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我看來，作家馮玉雷是一個頑強的文化尋根者，一個試圖“還原”絲綢之路文明的夢幻者，一個追尋敦煌文化的沉醉者，一個執拗地按照自己的文學理想來建構文字王國的人。這樣的人，雖身處繁囂之中，由於癡迷之深，其孤獨幾乎是必然的。

馮玉雷的小說創作開始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陸續發表中篇小說《陡城》、《野糜川》等，並且出版了長篇小說《肚皮鼓》，他在追求藝術性的同時，更注重作品的文化意義。1998年，臨近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之際，馮玉雷完成了紀實體作品《敦煌百年祭》，以類小說筆法，書藏經洞之悲劇。這是他的敦煌文化小說的肇始。別看文筆近乎通俗，立意卻不膚淺，興趣也不在獵奇，而是落在如陳寅恪所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的語義闡釋上。他要探究的是，敦煌何以成為傷心史，傷心在何處？傷心的僅僅是學術嗎？傷心的隻是一座藏經洞，抑或一個王道士？對於王道士，作者的看法較為深刻：不是簡單化地唾罵他“賣國”了事，而是寫這個被曆史戲劇化地置於矛盾焦點的小人物，為孤絕所困，為生計所苦，為情勢為挾，為愚昧所驅，其行為及其後果帶有某種“假私濟公”的性質——出於私欲是本意，是出發點，“濟公”卻是始料所未及的客觀使然。大量珍貴文物被盜賣了，大不幸也；但珍貴文物因禍得福，幾乎在一百年間躲過了重重災難，被完整地保存下來了，致使敦煌學成為資料豐滿的顯學，又是不幸中之萬幸也。它們不是藏在自家的而是藏在別國的博物館裏，是讓人痛心疾首的事；但它們終究沒有像圓明園的珍寶那樣被劫掠一空或者付之一炬，又讓人在痛心之餘感到了些許欣慰——在全球化和資訊空前發達的今天，這後一點也許會變得愈益突出。

如果說，《敦煌百年祭》隻是圍繞藏經洞傳奇的一部單純而緊湊的紀實體作品，那麽，擺在我們麵前的這部長篇小說《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就是一軸寫意和寫實交織的長卷，一首雄渾的交響樂，一個龐大的文化夢境。作者努力追求題旨的深邃，氣象的闊大，人物的眾多，線索的複雜。這些都是他的前作所無法比擬的。馮玉雷無疑躍上了一個新的高度。在我有限的閱讀經驗裏，像《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這樣奇異的文本尚不多見。我甚至一時不知道該怎樣評價這部標明為“小說”的複雜文本，姑且以“文化小說”名之。必須承認，它為我帶來了強烈的知覺衝擊和浩闊的閱讀感受，包括大量關於敦煌和西域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曆史疑案，科學知識。我相信讀到這本書的人，也會和我一樣，為它的曆史意象的豐富，斑斕，多元，神奇和無極的寥廓感而發出讚歎。作者固然不是知名作家，但他把握錯綜複雜曆史文化現象的能力，處理頭緒紛繁曆史人物的本領，不免讓人暗暗稱奇。然而，它有點“不像小說”，它缺乏傳統小說情節的連貫性，懸念的緊張性和主要人物的一以貫之，它有意地切斷故事的趣味線索，讓人頗為不適，它在文體上的嚐試，即所謂“整合”方式，也不無可以商榷之處。但是，盡管如此，它仍是一部有價值的作品。

小說題名《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表達了作者獨特的文化情思和曆史文化觀念。“六千大地”泛指西部大地——帕米爾高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傳統中的西域各地及中亞。六千大地極言其遠，包含一個大文化帶。這一地域曾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地帶，積澱深厚，張力四溢，而敦煌是它的一顆明珠，是其文明核心和精華匯聚之地。敦煌文化也可以說是樓蘭文化、龜茲文化、高昌文化等已經消失的西域文化的延伸，其中也有很多中亞與中國中原文化的雜交成分。正是敦煌，以及圍繞敦煌的中亞腹地在上世紀初的人文地理大發現，激發了作者的想象，引發了思古之幽情，豪邁之追憶，浪漫之抒發。作者是一個真正熱愛西部，熟悉西部，並把靈魂交付給西部大地的人。他心中的西部，並不是外在的荒寒，不是茫茫戈壁，不是粗礪的物象，徒以形式赫人，他心中的西部是一個活物，一個無可言說的心象，一種近乎神性的存在，是積澱了豐厚的文化土層的所在，有點萬物有靈的泛神論意味。隻有長期浸潤其中又能超拔出來，達到物我兩忘境地的人，才可能有此悟性。

這部長達七十四萬言的小說，擷取的是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那個轟轟烈烈的中亞地理大探險、考古大發現的時代。這個時代，西方列強正在不斷敲開中國的東大門；而在中國的西部邊陲，偉大的敦煌藝術卻在征服著西方世界，引來了西方的竊掠者、覬覦者和探險者。那時，在新疆，西藏，塔裏木，天山南北，昆侖山，阿爾金山，敦煌，河西走廊，出沒著不少外國探險者，或者文化大盜，他們一齊把目光轉向這片冷寂萬年之地。他們先後到達長江黃河源，羅布泊，青海湖，尼雅古城，樓蘭國舊址，絲綢之路沿線，以及拉薩外圍。這是一個偉大的人類科學和文化的活躍期，魚龍混雜，搬演的卻是人類另一種性質的戰爭——文化的戰爭。在我看來，這部書由三條主要線索構成，一條是象征性的，從敦煌的遠古傳說寫起，涉及到大英雄，月牙，樂僔，茄豐，正統十一，羅布奶娘，蒲昌等等，直到引出沙洲駝隊，主要表現西部人民的生存。這裏的人物大都是“不死鳥”，有西部精神的傳統。第二條線索是現實層麵的，涉及敦煌及探險所到各地的各類中國人形象，潘震，楊恕昌，王圓籙，蔣孝琬，阿克亨，唐古特，香音，馬榮貴，烏蘇，辜鴻銘，等等。第三條線索是外國探險者們的形形色色，這是作品中份量最重，也最見光采者。諸如榮赫鵬，普爾熱，梵歌，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河口，奧得等等。迄今為止，雖經常有人提及他們，卻還沒有一部作品像馮玉雷的這部作品，如此集中生動地描繪他們各自不同的形象。小說同時具有濃厚的傳奇色彩——雖然作者在不斷有意地削弱其傳奇性。小說從普爾熱劫天馬起筆，到梵歌與香音之戀，並遭暗殺，引出斯坦因的辨別古書，王道士的打開藏經洞，斯文?赫定的撿到靈光玉，伯希和的北京辦展覽，河口的進西藏，榮赫鵬與1904拉薩的槍聲，最後，以終身未婚的大探險家斯文?赫定得到了羊皮地圖而收束。書中有大量聞所未聞之事，有深厚的文化底蘊。

那麽，作者是怎樣展開自己的藝術世界的呢？麵對中華文明與東西方文明交匯撞擊的巨大文化遺存——敦煌，作者為之神往，追懷，讚頌，產生了重塑敦煌大意象的衝動。但是，要訴諸小說形式，卻是件極困難的事。能領悟西部的神韻，並不一定能言說這種神韻。作者為了表達他積蓄胸中不吐不快的情愫，采取獨有的方式。首先是，放棄傳統現實主義的人物觀，不再精細地刻畫人物的性格層麵，全書甚至沒有貫穿性主要人物，而是把各色人物作為類型和符號，匯入了文化行為的洪流，成為巨型文化幻境中的角色。這樣說也許有點抽象。事實是，小說中的人物，不再突出其民族的，國家的，集團的意誌代表，而是更多的是以文化的，個體的，甚至人類精神的某種精神代表出現。於是，整部作品仿佛一件圖案極其複雜的編織物，又像一個巨型的旋轉舞台，眾多人物一一從我們眼前掠過，共同指向一種浩闊的文化精神。作者力求深入到天、地、人的靈魂深處，發掘一種或多種文化形態的來龍去脈，展現生命個體在本真狀態下愛的姿態，力圖寫出悲劇性的集體無意識，以寄托其文化情思和浪漫遐想。斯文?赫定不能算全書的中心人物，但他的形象顯得十分突出。他是一個心懷夢想的科學家，一個癡情的獻身者，為了酷愛的中亞文化，他終生未婚，“把自己嫁給了六千大地”。在他身上，有悲憫，也有以有限隨無限的憾恨。他是作者心目中的文化英雄。

作品在虛與實，史與詩，科學與想象，學術與文采的結合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在這裏，世俗的道士與神話中的仙姬，探險者的麵影與煙濤微茫的傳說，交錯展開。馮玉雷為研究敦煌史、神話、民族學，下過一番笨功夫，他涉獵史料廣泛，有較豐厚的積累。這部書無疑具有相當的學術含量，非道聽途說者所為，有依據，有鑒別，有見解，堪與學者對話。然而，有意思的是，他完全不是為了寫敦煌史，或從史的角度出發，毋寧說他是從自己的夢想出發。他對梵歌，斯坦因，伯希和，普爾熱，斯文?赫定，河口等，還有蔣孝琬，王圓籙之流，都懷著巨大的好奇心，有一股探究熱情。不是為了考證史實，而是為了挖掘文化意蘊。一方麵，作者恪守曆史的科學性，在重大的事件、年代、人物上，遵循史實，體現學術性的嚴謹的一麵；另一方麵，為了充分展現文化意象，張揚敦煌文化精神，小說的時空自由轉換，事件與人物離合自如，作者驅遣神話中的人，壁畫中的人，動物，木石，彩陶，寶玉來為整體服務。追求語言的色彩感，畫麵感，瞬間感，也是其突出特征，顯然，這是現代藝術的表現手法。馮玉雷常常談到達摩、六祖惠能及西方現代藝術家梵高、高更、塞尚、馬蒂斯、杜尚等，他從這些卓然獨立的文化巨匠的行為及藝術中吸取營養，並用於自己的創作實踐。試看小說開端，普爾熱捕獲天馬的場麵：“普爾熱沉醉於天馬舞蹈般優美的飛騰中，如同一枚從俄羅斯大地發射的子彈，向著無盡的未來衝刺，衝刺！他體驗到飛翔的快感，也就是子彈鑽進獵物骨肉的快感”，還有文中諸如 “從前衛到傳統之間的距離很短，可以說從拉薩到庫倫，也可以說從羅馬到長安，總之，在敦煌這個交叉點上，從我們開始——隻能說從本階段開始，包括以後的法良、張議潮、回鶻公主、於闐夫人等等隻能選擇有生命的方式來抒情、表現”、“我畢竟是女人，我需要依偎著男人的信仰休息”、“誰都知道你來自於《聖經》，現在卻站在《山海經》上”之類的敘述，這種筆墨，寫意，瑰麗，浪漫。但是，這部作品也存在一些明顯的不足。作者關於沙洲駝隊的設計是動人的，“駱駝客的真誠、勇敢和忠義震顫了我，如果說敦煌是駝隊的心髒，那麽往來穿梭的駝隊就是伸展在西部六千大地的動脈、神經和觸角”，“駱駝客要懷著恢複漢唐繁榮的夢想周遊世界”，可惜在具體表現上，顯得力度不夠。另外，全書筆墨過於密實，厚積，不夠疏朗，多種藝術手法雜交和雜糅，有的成功，有的失之勉強。有些語言不古不今，聽來別扭，影響了風格的統一。

關於《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的寫作，馮玉雷在致我的信中說：“……我便以農民對待土地和糧食的情懷奉獻了全部虔誠，麵對自己，反省內照。作為外化的形式就是繼續寫作——將六年前開始的一次創作活動向前推進，一氣嗬成，完成初稿，之後，反複修改。那是一段另類幸福的日子，我整天同誇父、西王母、古代高僧、普爾熱、斯文·赫定、斯坦因、駱駝客、行為藝術家等神話、曆史、小說中的人物一起呼吸，共同麵臨絕境，又重新獲得希望，心靈在西部的高天厚土中沉醉、釋放”。從中可以看出他的定力，他真正地進入了自己的世界，流連忘返。這種定力使他發現了別人難以發現的題材，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屬於他自己的表達形式。每個民族、部落、國家乃至個體，所有的行為都與文化有關，可是我們發現了多少呢？現在有太多的作家滿足於生活中熱鬧的表象，就像隻看到樹葉而看不到樹幹一樣。

在通信中，馮玉雷還說：“偉大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其作品裏記述了古典時期生存在羅布泊的一種鳥，叫‘湖上犛牛’。這種鳥的生存狀態很奇怪，常常積聚力量，然後抒情性地爆發出一連串不斷變奏的鳴叫聲，像犛牛。‘湖上犛牛’專注地抒情，精疲力竭，癱倒；再積聚，再抒情，再癱倒。如此循環。我的寫作隻在業餘，但從情感上來說，也像湖上犛牛。沒有人要求我寫什麽，怎麽寫，僅僅因為我熱烈地深愛人生、自然、文化、夢想，要愉悅，抒情，感恩，工作之外的時間幾乎都花在與文字有關的事情上了”。看了這段話，我不由深深感動。這不正是需要在當代作家中大力提倡的精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