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年抗戰”談到政策傾斜

最近，看到學林出版社新出的《中國恒星觀測史》（潘鼐著），十六開厚厚一冊，七十五萬字，圖數百幅，周穀城先生題寫書名。這是作者自少年時代起就著力鑽研的課題，積數十年的心血，把三千多年來中國恒星觀測的曆史條分縷析，筆之於書。恐怕是解放以來在這方麵最係統、最權威的著作了。但是，翻開版權頁，知道隻印了一千冊。

問了出版社的同誌又知道，原來書店的實際訂數隻有幾百冊。為此，出版社曾經猶豫過。因為這本書是在該社成立初期就接受的選題，當時的上級頗有“但出好書，不問虧盈”的氣派，可是，待到出書時，形勢已發生了變化，再出這本書就得自己承擔數萬元的虧損了。這對於一個實行承包的小社不能不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不過，他們想到作者幾十年的心血不能白費，出版社“八年抗戰”（從接受選題到出版的時間）的艱辛也不能輕易付之東流，更重要的是想到這本有價值的填補空白的著作如果夭折將給中國文化寶庫帶來巨大損失，他們毅然挑起了重擔，湊成一千印數堅持開印了。

從經濟效益看，這本書的銷售收入大概剛夠付稿酬；從社會效益看，它將同“恒星”一樣永遠為關心它的人們所“觀測”，是可以傳之久遠的。

對於這樣的好書以及出這種好書的出版社，我們的出版政策總應該有所傾斜吧。否則，像“學林”這樣肯出虧本書的積極性也是難以持久的。特別是像《中國恒星觀測史》這樣的書，中外文雜出，圖表眾多，繁難字體迭出，編輯、審稿、排版等等均格外費力，而且由於專業麵窄，明顯不會有大的印數，出版周期又長，沒有政策的傾斜扶持，是更難持久的。看來，這方麵的工作是比“掃黃”、查禁“自由化”的書更煩難的事，希望有關部門能不斷拿出辦法。

（1990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