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抗 爭（1928~1930）
1928年11月，毛給中央委員會打了一個很長的、苦苦懇求的報告，題為《井岡山的鬥爭》。報告提到士兵和黨的幹部中，傷亡人數都在增加。毛特別抓住這一點，為他使用土匪新兵辯解。“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毛承認道，“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在此種情形下，隻有加緊政治訓練的一法。”
但是，根據地最需要的是更多的共產黨員，毛希望從外界“派可充黨代表的同誌至少30人來”。“由於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現在醫院中共有八百多人”需要治療，但沒有足夠的醫生或藥品。毛懇求中央委員會“送幾個西醫和一些碘片來”。
他解釋道：“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夥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夥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
可是，要把革命向根據地外擴展，卻是困難重重的。“無論哪一縣，封建的家族組織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個村子，或一姓幾個村子，非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村子內階級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義不能戰勝”。
在讚美軍隊中普遍實行民主製的同時，毛承認大部分人的民主意識還是很薄弱的。“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埋於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淨，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製度。”
由於這樣一些原因，革命的進程是緩慢的。“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接下去從毛的筆下流露出的便是他一生中最具動搖和痛苦情緒的句子：“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
實際上，在寫這份報告的幾天之後，援軍就到了，但並不是中央委員會派來的，而是由前國民黨湘軍軍官彭德懷將軍率領的另一支軍隊到井岡山與毛會師，他的部隊包括1928年夏的兵變部隊和一些秋收暴動失敗後的殘部。加上毛朱的部隊，井岡山部隊的人數差不多達4,000人，是毛最初力量的10倍。
彭是一個有鮮明個性的人，被描繪成“開門見山、直截了當、不轉彎抹角”，以及“是一個動作和說話都很敏捷”的人。當他還是個孩子時，僅僅是因為發脾氣，就踢翻了他祖母的鴉片爐，以反抗祖母，實際上當時他已被父母判處溺死。隻是由於他勇敢的舅舅站出來調解，才救了他的性命。此刻，他與朱德、林彪一起，成為忠於毛的紅軍將領中的棟梁之一。
1929年初，毛、朱從井岡山大舉出動，當時他們的根據地受到國民黨部隊的圍困，糧食短缺。他們向贛南閩西的糧食產地行進，相繼占領了瑞金和汀州，尋找更適合養活他們軍隊的地方，擴大他們的根據地。
在那裏，毛接到了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此時，李立三成了中央的新的領導人，李曾在長沙響應過毛的求友廣告，並協助過毛組織安源的煤礦工人。然而，此時李不是要求提供幫助，而是命令毛解散紅軍，到上海去，協助領導他所斷言的即將爆發的無產階級革命，他認為農村的革命**，有待於城市共產黨力量重建以後才能到來。
毛拒絕服從命令，並在回信中斥責了他。“畏懼農民勢力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領導而不利於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所以，毛仍留在江西，鞏固新開辟的以瑞金為中心的根據地，並進行溫和的土地改革，隻沒收地主的土地，不動富農和中農。毛想要保護商人的利益，而不是把他們從中立推到另一邊。
毛對黨的權威進行了全麵的抗爭，他否定了李立三命令的三個內容—延緩土地改革，紅軍分散成小股獨立的遊擊隊，以及取消農村根據地—並與他對農村革命形勢估計的意見相左。毛明確表示他是正確的，而許多脫離實際的領導者是錯誤的，並且相信大部分有親身實踐經驗的人是讚同他的。
在以後的兩年期間，為了鞏固他的權力地位，毛重新整頓了紅軍。這時，包括招募的新兵和地方赤衛隊，在他的麾下已有1萬人左右。
1929年9月，毛患瘧疾病倒了，在福建山區的小鎮古田漸漸痊愈。在那裏他寫了一首評論蔣桂戰爭的詞：
風雲突變，
軍閥重開戰。
灑向人間都是怨，
一枕黃粱再現。
紅旗躍過汀江，
直下龍岩上杭。
收拾金甌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他還作了一首有關當地重陽節的詞：
人生易老天難老，
歲歲重陽。
今又重陽，
戰地黃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勁，
不似春光。
勝似春光，
寥廓江天萬裏霜。
毛利用因病被迫躺倒的空閑，寫了一本小冊子，對同伴中的各種錯誤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有些錯誤思想很明顯，例如個人主義，或單純軍事觀點。有些則比較複雜，像極端民主化，毛指出其根源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散漫性”。
他告誡說，民主應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就必須“明了下級機關的情況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成為正確指導的客觀基礎”。決議不要太隨便，一經形成，就必須堅決執行。“少數服從多數”，但是黨內批評應該加強，必須認識到“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鬥力的武器……不應當利用批評去做攻擊個人的工具”。
另一個需要糾正的極端是絕對平均主義。“官長騎馬，不認為是工作需要，而認為是不平等製度”。有些人要求分物品和背米一律平等：“司令部住了一間大點的房子也要罵起來。”絕對平均主義“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毛解釋說：“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
1930年元旦，紅四軍領導在古田舉行會議，毛同意重新恢複政治部，犧牲了士兵蘇維埃的權力。毛按會議精神對部隊官兵進行了整頓，鞏固了他的領導，因為類似蘇維埃式的民主製度有可能給他的對手鑽空子的機會。
他還建議加強黨在軍隊中的作用，黨支部由官兵混合組成。那些有“錯誤的政治傾向”的黨員，那些隻想“大吃大喝”、抽鴉片、賭博，或不惜犯罪去獲取外幣黃金發財又不思悔改的黨員，應被從黨內清除出去。
至於軍隊本身，毛建議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應該“共同的平等的”參與決策。他製定了詳細的、新的、嚴格的紀律條例，要求官兵在黨的政治口號下進行工作。
總之，他這樣對待他的同誌是有點過分的。林彪支持他，但彭德懷有意見。在井岡山周圍遊擊了兩年之後，毛的戰地指揮員們對以江西的貧瘠農村為支撐紅軍的根據地，已有了顯而易見的不滿。從而更傾向於李立三路線，在城市地區振興革命，現在聽來就要比毛的路線更具有吸引力。指揮員們試圖立即就移駐到城市去。毛使用整編打亂指揮的方式，才調換了許多高級指揮員。
為慶賀新年，毛寫了一首短詞，呼籲在農村建立新的根據地：
寧化、清流、歸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風展紅旗如畫。
林彪在古田支持了毛，但也許為進一步堅定他的信心，因而毛於1月5日給他寫了一封信，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信中，毛談了他的樂觀主義的理由。“中國，”他寫道，“是全國都布滿了幹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在一年內，江西、閩西、浙西創建獨立政權的目的都達到了。隻是規定一年為期，不免伴上一些“急躁性”，但是，毛的結論是“革命**快要到來”。“快要”一詞應如何解釋呢？毛對他自己提出的這個問題的回答，聽起來像是饒舌的議論：
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隻應該也隻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盡管李立三嘲笑毛是“舊式的流寇思想”，但此時，紅軍畢竟是更加強大了。毛在他的部隊首次占領江西吉安縣城的前夜，寫了一首詞，讚美部隊旺盛的士氣，那年，他們占領吉安不下於9次。
漫天皆白，
雪裏行軍情更迫。
頭上高山，
風卷紅旗過大關。
此行何去？
贛江風雪迷漫處。
命令昨頒，
十萬工農下吉安。
3月底，給毛派來了一個新勤務員。小夥子十分清晰地記得第一次與毛會麵的情形，當時他稱他為“毛委員”。
“我……好奇地望著他，”年輕人後來回憶道，“他穿一身和我們一樣的灰色軍裝，所不同的隻是他的上衣口袋顯得特別大。他的黑頭發和蒼白的麵色形成鮮明對比。此外，他顯得有些太瘦。”(4)
毛轉過身來歡迎他的新助手，而他直到早晨時，還是紅四軍司令部的一名號兵。
“你姓什麽？”他問。
“姓陳。”這位戰士回答說。
“叫什麽名字？”
“陳昌奉。”
“十幾啦？”
“16歲。”
“為什麽當紅軍呀？”
“紅軍好，打土豪！”
這時毛指著一把椅子，示意年輕人坐下，很有興趣地問他：“你們家鄉有土豪嗎？”
“有！我就是被土豪逼出來的。”
陳詳細地敘述了他的身世。
“很好！”毛說，“以後在這裏要好好地工作和學習。你能寫自己的名字嗎？”
陳站起來，難為情地撚著衣角小聲地說：
“我沒念過書，不會寫字。”
“以後要學會寫……”
後來，毛替他的勤務員寫過一封家信，經郵局寄給他的父親。
當時毛的全部行裝有兩床毯子，一條布被單，兩套普通的灰軍服，一件銀灰色的毛衣，一件舊大衣，一把破雨傘，一個吃飯用的缸子和一個九層的灰色掛包，他用的地圖、文件、書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愛的《水滸傳》，都裝在這個掛包裏。
每當行軍作戰，他背著掛包拿著雨傘，他的勤務員背其餘的東西。到了宿營地，勤務員找兩塊木板對起來，鋪上那僅有的兩床毯子和小被單，用衣服打成枕頭。這就是毛的床。
毛晚上睡覺很少，吃過晚飯便點上小馬燈，打開掛包，拿出文件、地圖、書籍和紙筆就開始工作，有時一直到天亮。
陳回憶道：“我那時年齡小，不能熬夜……在旁邊坐著，不一會兒就睡著了，有時竟伏在主席的辦公桌上打起鼾來……常常在半夜時分，主席輕輕地把我叫醒，說：‘搞點水來吧！’我這才醒來，提著江西那種小木桶去打一桶涼水來。因為沒有臉盆，他便用毛巾在桶裏蘸著擦擦臉，有時擦擦澡，提提精神。往往擦過了臉他就餓了，我便把下午留下來的一缸子‘三層飯’—最底下一層是米飯，中間是一點菜，頂上麵一層又是米飯—去熱一熱給他吃。有時這一缸子飯吃不了，他就叫我用紙蓋起來，留著下頓再吃。”
一次，陳把毛剩下的一點飯倒掉了，第二天毛便問：
“陳昌奉，昨天剩下來的飯呢？”
陳告訴他已經倒掉了，毛批評他說：
“群眾的每一粒米來得都不容易，一次剩的不準倒掉，留著下一頓再吃。
4月間，李立三發起了一次攻勢，導致了共產黨嚴重的失敗。李批評毛的保守主義，命令他去上海出席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並命令紅軍展開猛烈的進攻，以赤化整個華中。毛後來稱：“李立三既過高估計了那時候紅軍的軍事力量，也過高估計了全國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認為革命已經接近勝利，很快就要在全國掌握政權。李認為蔣介石和軍閥之間曠日持久、消耗實力的內戰，造成中國政治局勢的混亂，從而給共產黨打開了奪取國家政權的大門，反過來，毛卻不這樣樂觀，認為這兩個敵人可能聯合大舉進攻蘇區。
毛未理會讓他去上海的命令。與此同時，在歐洲出版的共產國際雜誌《國際新聞通訊》（《Lnprecor》1930.3.20，10：14）上，登載了毛的訃聞。以後又出現過幾次這樣類似的過早通告。
1930年5月，毛在百忙中寫了一本教育性的小冊子，題為《反對本本主義》，文章開篇道：
你對於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於某個問題的發言權。這不太野蠻了嗎？一點也不野蠻。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曆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裏，對於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許多巡視員，許多遊擊隊的領導者，許多新接任的工作幹部，喜歡一到就宣布政見，看到一點表麵，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地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這種純主觀地“瞎說一頓”，實在是最可惡沒有的。他一定要弄壞事情，一定要失掉群眾，一定不能解決問題。
毛忠告做領導工作的人，“邁開你的雙腳，到你的工作範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
李立三的攻勢很快就消失了。彭德懷將軍曾一度占領長沙，但立足未穩就被迫再次撤出—這導致了毛的家庭慘遭不幸。毛在這些事件中所付出的代價是無法想象的，而此時他卻以喜悅的情緒為這些事件進行歡呼：
六月天兵征腐惡，
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
贛水那邊紅一角，
偏師借重黃公略。
百萬工農齊踴躍，
席卷江西直搗湘和鄂。
國際悲歌歌一曲，
狂飆為我從天落。
不久，毛、朱進攻南昌，但未能打破敵人防禦。他們不得不轉回向長沙，與彭的部隊會合，以執行李的最後指令，試圖再次占領這座省城。
9月上半月，經過持續多天殘酷的激戰，紅軍遭受嚴重損失。最後，毛為這些慘敗所震動，從而不顧中央委員會在當天的號召，勸說他的同誌向贛南撤退，以便挽救他們的軍隊。在平江整頓後，10月，這支合編的部隊攻占吉安。
但在此期間，楊開慧和她的兒子毛岸英，毛的妹妹，以及其他親屬，在長沙被捕，據一種解釋的說法，“由於叛徒告密，有六十餘個國民黨反動集團的匪徒”前去搜捕。幾天後，10月24日，毛的妻子在長沙瀏陽門外被公開處決。據說，警方提出她隻要公開與丈夫和黨斷絕關係，並且提供長沙共產黨全體成員的名單，就可不殺她。楊拒絕了，遭受了嚴刑拷打，但即使如此，至死她也未泄露任何秘密。
至少在公開場合，毛不允許自己因悲傷而落淚。5年以後，當他敘述這件事時，隻是簡單地陳述了事實，還同等地提到，在他的家庭遭殘殺前財產的損失：
我在湘潭的地被國民黨沒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還有我的兄弟毛澤民、毛澤覃兩個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兒子，都被何鍵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殺害了。其餘的後來得到釋放。紅軍的威名甚至於擴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裏，因為我聽到一個故事，說當地的農民相信我不久就會回到家鄉去。有一天，一架飛機從上空飛過，他們就斷定飛機上坐的是我。他們警告那時種我的地的人，說我回來看我的地了，看看地裏有沒有樹木被砍掉。他們說，如果有砍掉了，我一定會向蔣介石要求賠償。
很多年以後，毛為一位曾投身於30年代紅軍運動的同誌遺孀(5) 寫了一首詞，在詞中，他賦予他的妻子楊開慧和他的已故同誌柳直荀兩人的姓以特殊的意義：
我失驕楊君失柳，
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
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
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
忽報人間曾伏虎，
淚飛頓作傾盆雨。
一位老朋友後來問毛，他使用“驕”這個形容詞描寫妻子，用意是什麽。
毛解釋說：“女子革命而喪其頭，焉得不驕！”
楊被殺害一段時間後，毛與賀子珍結婚，他們的結合合法化了。毛還給長沙楊的家庭送信，讓他們把他的三個兒子（最大的一個已從監獄放回）送到上海，由那裏的地下黨組織安排入大同幼稚園。各種說法都提到他們在上海的幾年，處境十分淒慘，使用假名來掩護，靠在街頭撿垃圾為生。
10月初，紅軍再次占領吉安。毛的勤務員在“一家逃跑的土豪家裏得到一個搪瓷暖水瓶”，他很高興，有了這個暖水瓶，給毛委員準備熱水就不成問題了。但他也清楚，如果毛發現了，就會讓他送回去或照價付款，因此，在行軍中，他讓其他人帶著它，所以毛沒有察覺。
更重要的是，朱將軍在城裏國民黨軍司令部文件中，發現了聲名狼藉的國民黨AB團（反布爾什維克）地方成員的材料，根據一張由當地地主簽名的得款收條判斷，有些AB團分子已經滲入共產黨內，這個地主的兒子就是共產黨內毛的批評者之一。
毛對此事的反應是，派他的肅反委員會的人打入AB團內部，最終他就可以說，他的反對派中的一些人，實際上是國民黨密探。可是，他和他在江西黨內的批評者之間，也還存在著政策上的不一致，在11月中吉安的一次會議上，他們就土地改革政策展開了爭論，當時，他們必須趕緊分散開來，因為國民黨軍隊已經迫近了。
吉安的占領、放棄又再度占領的多次反複，在共產黨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周恩來在11月對政治局說，毛完全忽視了共產黨國際有關“在進一步展開進攻之前必須進行鞏固的陣地防禦”的指示，而黨的總書記則斥責毛在吉安得而即失的行為，是對“局勢的絕望”。
11月底，毛起來鎮壓涉嫌的國民黨密探，逮捕了4,000多紅軍官兵。一些人遭逮捕後，所提供的口供，又牽連了某些反毛的共產黨高級人士。
12月初，紅軍一支部隊的指揮員也率領部下的400人舉行了兵變。他們逮捕了部隊指揮員，把隊伍拉到富田，攻占了監獄，釋放了一些監禁在那裏的毛的囚徒，搗毀了地方赤色政府，並逮捕了其中的一些人。在富田，大約有100名毛的支持者被殺害，他們的親屬中有許多人被扣留。其中就有朱德將軍的妻子。
毛的批評者的首領從富田的監獄中逃脫出來後，即號召推翻毛，攻擊他是“黨皇帝”，拒不服從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他在鄰近的鄉鎮成立了一個敵對的赤色政府。遲至12月，毛在黨內的敵人才送信給朱、彭二將軍，羅列了“叛徒毛澤東”的罪行，還附上了一封可疑的、被看成是毛給他的一個密探的信。這封信命令攻擊各部隊，因為這些部隊領導人在事變時期供認，朱、彭是國民黨的“最高”代理人—“這些口供有利於我們”……以便早日捕殺……(6) 毛的反對者提出的口號是，“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7) 。
這次使用暴力鎮壓的、最為嚴重的派別鬥爭事件的起因，是由於一位羅同誌的“暴露”，毛的反對者起初是以國民黨奸細調查他的，但他們發現他實際上是毛安置的秘密反間諜人員。換句話說，毛和他的黨內對手雙方都派人打入了AB團，但都沒有通告對方。起初他們揭露對方的秘密網時，還相信他們正在挖出真正的國民黨奸細。
1931年初，毛和他的支持者已能掌握新的蘇區中央局。新中央局的首批決定之一，就是把在江西向毛挑戰的那些人開除出黨，並使他的解釋合法化，“富田事變在事實上是毫無疑義的一種反黨反革命的行動，即使在組織還沒有證明他們全部是AB團取消派，但是他們反黨破壞革命的行動，在客觀上是與AB團取消派等的聯合一致的反動行為。
然而不久，毛的根基就被抽去了。就在他鞏固在紅色根據地的地位時，中央委員會內部發生了重大變動。1930年，一批20年代期間在莫斯科留學的中國共產黨員返回中國。他們的特點是，在俄國時就站在斯大林一邊，反對托洛茨基，因此，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起初他們被稱為“歸國留蘇學生”，當他們的主要領袖王明寫了一本題為《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後，他們就得到了又一個綽號，即“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其他成員包括博古和洛甫。
1931年初，這些人把持了中國共產黨的大權，在以後的三四年間，在毛的“實力派”和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國際派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