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魔鬼的晚宴(1945~1948)

1945年8月28日夜,蔣介石元帥為毛抵渝設宴接風。這是他們18年來的第一次會麵。一個現場目擊者記述:“蔣為他祝酒,他僅僅用嘴唇碰了杯子。頭兩天,毛作為客人住在重慶城外他的死敵的避暑別墅裏,而周恩來為防投毒,總是先替他嚐第一口酒。

有周和一同從延安飛來的王若飛作後盾,毛一頭紮進了與國民黨領袖的談判中。毛事後回憶道:“蔣談論的是和平……可他又下了不光明正大的命令。談判期間他對我黨發動進攻,被殲滅了3個師……9月4日,毛和蔣第一次舉行不帶任何助手的私下會晤。但是,分歧依然如舊:蔣要求在聯合政府中共產黨軍隊不得超過12個師,而毛則要求占20到24個師。

在這段時間裏,毛巡回穿梭於茶話會、雞尾酒會、歡迎會和記者招待會間,向中立的中國人闡明中共的觀點,並向這個當時作為中國臨時首都的城市裏的外國人做各種說服工作。他除了會晤蘇聯、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法國大使之外,還會見了幾個國家的援華組織領導人。他將他的詩《沁園春·雪》的抄件送交《大公報》發表,借以改變其粗陋、沒文化的農民領袖形象。“全國人民希望和平,”他告訴應召而來的外國記者,“我到重慶來盡一切努力以達到和平。”〔5〕

毛特別熱心於會見進步的美國人,他在八路軍辦事處接見了威廉·欣頓和傑拉爾德·坦南鮑姆。八路軍辦事處坐落在重慶一條肮髒狹窄的街道上,是一所白灰抹牆的房子,這裏實際上被當做中共的臨時“大使館”。使這兩個美國人感到驚奇的是,毛詳細地向他們評判了杜魯門和美國的勞工運動。

他想弄清楚“Farm Bureau(農業協會)和Farmers’Union(農民聯合會)之間的區別是什麽?……為什麽美國大多數工人沒有組織起來?……”

毛還會見了三個年輕的美國飛行員,霍華德·海曼、艾德沃·貝爾和傑克·艾德爾曼。這三個中國共產黨的同情者知道毛的煙癮很大,而延安的香煙短缺,“所以我們從我們的定量中拿出幾盒美國香煙,並寫上了簡短的話,表達我們對中國人民的繁榮、和平將來的祝願”,〔6〕把它們留在了毛的總部。

作為回敬,毛邀請他們吃飯,對此,二等兵海曼回憶:“毛與工人、領導人、廚子、侍者間的相互關係是一種愛與熱情。我從中找不出哪怕一點兒傲慢浮華、禮儀規矩和屈尊俯就之感,或者其他什麽矯揉造作的東西。”毛澤東是否抽了這些煙,無從知曉,但其後不久,毛在重慶時的一位中國老熟人收到了毛贈送的“好運”牌香煙,因此,也許這些禮物又被當成禮物了。

5個星期後,雙方開始達成諒解。10月8日,毛出席了國民黨的一個招待會,並樂觀地談到了中國的未來。他的祝酒詞是:“新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兩天後,他與總裁簽署了臨時協定,當晚,蔣介石邀請他看歌劇。就在毛看歌劇的時候,他的汽車在停車場被炸。如果說應有所暗示的話,這便是一個信號,無論總裁作何打算(共產黨也因20年代的經曆有足夠的理由懷疑他們),國民黨中總會有一些不願與毛合作的分子的。10月11日,毛在這不和諧的旋律中飛返延安。

他是在情緒低落、健康不佳的情況下返回的,他對他的同誌說:“在重慶期間,我的神經過分緊張。現在還感到十分疲乏,體力衰退,時常心動過速,頭昏、失眠、夢中出汗。”據他的一個同事說,他患了半年多的神經衰弱。

就其從重慶帶回的協定,他解釋說:“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承認了避免內戰,兩黨和平合作建設新中國。這是達成了協議的。還有沒有達成協議的。解放區的問題沒有解決,軍隊的問題實際上也沒有解決。已經達成的協議,還隻是紙上東西。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

前途有兩個,一個是繼續談判,另一個繼續打下去。“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隻要毛澤東有幾個月沒有發表聲明或公開露麵,傳聞便沸沸揚揚。其中有一個傳聞是,毛已到蘇聯,正與斯大林共商共產黨接管中國之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此刻正是斯大林已經得出中國共產黨過於弱小,無法贏得反抗國民黨的國內戰爭這一結論,因此不準備幫助中共之時。1945年末,蘇聯人將離蘇聯邊境不太遠的重鎮山海關交給了紅軍,結果卻眼看著國民黨麻利地挫敗中共,將其占領。

1946年4月,與毛同輩的4個領袖,在一架美國運輸機自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因墜機事故喪生。他們中有毛當時在權力場上的老對手博古和頗具潛力的新手、毛在重慶的談判夥伴王若飛。但與此同時,過去共產黨領導層中的另一個幽靈,在莫斯科待了15年之後,又突然在中國出現。人們從李立三在哈爾濱的露麵推測,他可能是被斯大林派回來接替毛澤東的位置的。然而紅色區域對毛的迷信仍有繼續,毛的最熱心的支持者之一張如心(36) 在1946年聲稱:

有人說毛澤東是個天才,一個英明的人。的確,他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天才。但必須指出的是他的天才既不是神秘的,也不天賦品質的結果。他的天才、智慧、才能是中國人民才智的集中體現。毛澤東是最傑出的炎黃子孫,是中國人民最卓越的象征。同時,他也是世界人民的領袖,一個科學家,一個天才和一個革命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忠實信徒。

5月間,國民黨和西方的新聞機構又堅持說毛去了莫斯科,但是這一謠言又被有力地否定了。10年後,毛在談到中國革命這一極為艱難的階段時,公開地、半真半假地詰罵斯大林。他在1956年宣稱,斯大林“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

英國作家羅伯特·佩恩6月間在延安一所掛有孫逸仙、蔣介石、杜魯門、斯大林和艾德禮肖像的簡陋房間裏見到了毛。與30年代相比,延安諸方麵都略有改善。承蒙“迪克西使團”發電站的特許,這裏有了電燈,電影則正在上映1946~1947年的《舍伍德森林匪徒》和有點不合時宜的《多莉姐妹》。

佩恩聲稱,拍照並不能反映自己對毛的以下真實印象:

“……這個人留著青黑色的飄逸長發,戴著圓圓的銀邊眼鏡,柔和的下頜,縮攏著的,甚至有點女性化的嘴唇,大學教授般的風度……一會兒像孩子似的癡笑,一會兒又深沉地富有權威性地、帶著十分獨特共鳴的輕聲細語。他已經53歲了,看起來像30歲……他穿著黑棉布拖鞋,棕色羊毛中山裝。擺手時,他將肘部抬到肩膀的高度,這是個古怪的姿勢……

國民黨現在全然丟掉了合作的偽裝,對共產黨發起了全麵進攻。毛不得不麵對一場既得不到蘇聯的支持,也沒有美國援助的武裝鬥爭。然而他似乎知道自己是贏定了。正如他8月間對美國作家安娜·路易絲·斯特朗所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曆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麵前還存在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也正是在這次會見中,毛詳盡地闡發了他的關於原子彈的名言。斯特朗想知道如果美國用原子彈對付蘇聯,那將會發生什麽。毛回答說:“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他還對今後世界區域性劃分作出了分析:“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裏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他預言,這一地帶反抗超級大國壓迫的力量正在日益增長。

8月底,毛到哈爾濱與林彪商計東北紅軍如何對付國民黨進攻的問題。據說,剛剛從蘇聯回來的李立三已經得到林彪的政治保護。在眾人麵前,李立三表現出一副懺悔的麵孔。9月初,他對《紐約先驅論壇報》表示:“曆史事實表明,毛是對的而我錯了。慶幸的是我又被引回到毛澤東同誌的領導之下。但是《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卻報道,李正在北方組織一個反對派,以削弱毛的領導。此舉的目的在於在蘇聯幫助下,在東北或蒙古建立一個自治地區。

10月,《紐約先驅論壇報》的A.T.斯蒂爾采訪了毛。斯蒂爾想弄清毛是否把蔣看做中國“當然領袖”。毛回答:“世界上無所謂‘當然領袖’。毛對美在中國偽善調停頗有微詞。

毛有充足的理由來證明這場國內戰爭是血腥殘酷的。在對其同誌所作的關於日本投降一年來中共抗擊國民黨的報告中,毛說:“過去3個月經驗證明:殲滅敵軍1萬人,自己須付出2000至3000人的傷亡作代價。這是不可避免的。國民黨的力量四倍於共產黨,在1946年到1947年內戰的開始階段,紅軍在長城與長江之間被消耗了六分之一。(37)

1946年末,毛在延安接待了一群西方記者。其中一位記者報道說:“他看上去明顯地從去年冬天那令他倦怠的過度勞累中恢複過來了。他時常解頤開懷……”〔21〕《紐約時報》一名記者把他描述成一個“頗有些女人相的男人,穿著家織的棕色上衣,戴著黑布帽,坐在那兒熟練地用牙嗑著西瓜子……幾天後,《新聞紀事報》的傑拉爾德·山姆遜在席間提起蘇聯人正將工業裝備從東北撤走之事。毛解釋說:“蘇聯軍隊從未用它來屠殺中國人,可如果蔣總裁得到它,他會把它用於這個目的。”當然,一些觀察家相信,斯大林這是在蓄意拒絕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至於將來,毛向山姆遜保證:“共產主義中國的最初階段是工業化和資本主義時期。

此時,毛也十分清楚黨內外在反對他的領導,他對此深惡痛絕。從他抄錄給一個朋友的唐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毛在1947年頭幾周內果真“卷土重來”了。這也是他通向北京權力的艱難曆程中最後的一搏。3月12日,國民黨對延安發動了意在迫使中共放棄其首都的大規模空襲。在指揮疏散的緊張日子裏,毛比平時花費更多的時間同孩子們玩耍,明顯地要給人以輕鬆的印象。

3月18日黃昏時分,積雪厚達12英寸,紅軍出發了。身後留下了被敵人炸得遍地瓦礫的空城。幾乎同時,國民黨軍隊占領了延安。

毛坐在一輛吉普車上,這輛吉普車駛出延安僅幾英裏遠時曾被敵人飛機的機槍擊中。一個西方通訊社報道說他左胸中彈負傷。實際上,盡管車頂被穿了幾個洞,但車上乘員沒有一個受傷,隨後,他們用樹葉將車子偽裝起來,繼續前進。

就在此刻,毛和妻子恐怖地意識到,他們沒把孩子帶在身邊。毛的小女兒毛毛在從延安倉促撤退的慌亂中走失,(38) 從此杳若黃鶴。但在緊急搜尋中卻在一戶農家裏找到了天真活潑、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的李訥。為了安全,小姑娘被送到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身邊,後者被派到軍事上相對安全些的地方。小姑娘在鄧的監護下生活了幾個月。直到70年代,她仍稱鄧為“鄧媽媽”。

始於1947年3月的這一旅程,變成長達兩年的另一次長征。毛不停地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躲避國民黨軍隊。危險與騷擾相加,使毛及其部下養成了日出而息、日落而行的習慣,後來他們發現,這種習慣已很難改掉。不論到哪兒,隻要能待幾天,他們都要在那一地區搜羅轉戰需要的“三大法寶”—毛皮、草藥、食鹽。為將被敵人發現的機會減到最低限度,領導人都用了化名。毛化名為李德勝—意為“堅決要戰勝”。中國的一些報紙謠傳說毛已去了朝鮮。

共產黨的領袖們在放棄延安時都已分散,大部分書記處成員,包括毛和周恩來,在堅守陝甘寧邊區的同時,又北上向長城推進,與此同時,劉少奇、朱德則向東,在河北西柏坡建立了一個工作委員會。毛在負責指揮整個前線戰局的同時,還“親自指揮了陝北戰場”。

毛的小分隊輾轉到了青陽岔。4月9日,毛在此起草了一份通知,向黨內其他同誌說明眼下發生的一切。他命令他們保衛西北解放區,“用堅決戰鬥精神保衛和發展陝甘寧邊區和西北解放區,而此項目的是完全能夠實現的。同時他說明黨中央和解放軍總部要留在陝甘寧邊區—“此區地形險要,群眾條件好,回旋地區大,安全方麵完全有保障。

他們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繼續向王家灣進發。毛不得不吃“用穀粉和榆錢”做成的稀糊糊。他的警衛員發現他因饑餓勞乏上馬後在鞍子上直打晃。他的助手們慌忙拿來擔架。

“這是什麽?”毛笑道,“你們又想讓我上擔架?”

“您太累了,”警衛員說,“同誌們都願抬您。”

“大家都累了。”毛爭辯著,繼續騎著馬。

在王家灣,他們休整了近兩個月,在這裏,毛給彭德懷將軍和前線其他司令官發了一道命令。他寫道:“我之方針是繼續過去辦法,同敵在現地區再周旋一時期(一個月左右),目的在使敵達到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之程度,然後尋機殲擊之……這種辦法叫‘磨菇’戰術。

王家灣是座僅有10戶人家的村子,坐落在山腳之下,而敵營距此僅6英裏左右。一個老農將其搖搖欲墜的破窯洞借給了共產黨的領袖,窯外是一座充斥著醃菜缸辛辣氣味的小院子。

這是兩孔相連的窯洞,毛與妻子住在裏間,周恩來和其他兩個中央委員住在外間。每當四個人要商議什麽時,江青隻好離開窯洞,待在一間驢棚裏。江青後來還曾經回憶她是如何一連幾天和驢待在一起無所事事,一身虱子跳蚤,身體也掉了分量的。

正是在這裏,毛有了非比尋常的機會去扮演一個可親的校長角色。一天,他們的“東道”,村子裏那個借窯洞給毛的老頭兒,在他們聽收音機時走了進來。他以前從未見過收音機,見了之後便大為驚異,前後左右看了個遍以後,說:“這是什麽?裏麵可有人嗎?”

大家都樂了。

“別笑,”毛說,“你們哪一個要是知道這個原理,就把它講給大叔聽嘛。”

可沒人能作出解釋。一陣局促的沉默後,毛拿出個凳子讓老人坐下,然後就像拉家常似的開始解釋無線電是怎麽一回事。一個當事人回憶:“他講到了空穀回聲,空氣的振動,最後是一些有關電磁波的運作原理。我們越聽越有趣,像是參加一個很吸引人的講座。”

對於這一新發現,老人顫著聲音說,要是早先他看見這玩意兒,準保劈了當柴禾燒了。以後要找到這東西,他會留著它“聽毛主席的聲音”。

由於當時仍秘而不宣,老人家沒有認出他的這位新先生的真實身份,隻知道他的化名—李德勝。

直到毛離開王家灣,老人才終於知道了以前住在他窯洞裏的是什麽人。不久,國民黨占領了村子,他們試圖逼他說出毛在什麽地方,而且他們還以剁掉他兩根手指頭相威脅,即使這樣,老人最終還是沒有告訴他們。

王家灣窯洞裏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會議緊張而激烈,誰也不知道敵人將從什麽方位,以何等力量逼近。毛的觀點是共產黨應堅持在陝北境內不斷躲避敵人的靈活戰略,對這個戰略他們已經非常熟悉了。另一些則吵著要撤過黃河,盡快向東挺進。毛時常是在惱羞成怒和精疲力竭的狀態下結束會議的。事後江青回憶說,一開始她也不清楚什麽東西使毛的脾氣變得這麽壞。

4月4日的蟠龍戰役使毛的態度變得較為樂觀。這一仗紅軍消滅了國民黨一個師,除俘虜外,還獲得了大量給養。然而到6月份,當敵人逼近村子時,毛不得不率部離開王家灣,向西轉移,來到長城附近,國民黨對他們一路追蹤,他們不得不在電閃雷鳴的狂風暴雨裏連續不斷地行軍。有一回向導迷了路,他們不得不在敵人鼻子底下折回來,隻能靠手勢互相聯絡。

江青有意讓她的馬落在打頭陣的領導人後麵,以免除他們在這種環境下照顧她的負擔。然而她很快發現,她自己成了這一隊步兵中唯一的騎手。他們中的一個人將她從馬上拽下來,以免馬在泥濘中脫韁或打滑摔著她發生危險。這些人不得不手拉手組成人鏈,以便維持正確的路線。破曉時分,毛捎信兒過來,讓她到前麵和他會合。

那一夜,他們好不容易甩開了敵人,折而向東,在小河村度過了6月的下半個月和7月份。在此,毛發動紅軍進行全國性的進攻,並簽署同意了劉少奇關於溫和土改的報告。這兩個領袖仍是雙套馬車,盡管劉偶爾流露出保留意見,正如那時他在一次黨的會議上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十全十美的領導者,古今中外都沒有。如果有人要充作這樣一位領導者他隻不過是豬鼻子裏插蔥,—裝象而已。

敵人的追蹤使毛於8月初重又開始奔波勞頓。3周內,他日複一日地朝著黃河穩步行進。酣戰之中的他,騎在馬上愛惜地掏出香煙,可又因“禁煙”命令已下,無可奈何地放回口袋裏。他卷起褲腿蹚過激流,折根樹枝扔在河裏看看河水流速,他戴上柳條帽圈偽裝起來,以防頭頂敵機空襲,而後,等帳篷支起,電台架好,便沒完沒了地閱讀電報,並對其他指揮官下達指示以控製戰役。有時他走出來,聆聽遠處山穀的槍聲,以弄清他的計劃是否在順利施行。

他們挺進到了黃河之濱的葭縣,在那兒,江青給毛買到了一些山楂。敵人仍窮追不舍,先頭部隊中的毛得到消息,說周恩來病了,毛把擔架送給了他那位鼻子流著血、衰弱地坐在草地上的同誌。周一開始拒絕用擔架,隻是在江青回頭來查看情況時才讓了步。周剛剛躺在擔架上,他的鞋底便一覽無餘,江青叫道:“周副主席,你的襪子全從鞋底裏露出來了!”

“露出來了,是嗎?”周笑道,“難怪走路時感覺到路上有東西硌。”

另有一次,毛已經睡下,周發現了附近山上敵人點的火光。與當班的高級官員商量後,周說:“別告訴主席,讓他好好睡一覺,他太累了。”

但是毛還是在他的房裏聽到了,並喊道:“不用擔心,今天這世界不是他們的,是我們的。”

國民黨迫使毛自葭縣再度西進,一直走到梁家岔。在此,毛通過無線電在8月的第3周內指揮了決定性的沙家店戰役。這場戰役的勝利標誌著共產黨內戰中的防禦階段的結束和紅軍反攻的開始。蔣介石已將其戰線伸展到了滿洲。據估計,紅軍已經能從蘇聯人手裏得到槍械和物資了,同時還能從國民黨俘虜手中繳獲一些。農民們也在響應中共土地改革的號召。毛這時又向東,回到了葭縣,隨後回頭向南,11月中旬到1948年3月間,在楊家溝建立了冬季臨時總部。

這段行程期間,江青離開丈夫,渡過黃河來到古城雙塔,與她離別了8個月的女兒李訥團聚。周的夫人自春天將李訥護送出延安後一直把她留在身邊。毛的夫人站在城牆上向著西邊遠方的延安城方向看了一眼,懷舊之痛陣陣襲來。她的女兒很快便和毛及其小分隊重聚了。

12月,毛發表了題為《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重要講話。該講話稿是毛口授,由江青逐字逐句抄錄下來的。毛回憶說:“那時我染上了病,因而不能寫字。”

這篇講話於1947年聖誕節傳達給了在楊家溝的中央委員會。毛強調了放寬土改政策的重要性。1947年“土地法大綱”提出按人口平分土地,為適當地實行這一任務,黨不僅要組織起農會,“而且必須首先組織包括貧農雇農群眾的貧農團及其選出的委員會,以為執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機關,而貧農團則應當成為一切農村鬥爭的領導骨幹。”同時“曾經在1931年至1934年期間實行過的所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的錯誤的政策,也不應重複”。

實際上,毛是在空想著中共能夠協力,在重新平分土地的同時,保存中農經濟。這對整個農村來講事關重大。毛於聖誕節在楊家溝中央委員會所作的講話十分典型。他說,每個人隻需足夠聰明、謹慎、富於想象,全麵而誠實地執行政策,那不可能互不相容的目的是能夠達到的。而在現實生活中,“土地法大綱”正在經由數以千百計的黨的幹部實施,他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這些品質。

另一個新的問題是共產黨龐大的新黨員入伍。過去10年中他們膨脹了幾乎百倍,達到300萬人。這使得黨有能力與日本人和國民黨雙方抗爭。但是,“缺點也就跟著來了。這即是有許多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機混進了我們的黨。他們在農村中把持許多黨的、政府的和民眾團體的組織,作威作福,欺壓人民,歪曲黨的政策,使這些組織脫離群眾,使土地改革不能徹底。

毛以鼓舞人心的口號結束了這個報告。他將中國的地位與全世界的命運聯係在一起,“東方各國一切反帝國主義的力量,也應當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內部反對派的壓迫,以東方十萬萬以上被壓迫人民獲得解放為奮鬥的目標……現在是全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全世界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主義走向勝利的曆史時代,曙光就在前麵,我們應當努力。

楊家溝的3個月,也是毛不斷著書立說的3個月。他的著作全麵概括了從軍事戰略到與解放區內的中產階級打交道、土改、經濟政策、軍內民主、黨內行政效率等各種問題。手寫麻了,便借握石頭來鍛煉手指。

毛與各階層的靈活接觸,生動地體現在他對地主的統治上。“地主富農在老解放區減租減息時期改變生活方式,地主轉入勞動滿5年以上,富農降為中貧農滿3年以上者,一般即可依其現在狀況改變成分。在1948年1月同一份指示中,毛提到了懲戒問題。

“極少數真正罪大惡極分子經人民法庭認真審訊判決,並經一定政府機關(縣級或分區一級所組織的委員會)批準槍決予以公布,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秩序。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必須堅持少殺,嚴禁亂殺。主張多殺亂殺的意見是完全錯誤的,它隻會使我黨喪失同情,脫離群眾,陷於孤立。

一旦土地鬥爭在各地區達到**後,“應在適當時機(在土地鬥爭達到**之後),教育群眾懂得自己的遠大利益,要把一切不是堅決破壞戰爭、堅決破壞土地改革,而在全國數以千萬計(在全國約3.6億萬鄉村人口中占有約3600萬之多)的地主富農,看做是國家的勞動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們的任務是消滅封建製度,消滅地主之為階級,而不是消滅地主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