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讀《白居易詩選》

我們現在讀唐詩，除了李白、杜甫而外，最熟悉的詩人，可能就要算白居易了，盡管唐已至詩歌之巔峰，詩壇亦群星燦爛，但這三位詩人，應該是最為知名的。白居易年少時即有文名，他與顧況之間的故事，婦孺皆知，所謂“離離原上草”、“長安居大不易”，都為一時佳話，甚至還有了傳奇色彩。在《舊唐書》的記載中，能看到顧況對他寄予了厚望，“吾謂斯文遂絕，複得吾子矣！”現在看來，顧況的眼光還是深邃的。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但出生在陝西渭南下邽，距都城長安亦不能算作太遠，父祖輩都為小官僚，有一定文化的底蘊，他的家庭情況大致就是這個樣子。他少年得誌，二十九歲時就中了進士，擔任周至縣尉時三十四歲，算是實際上進入了仕宦生涯，也是在這個職位上，他寫了有名的《觀刈麥》、《長恨歌》等名篇。在官場，他以忠誠耿直且喜好進諫出名，因而總是讓自己不痛快，別人亦不快意，所以崗位就像走馬燈一樣轉得很快，江州司馬、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蘇州刺史、刑部尚書等等。在江州司馬任上，對他影響最大，被認為是他一生思想由“兼濟”而“獨善”的分水嶺，但亦不能絕對地分開，從此詩人就成為一個矛盾的思想體了，因而他在《與元九書》中說：“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誌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 諷喻、閑適、感傷是都有體現的。這亦符合他的創作觀，在回顧自己早年的創作情形時，他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引文同上）“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樂府序》）他的詩在當時就很流傳，這亦讓他為之自豪，在《與元九書》中他寫道：“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裏，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這在當時，應是十分罕見的情景。他的這種詩體，被稱之為“元和體”，且為時人爭相效仿，影響了中唐以後的一些唐代詩人，直至有宋一代而後，深遠地影響著中國詩歌的創作實踐。我們今天讀他的《琵琶行》、《賣炭翁》等等，仍然覺得是朗朗上口的。

《白居易詩選》，顧學頡、周汝昌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七月第一版，繁體豎排，作為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之一種，一九八二年二月重印，發行量已至十七萬五千冊，成都馬半丁君在舊書攤上淘得一本，萬裏之途，友情見贈。卅年春秋，品相依然完好，如獲至寶，快意之至。《詩選》以編年為序，選詩簡注，後附詩人年譜，益增大觀，應算是很為經典的本子了。半丁君因公赴青藏高原做地質考察，遠贈昆侖雪菊與雪蓮花時，覺得有些俗氣，就在厚重的禮物中又附加了這樣一本唐人詩集，說是避俗而能增加些交往中的雅氣，感佩之情，實難承重，亦隻好在文末一並致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