所知。”
毛計算過，他在這所學校共花了160元。“在這筆錢裏，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報紙上，因為訂閱費是每月1元。我常常在報攤買書，買雜誌。我父親罵我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從1911年到1927年……我從來沒有中斷過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報。”星期天如果學生們起來晚了吃不上飯，他們就把食堂裏剩下的冷飯冷菜自己熱一下，每當別人熱飯、熱菜時，毛總是一個人吃冷飯、冷菜，也不知道他是節儉呢，還是不在乎，抑或是太懶了。
這所學校給每個新生發一套藍色的毛料校服，這件校服毛穿了許多年，直到校服已褪了色，磨出了洞還在穿。此外，毛經常穿一件灰色的布料學生長袍，冬天在長袍裏麵再加一件舊式的夾克衫，一年四季都穿一條肥大的布褲。夏天他幾乎從不穿襪子，布鞋也常常是裂著口子。他經常蓋一床很粗糙的藍色棉被，被裏的棉花又舊又硬。
毛每天都起得很早，漱洗完畢就去教室讀書。下課後，一般都在讀報室看報，或去圖書館借書。別人都上床睡覺了，他還在茶爐室、讀報室看一會書，有時就在走廊裏通宵不滅的燈光下讀書。他的朋友說，毛手裏總是拿著一本書，他從來不開玩笑，也不閑聊。他還常常獨自一個人或邀幾個朋友到校後的山上讀書。難得幾次上街時，他一般也都要去玉泉街或府正街逛逛，因為這兩條街上有些舊書攤和新書店，毛常掏空了羞澀的腰包買些他喜歡的書。
他學習中國文學、道德、地理和曆史。他的一個同學回憶說，毛特別喜歡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這兩本書分別成於11世紀和17世紀。毛習慣於把讀報時看到的外國人名、地名記下來，和地圖上、書上的相比較，再查找原文。正確的名稱或引文他就記在一張小紙條上，再把小紙條夾在書裏，這樣他就可以隨時瀏覽和複習。無論什麽時候要找他，朋友們都知道他“在閱報室”。
他的古文和新式文章都寫得很好，文筆流暢，為學生們所傳頌。他讀書時很細心，他所喜歡的句子都圈點起來，而對他不讚成的話則批上諸如“荒謬”、“不通”等評語。每讀一本書都這樣，甚至第二次讀書時還對前一次所作的圈點加上新的評語。
他的蘇格拉底式的特征也是很突出的，他的中文傳記作者說他：“還特別有好問……的習慣，他最懂得學與問是不可分離的。”
但不是每一件事毛都喜歡。特別是該校至少有35種煩人的校規禁令，限製了他的自由，諸如禁止經商、禁止組織政黨、禁止唱下流的歌曲、禁止看壞書、禁止非法集會，等等。毛還討厭必修的自然科學課程，因為他想專修社會科學。他回憶說：“我對自然科學並不特別感興趣，我沒有好好地去學，所以大多數這些課程我得到的分數很差。”他的一個老師還記得，毛的數學成績特別差，有時考試還交白卷。
毛後來說，他尤其討厭一門靜物寫生課，他認為這門課“極端無聊”。他往往想出最簡單的東西來畫，草草畫完就算了。有一次他畫了一個橢圓說這是蛋，結果考試不及格。“我畫了一個橢圓形就算了事。”
但毛的社會科學各科的成績都非常好，這就彌補了他在自然科學和藝術各科上的低分數。毛後來描繪自己對學校的態度就像是反抗者一樣，“我不服從校規，”他承認說，“我的原則是隻要不被開除就沒關係。就拿考試來說吧，我的分數從50分、60分到80分都有，平均分是70分。”
毛承認他對學校是欠了債的。“我沒有正式進過大學，”他告訴他的一個朋友說，“也沒到外國留過學，我的知識，我的學問，是在一師打下了基礎，一師是個好學校。”
就是在這裏，毛的組織才能開始顯露，蕭三回憶說，無論什麽時候其他人談話時，毛都“略低著頭或偏著頭聽別人談話，而自己隻‘嗯’、‘是的’的回答，在傾聽對方說完之後，他有條有理地給對談者分析，提出要點，作出結論。他的話並不多，但每一句都很中肯，都能啟發人，再往前進，再往遠處大處著想，你有什麽疑問他隻要一談，便會迎刃而解，一切都明朗化，都有了辦法。
另外一個記述毛這段學校生活的人總結說，毛在會上“從不輕易表態”，無論是主持會議還是一般發言—最突出的是他從不作冗長、離題而混亂的講話。如果他旁邊的其他人開始辯論，甚至吵起來的時候，毛都靜靜地用心傾聽各方麵的意見。
他的生活方式是清教徒式的，他完全讚同這種觀點。一個人如果過不了金錢與女性這兩關，這個人就不值得一談。他的朋友都說他不輕浮**，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對自己的操行和知識從不感到滿足。
但所有這一切加起來並不意味著他就有了領導別人的公認的才能。他的老師徐特立後來說：“毛在學校裏並沒有特別顯示出領導才能，他具有一種謙恭的氣質……
十年後，當毛被敵人通緝追捕時，他的家人在後院焚燒他留下來的所有書籍和筆記，有人從“灰燼裏”救出了毛的一本作了注釋的課本和一本他自己的筆記本。這本94麵的筆記本寫了一萬多字，其中有一部分是公元前4世紀兩本詩集的手抄本。
另一部分是道德和文學課的課堂筆記，可能是1914年記的，內容有先秦的哲學、楚辭、漢賦、拿破侖、愷撒、福澤諭吉（日本明治維新的倡導者和把西方文化介紹到日本的人）以及自然科學。
從這本筆記本反映的幾個主題可以看出毛在那一時期的思想發展狀況。一個是他自己的雄心，這是從他無限的自我中心論發展起來的。筆記中說：“我之界當擴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毛指出古代的仁人誌士“有殺身亡家而不悔者矣”。毛解釋說，這樣的人毒蛇螫手，他必斷腕。
毛評論說：“彼仁人者，以天下萬世為身，而以一身一家為腕，惟其愛天下萬世之誠也，是以不敢愛其身家。身家雖死，天下萬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從毛自己寫的這些話中可以明顯地看出，毛就自己的行為對家庭的影響有一種社會犯罪感，可以看出，他是在為他後來拋棄自己的家庭進行辯護。從筆記中當然也看出毛的使命感。
貫穿筆記的第二個主題是強調刻苦力行的重要性。筆記說：“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遊四宇尚已。”又說：“農事不理則不知稼穡之艱難，休其蠶織，則不知衣服之所自。
他特別痛恨的是懶惰。“懶惰為萬惡之淵藪……國而懶惰，始則不進，繼則退行，繼則衰弱，終則滅亡……少年須有朝氣，否則暮氣中之……故曰怠惰者，生之墳墓。
此外毛還注重精細。“人立身有一難事，即精細是也……忽小敗大而可鑒者，愷撒是也。
那本留存下來的加了批語的教科書是弗裏德裏希·泡爾生寫的《倫理學原理》，這門課是毛在第一師範求學的最後兩年（1917~1918）由楊昌濟教授的。在這本約十萬字的書上，毛寫了一萬二千字的批語，加上圈點、單杠、雙杠、三角等符號。毛根據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曾寫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楊昌濟大加讚賞，給了滿分100分，還寫上“加5”。毛對此非常驕傲，一個朋友說，毛為此到處向人誇耀。
毛特別反對個人的壓抑，他說：“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在所必去，而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家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
楊昌濟教授曾一度以“長沙的大儒”聞名，他對學生時代的毛澤東影響最深。毛後來評論，楊“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誌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
楊曾在國外留學十年—先在日本，後到倫敦大學，最後到愛丁堡大學，拿了哲學學位。他回國之前在德國一所大學研究康德，成為塞繆爾·斯邁爾恩、T.H.格林和康德的忠實信徒。那些到歐洲“鍍金”、到日本“鍍銀”的留學生回國後大多數鑽營從政做官或辦實業，而楊先生卻選擇了一個微不足道的位置，當一個師範學校的教員，培養青年人才。
作為一個唯心主義者和進化論者，楊特別熱衷於將思想付諸個人實踐，實事求是。他非常相信意識對物質的操縱作用。他特製了一個澡盆，每天早晨都在澡盆裏洗冷水澡，不論春夏秋冬，氣候寒熱。他解釋說：“人必須每天做一件艱苦的事來磨煉自己的意誌。冷水不僅磨煉意誌，還能增強體質。但楊自己也乘坐符合他身份的三人抬的轎子來來往往。
楊的學生都很尊敬他，一些學生，包括毛，在楊的倫理學課後也常到楊的家裏與他繼續討論。在這種非正式的討論中，楊敦促他們要有所作為，要爭取留名後世。“凡人欲在社會建功立業者，欲深謀遠慮，動之萬全……”毛第一次到板倉楊家拜訪時，風塵仆仆，一把雨傘，一雙草鞋，步行前往。
與此不同的是徐特立。他出身農民家庭，曾留學日本，是學校唯一不坐轎子和人力車而步行去學校上課的兩位教員之一。徐先生曾割破手指，在一封血書上簽名，向皇帝請願要求召開國會，這一舉動傳遍全湖南，婦孺皆知。
徐的堅定信念對毛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毛後來對他說：“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現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將來必定還是我的先生。
在長沙對毛產生巨大影響的第三個人是袁仲謙，人稱袁大胡子，他教古文。毛回憶說，他“嘲笑我的作文，說它是新聞記者的手筆……我隻得改變文風……多虧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時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文言文。袁要毛從梁啟超的半口語化的文體上改過來，要他改習9世紀韓愈的古文體。
毛開始聽他的，但逐漸覺得袁太保守、太專製。有一次他拒絕重寫一篇把袁不喜歡的句子刪掉的文章，而隻是原封不動地重抄一遍，袁氣得把它撕了。另有一次毛剛好碰到袁在大聲斥責一個工友，毛平靜地說：“哪有這樣惡，要這樣罵人！”
學校裏其他教員也都幫助過毛，一個教員借給毛舊版的《民報》，另一個曾讓毛暑假在他家住過，第三個和毛一起參加了共產黨。毛和他的同學也相處得甚好，特別是有兩個朋友不僅和他趣味相同，而且和他一樣很有才華。一個是蔡和森，另一個是蕭子升，人們都稱他為蕭瑜—毛在東山小學的老朋友蕭三的哥哥。
楊教授曾經說過，他在長沙教過的幾千弟子中有三個最為出色，依次是：蕭瑜、蔡和森、毛澤東。這三個人並不都是同一年級的，但年齡和興趣都很接近，他們常常聚在一起，被稱為“三傑”。
蔡和森來自湘鄉，上學前是放牛娃，他高而瘦，兩顆門牙突出，意誌堅強，很固執。盡管他缺乏“首創精神”，但他對他的朋友說，他想書寫人民大眾而非帝王的曆史，他想統一中國的書麵語和口語。整個20年代，直到1931年就義前，蔡和森在中共黨內一直是毛最親密的盟友。
在1913年第一師範與第四師範合並的第一天，第一師範的蕭瑜好奇地打量著從第四師範來的學生。和第一師範不同的是，第四師範沒有統一的校服，穿得五花八門。
“有個‘新兵’，”蕭瑜後來回憶道，“長得高大，粗手大腳，粗布衣褲，鞋子破舊，這個年輕人就是毛澤東。“他的臉部生得相當大。但眼睛卻既不大也不銳利，看起人來也是直愣愣的。毛的鼻子扁平，典型的中國鼻。耳朵長得倒是很勻稱，嘴相當小，牙齒白而齊。這一口好白牙使毛笑起來相當有魅力，所以沒有人會認為他不真誠，他走起路來很慢，兩腿合不太攏，搖搖擺擺有點兒像鴨步。他坐下或站起來的動作都是慢吞吞的，而且他講話也很慢，但無疑他是個天才的演說家。
他們三個人在第一天就認識了，因為他們各自的家鄉離得很近，但他們結成朋友隻是因為該校有每周展出優秀作文的習慣，蕭瑜和毛澤東的文章好幾次都從各自的班裏被挑選出來參加展出。因此他們都讀到了對方的文章。
蕭瑜後來說：“這時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他的字跡。他的筆畫粗重，總是把字寫到格子外。”
後來毛自愧地對蕭瑜說：“你一個小格子裏能寫兩個字，而我寫三個字得占兩個格子。”
蕭瑜當然是全校最優秀的學生，毛也很拔尖，但他主要是作文寫得出色，他的作文被認為是特別優秀的。作文好就是好學生，所以毛算是好學生。
“他的記憶力很強，”蕭三後來回憶說，人們“說出一個地名，他會立刻說出它在中國的哪個省，或在某一外國的具體地點，在對地理進行特殊研究的同時，他用同樣的方法對付曆史—抓住事件的要點，收集廣泛資料，但並不扯到題外。這種孜孜不倦地獲取知識，很久以來就是毛澤東的特點。而他不遺餘力的學習和研究，終於使他成為一個博學者”。
第四師範並入第一師範的幾個月後，毛才得到一個適當的機會和蕭瑜麵談，他們偶然在走廊上相遇，毛站在這個高年級同學麵前，用英語打招呼：“密斯脫蕭。”當時在學校裏，學生們用英語交談很時興。
“密斯脫毛。”蕭瑜也客氣地回答。
“你在第幾教室？”毛問。
“第一教室。”
毛說：“今天下午課後，我想到你們教室看看你的作文，行嗎？”
下午四點鍾下課後，毛來到蕭的教室，他們談了很長時間，談論學校的課程、組織和教員，最後毛借走了他這位新朋友的兩篇文章，鞠了個躬離去。
第二天課後，毛建議蕭飯後出去散步。他們沿著湘江走了兩個小時，毛讚揚蕭的文章寫得好，但不同意他文章中就嚴光問題提出的觀點。嚴光是公元1世紀中國著名學者。他和後來成為當朝皇帝的劉秀私交很好。新皇帝邀請嚴光輔佐他治理中國，嚴光應邀前往京城與皇帝同榻而臥。據說當晚睡覺時，嚴光無意之中將腳擱在皇帝身上，由此可見他們的關係很親近。皇帝請嚴光當宰相，但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政治是卑鄙的行當，他無意吃政治飯。
毛認為嚴光應當接受宰相的職位，而蕭瑜則說毛不懂嚴光的觀點。
何叔衡，人稱何胡子，是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他也是毛的校友和朋友，毛說何“非學問之人，乃做事之人……是一條牛，是一堆感情”。其他還有陳章甫、羅學瓚、張昆弟、郭亮與夏曦—他們都是於30年代初犧牲了的共產黨黨員，有些人死前還受到嚴刑拷打。
在長沙上學時，他們常開玩笑稱自己是“棟梁之才”，意指自己是經世濟國之才，但隻有毛堅持不懈，最後登上了權力之巔，而蕭瑜走上了無政府主義道路，既反對共產黨，也反對國民黨，大部分時間流落歐洲、南美。
在所有有關毛的學校生活的記載中，很少提到他的**，毛自己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們都有崇高的責任感。
“這是一小批態度嚴肅的人，他們不屑於議論身邊瑣事。他們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他們認為時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許他們去談論女人或私人問題。我對女人不感興趣……這個年齡的青年生活中，議論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沒有這樣做，而且連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絕談論。”
“記得有一次我在一個青年的家裏，他對我說起要買些肉，當著我的麵把他的傭人叫來，談買肉的事，最後吩咐他去買一塊，我生氣了，以後再也不同那個家夥見麵了。我的朋友和我願意談論大事—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
當然也有一些青年婦女有著與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共同的理想，其中包括蔡和森的妹妹蔡暢，她後來成為共產黨傑出的婦女領袖之一。但是，出於羞澀和社會傳統的束縛，毛19歲、20歲待在長沙的時候沒有去追求豔遇—作為某種補償，這些青年通過這種不同尋常的關係在20世紀頭10年結成了同盟。
一個暑假，毛留在了學校，沒有回家幫他父親幹活，他的朋友蕭瑜說：“他那唯一的一雙鞋，已十分破舊，鞋底都快磨透了，為了拿雙新鞋，他晚些時候總得回家一趟。”
毛反駁說：“一心想治理天下的大英雄，沒有時間考慮打掃房間！”
在湖南炎熱的夏季，蕭瑜每天都洗澡，而毛澤東幾天都不洗澡，還說蕭瑜洗得太勤了。
“潤之，”蕭瑜揶揄說，“你的汗臭太難聞了。”
“潤之”（有點兒女人味）是毛澤東給自己取的學名，意思是“滋潤東方”。
這是真的，但毛對汗臭味根本感覺不到，也不在乎別人說他，他不想改變蕭瑜所說的“邋遢”樣。其他兩個暑假留校的學生開始是和毛澤東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後來不得不移到別的桌子上去，與毛保持距離，毛不明白為什麽。但蕭瑜可能誇大了毛的邋遢，因為後來毛澤東因每天淋浴而在全校聞名。
毛和蕭還不斷地討論報紙上登載的最新消息，特別對德國的形勢感興趣，因為中國很尊重德國。按照蕭瑜的說法，毛“崇拜”俾斯麥和威廉二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這場戰爭對中國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與此同時，中國的共和革命被軍閥們叛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