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說與他說

偶然看到書堆中的二〇〇八年十月份《萬象》雜誌，翻目錄，又在似曾相識的疑惑中認真讀了兩篇文章，很有些好書不厭百回讀的感喟，有生命力的文字總是常讀常新。

一篇是舒蕪的文章《老吾老》。這篇文章是說文懷沙的，盡管文章的開頭作者引用鍾叔河的文字很有些春秋筆法，但通篇看下來還是能看明白的。舒蕪與文懷沙建國初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事，共同承擔過整理出版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任務，文懷沙校注《屈原集》，舒蕪校注《李白詩選》，顧學頡、汪敬之、張友鸞等也都各有其責。據舒蕪說，文懷沙注《屈原集》出版後，臧克家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評文注格調低下，引起的後果是，“文先生一出手就這樣砸了鍋，隨即調離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屈原集》的事就是如此。”舒蕪寫這篇文章，是“最近”看到一篇寫文懷沙的訪談錄中，文先生說他是新中國第一部出版的《屈原集》的編注者，很是光榮，才說他對這件事還是略知一二的。

另外一篇文章，是範旭侖的《“知兵法而能治軍事”》。作者讀楊絳的《我們仨》，看到楊絳稱錢子泉“關心國是，卻又天真得不識時務”，遂援引楊文所記一段故實，輯錄錢子泉其時刊布的文章中文字凡五節，其間光怪陸離，多及時政，而予以駁證，得出錢子泉“識見不天真”的結論，至於令人瞠目結舌。楊絳是學人錢鍾書的夫人，錢子泉即錢基博，錢鍾書的父親。

文懷沙說自己，是自說，作為他的同事的舒蕪，認為文說並不符合事實，於是就撰文寫出當時的事實；楊絳寫錢子泉，是他說，範旭侖認為並不符合事實，就輯錄史料，用本人的文字來校正他說的不確。以前讀書，聽人說“古書多回護”，也聽錢鍾書說，記憶是最靠不住的東西，有時不解，現在好像就沒有太多的疑問了，因而就常想到那句“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的話；豈至於“古書多回護”，就是現世的人，所說的話，不管是自說與他說，也是值得客觀對待的。

舒蕪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經是八十六歲了，文章的題目用《老吾老》，結尾隻是感歎江河不返，世道變幻，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都是會發生的，比如，“蕭紅沒有看到蔣遁倭降，馮雪峰沒有看到粉碎四人幫，聶紺弩沒有看到蘇聯解體。如果他們複生，把這些告訴他們，肯定他們會目瞪口呆，不能相信。”但似乎仍對曆史事實的辯證回歸有著很足的信心，因而還引用了“家祭無忘告乃翁”的詩句；終於，第二年，也就是二〇〇九年的八月，他就去世了。楊絳老人還在世，仍然是可敬的老人。

一部二十四史，看來是非常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