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散文五題1

散文五題

——在宜昌市首屆散文研討會上的發言

今天，宜昌市文聯和市作協聯合召開首屆散文研討會，從研討青年作家譚岩、陳剛、秦曉梅、朱朝敏的散文作品出發，著重研究宜昌散文作家如何突破自我，提高作品質量，以期宜昌散文走向全國。這次研討，對我們宜昌作家來說，將產生深刻影響。從這四位作家的作品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善於從普通、平凡的事物中取材，寫出自己的獨特感受，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認為，譚岩寫出了鄉村生活的哲理，陳剛寫出了鄉村生活的詩意，秦曉梅寫出了普通人的真情，朱朝敏則致力於生命意義的探尋。尤其是譚岩的作品，感情含蓄而又深沉，語言明淨而又清新，顯得更為成熟和老到。但總起來看，他們是成長型作家，作品質量還有待於進一步提高。可以說，這也是我們宜昌散文作家的一個共性。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散文正在成為大眾化的寫作文本。從文人圈來看，已經不是專司散文作家的專利，小說家、詩人、評論家、教授、學者，甚至官員，都在寫散文；從社會圈來看，各行各業愛好寫作的人，都加入了散文寫作的大合唱。特別是有了互聯網以後，散文這個文體更是如火如荼，博客風起雲湧，這是好事，我們應該為之高興。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有很多人似乎覺得寫作散文的門檻很低，風花雪月，海闊天空，都可以寫，因而也就忽視了散文的質量。冷靜分析，散文好的作品不多，可以傳世的作品就更少。散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民主自由的精神、傳統的人文精神、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消失了。因而，大量的矯情虛假的，無病呻吟的，過度關注自我的，文不載道的作品充斥著我們的報刊和書店。當前，擺在我們作家麵前一個現實的問題，就是要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寫出較好的作品來。如何寫好作品，我主要談五點體會：

第一個問題：關於散文的概念。

為什麽要講這個問題，這是因為關於散文的概念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對散文的概念統一一下認識。“散文”這一名詞包括兩種意義：就大的方麵來說，它指的除了有韻文、駢文如詩詞以外的作品，如傳記、遊記、小品以及學術文章、應用文等，統稱為散文。這個概念，我們的古人就是這樣劃分的。比如清代吳楚才編的《古文觀止》就是根據這種概念編排的。陝西的作家賈平凹主編的《美文》雜誌，它的宗旨就是大散文的概念。按照古人的大散文的概念，哪些文章是屬於散文呢？如論辯、序跋、奏義、書說、贈序、詔令、碑誌、雜記、哀祭、辭賦等。我相信中國古代文學除詩詞曲以外的作品，都屬於這種範疇。就小的方麵來說，它就是專指和小說、詩歌、戲劇並行的一種文學形式。從我們報紙來講，我們的文學副刊如人民日報的《大地》、光明日報的《東風》上絕大多數文章就是散文，也有少量的詩詞、美術作品。還有市場上流行的幾種雜誌，如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陝西賈平凹主編的《美文》、鄭州文聯主辦的《散文選刊》，這些刊物專門刊登散文。總之，中國的傳統的所謂散文概念是廣義的，狹義的散文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產生的，一直到至今。狹義散文的產生，主要是受西歐文學的影響，小說、戲劇的地位上升，同詩歌一樣顯赫，散文由過去主要地位而變成文學的一小部分。它變成了以個人為主，而生發的描述一切感觸或意見的文章，成了純文藝的一種，而不再是廣泛的文章了，而是小說、詩歌、戲劇、散文四分天下。在散文的旗幟下再細分，還有雜文、小品文、隨筆、報告文學、通訊、特寫、速寫、遊記、回憶錄、傳記等。如還要細講，散文和議論文的結合就是雜文，這是魯迅的創造，他把這一文體發展到極致，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亮點。再就是散文和通訊結合就是報告文學，如我們湖北著名作家徐遲的《歌德巴赫猜想》，寫數學家陳景潤著迷於數學研究，首次對**作了否定性的描寫。我是比較認同大散文這個概念的。比如還有書信、日記、序跋、碑文、演講稿等等，也應該算散文。

第二個問題：散文與讀者需求

今年四月，湖北省作家協會在長陽召開了散文研討會，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說是中國目前散文是虛假的繁榮；另一種觀點是說散文創作雖然存在著不少問題，但仍然是繁榮的。前一種觀點說散文是虛假的繁榮，主要是談了散文存在的問題，如散文的矯情，散文取材過於狹小等等。但我是讚成是後一種觀點的。也就是說，建國50多年來，散文有兩次繁榮：第一次繁榮是1961年，這一年因文藝政策有所鬆動，這一年出了一些好作品，因而稱為“散文年”以外，這個時期的散文作品，總起來看，雖有生機，但整體水平不是很高。盡管如此，但還是出現了一批散文大家，那就是文壇上公認的“三足鼎立”，即劉白羽、楊朔、秦牧。同時，文壇上也有“南秦北楊”之說，就是說南方有秦牧，北方有楊朔。這三位大家的風格各不相同：劉白羽的豪放，楊朔的婉約，秦牧的情趣。劉白羽的豪放，如大家在中學就學過的《長江三日》，寫長江的豪放奔騰之美。但劉白羽的弱點也很明顯，因當時受極左的影響，作品的議論，我總感覺有些虛誇，感情的真實性，是值得懷疑的。也就是說，他的抒情不夠自然。楊朔的婉約，用楊朔自己的話講：“我是把散文當詩一樣寫的。”因此，他的結尾總是“卒章顯其誌”，作者跳出來講道理。他的作品有《荔枝蜜》、《雪浪花》。秦牧的情趣。秦牧本來是寫雜文的，所以他的散文論說有餘，抒情不足。他的特點是以知識性見長，頗有情趣。他的散文是靠廣博的知識作支撐，比如《多菱角的喜劇》。這些好作品，都是1961年出現的。為什麽1961年會出現好作品？這是由於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方針得到貫徹的結果。第二次繁榮是1977年至今。1977年之後，散文進入了一個勃興繁榮的時期，尤其是90年代，一直持續到現在。這兩次繁榮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讀者需要散文。為什麽讀者需要散文呢？我認為客觀上有兩個因素：

一是讀者需要精神支柱和心靈蔚藉。我們經常講，作為一個人，他其實是兩個方麵的生活，一個就是以吃、穿、住為標誌的物質生活，另一個是精神文化生活。一個人再有錢，如果沒有精神支柱，沒有文化生活，是不堪設想的。因此，人們在勞作之餘，也需要看文學作品，看小說，看電影，看散文。從中受到教育，得到啟發，靈魂受到蔚藉，從而得以安歇。

二是市場經濟快節奏的生活，客觀上為散文的繁榮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為什麽進入市場經濟時代，散文如此蓬勃呢？特別是1992年以後，我們國家搞市場經濟，整個社會正發生著急劇的變革，生活節奏日益加快，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快速轉變，傳統的倫理道理、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受到極大挑戰，人們在紅塵中變得心浮氣躁，心裏失衡，精神迷茫，靈魂無所歸依，他們渴望有自己的精神家園。由於人們都在市場上拚搏，沒有很多的時間看小說，尤其是看長篇小說，而散文篇幅短，看的人花不了多少時間，因此，散文受到了大眾的親睞。這個時期的主要表現是“三多”：一是散文月刊多，如《散文》、《隨筆》、《雜文》、《讀書》、《中華散文》、《散文天地》、《美文》、《散文選刊》等等；二是報紙散文副刊多。從中央到地方的報紙，幾乎都開辟了以散文為主的副刊園地。三是散文書籍多。現在書店裏散文隨筆的書特別多，也很暢銷。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現當代散文作家的專集，是一印再印。還有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百花散文書係》，這個書係包括現當代作家100位，外國作家20位，古典作家30位。這套書品味高，非常俏銷。這個時期的散文大家有很多，如巴金、冰心、孫犁、季羨林、餘秋雨、賈平凹、林非、卞毓芳、王充閭等的，還有一批小說家，如王蒙、李國文、劉心武、張抗抗、梁曉聲、莫言、鐵凝等等。從我個人愛好來講，我比較喜歡孫犁的、賈平凹的。像餘秋雨的除了我比較喜歡他的《蘇東坡突圍》外，還有卞毓芳、王充閭的等等，我不大喜歡看。他們這幾個人，稱之為文化散文的代表，著重於寫曆史和曆史人物，議論比較多，我個人認為，這類所謂的文化散文日益成為模式化傾向，讀來比較枯躁。這類的散文多了，會把始作俑者給毀了。因此，餘秋雨後來的文章，我基本不看。同是說曆史、說文化，我寧願看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關於講曆史、講文學、講文化的講座。為什麽呢？那些講座直白而又精彩，比所謂的曆史散文好看得多。當然，也不能全麵否定，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作。既然是代表作，還是應該有它的地位。孫犁的小說和散文，我都比較喜歡。孫犁可以說是大師級的作家，如他的小說《白洋澱紀事》、《鐵木前傳》、《風雲初紀》等。散文如《秀露集》、《遠道集》等10種。我認為，文壇上對他肯定得還不夠，尤其是晚年的散文，特別老到。他的作品，我是要經常讀的。賈平凹，發表作品已有700萬字，可以說是著作等身。近兩年，一個叫李建軍的文學博士（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審），對賈平凹作了全麵的否定。我以為，賈平凹的《廢都》和他前兩年寫的短篇如《製造聲音》、《餃子館》，還是有時代特點的，應該肯定的。當然，最值得肯定的是他的散文，如長篇散文《老西安》。他的散文是明麗的，清新的，也是傳統的，文以載道的，應該算一個大家。李建軍全麵否定賈平凹，我以為，也不是實事求是，盡管他對賈平凹長篇小說的批判很精彩，也很中肯，但不能抹煞賈平凹散文創作的成績。當然，賈平凹早期的散文，有模仿的痕跡，主要是模仿古人的、沈從文的、孫犁的，比如他的《商州初錄》等，其路數和風格活像沈從文寫的《湘西》。但是，哪個作家不是從開始學習模仿起步的呢？

第三個問題：散文與作家時代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我比較係統地閱讀了古代散文，特別是諸子散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我感到，能夠傳世的作品其實與作家生活的時代是密切相關的。我認為，我們現當代文學作品沒有達到古人的水平，更不要說超越古人水平。所以，我現在很少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主要隻看古人的、洋人的。古人的作品就是漢文、唐詩、宋詞、元曲、明小說、清對聯。為什麽古人作品能夠傳世呢？前不久，我們三峽晚報副總編張勇引用了清代一位詩人的詩句，寫了一篇雜文，題目叫《國家不幸詩家幸》。我非常讚成這個觀點。這個觀點的意思是說：國家動亂，民族不幸，人民不幸，詩人們悲憤之情、感傷之情尤其敏感而又深沉，這個時代，是寫詩的好時代。如杜甫的名句：“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這種切膚之痛的感情，隻能產生於亂世。我們在座的同誌們都知道，我們春秋戰國時代，出了一批巨人，可以說，沒有春秋戰國五百年亂世，就產生不了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一批批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產生這些巨人具備兩個條件：一個是時代。春秋時我們中國有八百個諸侯國，經過春秋三百年的兼並戰爭，還剩下173個諸侯國，又經過了兩百年的兼並戰爭，由戰國七雄最後歸為秦統一中國。也可以說，沒有這個亂世，這些英雄也不可能出來。第二個就是百家爭鳴。當時生活在諸侯國的知識分子，就其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來講，應該屬於貴族階級，由於國與國的兼並戰爭，他們的地位不可避免受到挑戰，因此他們都企圖用自己的思想說服君王的思想，為君王戰勝他國獻計獻策，以至能夠戰勝他國。因此這個時候，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風起雲湧，百家爭鳴。現在我們讀到的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墨子等等的文章，幾乎都是穿越時空的經典。我們中國雖然經曆了“五四運動”和“**”，這兩次對國學的空前掃**，但我以為，我們的國學不僅不會消亡，而且會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所以，我悟出的道理是：要有傳世作品，一個就是時代，這是解決內容問題。第二個就是百家爭鳴，這就是解決傳世作品產生的環境問題。這就是說，要給人以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如果不具備這兩個條件，要想有傳世作品，我認為不可能。倘若大家不信，翻一翻我們的大學語文、中學語文、小學語文，除了古典文學作品以外，剩下的白話文作品，有幾篇能夠傳世呢？我這樣講，是不是說我們如今處於這個時代，就寫不出好作品來呢？不是的。我們這個時代與解放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而且經過50多年的建設，我們的綜合國力大為增強，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日益鞏固。但是，離人民的意願、離客觀規律的要求，我們還差得很遠。最近，我看了一位朋友從北京傳來的一個資料，讓我感到很震驚，同時也深感到一位作家的曆史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