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生活瑣憶

一

人常曰：往事如煙。蓋時間這神通廣大的老者能帶走人們太多的東西，包括容顏、幼稚、健康、高興、痛苦……亦包括他老人家自己。昨天還是你的東西，今日在他人手裏；今日的腰包還很大很大，明天已化得很小，乃至無蹤無影；昨天怒目相向的冤家，今日儼然成了互拍肩膀的朋友；今朝勸君更進一杯酒，明朝西出陽關無故人。一切的一切，都不似觀音娘娘般青春永駐；一切的一切，都宛若過眼雲煙片刻消——然而這一切，畢竟是實實在在的生活過的一切。也許是生活給予我們的太豐富了，又或許我們的腦容量有限，以致新生活頻頻光臨的同時，我們須不斷摒棄舊生活給我們的印象。但，生活中總有那麽一些人、一些事彌留在你腦海深處，不時激活你追憶的程序，開啟你感動的匣子……往事並非如煙。

故事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粵東山區。主角是外婆、爸爸、媽媽、我。

我爸媽從相識到結婚的情形，跟張藝謀導的《我的父親母親》類似，父親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於1970年在自己家鄉任民辦教師，73年考上師範，75年畢業，成為一名正式的人民教師，兩年後的1977年便調到母親所在的鄉村小學教書。那年，他28歲。

當時，我未來舅舅是村裏的民兵營長，與父親談得來，常上校園溜達，這一來二去，父親便認識了舅舅的妹妹——即我未來的母親，而舅舅好像也有湊合他倆的意思。

母親年僅19歲，卻已是當地一名正式職工（我外公係當地“剃”藝高超的理發師，興許出於偏愛，沒把職工的位子承給舅舅而承給了母親；過後興許覺得過意不去，又將那一身“頂上功夫”傳給了舅舅，舅舅自不幹民兵營長後順理成章地挑起了理發師的擔子，至今都未放下呢），說起職工，在當時確是光榮無比兼無比光榮的身份，較起國家幹部都不顯遜色；於當時的計劃體製下，職工便是骨幹、是生力軍無疑。再加上母親長得青春秀氣，托媒前往求婚的便不時有之了，求婚者中，有個廣州的富家子弟，然而外公不中意，說什麽外頭太遠容易被騙嫁出去就看不到了……後來幾經磋商篩選，終由外婆一錘定音：“我看就那個教書的吧，職業穩定人又穩重，不會跑的！”

就這樣，在父親29歲、母親20歲的1978年，他們結婚了。爺爺奶奶方麵，東拚西湊了“數額巨大”的250元，作為送給女方的聘禮；外公外婆方麵，買了一隻一百多元的上海手表，作為女兒的嫁妝——至今仍珍藏著；至於親戚朋友方麵，則送了臉盆、鋁鍋、鏡子、熱水瓶等等，五花八門。

二

“文革”後幾年結婚的人都知道，喜結良緣並非什麽特別可樂的事情，因為喝過喜酒，不管有醉沒醉，大家都要趕赴第一線去應付貧窮窘迫的生活：糧票、油票、豬肉票……承蒙計劃經濟的籠罩，國家早為你安排下一切，包括你住的低矮瓦房，你穿的的確良，你那縫了又縫的拖鞋，你那永遠也填不滿的胃。當時父親的工資也就三二十塊吧，作為職工的母親，也應管區的分配，承包起三畝責任茶園，而為了補貼家用，父母又在屋旁搭建豬圈，養起一大群豬來。

“不重讀書重生產”，這是當時自上而下的不良社會風氣，母親和許許多多的中國勞動人民一樣，小學沒念完即投身所謂的革命大生產中去，這也促使她成了裏裏外外的“一把手”，無論管茶、種菜，還是養豬、幹家務事（媽媽炒菜又快又好），母親都完成得相當出色——誠然，也相當勞累。而父親一放學就往家裏趕，忙著分擔農活、家務活，有時遇上采茶時節，母親一個人忙不過，父親唯有請假回來了。

我的家鄉廣東普寧華僑農場產茶，印象中管理茶園是件相當辛苦的差事，須起早摸黑，噴藥、鋤草、導渠灌水、采摘收割、騎車運載，等等，尤其夏天，在烈日暴曬下，有時人會中暑，眼前一黑，便暫失去知覺（潮汕話叫“烏暗暈”），等十餘秒後，眼前漸明，則人又毅然扛起鋤頭背起茶籃。如今看來，那時的父母其實是拿自己寶貴的青春和生命去換取低得不能再低的酬勞！然而不這樣又能怎樣？每當人踏著月色回到家中，由於腹中空無一物，粥且未煮（其時米少，難得煮飯），隻好先衝紅糖水或白糖水充饑解渴。此時仍未得歇，父母兩人須一人廚房做菜一人調料喂豬……待到洗漱完畢，整個人早已身心俱乏，倒頭便睡，哪有現在人們泡茶聊天看電視的閑情逸致（其時黑白電視機尚無）？若一定要說那時的社會有什麽“優勢”的話，便是不曾興起“減肥”與“失眠”這兩個現在人們極端討厭的詞——父親說他那時一餐能吃下八碗粥，我至今仍感到不可思議。

我在1979年農曆十月的某個中午呱呱墜地（本應算國曆的12月，但國人有個習慣：不喜歡與國際接軌），由於母親姓楊，外婆欲給我取名“楊文廣”，當時我沒怎麽發表意見，倒是老爸堅決抵製，所以沒叫成——這也是我不會武術的原因吧。

若從為家庭分憂的角度出發，那麽我不是一個好孩子。我小時很愛玩耍，屬於外出至聽著父母呼喚聲才舍得回家的那種。還記得一個大熱天中午，爸爸到學校上班去了，我見別的小朋友手裏都有一隻或幾隻大黑知了，“B——B”地叫個不停，叫得我心頭癢，於是極不懂事的我嚷醒了正在午休的媽媽（上午、下午均須采茶），不停鬧著說我要樹上的知了，困憊的媽媽不得已，隻好從鋪著草席的地板起身，取下屋簷那根晾衣服用的長竹竿，在竿的一頭接上鐵線圈，然後沿線圈係一個塑料袋，做成了網兜，媽媽戴上草帽，徑直來到屋外數十米遠的一棵寄滿知了的苦楝樹下，隻見她身手敏捷，在樹下那麽東撲西扣三五分鍾，即捕獲十多隻會叫或不會叫的大黑知了，而在一旁將知了從網兜抓出、裝入廢牛奶罐的我，不覺自心底驚歎：母親好偉大！

三

在中國，沒有經過祖輩人領導的孩子屬“另類”，飽嚐艱辛的爺爺奶奶忙於統領他們轄下的大家族，而不幸的外公又在我牙牙學語之時早故（此乃吾人生一大憾事！其時吾常於地板上趴跳，生猛抖擻，外公寵而稱之“眼鏡蛇”……），所以偉大的外婆充當了我兒時的“領導人”。她疼我之至，就連我流的鼻涕她也不忍用紙或手帕擦，而是不嫌惡心地用自己的口吸了吐掉，我今天無鼻炎症狀，大概有她一份功勞在焉。她常常帶我周圍溜達，買糖給我吃，使我個人提前過上豐衣足食的“小康”日子。

她還是位“神仙經紀人”，本事大極，她把大聖的塑像“請”到自家閣樓上，說也奇怪，鄰裏鄉親誰若感到不夠平安、不夠吉祥、欠缺點安全感的話，準會拜訪外婆，由外婆領著上閣參拜：隻要外婆點燃香火，奉上鄉親帶來的孝敬大聖的禮金或點心，在一旁念起她自己才清楚的咒語，或畫起她本身方曉得的靈符（外婆沒念過書，日常並不會寫字，然以毛筆畫符時如有神助，其行書水平不亞於書法家），信徒即可心神安定，不再驚心動魄——想必這是宗教唯一的正麵功能了，比阿Q同誌的精神勝利法更為高級（蓋阿Q精神純建立在幻想之上，並無禮金點心等作堅實的物質基礎），至於中藥西醫，恐無此療神功效。信徒離去了，但東西無一例外留下（若帶走怕大聖惱羞成怒進行報複），作為“經紀人”的外婆，自然成了這些禮金、點心的受惠者。對此，外婆曾自豪地對我說：“別人老了都不中用，外婆我卻老當益壯，仍能賺錢。”——小小的我不曉迷信之道，卻懂得點心的味道……我寫此文時（2005年），逢外婆逝世10周年，想她若能看著她的“眼鏡蛇”外孫上班了、娶妻了、生子了，定會欣喜不已的。

外婆大人有個美麗的名字：素嬋。

四

人生到了該上幼兒園的階段，幼稚的我堅決不上，因為我知道一進那柵欄門子，即要“享受”大半天的合法禁閉，對此我是無福消受的。我喜歡暢遊大自然，喜歡在大自然中體會真理——父母在采茶時間隻好將我帶上。烈日下，他們用鋤頭、枝棍、塑料布在園邊為我撐起一片“天篷”，不懂事的“天篷元帥”於茶園上上下下玩得不亦樂乎，“元帥”的父母卻於一邊汗滴茶下土……如今想來，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此外，每當父親要上班，而家務農務繁忙、母親無暇顧及我時，父親常將我扶上那輛重量級的鳳凰自行車，載我前往他所任教的學校玩耍——說是玩耍，其實是人生地不熟，我怕把自己給走丟了，便整天抱著爸爸的大腿不放，他走到哪我便跟到哪，在課堂上亦不例外，以致爸爸的學生常逗我玩，也不知會否因此掉了功課？

印象中還有一件令我內疚的事：一次管區集會開罷，幹部們分享著潮汕特產：花生糖，末了竟吃不消餘下了幾兩，其時我正在附近耍玩，當中一名幹部就把那幾兩糖給了我，我隨即大搖大擺地招來周圍的小朋友共同享用……回家後我得意洋洋地向父母親訴說著當天的意外收獲，剛卸下茶筐的被太陽曬得皮膚發紅的父親聽了，隨口說了一句極為平常卻又令我感觸頗深的話：“哎，不懂拿些回來讓大人吃。”——二十年後的今天，莫說幾兩糖，縱是幾十斤幾百斤我們也購得上了，然而年過半百的爸爸，胃口已不複從前，此時代進步哉？人生無奈哉？

人生多彩多姿，人生也相當辛勞，二十年前，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人民群眾求生存求發展的天時與地利皆潰乏之至，但當時的人們憑靠質樸的“人和”，大夥相扶相襯，日子過得辛勞但也多彩；倒是二十年後的今天，天時與地利日趨成熟，“人和”卻難覓蹤跡了，多的是冷麵相向、相互猜忌乃至鬥角勾心，活著不再緊勒腰帶，但同時不那麽多彩多姿了。

後來，隨著改革開放，我們不必再到別人家踮著腳跟看電視了，因為自家買了台黑白“飛利浦”，再往後，家裏又多了收音機、縫紉機、沙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