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延 安（1935~1937）
自學生時代以來，毛第一次能夠過一種較穩定的生活。他在陝西的紅色根據地待了八年多，頭幾年是住在有著舊城牆的保安鎮，這個地方曾是帝國抗擊蒙古人和其他遊牧民族的一個要塞。其他時間毛都住在延安，這使延安天下聞名，並在毛的與眾不同的共產主義特征中印上了延安的名字。在那11年當中，毛躺在長征的榮譽簿上，安全地生活在一個受到很好保護的大根據地裏。在這裏，他關於改造和革命的思想得以實施；從這裏，他不僅可以對中國的其他地方說話，還可以向外部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後來，人們對延安的歲月是帶著眷戀之情來回顧的。
在保安，毛擁有一所兩個房間的窯洞，主要的奢侈品是一頂蚊帳和牆上的地圖。雖然當了多年黨的領導人，盡管千百次地沒收了地主和官員的財產，毛的個人財物還裝不滿一隻箱子。雖然他是紅軍的指揮員，但他所佩的領章，也不過是普通紅軍戰士所佩的兩條紅領章。
毛和其他人吃一樣的夥食，唯一的例外就是他有湖南人“愛辣”的嗜好。他甚至用饅頭夾著辣椒吃。除了這一嗜好外，他對於吃的東西很隨便。有一次吃晚飯的時候，來訪的客人聽到他闡發愛吃辣椒的人就是革命者的理論。
“他首先舉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產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舉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國和法國來證明他的說法，可是後來有人擺出意大利人也是以愛吃紅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來反駁他，他又隻得笑著認輸了。”他非常喜歡一首叫做“紅辣椒”的滑稽歌曲。在這首歌裏，辣椒痛心自己活著隻是供人吃食的命運，它嘲笑白菜、菠菜和青豆的渾渾噩噩、沒有骨氣的生活，辣椒最後“領導了一場蔬菜的起義”。
然而，毛的消化功能並不適應西北的定居生活，他便秘的毛病在保安人所共知，以至於埃德加·斯諾報道說：“毛每周解大便一次也成了值得慶賀的大事。”有一次當被問到是喜歡過國家首腦的定居生活，還是喜歡過轉戰南北的戰場生活時，毛如實地回答說：“我更喜歡過戰鬥生活，我在長沙戰役期間，腸胃消化再好不過了。
但在其他方麵他很適應。一個剛從歐洲學醫回來的中國留學生對毛進行了全麵的身體檢查，宣布毛身體非常健康。彼得·弗萊明散布說毛得了肺病或其他“不治之症”，但這不真實。一個體檢的見證人說：“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盡管他跟大部分紅軍指揮員不一樣，吸煙沒有節製。
沒有煙抽是毛在長征中最大的缺憾之一，沿途他遍嚐各種各樣的植物以尋找香煙的替代物。他的牙齒都熏黑了，幾年後當一個德國牙醫到延安時，這個牙醫不得不來了10次給毛補牙。
毛的不拘小節—對處於他這種地位的中國人來說，很是少有—還擴及到第一次在陝西見麵的外國人。一個美國客人在與毛談話時，曾“看見他心不在焉地鬆下了褲帶，搜尋著什麽寄生物”—即捉虱子。還有一次，這個美國人與林彪在一間小屋裏談話，毛也在場，房裏很熱。“媽的，太熱了！”毛罵道。邊說邊脫掉褲子，一屁股坐在地上，那種神態和甘地纏著腰布時一樣自然。正是在這次訪問中，采訪者報道說，毛“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常常到深夜二三點鍾才休息。他的身體仿佛是鐵打的”。
充沛的體力對毛後來的政治鬥爭非常有利。
自遵義會議以來，盡管毛由於走運和判斷力強而經受住了領導長期的艱苦行軍的考驗，但從政治方麵來說，他的領袖地位並未得到普遍的承認。畢竟他領導的軍隊在長征結束後幾乎喪失了一切—地盤、重型武器和政府的象征，甚至他們最好的武器和服裝。毛和張國燾在四川會合時，他在這些方麵就明顯不如張，當時，他對此就已經感到屈辱。在陝西，毛又麵臨著幾乎完全相同的形勢：當毛的部隊被趕出江西時，陝西的地方紅軍領袖們不僅一直固守陣地，而且還擴大了他們的陣地。當破衣爛衫的長征紅軍於1935年走完長征路時，他們對陝西的共產黨是欠了很大情的：因為沒有他們的這些成就，長征紅軍連一塊安身的地方也沒有。
從毛個人的立場看，幸運的是陝西的紅色領導人碰巧也發生了分裂，而且與在江西發生的分裂和長征路上的分裂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兩個“土生土長”的遊擊隊領導人劉誌丹和高崗與黨中央從陝西以外派來的更教條的親俄的領導人有摩擦。毛處於調解的位置，他自然是支持劉與高，因為他們的立場和他的一致。這又使劉、高欠毛的情。
即使這樣，他們的品格和他們的追隨者也使他們成為角逐全黨領導人的可怕的人選。毛到達陝西不久，劉就在戰場上陣亡了，但高仍是延安統治集團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後來他又去莫斯科短期受訓，回來後成為靠近俄國邊境並具有戰略地位的東北工業區的紅色掌櫃。
在延安時，毛總是小心地稱讚高崗：“他執行了正確路線，為紅軍和革命在陝西創建了一個根據地。毛在一些地區性問題上聽從高的意見，但高對毛的挑戰直到50年代才到來。在延安，既然黨和紅軍疲憊的長征已經結束，於是毛集中精力對付博古和宣稱有俄國支持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企圖重掌領袖大權的挑戰。
第一次衝突發生在1935年冬聖誕節期間召開的瓦窯堡政治局會議上。當時日本再次侵犯中國領土，愛國的非共產黨的中國人義憤填膺。為什麽我們不和他們一起抗戰，進而影響他們，使他們更為同情共產黨在中國要達到的目標？這是毛的觀點，但布爾什維克則被嚇呆了。
毛指責他的批評家們采取關門戰術。他模仿他們的腔調說：“哪有貓兒不吃油，哪有軍閥不反革命？知識分子隻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們是危險的。因此，結論：關門主義是惟一的法寶，統一戰線是機會主義的策略。
後來他在一次講話中強調，黨不應該再依附莫斯科，聽莫斯科的指揮，“共產黨人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他們能夠善處自己，又能夠善處同盟者。
他宣稱：“問題是—民族資產階級是否能改變。我們相信它能。”進而他又詳細闡述了對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什麽是極端重要的理論鑒別力：
工人階級的利益同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有衝突的……但是民族資產階級如果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那麽，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就有了共同的利害關係。人民共和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並不廢除非帝國主義的、非封建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沒收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而且還鼓勵這些工商業的發展。任何民族資本家，隻要他不讚助帝國主義和中國賣國賊，我們就要保護他。在民主革命階段，勞資間的鬥爭是有限度的。
毛試圖通過領導一次橫渡黃河的軍事遠征，與日本交戰，從而使抗日民族同盟在他的同誌們麵前變為一個現實。當時日軍占領了河北，控製了北京，以作為他們蠶食中國戰略的一部分。但國民黨軍隊挫敗了紅軍的這次東征，紅軍不得不退回陝西。也正是在這時，毛寫下了他最著名的詩篇《沁園春·雪》，抒發了他自比中國曆史上偉大皇帝的雄心壯誌：
北國風光，
千裏冰封，
萬裏雪飄。
望長城內外，
惟餘莽莽；
大河上下，
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
原馳蠟象，
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
看紅裝素裹，
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
略輸文采；
唐宗宋祖，
稍遜**。
一代天驕，
成吉思汗，
隻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數風流人物，
還看今朝。
國民黨的飛機此時正在撒傳單，告訴毛的士兵說：“殺死毛澤東賞大洋10萬元。”後來這一賞格提到24萬元。
根據共產黨當時在中國麵臨的政治形勢，毛確定了他的基本策略，然後，他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積極活動起來。1936年5月他通電國民黨政府，敦促它與共產黨合作，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他許諾給中國的穆斯林以自治權，如果他們支持這樣的統一戰線的話。他還建議召開所有愛國抗日力量參加的會議。他甚至還向哥老會發出強烈呼籲，請求他們的支持。哥老會是著名的秘密組織，著名的共產黨人如朱德、賀龍都曾是它的領導人。
毛過去因與土匪和幫會頭子聯係，一直受到政治局的批評。但現在他提出在抗擊日本對中國的威脅中，要尊重這些人。“你們主張打富濟貧，我們主張打土豪分田地；你們輕財仗義，結納天下英雄好漢，我們舍身救中國，救世界……《水滸》正在變成現實。
但毛和其他共產黨人致蔣介石的一封敦促兩軍停戰共同抗日的私人信件，則遭到了蔑視。
1936年7月，一個密蘇裏州出生名叫埃德加·斯諾的美國人急匆匆地到達延安，這是第一個到毛在陝西總部的西方記者。他從中國為《紐約先驅論壇報》和其他報刊寫了好幾年的報道。斯諾發現毛是個：“麵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個子高出一般的中國人，背有些駝，一頭濃密的黑發留得很長，雙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顴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間所得的印象，是一個非常精明的知識分子的麵孔……
“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接著斯諾描寫毛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誌的能力也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於工作事無巨細都一絲不苟，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毛“個人自尊心極強，他的態度使人感到他有著一種在必要時候當機立斷的魄力”。
斯諾發現毛對當前世界政治相當了解。“他對英國的工黨很感興趣，詳盡地問我關於工黨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來了。”
他不理解，像英國那樣工人有投票權的國家，為什麽仍然沒有一個工人的政府。他對於拉姆塞·麥克唐納表示極端的蔑視，另一方麵他又把羅斯福當做反法西斯主義者，認為中國可以跟這樣的人合作。他問斯諾關於印度的許多問題，認為印度不經過土地革命就不會實現獨立。他還問到美國少數民族的問題。
毛同意回答斯諾的問題，斯諾描述了這一場麵：“1936年7月16日，我坐在毛澤東住處裏麵一條沒有靠背的方凳上。時間已過了晚上9點，熄燈號已經吹過，幾乎所有的燈火都已經熄滅。毛澤東家裏的天花板和牆壁，都是從岩石中鑿出來的，下麵則是磚塊地。窗戶也是從岩石中鑿出的，半窗裏掛著一幅布窗簾，我們前麵是一張沒有上油漆的方桌，鋪了一塊清潔的紅氈，蠟燭在上麵畢剝著火花。毛夫人在隔壁房間裏，把那天從水果販子那裏買來的野桃子製成蜜餞。毛澤東交叉著腿坐在從岩石中鑿成的一個很深的壁龕裏，吸著一支前門牌香煙。
在一次毛結束與斯諾談話的時候，已是淩晨2點了，斯諾精疲力竭，這時出現了一個愉快的插曲：“他們(18) 兩個都俯過身去，看到一隻飛蛾在蠟燭旁邊奄奄一息地死去，高興得叫了起來。這確是一個很可愛的小東西，翅膀是淡淡的蘋果綠，邊上有一條橘黃色和玫瑰色的彩紋。毛澤東打開一本書，把這片彩色的薄紗般的羽翼夾了進去。
當問到一個最敏感的問題，即他與俄國的關係時，毛回答說：
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成員，但這決不意味著蘇維埃中國受莫斯科支配……我們的鬥爭當然不是解放中國後再把它交給莫斯科……
當許多國家都建立了蘇維埃政府，可能要出現建立國際蘇維埃聯盟的問題，看看這個問題如何解決是很有意思的。但今天我不能提出解決方案—這個問題還沒有出現，也不能事先解決它。在今天的世界，由於不同國家和人民之間的經濟和文化聯係日益密切，有一個聯盟似乎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是在自願的基礎上建立的話。
實際上當他私下與斯諾談話時，毛有點想“損”俄國人：“毛在和我的交談中稱蘇聯為他的‘忠實的盟友’。”他把酸梅做的甜食諷喻為“口惠而實不至的俄國援助”。
毛在一次與斯諾談話時，告訴他說：“對於一個被剝奪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務不是立即實現社會主義，而是爭取獨立。如果我們想在其中實踐共產主義的這個國家不能獨立，那麽共產主義就無從談起。
在回答了政治問題之後，毛勉強轉到斯諾提的個人問題上。這個美國人敦促毛糾正流行的關於他的歪曲的不真實的傳聞。
最後毛說：“如果我索性撇開你的問題，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訴你，你看怎麽樣？”
“我要的就是這個！”
因而在以後的4個晚上，他們“真像搞密謀的人一樣，躲在那個窯洞裏，伏在那張鋪著紅氈的桌子上，蠟燭在我們中間畢剝著火花”。斯諾埋頭記錄，直到倦得要倒頭便睡為止，翻譯坐在他旁邊，把毛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譯成英語。“在這種方言中，‘雞’不是說成實實在在的北方話的‘ji’，而是說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l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還有許多更奇怪的變音。毛澤東是憑記憶敘述一切的，他邊說，我邊記。
這樣在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的前一部分就有了毛澤東告訴世界的唯一的一份自傳，它在最早出的左派圖書俱樂部的版本裏占54頁。這個故事對毛自己的同事產生的興趣就像對西方讀者產生的興趣一樣大。斯諾指出：
“在毛追述往事的時候，我注意到，有一個旁聽者至少和我同樣感興趣，這就是他的妻子賀子珍。很明顯，他談到的有關自己和共產主義運動情況，有許多是她以前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毛澤東在保安的同誌，大多數也是這樣。
“後來當我向紅軍其他領導人搜集傳記材料的時候，他們的同事常常圍攏來興趣盎然地聆聽他們第一次聽到的故事。盡管他們已經在一起戰鬥了多年，他們多半不知道彼此在參加共產黨以前的日子的情況，他們往往把這些日子看做一種黑暗時代，真正的生命隻是在成為共產黨人以後才開始的。
1936年秋，張國燾和朱德將軍衣衫不整地從四川回到陝西的根據地，與毛待在一起。張不僅得承認在長征的緊要關頭，他南下是錯誤的，而且承認他還犯了一個錯誤，這就是在到達陝西前不久，他派遣他的紅四方麵軍最精良的部隊在西線進行野鵝式的追擊，結果被消滅。他希望帶領他自己的人馬來擴大陝西根據地，但結果卻是不光彩地請求毛幫助解救他的部隊。毛拒絕冒這樣的險，因為當時是幾麵受敵，他還譴責張損失了寶貴的力量而沒有達到任何目的。這一事件使得毛在後來的幾個月裏很容易處置對他的領導地位構成嚴重威脅的對手。
朱德將軍，毛的老搭檔，無疑與毛關係和睦，當紅色“土匪”賀龍不久之後帶領他的部隊從南方進入陝西這個根據地時，共產黨在陝西集中領導權的過程也就完成了。所有使共產主義決定性地走向全中國的工作已在這個西北根據地準備就緒。
“1936年12月12日上午，保安出現了不尋常的活躍情景。”奧托·布勞恩（李德）後來追述道，“毛的住地同黨政軍最高領導人進行聯係的電話鈴聲急促地響著。就連習慣於夜間工作、次日睡到中午的毛澤東也一大早就出來了，周恩來來到他這裏，過了一會兒，洛甫、博古和其他幾個人也來了。發生了什麽事？發生了毛澤東、蔣介石爭奪對中國控製的22年鬥爭中最富有戲劇性的插曲：北方的主要軍閥之一(19)—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持“中立”態度—在蔣總司令到西安視察的時候扣留了他。
所謂“西安事變”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全世界，驚動了各國朝野。毛很激動，要求把蔣介石押到保安來就他對中國人民欠下的債進行審判和懲處。但斯大林持不同的看法，他打來的電報稱，蔣介石是中國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中唯一可能的領導人，因而毛應爭取使蔣得到釋放。(20)
毛派周恩來去西安，以使事件朝著有利於共產黨的方向發展。12月19日為安慰斯大林，毛致電蔣介石，敦促他召開各黨派會議，討論聯合抗日的政策問題。周恩來後來說：“我們一個禮拜都沒有睡好覺……這是我們一生中最難作的一個決策。”
最後，這個軍閥在蔣總司令許諾與共產黨停火、更堅決地抗日、更民主地管理中國之後於聖誕節釋放了他。毛在如何處置蔣的問題上無法壓製政治局內的分歧，但國民黨領導人至少在現在公開表示為了共同的目的要與共產黨合作。
與此同時，紅軍擴大了地盤。它占領了延安，因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移到這個較大、較方便的城市。延安是座古城，麵臨一條河流，周圍都是黃土山，窯洞都是鑿山修建的。延安是座集鎮，有很多曆史古跡，包括一座建於宋代的寶塔。
在延安，毛搬進一處有3個房間的住所，還有一個“勝利花園”，園裏種著蔬菜和煙葉。後來在日本飛機開始轟炸延安的時候，他又搬到楊家嶺山上一個完全防空的大窯洞裏居住，但他仍在原先住的地方開會。奧托·布勞恩回憶說：“住在窯洞裏非常舒適，冬暖夏涼，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防禦日本飛機的轟炸，隻是跳蚤和老鼠使我們很傷腦筋，以後我們慢慢地習慣了。
但毛的個人生活並不美妙，他的妻子賀子珍從來沒有完全從她在長征路上可怕的經曆中恢複過來，長征途中她正要生毛的第四個孩子時突然遭受空襲，受傷很重。她到陝西時，身體和精神都處於崩潰的狀態：6，000英裏路她多半是在擔架上度過的。在毛的新大本營她也從來沒有完全安定下來。她曾經被說成是執拗的婦女，從來就不理解毛的政治世界。他們的第5個女兒是在陝西懷上、於1936年夏埃德加·斯諾訪問期間出生的。毛非常喜歡這個女孩，她長大後叫李敏，在“文革”期間很出色。
正因為毛的家庭生活不大理想，才使他在陝西這個不同尋常的道德氛圍下進行積極的社交活動。這裏畢竟是一個力圖使他們的生活建立在一定的理性基礎之上的共產黨人的社會。這時，大量學生、青年知識分子和文藝界人士帶著各種各樣的理想從上海和中國各地湧入延安，對於那些經曆過物質和精神生活極為貧乏的長征的士兵來說，這是令人愉快的事。
有夥兒學生因建立一個自由戀愛俱樂部而被抓了起來。但奧托·布勞恩指出：“體現紅軍麵貌的嚴格的紀律和嚴謹的生活方式，在延安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慢慢鬆弛了。”他和另一個外國人喬治·哈特博士（黎巴嫩籍美國人）(21) 曾在周末招待過各種類型的文藝界人士，“我們海闊天空，無所不談，主要談藝術和政治，也打乒乓球，有時甚至還跳舞，在這以前跳舞一直是被當做外國的惡習被禁止的”。
時間一年年過去，社會氣候也更為寬鬆了，周末梨園舞會成為人人期待的活動。音樂是搜尋來的一些唱片，或是樂隊伴奏，什麽樂器都有，從中國古老的二胡，廣東的板胡到腳踏風琴（傳教士留下的）、口琴和西洋小提琴。傳統的中國樂曲與西方的狐步舞曲和華爾茲一同演奏，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婦女自己挑選自己的舞伴，這是違背中國傳統，顯示婦女解放的舉動。毛自己也不是沒有受到這些新風尚的影響，女同誌也有權走到毛的跟前，邀請他共舞一曲。
外國客人非常喜歡周末晚會，一個外國人描寫道：“你可以看見頭發濃密的毛澤東穿著襯衫和延安大學漂亮的女學生跳著快速的一步舞。毛也能和中國的女共產黨人消磨時間，他特別欣賞生活豪放不羈的女作家丁玲—毛的湖南同鄉，也是楊開慧的老校友。
毛還第一次有機會與西方婦女親密交談。兩個美國記者，一個是為《法蘭克福時報》和《曼徹斯特衛報》寫稿的豔麗的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另一個是埃德加·斯諾的妻子海倫·福斯特·斯諾，她的筆名叫尼姆·威爾斯。她們倆都是較早訪問延安的人。她們倆不喜歡待在一起，並為了博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信任而成為對手，但她們都經常見到毛，毛也喜歡有她們作伴。
後來又來了王安娜，她是一個金發碧眼的德國女郎，在歐洲嫁給了一個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22) 。她到延安幾天後，有一次正與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她的院子裏喝咖啡，突然，毛閑逛過來，加入她們的談話。當他得知王安娜有一個兒子時，馬上問道：
“你兒子的頭發是金色還是黑色？眼睛像媽媽一樣嗎？是藍色的，還是黑色的呢？”
王安娜略感意外，解釋說她的男孩是黑頭發、黑眼睛。然後，毛問得更細：“皮膚是白色的，還是接近中國人的顏色？”
“接近中國人的顏色。”
“這真有趣！”毛澤東道，詭秘地一笑，“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國人，他們的孩子也是黑頭發、黑眼睛，膚色也和中國人一樣。一般說來你們德國人總是以德國的強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麽也敵不過我們中國人！我們的人種好像比你們強呢！
1937年春，史沫特萊到延安的第一天，她半夜去拜訪毛，後來她描寫道：
我……掀開一個窯洞的門簾，進入一個黑洞。洞中陰沉黑暗，中央一張粗笨的木桌上麵點著一支巨燭，巨燭光在一堆一堆的書報和低矮的窯洞頂上晃動著。一個人影，一隻手按桌而立，臉朝門口，麵目不清，我見到一堆黑衣服上麵蓋著一件寬大有補丁的大衣。那人個子很高，令人生畏的人物向我們移動了腳步，並且大聲說：“歡迎！歡迎！”接著兩隻手緊緊握住我的手，手很長，也很敏感，就像女人的手一樣。我們互不說話，互相打量著。他的臉又黑又長，莫測高深，前額寬闊而高，嘴唇女性化。他是一個審美大師，且不說其他方麵的造詣。實際上，他身上的女性氣和洞中陰暗的景象令我不安，心裏本能地產生了一種敵意……
後來，史沫特萊發現：
最初令我強烈地感受到的那種氣質，後來證明是一種心靈的孤獨。朱德受愛戴，毛澤東受尊重。最了解他的人很少喜歡他。他的靈魂高傲，並且使他孤獨……他沒有朱德的謙遜風度，即使他風流瀟灑，但他總流露出個性剛強、睥睨一切、當機立斷的性格。我有這麽個印象：他可以等待、觀望許多年，但最終他要為所欲為。
第一次見麵後，毛經常去史沫特萊的窯洞，史沫特萊和吳莉莉合住一個窯洞—吳莉莉被史沫特萊選作自己的翻譯，被說成是延安唯一一個有永久的窯洞住的女孩。
史沫特萊回憶說：“我們三人一起吃便飯，縱談幾個小時。因為他從來沒有出過國，所以他提出了成堆成堆的問題。我們談到印度，談到文藝。有一次他還問我是否愛過什麽人，為什麽愛，愛對我意味著什麽。有時他朗誦中國古代詩人的名句，有時他低吟他自己寫的律詩。
在許多方麵，毛的個人品格並不足以使他成為一個群眾組織的領袖。埃德加·斯諾在他的訪問中對這點很有感觸：
“在個人意誌服從群眾意誌達到迷信的地方，毛顯然是個個人主義者。抽煙在共產黨人中被視為缺乏個人紀律的標誌，受到勸阻，但毛從不間斷抽煙。保安人大多數天一亮就起床了，而毛習慣晚上工作，白天睡覺，中午以前很少能爬起來……
“毛的大多數追隨者都留著普魯士式的短發，而毛卻討厭理發，頭發留得很長……與周恩來等其他人的清潔、機智和軍人般的忍耐力不同，毛走路時隨意散謾，肩彎背駝，像個老農。我給他和林彪照檢閱軍校學員的相片時，我看見毛的敬禮最是無力。周恩來是直接對著你的眼睛看你，無論你說什麽，他總是顯出渴望你相信他的樣子。毛是側著頭看人，等著他的話產生效果、他的邏輯被理解，一副懷疑的神態。表麵上看起來心不在焉，實際上這是毛為了掩飾他那始終警覺而富於聯想的頭腦而戴的麵具。
但斯諾也正確地看到了毛作為黨的領袖的積極成分：
“毛的記憶力好得驚人。他能回憶得起來多年以前與人談話的日期，客人的姓名，談話的確切內容和事件的細節。他領導很有藝術，不是采取明顯的方式，而是采取間接、微妙的方式。他經常同各種委員會的成員磋商問題，一談就是幾個小時，試探他們的意見，然後把人家的看法和自己的看法統一起來。他先跟他們一一進行個別談話，等到他確信意見一致時，方說出自己的看法作為結論。他自信命中注定要當領導。但是，他待人接物很隨便，不裝腔作勢。他對於忠於他的人開誠相見，因而取得他們的信任。對與自己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他也寬宏大量，反對他的人會漸漸失掉影響。但他們不會像斯大林的個人對手那樣遭到大規模清洗和肉體消滅的命運。
毛開始更經常地處理對外事務，並反映出他在黨內新的卓越才能。1937年5月15日，他在寫給西班牙人民的信中說：“如果不是因為我們眼前有著日本敵人，我們一定要參加到你們的隊伍中去的。幾個星期後，他又致信美國共產黨領導人埃爾·白勞德，稱他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又有一批外國客人來訪問他，想了解他對當時國際問題的看法。除了斯諾和史沫特萊外，他在陝西的初期階段，還會見了歐文·拉提摩爾、T.A.比生、詹姆士·貝特蘭，以及瓦列特·克特茜-瑪爾克絲。克特茜-瑪爾克絲小姐對中國政治並不太了解，所以最初和毛談話時出現了一些緊張氣氛。
“你聽說過我什麽嗎？”毛問。
“當然隻聽說過正麵和反麵的宣傳。”這個英國女探險家回答說。
“哪些正麵的宣傳？”
“說你人特好，你正在改善大批中國人的生活，你不會犯錯誤。”
“那你聽過哪些反對我的宣傳？”毛又問。
“說你血洗了許多市鎮，把8歲以下、40歲以上的人都殺了。還說你是土匪，是流氓。”
克特茜－瑪爾克絲記得，說到此時屋裏所有的人都不作聲。當她的話翻譯出來時，椅子背後、手裏拿著一把明晃晃的大刀的士兵身子輕輕地抖了一下。她說話時，毛一動不動，眼睛盯著她。
突然他笑了：“不，午飯我不吃小孩肉。”寒冰也隨之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