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伏爾泰：生命在於運動

最早知道伏爾泰這個名字，源於一句人皆盡知的句子：生命在於運動。伏爾泰喜歡運動：散步、跑步、擊劍、騎馬、遊泳、爬山、日光浴。直到他八十歲高齡時，還和朋友一起登山看日出。所以他活了八十四歲。在那個年代，這算是高齡了。

然而，接觸到伏爾泰的哲學思想，卻是二十多年後的事了。之前，我對哲學幾乎沒有興趣，這也是人生沒有曆練到一定程度的緣故。在生活的夾縫中求生，室內是鍋碗瓢盆，室外是工作和應酬，就連目光所及的天空，也是十分有限的。在為生活所累的時候，人的目光尚不具備眺望、遙望，或者透視的能力。哲學家的思想，對年輕時的我還無法形成精神的盛宴。

1694年，一個陰冷的日子，伏爾泰在巴黎出生了。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便是他出生的背景，因此他能夠享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父親是法律公證人，希望他將來做個法官，但他卻違背了父命，最終成了一名文人。他是從文學作品起步的，著名的作品有史詩《亨利亞德》、《奧爾良少女》，悲劇《歐第伯》、喜劇《**的兒子》，哲理小說《老實人》、《天真漢》。他寫過不少曆史著作，如《路易十四時代》、《論各民族的風俗與精神》等。他還先後寫了五十多部劇本，其中大部分是悲劇。

令中國讀者感興趣的是，他的《中國孤兒》是由中國的經典戲曲《趙氏孤兒》改編而成的。《趙氏孤兒》是中國最早傳入西方的劇本，講述的是春秋時期晉國權臣屠岸賈與趙盾不和，趙氏全家慘遭屠戮，門客程嬰與公孫杵臼定計將趙氏孤兒救出，為騙過屠岸賈公孫不惜獻身，程嬰忍辱負重撫養孤兒十數年，終於待其長大成人為全家報仇的故事。劇本是由一個叫由馬約瑟的神父在1735年傳入法國的，伏爾泰以馬約瑟的法文本為素材創作了《中國孤兒》。當時，“中國興味”正是歐洲人趨之若鶩的時代風尚。1755年8月20日，伏爾泰改編的《中國孤兒》在巴黎上演，一下子轟動了法國劇壇，在歐洲國家的文化界和文學界產生了巨大反響。

這是一個很少落雨的夏天，火球似的太陽懸掛在空中，陽光圍剿著人的身心，讓我的思維陷入了僵滯狀態。索性，我乘車去了秦嶺的菜子坪。這是一個製高點，海拔兩千五百米，雖遠遠趕不上喜馬拉雅山的高度，但在我的視野之類，沒有比它更高的了。選擇這樣的高度，是為了暢享風的吹拂，打開思維的翅膀。山風暢快淋漓，宛若伏爾泰的思維，在漫無邊際的旅行。他這樣說：“說出一個人真實的思想是人生極大的安慰。”打開他的《哲學通信》，我們就會發現，他談教士，談議會，談商業，談掌璽大臣培根，談迪卡爾和牛頓，談英國的皇家學會和法蘭西學院，談莎士比亞或是斯威夫特，無論是了解十八世紀前半葉的英國，還是隻想找一本有趣的書隨便看看，《哲學通信》都是不錯的選擇。他的這些有趣的書信由於充滿了自由精神，讓很多人不愉快。1734年，也就是這本書法文版問世的同一年，法國高等法院以這本書對宗教和社會秩序會有危害為理由，禁止這本書的再版發行。

在驅車下山的路上，我顧不上欣賞窗外的景色，思緒停滯在《中國孤兒》這個劇本上。選擇這一題材，絕非伏爾泰的一時心血**。《趙氏孤兒》的悲劇美吻合了他的審美觀，他的《凱撒之死》和《查伊爾》等劇作都是以跌宕起伏的情節和善與惡的激烈交鋒來弘揚道義，借用悲劇的形式喚起人們對理想人格的追求。伏爾泰認為，《趙氏孤兒》集中體現了中國道德和儒家文化的精髓，故事人物忠誠獻身的精神和成仁取義的品格正是當時法國社會所亟需的。

冥冥之中，伏爾泰仿佛和中國有個約會。在西方哲學家中，唯獨他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鍾。他的很多論述，都以中國為例子，批判當時法國乃至歐洲的專製統治。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對於伏爾泰等一批法國知識分子來說，中國就是他們的曙光。伏爾泰曾說過：“中國是世界上開化最早的國家”。針對某些批評中國的西方人，伏爾泰為中國辯護說：“我們誹謗中國，唯一的原因，便是中國的哲學和我們的不同”。他生活的年代，在中國正是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間，中國的文化，特別是戲曲藝術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他認為人類文明史是從中國開始的。在《風俗論》這部史學著作中，他說，中國的第一個帝王是伏羲氏，於公元前2500多年在位。從此，中國人服從一個君主。伏羲之後有六個帝王，然後是堯。堯在位約八十年，親自改革天文學，力求使民智開通，民生安樂。他指出，在遙遠的古代，中國人便已相當先進，在別的國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國，則用以褒獎善行。

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讓伏爾泰興奮備至。思考中，他的臉上呈現出一抹紅暈，閃亮的眼光凝視著遙遠的東方。這幅景象，是我麵對著伏爾泰的圖像時作出的猜測。屋內沒有開空調，我**著膀子，展開著對他的思想探索。他在想，在西方人還處在野蠻的偶像崇拜之中時，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早已培養良俗美德，製訂法律，成為禮儀之邦。他說：“中國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東西是道德和法律。兒女孝敬父親是國家的基礎。在中國，父權從來沒有削弱。兒子要取得所有親屬、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親。一省一縣的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這種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組成了一個大家庭。”在他看來，中國的倫理與法律是分不開的，法律不僅僅用以治罪，而且用以褒獎善行。若是出現一樁罕見的高尚行為，那便會有口皆碑，傳及全省。官員必須奏報皇帝，皇帝便給應受褒獎者立碑掛匾。

伏爾泰對儒家的倫理學進行了深入分析：“這種道德，這種守法精神，加上對玉皇大帝的崇拜，形成了中國的宗教——帝王和士人的宗教。皇帝自古以來便是首席祭司，由他來祭天，祭祀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他可能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哲學家，最有權威的預言者；皇帝的禦旨幾乎從來都是關於道德的指示和聖訓。”伏爾泰透視到了中國倫理的政治化的特點，即統治者以禮、忠、信道德體係維持統治。

在伏爾泰睿智的頭腦中，中國的道德風尚是高於西方人的道德的，像熱情好客、謙虛這些美德都值得讚揚。他在《哲學詞典》中的《中國教理問答》一文裏多次談到中國倫理，他認為，“慎以修身”，“和以養體”，這是中國倫理的重要原則，這種原則要求的真正的品德是那些有益於社會的，像忠誠老師、寬宏大量、樂善好施、仁恕之道等等。他認為中國可以作為歐洲的榜樣，孔子可以作為歐洲的思想導師。

像伏爾泰這樣的智者，絕不會一味地褒獎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每個人，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對此伏爾泰也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更換了一個思考的姿勢，以便讓自己的思考有一個全新的角度。他提出了一係列疑問：為什麽中國的天文學成就如此有限？為什麽中國的樂譜沒有半音？中國的科學技術雖然有著悠久的曆史，但卻沒有結出近代新的科學成果。如中國在上古時期就會使用大鍾，早於西方幾百年，但中國卻未產生優秀的物理學家；中國發明了火藥，但卻隻把它用來製造煙火，用於節日，沒有產生出極大刺激社會發展的熱兵器係列；中國人發明了羅盤，但這對他們來說，隻是純粹的玩物。相比之下，西方的科學技術雖然起步晚，但卻迅速使一切臻於完善。是什麽原因造成中國科技的停滯不前？如此的思考令他對中國有了更為全麵的認識。在他看來，東、西方人迥然不同，東方人輕而易舉地發現了他們所需的一切，卻無法前進；西方人雖然獲得知識很晚，卻能迅速使一切臻於完善。他推測其中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人對祖先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崇敬，認為一切古老的東西都盡善盡美，另一原因則在於漢語的性質。

伏爾泰在著作和書信中多次提到中國的孔子，他認為，“孔子是真正的聖人，他自視清高，是人類的立法者，絕不會欺騙人類。沒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對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他對中國道德體係的讚美突出表現在對孔子的讚美上。他也直接以孔子的思想作為攻擊宗教神秘主義的武器。他在《哲學辭典》中評論孔子：“我讀孔子的許多書籍，並作筆記，我覺著他所說的隻是極純粹的道德，既不談奇跡，也不涉及玄虛。”“他們的孔子不創新說，不立新禮；他不做受神啟者，也不做先知。他是傳授古代法律的賢明官吏。”

我以為，一個精心研究著孔子的人，才能真正洞悉中國文化的精髓。一陣風，熱情地掀開窗戶，室內的燥熱漸漸散開來，讓我的思考更為順暢。點燃一支煙，我恍惚聽見伏爾泰用熱情的詩句讚揚著中國的乾隆皇帝：“偉大的國王，你的詩句與思想如此美好，請相信我，留在北京吧，永遠別來吾邦，黃河岸邊有整整一個民族把你敬仰，在帝國之中，你的詩句總是如此美妙，但要當心巴黎會使你的月桂枯黃……”他在給瑞典國王的一封信中，附上了他自己的一首詩，其中兩句是這樣寫的：“我常給中國皇帝去信，直到而今，他沒有給我一點回聲”。他所說的中國皇帝，就是乾隆（1711—1799）。伏爾泰對乾隆讚美有加，遺憾的是，乾隆對此一點也不知道。很難想象，如果乾隆知道一位與他同時代的思想家這樣讚美自己，他會做出什麽反應呢？

據稱，乾隆是中國寫詩最多的人，一生做詩超過四萬首，平均每天一首以上。登基十三年後，他命人刻印了自己的詩歌作品集《盛京賦》。1770年，《盛京賦》在法國出版。當時已經七十多歲的伏爾泰讀了《盛京賦》後寫道：“我很愛乾隆的詩，柔美與慈和到處表現出來，我禁不住追問：像乾隆這樣忙的人，統治著那麽大的帝國，如何還有時間來寫詩呢？”顯然，他把乾隆當成一個詩人，禁不住惺惺相惜。從伏爾泰喜歡乾隆的深層含義，我們可以看出他大腦裏的一個念頭：中國代表了自由和幸福。

朋友約我去距離小城不遠的澇河遊泳。我是不會遊泳的，但炎熱的天氣讓我對水產生了渴望，於是隨他來到水壩前。朋友隻穿著一條褲衩撲進了深水處，我雖躍躍欲試，卻隻能挽起褲腿站在淺水處。此處離山口不遠，出山的風**滌著我的心胸。我敞開上衣，接受著山風的洗禮。忽然我想著，這風是伏爾泰吹來的嗎？從遙遠的巴黎，穿越了三百多年的歲月，為我帶來了自由的思想。是的，伏爾泰無論在哪兒，都會留下思想的烙印。

“人類最寶貴的財產——自由。”挺立在思想的高地上，伏爾泰俯視著萬事萬物，心境曠遠，留給了人類如此永恒的叮囑。

臨終前，伏爾泰多次拒絕發表信仰聲明，拒領聖餐，不做臨終儀式。1778年5月30日晚，他合攏了雙目與世長辭。教會對這位褻瀆宗教的宿敵恨之入骨，下令連夜將他的屍體運出巴黎，棄之荒塚。教會不準把他葬在巴黎，親友們隻得秘密把他的遺體運到香檳省，埋葬在塞裏耶爾修道院。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級革命黨出於對這位啟蒙運動先驅的敬意，把他遷葬在巴黎先賢祠，並補行國葬。他的柩車上寫著：“他教導我們走向自由”。

伏爾泰長眠於巴黎先賢祠中，受到世人的憑吊和瞻仰。我沒有機會去那兒，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對他的尊敬和懷念。瞻仰他的精神，是我這個黃皮膚的炎黃子孫唯一能做的事情。他的靈魂裏，湧動著那樣濃厚的中國情結，隻要是中國人，就不該遺忘他。三百多年前，他和中國約會過，那麽三百多年後呢，我們隻能遙隔著時空，擁抱他的精神，閱讀他的著作，從而激揚起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風去了，室內便顯出瘋狂的悶熱。我擦了一把額頭的汗珠，舉起右臂，向伏爾泰默哀，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