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偵探

第1章

我總算有了時間去做一個全身檢查。過去十個月來，我感覺自己身體的各項機能在逐漸衰退，像老舊的引擎即將報廢：我的眼睛逐漸花了，身體也隨之老化。走**、運動、思維，完成它們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困難。右上腹不時隱隱作痛，但力度還不至於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不過還才中年而已，但在這個黃金年齡我卻率先變老了。按醫生的話說，這可能是現代人常有的“亞健康”狀態，即感覺精力不如以前，身體某個地方總是莫名的疼痛。這是有原因的。這段時間以來，我的工作突然變得很忙。某一天清晨，我光著身子站在衛生間鏡子麵前審視自己浮腫的軀體，突然意識到自己該休息休息了。然而，該承擔的工作總是推脫不掉的，何況我的情形有所不同。有時候，我會想，也許這所名氣不大的美國大學根本沒有屬於我的**。我在這裏取得了教授的職位，但就像有些國家的元首隻是個虛名一樣，卻沒有獲得教授應有的悠閑。忙碌的工作始終困擾著我，在這裏，任何事情都需要我親自去做，甚至包括安排課程和選定教室。而這時候，又正值學期中段，我得忙著批改學生的論文。除此之外，還得應付為不太理想的成績不斷登門求情的學生。

正如之前所說，我的情形有所不同。任何一名本土的教授都不會有這樣的特殊待遇，能享受到這樣待遇的隻能是外籍人士（歐洲的當然不算）。在我們學校任意一個地方，不論是傍晚時分，覆蓋著若有若無的橘色的田徑場，還是在充滿科技感和藝術構想的圖書館，甚至是坐滿了慵懶的學生的快餐廳，因為身份的歧視而爆發的衝突此起彼伏。在我看來，這似乎就是美國曆史上那次最嚴重的種族**（一九六七年，新澤西紐瓦克的黑人**）的遺留物。那些遭到歧視和敵視的可憐人，一般都來自印度或中東，大多都是政治**的原因。我也聽到不少中國學生抱怨他們在無形之中受到了歧視或不公的對待（比如對方冷淡的態度），我大可把它認定為種族歧視，因為我也來自中國。現在你知道我的不容易了，我勞累我的身體，費盡我的心智，離開我的親人，來到美國的一所大學取得現在的成績，已經很不容易了。而現在，我所做的事情隻不過是我年輕時候奮鬥時所做的事，我已經經曆了一次，何必又再忍受一次折磨？這麽做隻會讓我失去生活的興趣，但有時候想到自己的無奈，我又會抿嘴嗤笑自己：我還沒有出現自殺傾向，說明我還沒對這脆弱而又重複的生活失去興趣1。

人有時候不能把身份和種族拿來解釋任何挫折，這是每一個有自尊、有奮鬥心的人都懂的道理，正因為如此，盡管我非常想把這條理由拿來解釋一切，安慰我心裏所有受到創傷的地方，但我最後還是得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因為隔壁教室的印度工科學生都活得那麽風風火火。來了美國這麽多年，我逐漸能毫無障礙甚至流暢地閱讀那些英美文學。人們的說話、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呢？這些對我來說也已經不成問題，我能直接和準確地理解到他們想要表達的意思。唯一對我來說困難的是表達，我想到很多年輕的中國留學生向我訴說他們的問題，那就是閱讀和聽課都沒有障礙，但就是聽和說不能同步，這說明他們的口語存在問題，無法用英語進行思考。而我的苦惱，聽上去像是口語問題，事實上我除了有點固有口音外，說的方麵我問題不大，我隻是不善於表達，換成中文也是一樣的，因此我經常在日常學術交流和研討會上的討論中遭到同事們的嘲笑和孤立，這和我與他們觀點不一也有一定關係。這裏需要說明一點，美國的教授可不像中國教授那麽正兒八經。就連在日常生活中，我也經常犯表達方麵的錯誤，有一次，因為下午即將有個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文學的研討會，而我在辦公室裏批閱作業以至於時間晚了，所以便急匆匆地走出充滿光汙染的教學樓，到幾百米遠的餐廳去買點食物對付一下。因為過了用餐時間，裏麵人很少，唯一幾個顧客還是趴在餐桌上做作業和睡覺的。為我點餐的是一個學生模樣的白人男孩，估計是來做兼職的，憂鬱的淡藍色眼睛和一頭紅發很不搭，工作帽把他的長發壓得在他耳邊飛揚，樣子看上去很不羈。

“你好，先生，需要些什麽？”他問，頭也不抬。

我記得我把想吃的告訴了他，整個過程我有點結巴，表達並不順暢，然後就若無其事地等在那裏，閉上眼想著即將開始的研討會我要講的內容。

他呆滯了一下，我現在想著他注視我閉著眼時的畫麵，覺得當時他可能認為我是個徹頭徹尾的白癡。隨後，我睜開了眼，看到了他正歪著頭看著我。突然，他麵露不悅，說：“嗨，先生，我不知道你那可憐的喜好和你胃的構成，我是新來的，但我們這兒確實沒有那個什麽混蛋冷凍油脂漢堡（grilled cheeseburger）。先生，對不起。”

我這才如夢初醒，我想要吃的是烤幹酪漢堡（chilled grease burger），不是那個奇怪的東西。“先生，你剛剛就是點的那個。”可那個營業員卻這麽說。於是，這隻能是我的問題，而且這兩個詞的發音是如此相近，我的表達又欠佳，思維也不在食物上，我把它們給說錯了。最後，我向那個高傲的學生營業員道了歉（我遭到了並不嚴重的侮辱，但道歉的卻還是我），提著漢堡麵無表情地走出餐廳。一**上我邊走邊吃，我吃得很快，仿佛在吞下一種恥辱，走到研討會會場時我剛好吃完。

這還隻是我龐大生活的一個縮影，由此可以看出除了學術上的紛爭之外，我的表達欠佳——這似乎也是中國人的常態，同時我也是個謙遜之人——也讓我的那些同事們嘲笑我。這讓我的學生們認為我是個容易說話的老師，還讓學校領導覺得我是個在每一個關係到我利益的問題上最易妥協的人。學生時代的我生活一片寧靜，然而隨著我沒日沒夜的奮鬥，某種程度上來說我是成功了，卻湧現出了這麽多問題。

好吧，現在回到我的身體上，這終究是我最根本的問題，沒有這個問題我接下來所有苦惱也都會消失。通常人們發覺自己的病灶是通過身體的突變，比如身體某部分劇烈的疼痛或者突然失去知覺，而我卻不是這樣的。這是個緩慢的過程，中間雖然也有右上腹的疼痛，但那是最輕微的，甚至比不上一隻蚊蟲的叮咬（說實話，我很奇怪這樣的症狀，它極不正常）。因此，在那段現在看來被上帝玩弄的日子裏，操控著我那將要失去控製的生活軌跡的，是一片未知的恐懼。

我不是沒經曆過這樣的感受，很小的時候，我就體驗過這種未知的恐懼。那還是在中國，我才**歲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處在物質貧乏的大**下，生活中各種條件可比不上現在。像我這樣大的孩子們，因為沒有電腦，沒有電視，沒有任何有意思的玩意，甚至連一個布玩具都是一種奢望，所以他們都在飛舞著漫天塵土的泥土運動場上滾鐵環和玩彈珠。因為老被那些大孩子欺負，我連那些消遣的權利都失去了，於是我隻得看書，我整天都看那些我幾乎看不懂的書。看了一段時間，我發現眼前的世界變模糊了，所有東西我都必須湊很近才能看清楚，我害怕不久之後我什麽都看不見了，但因為想逃避父母的擔心，我一直沒有向他們公開這個恐懼。最後，直到學校組織的一次體檢，老師驚訝地把我嚴重的近視告訴了父母，這才撥開了這層恐懼的迷霧。不久前（應該是最後一次）我和父親母親的越洋電話中——他們借口聽不懂英語，無論如何都不肯隨我到美國過日子（如今我完全有這個能力），固執地想留在國內終老——聲音因為蒼老而顫抖的越發厲害的父母聽說我為了迎接喜事於是換了一副新的金邊眼鏡後，還饒有興致地輪流在電話聽筒前講我還是小孩子時鬧的那個笑話，當時，我充滿恐懼地對圍在我周圍的爸爸媽媽以及老師說，眼裏閃爍著倔強的淚光，“我怕我會失明！”他們都大笑了起來。見我哭個不停，媽媽摸了**的頭，手指了指老師鼻梁上的眼鏡，似乎擔心我聽不清，她緩慢而溫柔地說：“別怕，戴上這個，你麵前的世界就清晰了，不會再有看不見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