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畫掉了的名字》
（代序）尷尬的“蝸牛”
——感受李國新官場微篇小說
高盛榮
李國新先生從事文學創作三十年，已經出版作品集多部，創作題材非常廣泛，其中微篇小說創作成就突出，微篇小說中又以官場小說特色顯著。所謂官場小說，簡單說應該是指那些以官場生活為主要內容的小說，或者以與官場生活有關聯的內容為題材的小說。從這個角度看，凡是寫與官場生活有關的人或事的小說都該算作官場小說。李國新先生很多小說描畫了官場中“小人物”或者官場外正向官場衝殺的“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因此可以說李先生的作品更關注“官場”這一特定社會元素對中下層人的心理影響。
李國新先生長期從事基層工作，對基層的“官風”“民風”十分熟悉，這使得他的官場小說創作能夠表達普通人對官場的認識和體驗。他的官場小說主人公一類是官場中官職比芝麻還要小的“官”；另一類幹脆就是徘徊在官場之外，總是拚命往官場裏擠又總是得不到機會的“民”。對這兩類小人物喜怒哀樂的描畫，客觀地展示了下層社會與官場相關的一些人真實生活麵貌，這實際上是對新官場小說內容的進一步充實。他筆下諸多官場小人物就像一隻隻可憐的小“蝸牛”，對於社會地位卑微的他們來說，官場就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城堡”，他們要想衝進“城堡”覓得一席之地時常要費盡心機，甚至費盡心機之後也依然被排斥在“城堡”之外。因此，李國新先生的作品打開了官場小說的新視角，不僅體現了官場小說批判現實的精神，也延續了新官場小說注重刻畫人物的創作風格，更現實化，更貼近百姓生活。
首先，“利益法則”是“蝸牛”人際交往的出發點，也是他們衝擊“官場城堡”的利器。
所謂“法則”是指眾多人公認並共同遵守的規則或鐵律。趨利是經濟社會中人的一種生存本能，或者是生存的本質動力。當追逐利益成為某些人人際交往的“法則”，這種人的價值觀基本就失去了公正性。當“利益法則”成為這些人衝擊官場的手段時，正常人際關係中的情感因素就**然無存，《提拔》一文在這方麵寫得尤為精彩。張三和“我”原本是莫逆，“在機關裏，我和張三是最談得來的朋友。不說別的，我和張三年齡相仿，是同鄉，是同學，且又愛好文學。”這時候的張三和“我”都是徘徊在官場外，拚命往官場“城堡”裏擠卻無機會的“小蝸牛”， “張三和我混的都不怎祥，所以我們常在一起抱怨，針貶時弊，流露出懷才不遇的情緒。”兩人同是一副憤青嘴臉，兩人的關係靠彼此對生活境遇的共同認知來維係，是一種純粹的情感聯係。後來“頭對張三有好惑，從我的直覺中感知到張三可能有出頭之日了”，二人正常的人際關係開始發生微妙變化，先是“張三很少和我在一起了，當然聊天的機會也少了。”然後是張三故意裝作有急事的樣子躲開我的搭訕，卻和機關的一名辦事員“慢慢悠悠地邊走邊談”。再後來是“我”聽說張三要提升當副鄉長，“我對張三說，今天我請客，咱倆到諸葛酒店聚一聚。”不料張三卻說“不行啊，今晚頭要我趕一個材料。”遭到拒絕的我獨自喝悶酒回來“一眼瞅見張三和頭有說有笑，從一家豪華的舞廳裏出來”。再後來是“我把自己發表在一家大型刊物上的題目叫《提拔》的小說，拿出讓張三分享一下喜悅。過去，我和他無論是誰發表了文章都是互相分享的，還評頭論足一番。但張三這次隻是把題目瞟了瞟，漫不經意地一笑，就推給我了。”至此二人的關係徹底尷尬，維係人際關係的情感的線徹底斷裂。最後，“張三提幹走馬上任了。我和張三的距離就拉開了，至少我不能在公開場合上像以前那樣直呼張三的尊姓大名了。”分析這兩個人物，同是小“蝸牛”，同樣想往官場的“城堡”裏爬，隻是二人對人際關係的理解完全不同，張三是以利益為前提的，同樣不得誌的時候，張三與“我”無話不談。可是，一旦見了機遇的曙光，張三的利益為先的價值觀馬上顯露出來，“我”對張三的仕途無任何利用價值，張三就毫不容情地疏遠我，遺棄曾經的友誼就像丟棄一塊用舊的破抹布。這時候機關辦事員、頭兒等對張三有利用價值的人馬上又成了張三的莫逆，“利益法則”是張三這種人進行人際交往的基礎，有用的人就是朋友，沒用的友誼就是破抹布，毫不掩飾。由此，我們知道張三這種人靠了什麽手段擠進官場。與之相反，“我”人際關係的出發點是情感因素，所以，當張三的價值觀與“我”發生衝突的時候，“我”深感受了傷害，並且一再試圖去接續友誼，始終不能理解張三對待友誼的態度，從這點也就明白“我”為什麽一直在官場之外了。但無論張三還是“我”都是尷尬的小“蝸牛”，一方麵“我”還在機關繼續尋著躋身官場的機會，得不到機會也依然在憤世嫉俗，包括對張三的認識都有私己的成分在裏邊。另一方麵，雖然張三靠著人際關係“利益法則”的利器敲開了官場的大門，但是副鄉長算個多大的“官”呢？官場對於張三依然是城堡，依然壁壘森嚴，他還要像“蝸牛”那樣爬。這篇小說的精彩之處在於挖掘出張三這樣的小人物躋身官場的根本原因。
再比如《要求進步》一文，主人公的交往幹脆變成了**裸的金錢關係。“我”和張三陪鄉長打麻將，張三總是輸錢，不久張三被破格提拔成鄉長；我和李四陪著張三鄉長打麻將，李四總是輸錢，不久李四被破格提拔為鄉長。在這裏，張三、李四這樣的小“蝸牛”深諳人際關係的“利益法則”，也都把這法則直接變成了衝擊官場“城堡”的敲門磚。打麻將是這些人人際交往的手段，利益交往才是這些人人際關係的根本。盡管本篇描寫生活有些誇飾，但是我們考察一下周圍是不是有這樣的現象呢？答案不言自明。
或許“蝸牛”自有“蝸牛”的哲學吧，利益關係成為他們人際關係的基礎時，我們無法想象這種人進入官場會給百姓帶來多少利益和福音，這就是李國新官場小說深刻的批判精神，不留痕跡，卻給人思考。
其次，“官本位”思想是官場“蝸牛”們無法飛躍的心理壁壘。
任何社會都有“階層”意識，不管是否願意承認，這種意識都在潛移默化地起作用。“官場”本質上也是一個階層，是普通百姓不甚理解或者不太了解的階層，官與民總是無法站在同一階層說話、辦事、看待問題，這是由各自生存環境決定的，官看待民的眼光與民看待官的感覺總是不同。作為一個特定階層，官本位思想是它的專有意識。
關於“官本位”這個概念目前還沒有權威性解釋，“百度百科”作了這樣的界定：“縱觀曆史和現實，官本位至少包括了這四點內涵 ：公共權力的運行以‘官’的利益和意誌為最根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嚴格的上下層級製度，下級對上級唯首是瞻，上級對下級擁有絕對的權力；以是否為官、官職大小、官階高低為標尺，或參照官階級別來衡量人們社會地位和人生價值的社會心理；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會心理。”這裏解釋得十分明確，社會上有一種衡量人的人生價值和社會地位以官階高下為標準的心理，那麽，這種意義的“官本位”意識就成為一些已經身處官場的“蝸牛”們追求成功人生的心理基礎，任何與權力等級相關的因素，比如身份、地位、官職內容都成為他們關注的對象。《位置》一文對這種“官本位”心理描畫的入木三分。一個鄉政府辦公室主任或副主任應該算多大的官職呢？僅是這樣在別人眼裏幾乎算不得官的“官”，文主任，武副主任卻不容任何將“主任”的頭銜隨意戴在小辦事員頭上，最後搞到為了讓外來辦事人員明確他們的身份，“文主任召開辦公會議，研究如何轉變作風，加強崗位責任製。會後，文主任吩咐張三：‘張三啊，你根據我們各自的職責，起草一份責任製吧！’”文主任的目的不言而喻，而後“過了幾天，三人的辦公桌上方，都分別掛上了主任、副主任、辦事員崗位責任製，相當醒目。”看似可笑，實際生活中這種內容往往是每個人心裏都清楚卻無法說出口的東西，我們問一下自心有沒有官本位的思想？這裏文、武兩個主任這種與民沒太大區別，算不得官的“官”，已經在官場內外爬了很久，知道“爬”的滋味有多麽艱辛，於是把到手的“官位”看的格外金貴，格外關注當“官”的感覺，因為那是他們人生價值的標誌。對這種“蝸牛”的心理細致刻畫，凸顯了李國新先生觀察生活，體驗官場人物心理的高超能力，對充實新官場小說內容價值重大。
另一篇《官話》寫的更直接，座談會上大大小小領導的發言耐人尋味，都要體現出一定水準：一方麵要照顧到職位在自己前邊的“官”，另一方麵也要在自己的下屬麵前明確自己的位置，都是冠冕堂皇的言辭，表麵上是溜須拍馬的表演，連他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是“唉，官話啊，官話！”但骨子裏他們願意要這樣的官話，因為其中充斥著職位序列尊卑排序的意味，涉及到他們官職地位，涉及了他們的人生尊嚴，這樣的官話對他們的價值是無法言說的。李國新先生敏銳的目光洞悉了這一切，筆鋒直指官場“官本位”的本質根源。
再次，“看法”是官場“蝸牛”難以逾越的“牆”。
“看法”，顧名思義，是指一個人或一些人對某個或某些人與事所持的觀點和見解。在國人這裏，一般來說“看法”與“成見”這兩個詞往往意義不是很明確，時常說到對某人有了“看法”則意味著是抱了“成見”，或許幹脆就是偏見。在官場，假如上級對下級有了“看法”，那麽，這十有八九就是下級給了上級不良的認識和印象了，對下級來說也許意味著仕途警報。可是，這“看法”時常又是在無意間留下的，自己根本沒有意識到，也根本不可能想到，於是，官場“蝸牛”們都害怕這“看法”，對他們來說，一旦上級對自己有了“看法”，那就像麵前立了一堵難以逾越的牆，自己的仕途就再難有出頭之日。李國新先生《官病》一文針對這種現象進行了十分巧妙的表達。局長生病住院了，“局裏該去看望的都去了，唯有財務科的張三科長太忙，抽不開身……張三科長給局長打了個電話，把半年的財務狀況簡單地講了一下，就說我瑣事纏身，沒有及時看望您。局長就說你把工作搞好了，比看我都好。”看起來局長和張三科長的關係十分融洽，都在勤政而且有公心。甚至局長還頗有廉潔之風，“局長悄悄把張三科長叫到了辦公室裏。王五、李四他們送來幾條煙和幾百塊錢，我說我都出院了就算了，他們說你不收就是有想法，我隻得暫時收下了。我想請你退給他們，其實他們的家庭也很困難嘛！”局長無疑是個好幹部形象，迂腐的張三科長始終對局長懷著感激。然而幾年後，當局長退了休，原來的文副局長成為文局長，張三科長得到提拔，文局長透出一切不可言說的玄妙：隻因為張三科長沒有看望原局長的“重感冒”，原局長對他有了“看法”，甚至對當時的文副局長說張三科長“水平有限”，“能力有限”，“ 不能再當科長”，多麽凶險，這就是“看法”的殺傷力，一件無意間的事給上級留下“看法”就可能徹底斷了一個人的仕途生命，這是官場“蝸牛”的可悲之處，隨時要看上級臉色，隨時要揣摩上級心情，爭取事事處處都滴水不漏，才有可能避免上級對自己留下“看法”。這篇小說的巧妙之處在於這“看法”恰也成全了張三科長，正如後來的文局長作的**裸的表白：“我本和他不是一條心，他要換的人，我就得要，就得保住。如果他對你格外關心，我們能有今天的共事嗎？”這時我們一下子就能感覺出“看法”的威力有多大，難怪知道真相後，“張三副局長心中一顫：幸虧自己當初沒有去醫院看望局長。” 與此相關的另一篇作品《黑提包風波》寫的也很深刻，鄉長下鄉工作時總是用一個黑提包，這黑提包甚至成了鄉長的標誌。鄉黨政辦張三因為事物多材料多，也用了一個和鄉長同樣的黑提包，結果很簡單：“事過一年，有人善意地指點張三：知道嗎？你無意中得罪人了。張三覺得自己為人處世還可以，談何得罪人呢？那人指著張三已經半新半舊的那個黑包，就是這個包。你知道嗎？在你用這個包之前，鄉長是用這個包的，可你開始用這個包後，鄉長就沒有用了。你知道鄉長為什麽不用大黑提包了嗎？”看上去似乎不可思議，其實很簡單，“原因是，這個大黑提包有些雍容華貴，提在手裏惹人眼目，像一個大幹部似的。”仔細分析同樣是官場“蝸牛”的鄉長的內心就能明白一切，鄉長對張三的“看法”不過依然是“官本位”意識裏的等級觀念，在這個鄉裏，大幹部隻有鄉長一個人，豈容小小鄉辦主任張三擺出狐假虎威的嘴臉？所以這篇小說寫得很切實，很細致。醒悟過來的張三“就冒冷汗”，因為他很清楚鄉長已經對自己有了“看法”。這裏李國新先生寫出了官場“蝸牛”的可悲之處，批判的意識非常明顯。
最後，“才華”也許是官場“蝸牛”前行的障礙。 李國新先生的官場小說塑造了一些小機關裏小文人的形象，他們有才華，卻總是鬱鬱不得誌，究其原因則是他們的才華成他們向上攀爬的障礙。《文殤》一文寫得很深刻。小文人張三愛好文學，時有作品見刊見報，張三就常拿著作品給領導看，漸漸領導就有了“看法”，不再賞識他的文才。張三公文也寫得漂亮，他給領導寫的講話稿和署名調研報告精彩，有新意，有**，可是他愛到處宣傳，生怕別人不知道是他寫的，於是領導更有“看法”，結果就不言而喻了，“張三大約服侍過七、八個主要領導，每當上級或者其它部門想調張三時，領導太惜才了，說張三不能走，張三是人才，我們要用他。所以，張三的出頭之日機會就是人們常說的‘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然而當張三變的謙虛起來，再不那麽張揚自己了，“領導對他寫的講話稿感到越來越不滿意，說講話稿沒有**了，沒有新意了。張三多次將領導的署名文章推出去發表，可就是不能發表。領導對自己的署名文章不能發表，就對張三有意見，說張三的文章越來越沒有活力了，越寫越退步了。”這時候“張三很快就調到一個清閑的部門當了一個頭。”到這裏我們看到李國新先生揭露現實的筆有多麽犀利，也看到了官場小文人的尷尬處境。因為“蝸牛”般的社會地位而拚命展示自己的才華，以博取出頭的地位，卻不知領導隻要利用他的才華卻不要他展示才華，領導心目中這樣有才華的“蝸牛”不過是一個得心應手的工具而已，再有才華的工具也隻是工具，再大才華的“蝸牛”也不可超越領導，那麽才華上超越了領導的“蝸牛”就隻能永遠作工具供領導使用，否則一旦被提拔起來豈不是對領導最大威脅？直到有一天，這樣“蝸牛”的才華被歲月磨蝕淨盡，成為庸才一塊，即使做工具都不能得心應手了，對領導徹底不構成威脅了，出頭的日子也就到了。多麽辛辣的諷刺，作家對基層機關生活的深刻認識和體驗如此精準，令人拍案。
《署名文章》一文也詮釋了小文人在官場的處境，小說中的小文人不能有才華，至少不能把才華在自己工作單位展示出來，文章可能在報章發表，但最小機關，小文人必須“夾起尾巴做人”，這樣才有晉升的機會，否則前程暗淡。因為這是在小機關，小文人是爬行的“蝸牛”，頭上的領導不正在向上爬嗎？他怎可容忍自己有才華的下屬爬到自己前麵去呢？官場“蝸牛”的世相在這裏可見一斑。
綜上，在這些小說裏，李國新先生刻畫了官場小人物，和官場外正拚命往官場擠的小人物，他們都是可憐的“蝸牛”，因為他們實在太卑微，官場的壁壘他們沒有足夠能量突破，因此他們總是在費盡心思研究官場的法則，也總是找不到自己的準確位置。兩類小人物正如新官場小說重要作家王躍文先生在《蝸牛》一文中描畫的那樣：“人就好比爬行在蘋果樹上的一隻蝸牛，它爬的那個枝丫上是不是最後有個蘋果在那裏等著他，其實早就定了的，隻是它無法知道。我們就像一隻蝸牛，在不遺餘力地爬呀爬，總以為前麵有一個大蘋果在等著我們，可說不定等著我們的是一個空枝丫。最令人無奈的是這枝丫上有沒有蘋果，不在於我們爬行得快還是慢，也不在於我們爬行的步態是不是好看，而是早就注定了的。”所以，這些小人物的境遇是尷尬的，終其一生也未必能夠摘到“蘋果”。
縱觀李國新年先生官場小說，刻畫了官場小人物的形象，充實了新官場小說的人物形象，並且繼承了前代官場小說直擊現實，批判俗惡的傳統，也發揚了新官場小說細膩刻畫人物，關注人物內心的藝術風格，寫出了自己的特色。本文主要針對李先生作品的題材進行評析，沒有涉及藝術風格。不過也想簡單地提一下對這些作品寫法上的一點感覺：情節不夠豐富，有的作品限於平鋪直敘，塑造人物不夠靈活，比如《文殤》基本是客觀表述，沒有情節充實，人物生動性就不強。這點與李先生商榷。總之，李國新先生的官場小說十分有特色，相信李先生今後會出更多如此優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