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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是因為蔣不想觸怒親共的左派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的緣故，蔣在即將開始的北伐戰爭中需要他們的支持。毛的對手張國燾後來指責毛拒不出席討論如何對蔣的政變進行反應的共產黨會議，而是采取不卷入漩渦的態度，“袖手旁觀”。實際上，當時共產黨很難采取什麽行動，盡管有一份俄國人的報告說毛敦促蘇聯迅速采取反蔣行動。
在國共兩黨突然分裂的日子裏，毛在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上提出一項決議，要求在北伐將經過的省份開展農民運動。他把農民運動和蔣的軍事計劃聯係在一起，以從國民黨那獲得對農民工作的最大支持，農村工作最終使共產黨獲得了基層群眾的支持。毛這是與斯大林唱反調，因為斯大林反對北伐。
共產黨的“桂冠詩人”郭沫若在這一時期曾見過毛，留下了一段對毛的肖像描寫：
“毛澤東留一頭短發，中分，倒向兩邊，一瞥之下給人一種謙恭有節而又深奧莫測的印象。皮膚白皙，說話時聲音低沉柔和，富有感染力。但那時候我還沒有發現他體態不俗，有帝王之相。在中國人中，特別在革命黨黨員中，說話聲音這麽柔和的人還真是少見。毛講話時聲音確實很低柔，再加上我一直聽力不太好，所以他的話聽懂的還不到三分之一。
毛目標很單一，就是在他的共產黨同事不能提供任何更好的幫助的情況下，利用國民黨的便利條件，組織農民運動。這年夏天，他當選為新成立的共產黨農民部部長(20) ，並前往上海討論農民部的政策。但他發現在上海沒有農民，而且也許是難以與陳獨秀共事，因而毛返回廣州的農民講習所。9月，他為國民黨出版的一套關於農民運動的叢刊寫了篇序言，明確地闡述了他的立場：“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他在文章中進一步闡述了為什麽農村革命不同於城市革命：
“都市工人階級目前所爭政治上隻求得集會結社之完全自由，當不及時破壞資產階級之政治地位。鄉村的農民，則一起來便碰著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持以壓榨農民的政權，非推翻這個壓榨的政權，便不能有農民的地位。這是現時中國農民運動的一個最大的特色。
共產黨領導人根據斯大林的一封電報，決定不顧蔣的逮捕，繼續堅持統一戰線工作，反對北方軍閥。同時為了統一戰線的團結，停止討論土地問題和武裝農會的問題。毛現在又回到了長沙的根據地。這時，毛的一個助手在毛的家裏工作，與毛和他的妻子在一起過了4年。他回憶說，毛總是出去活動，有時幾天都不回家。陳指派毛視察湖南農民運動，可能是希望在北伐經過湖南時能阻止農民惹是生非。
但毛並不想抑製湖南農民的熱情。12月在長沙農民和工人代表會議上，毛發表了一篇閉幕講話，號召發動打倒地主的鬥爭。在他的指導下，農民協會立刻開始沒收和分配地主土地，並接管傳教點作他們的辦公處。
湖南省農民協會接管了長沙原屬於神學院的5所房子。毛的母親和他的老朋友蔡和森的家鄉湘鄉縣是全省最激進的一個縣，傳教士被強令離開家裏，20多人被農民協會在“人民權力”的名義下槍斃了。農民協會還在秋收前強征埋藏起來的稻米，作“人民的糧食”低價賣給貧困農民。
所有這一切本來都可以說是令人欽佩的行動，但陳獨秀為首的共產黨領導人害怕農民進一步如此猛烈地實施他們的要求，那麽各階級的反帝陣線將會瓦解，國民黨軍隊中的保守派掉過槍口來對付工農。這種擔心證明是有道理的。
毛對這些相互矛盾的壓力的反應是：和往常一樣，到基層群眾中去。但這次是為了進行細致的調查，這種調查最終使毛出了名。調查導致他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這篇文章中，他最激烈也最熟練地闡述了非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這思想使歐洲也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感到驚愕。這篇文章1927 年3月發表在《向導》周報上，並很快就譯成了俄文和英文。共產國際的譯文稱之為“在已發表的英文報告中，對中國農村的狀況揭示最深刻的一篇，共產國際領導人布哈林稱它是“一篇出色有趣的報告”。
在1月份進行的考察包括5個縣，其中有毛出生的家鄉縣，還有一個是他母親出生的縣，他在那個縣走訪了小學堂。在考察過程中，他順訪他的嶽父，已故的楊教授在板倉的家，他的堂哥還記得他與3個貧農，1個手工藝人，1個店夥和幾個小學教師晚飯後交談至深夜的情景。他的妻子楊開慧幫助準備材料，抄寫文件。報告最清楚地揭示了他的家鄉農民在進行革命活動中所展現的能量，這既使他驚訝又使他受到鼓舞。
“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麽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
“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誌，都將在他們麵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麵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毛作結論說：“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在許多地方，農民協會自己成為“惟一的權力機關”，既解決經濟糾紛，也處理夫妻吵架的小事，以至於“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的人放個屁也有分量’”。
“如果計分合適的話，完成國民革命共以10分計，那麽城市居民和軍隊隻能占3分，農村農民在革命中要占7分，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21)
認為農民的舉動“太過分”的議論是錯的，農民隻是對千百年來土豪劣紳暴行的反抗。“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
接著，毛駁斥了國民黨認為農民造反應該服從於統一戰線的全國目標的論調，指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在革命高漲時期，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地位，“把一切紳權都打倒……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毛在他的“報告”中還指出：“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於革命的觀感也各別。”富農在革命**時期很沉悶，中農的態度是遊移的。
“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沒有什麽大的好處。他們鍋裏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賬。
“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民。從秘密時期起，到公開時期，他們都在那裏積極奮鬥，組織也是他們在那裏組織得特別積極，革命也是他們在那裏革命得特別積極……他們是土豪劣紳的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22)
這些農民被富農譏笑為“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但他們是農民中的大多數。據長沙縣的調查，貧農占70%，中農占20%，地主和富農占10%，幾乎所有最基層農民協會的主席和委員都是貧農，毛不允許他們因此受到指責：“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
毛還描述了農民對地主采取的某些行動。
“這種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紳戴上一頂紙紮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麵寫上土豪某某或劣紳某某字樣。用繩子牽著，前後簇擁著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銅鑼，高舉旗幟，引人注目的。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栗。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麵掃地，做不起人。
至於槍斃，毛報告說，隻限於最壞的土豪劣紳，他舉了幾個例子：“土豪劣紳勢盛時，殺農民真是殺人不眨眼。長沙新康鎮團防局長何邁泉，辦團10年，在他手裏殺死的貧苦農民將近1,000人，美其名曰‘殺匪’。我的家鄉湘潭縣銀田鎮團防局長湯峻岩、羅叔林二人，民國二年以來14年間，殺人50多，活埋4人。被殺的50多人中，最先被殺的兩人是完全無罪的乞丐。湯峻岩說：‘殺兩個叫花子開張！’這兩個叫花子就這樣一命嗚呼了。以前土豪劣紳的殘忍，土豪劣紳造成的農村白色恐怖就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幾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麽理由說不應該？
接著毛又論述了他的祖國傳統的社會狀況，指出“中國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種係統的權力的支配”，即國家的政權、家族的社會權和鬼神係統的神權。
婦女們除了上述三種權力外，還要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繩索”（然而農村婦女“也享有相當的性自由，三角關係和多角關係幾乎普遍存在”）。但現在在湖南的農民革命中，這些權力都在被打倒。舊的規矩，如婦女和窮人不能進祠堂吃酒的老例就被打破了。“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們，結隊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隻好聽她們的便。
但毛也警告他的讀者，不要人為地加速造反的行動。“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毛在“報告”中還引用了他對一些鄉農進行宣傳時所講的話，這些話使他們都“笑起來”。
“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今年幾個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汙吏一齊倒台了，難道這幾個月以前土豪劣紳貪官汙吏還大家走好運，大家墳山都貫氣，這幾個月忽然大家走壞運，墳山也一齊不貫氣了嗎？”“神明嗎？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農民會，隻要關聖帝君、觀音大士，能夠打倒土豪劣紳嗎？那些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幾百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曾替他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有什麽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
農民新的造反造成新的禁絕。麻將、骨牌、紙牌在農會勢盛的地方一概禁絕了，一個地方的農會燒了一擔麻將牌。鴉片煙槍都得上繳，花鼓戲在許多地方也都禁止演唱，有些縣把轎子砸了，或者農民大漲抬轎價，以懲罰富人。鋪張酒宴受到禁止，在毛的家鄉韶山，“議決客來吃三牲，即隻吃雞魚豬。筍子、海帶、南粉都禁止吃”。
農民按照自己的想法，開始興辦夜校，而且是根據“洋學堂”的樣子來辦，而這種“洋學堂”過去被視為是最新式的。毛承認自己對學校曾經有過錯誤看法。
“我從前做學生時，回鄉看見農民反對‘洋學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司’一鼻孔出氣，站在洋學堂的利益上麵，總覺得農民未免有些不對。民國14年在鄉下住了半年，這時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有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才明白我是錯了，農民的道理是對的。
最後，毛用了一個詞來形容對農民的創舉感到不滿和驚愕的蔣介石和其他“諸公”，說他們是“葉公好龍”。葉公是中國遠古時期的人物，他喜歡龍，因而在屋裏屋外到處畫著龍，刻著龍。但當真龍聽說他好龍而下來察看的時候，他又嚇得喪魂落魄。“嘴裏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有什麽兩樣！
這碰巧是毛第一次公開譴責蔣介石，後來他與蔣為爭奪中國的領導權鬥爭了20年。而毛寫完這篇報告後的第一個行動是去武漢參加國民黨左派的一個會議。在會上毛為農民反對地主的劇烈行動辯護，要求實行比共產國際更激進的土地改革政策。他在武漢寫了一首短詩，名叫《黃鶴樓》：
茫茫九派流中國，
沉沉一線穿南北。
煙雨莽蒼蒼，
龜蛇鎖大江。
黃鶴知何去？
剩有遊人處。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4月，國民黨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來處理土地政策問題，毛在委員會中繼續有力地論證不僅要沒收地主的土地，還要沒收富農—斯大林厭惡富農—的土地，要承認他們的行動是合法的。在最後一次會議上，毛提出了一個決議案，試圖包容各種相矛盾的觀點，但遭到了左派和右派兩麵的指責，左派說這個決議還不夠，右派則說它走得太遠了。就在討論進行當中，傳來了蔣介石在上海利用自己的盟友、流氓組織、秘密會社青紅幫血腥屠殺工人和共產黨領導人的消息。蔣的軍隊在秘密會社的幫助下，把上海置於國民黨的控製下。國民黨的右派在公開活動並占據了支配地位，奉蔣為超凡神授的領袖。
毛把他那激進的土地問題決議提交給4月1日舉行的中國農民協會成立大會，並得到了真正具有地方組織經驗的農民領袖和兩名俄國共產國際顧問的支持。這次會議支持毛，選他為新的農民協會的主席。
但幾天後當共產黨在武漢舉行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他們不願聽這些主張。毛10年後回憶說：
我今天認為，如果當時比較徹底地把農民運動組織起來，把農民武裝起來，開展反對地主的階級鬥爭，那麽，蘇維埃就會在全國範圍早一些並且有力得多地發展起來。但是，陳獨秀強烈反對。他不懂得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當時農民可能發揮的作用。結果，在大革命危機前夜舉行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沒有能通過一個適當的土改綱領。我要求迅速加強農民鬥爭的主張，甚至沒有加以討論。因為中央委員會也在陳獨秀支配之下，拒絕把我的意見交大會考慮。
大會第二天，介紹毛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在北京的蘇聯大使館被襲擊事件中被捕，並被北洋軍閥處以絞刑。在武漢參加會議的同誌深感震驚，也許在決議中加強了要與國民黨結盟的思想，盡管有上海的大屠殺，盡管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蔣介石本人很擔憂。毛的土地綱領不適合他們的觀點，他的激進的論調被拒絕，毛被免去了農民部長的職務，隻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的候補委員而不是正式委員，這使毛很沒麵子。
幾天後，毛托病不參加會議。他回到長沙，進行了第一次但不很輝煌的領導農民起義反抗地主及武裝力量的鬥爭。地主們勸說湖南新軍閥唐督軍(23) 發布了逮捕毛的秘密通緝令。
但毛的運氣救了他。他的同事向他透露了通緝令，於是毛在5月和幾個朋友逃到靠近江西的瀏陽。農民在長沙附近繼續沒收地主土地，長沙的衛戍部隊進行報複，搗毀了農會和文化書社的辦事處，宣布忠於蔣介石。毛的一個密友在長沙的這次“馬日事變”中被殺。結果，共產黨湖南省委的大部分領導人都和毛一樣逃到了瀏陽，以便組織一次新的起義。
有一個報道說他們動員了30萬農民準備在5月30日進攻省城，但武漢派來的一個共產黨高級官員在最後關頭讓他們取消了這一計劃。他說，進攻勝利的唯一結果是激怒唐督軍，促使他向武漢推進，推翻共產黨支持的武漢政府。而唐督軍本來對共產黨並無惡意。省委會很不情願地同意了這個“可恥的”決定，這是毛及其支持者的看法—但這個決定太晚了，未能使幾千農民免遭被長沙軍隊槍殺的命運。毛應陳和黨的領導人的要求回武漢，這時他在中央委員會和共產國際中公開采取極左的政策路線。
左派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領導人事後都進行了調查，他們感到極度的痛苦。國民黨的報告說，長沙的“馬日事變”是由於農民運動的過激行為造成的，對此，毛應受到譴責。報告指出，農民協會受無視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地方幫派的控製，他們隻知道殺人放火。
6月13日毛寫了“全國農協會臨字第四號訓令”，傷心地承認失敗。農民運動發展很快，但“土豪劣紳猛力反攻”比預期的更激烈，“而上級機關之指導偶有不周”（對共產黨和左派國民黨領導人一種隱蔽的批評）。在記載了數以千計的共產黨和農民在過去幾個月被殺害的事實之後，毛不切實際地要農民協會“請求”國民政府保護他們，保障他們進行革命和發動一場“討伐蔣介石”的運動的自由。
“因為土豪劣紳之氣焰不滅，則創設鄉村自治建立民主政權終屬不可能之事，經濟上之建設，更無從可以實現，而國民政府之基礎亦未由鞏固也。”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還需要進行更徹底的革命。
在這種情況下，毛和他的妻子、孩子分開了，因為在這種政治形勢下，他們住在一起太危險了。此後，他再也沒有見到他的妻子，17年以後他才見到他的兩個孩子。現在又有了一個孩子，這第三個男孩叫毛岸龍，但在隨後的動亂歲月裏失蹤了。他們4個人現在都被送到毛在長沙的堂哥家裏躲避。
7月，共產黨最後與國民黨左派決裂。共產黨不再與不合適的盟友合作，他們決定在秋收後發動一係列起義，7月份召開了許多會議準備起義。在共產黨為奪取權力而鬥爭的新階段，毛將發揮巨大作用。
(1) 毛在此用的是中國式的計年法，比實際年齡大一歲（下同）。—編注
(2) 當時1塊銀元或1元等於1美元。此處“300”疑為“3000”，參見《西行漫記》，第107頁。—編注
(3) 疑有誤。實際上，毛寫那封信是在1915年，而蕭子升草擬新民學會的規章則是在1917年冬至1918年初。—編注
(4) 即黃興。—譯注
(5) 據曆史資料，毛澤東任幹事。蕭瑜（子升）赴法國後，新民學會實際上由毛澤東負責。—譯注
(6) 據曆史資料，劉少奇、任弼時和王若飛都不是新民學會會員。—譯注
(7) 指北洋軍閥的第八師王汝賢部。—譯注
(8) 1918年8月15日毛澤東同25名準備赴法的學員動身去北京，8月19日抵達北京。參見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152頁。—編注
(9) 據毛澤東的回憶，他當時向這位同學借了10元錢。參見《西行漫記》，第128頁。—編注
(10) 《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在6月份發表。此處作者所指的宣言是《湖南改造促成會複曾毅書》，6月間先在上海發表，7月在湖南再次發表。—譯注
(11) 即易培基。—譯注
(12) 毛的這篇文章刊登在1920年9月3日湖南《大公報》。—譯注
(13) 指黃愛、龐人銓，均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譯注
(14) 應該稱為中共湘區工作委員會。湘區工委正式建立的時間是1922年5月1日前後。—譯注
(15) 指軍閥趙恒惕。—譯注
(16) 此處未查到中文原文。—編注
(17) 蔡和森早於1921年底從法國回到中國。—譯注
(18) 《毛澤東選集》收入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無此段話。—譯注
(19) 此段文字與《毛澤東選集》收入的文字有出入。—譯注
(20) 應為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譯注
(21) 此處文字與《毛澤東選集》收入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文字有出入。—譯注
(22) 此處文字與《毛澤東選集》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文字有出入。—譯注
(23) 指唐生智。—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