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傳
貝多芬傳
竭力為善，愛自由甚於一切，即使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
——貝多芬（一七九二年手冊）
他短小臃腫，外表結實，生就運動家般的骨骼。一張土紅色的寬大的臉，直到晚年皮膚才變得病態黃黃的。尤其是冬天，當他關在室內遠離田野的時候。他額角隆起，寬廣無比。烏黑的頭發異乎尋常的濃密，好似梳子從未在上麵光臨過，到處逆立，賽似“美杜莎頭上的亂蛇”。
他的眼中燃燒著一股奇異的威力，使所有見到他的人為之震懾。在褐色而悲壯的臉上，這雙眼睛射出一道狂野的光，大家總以為是黑的，其實卻是灰藍的，但大多數人不能分辨那微妙的差別。它們平時細小而深陷，興奮或憤怒時才大張起來，在眼眶中旋轉，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們真正的思想。他往往用憂鬱的目光向天凝視。
寬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獅子的相貌。一張細膩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傾向。牙床結實得厲害，似乎可以嗑破核桃。左邊下巴有一個深陷的小窩，使他的臉顯得古怪地不對稱。據莫舍勒斯說：“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談話之間有一副往往可愛而令人高興的神氣。但另一方麵，他的笑卻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難看的，並且為時很短。”——那是一個不慣於歡樂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憂鬱的，顯示出“一種無可療治的哀傷”。一八二五年，雷斯塔伯說看見“他溫柔的眼睛及其劇烈的痛苦”時，需要竭盡全力才能止住眼淚。一年以後，布勞恩·馮·布勞恩塔爾在一家酒店裏遇見他，坐在一隅抽著一支長煙鬥，閉著眼睛，那是他臨死以前與日俱增的習慣。一個朋友向他說話。他悲哀地微笑，從袋裏掏出一本小小的談話手冊；然後用著聾子慣有的尖銳的聲音，教人家把要說的話寫下來。
他的臉色時常變化，或是在鋼琴上被人無意中撞見的時候，或是突然有所感應的時候，有時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為吃驚。“臉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脹，狂野的眼睛變得加倍可怕，嘴巴發抖，仿佛一個魔術家召來了妖魔而反被妖魔製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亞式的麵目。克勒貝爾說是莪相的麵目。尤利烏斯·貝內迪克特說他無異“李爾王”。
路德維希·凡·貝多芬，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於科隆附近的波恩，一所破舊屋子的閣樓上。他的出身是佛蘭芒族，父親是一個不聰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親是女仆，一個廚子的女兒，最初嫁給一個官宦之家的侍從，丈夫死後再嫁貝多芬的父親。
貝多芬的童年充滿艱辛，不像莫紮特般享受過家庭的溫情。一開始，人生於他就顯得是一場悲慘而殘暴的鬥爭。父親想開拓他的音樂天分，把他當作神童一般炫耀。四歲時，他就被整天地釘在揚琴前麵，或和一架提琴一起關在家裏，幾乎被繁重的練習壓死，差點讓他恨死了這門藝術，父親不得不用暴力來迫使貝多芬學習。貝多芬從少年時代就得操心經濟問題，不得不過早承擔養家糊口的重任，需考量如何掙得每日的麵包。十一歲，他加入戲院樂隊；十三歲，他擔當大風琴手。一七八七年，他失去了自己熱愛的母親。“她對我那麽仁慈，那麽值得愛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當我能叫出母親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聽見的時候，誰又比我更幸福？”
母親是患肺病死的；貝多芬自以為也染著同樣的病症，常常感到不舒服；除此之外，他還患有比病痛更殘酷的憂鬱症。十七歲時，他做了一家之主，擔負著兩個兄弟的教育之責；因為父親酗酒，不能主持門戶，他不得不羞慚地請求父親退休。人家擔心做父親的拿了錢去揮霍，將養老俸交給兒子收領。這些可悲的事實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創痕。他在波恩的一個家庭裏找到了一個親切的依傍，便是他終身珍視的布羅伊寧一家。可愛的埃萊奧諾雷·特·布羅伊寧比他小兩歲。他教她音樂，領她走上詩歌的路。她是他的童年伴侶。也許他們之間曾有相當溫柔的情緒。後來埃萊奧諾雷嫁了韋格勒醫生，他也成為貝多芬的知己之一。直到最後，他們之間一直保持著恬靜的友誼，那是從韋格勒、埃萊奧諾雷和貝多芬彼此的書信中可以看到的。當三個人到了老年的時候，友誼格外動人，而心靈的年輕卻又不減當年。
盡管貝多芬的童年如此悲慘，他回憶起這段時日和兒時住過的地方，淒涼中仍透著一絲溫馨。後來他雖不得不離開波恩，在花花之都維也納那貧困慘淡的近郊度過餘生，卻從沒忘記萊茵河畔的故鄉，莊嚴的父性大河，像他所稱的“我們的父親萊茵”。的確，它是那樣的生動，幾乎賦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顆巨大的靈魂，無數的思想與力量在其中流過；而且萊茵流域中也沒有一個地方比細膩的波恩更美、更雄壯、更溫柔的了，它那濃蔭密布、鮮花滿地的阪坡，受著河流的衝擊與撫愛。在此，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二十年；在此，形成了他少年心中的夢境——慵懶地拂著水麵的草原上，霧氛籠罩著的白楊，叢密的矮樹，細柳和果樹，把根須浸在靜寂而湍急的水流裏，還有村落、教堂、墓園，懶洋洋地睜著好奇的眼睛俯視兩岸；遠遠的，藍色的七峰在天空畫出嚴峻的側影，上麵矗立著廢圮的古堡，顯出一些瘦削而古怪的輪廓。他的心對於這個鄉土是永久忠誠的。直到生命的終了，他老是想再見故園一麵而不能如願。“我的家鄉，我出生的美麗的地方，在我眼前始終是那樣的美，那樣的明亮，和我離開它時毫無兩樣。”
大革命爆發了，泛濫全歐，占據了貝多芬的心。波恩大學是新思想的集中點。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貝多芬報名入學，聽有名的厄洛熱·施奈德講德國文學——他是未來的下萊茵州的檢察官。當波恩得悉巴士底獄被攻陷時，施奈德在講壇上朗誦一首慷慨激昂的詩，鼓起了學生們如醉如狂的熱情。次年，他又印行了一部革命詩集。在預約者的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到貝多芬和布羅伊寧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當戰事蔓延到波恩時，貝多芬離開了故鄉，住到德意誌的音樂首都維也納。路上他遇見開向法國的黑森軍隊。無疑，他受著愛國情緒的鼓動，在一七九六與一七九七兩年內，他把弗裏貝格的戰爭詩譜成音樂：一闋是《行軍曲》；一闋是《我們是偉大的德意誌族》。但他盡管謳歌大革命的敵人也是徒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貝多芬。從一七九八年起，雖然奧地利和法國的關係很緊張，貝多芬仍和法國人有親密的往來，和使館方麵，和才到維也納的貝爾納多德。在那些談話裏，他擁護共和的情緒愈發肯定，在他以後的生活中，我們更可看到這股情緒的有力的發展。
這時代施泰因豪澤替他畫的肖像，把他當時的麵目表現得相當準確。這一幅像之於貝多芬以後的肖像，無異介朗的拿破侖肖像之於別的拿破侖像，那張嚴峻的臉，活現出波拿巴充滿著野心的火焰。貝多芬在畫上顯得很年輕，似乎不到他的年紀，瘦削的，筆直的，高領使他頭頸僵直，一副睥睨一切和緊張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誌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筆記簿上寫道：“勇敢啊！雖然身體不行，我的天才終究會獲勝……二十五歲！不是已經臨到了嗎？……就在這一年上，整個的人應當顯示出來了。”特·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說他很高傲，舉止粗野，態度抑鬱，帶著非常強烈的內地口音。但他藏在這驕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唯有幾個親密的朋友知道。他寫信給韋格勒敘述他的成功時，第一個念頭是：“譬如我看見一個朋友陷於窘境：倘若我的錢袋不夠幫助他時，我隻消坐在書桌前麵，頃刻之間便解決了他的困難……你瞧這多美妙。”隨後他又道：“我的藝術應當使可憐的人得益。”
然而痛苦已在叩門，它一朝住在他身上之後永遠不再退隱。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〇年，耳聾已開始它的酷刑。耳朵日夜作響，他的內髒也受劇烈的痛楚折磨。聽覺越來越衰退。幾年來，他瞞著人家，連對最心愛的朋友們也不說；他避免與人見麵，使他的殘廢不致被人發現；他獨自守著這可怕的秘密。但到一八〇一年，他不能再緘默了。他絕望地告訴兩個朋友：韋格勒醫生和阿門達牧師。
“我的親愛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懇摯的阿門達……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貝多芬真是可憐至極。得知道我的最高貴的一部分，我的聽覺，大大地衰退了。當我們同在一起時，我已察覺許多病象，我瞞著；但從此越來越惡劣……還會痊愈嗎？我當然如此希望，可是非常渺茫；這一類的病是無藥可治的。我得過著淒涼的生活，避免我心愛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這個如此可憐、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傷心的隱忍中找棲身！固然我曾發誓要超臨這些禍害，但又如何可能？……”
他寫信給韋格勒時說：“我過著一種悲慘的生活。兩年以來我躲避著一切交際，因為我不可能與人說話：我聾了。要是我幹著別的職業，也許還可以。但在我的行當裏，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敵人們又將怎麽說，他們的數目又是相當可觀！……在戲院裏，我得坐在貼近樂隊的地方，才能聽清演員的說話。假如我的座位稍遠的話，我聽不見樂器和歌唱的高音。……人家柔和地說話時，我勉強聽到一些；人家高聲叫喊時，我簡直痛苦難忍……我時常詛咒我的生命……普盧塔克教我學習隱忍。我卻願和我的命運挑戰，隻要可能。但有些時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憐的造物……隱忍！多傷心的避難所！然而這是我唯一的出路！”
這種悲劇式的愁苦，在當時一部分的作品裏有所表現，例如作品第十三號的《悲愴奏鳴曲》（一七九九），尤其是作品第一號（一七九八）之三的奏鳴曲中的廣板。奇怪的是並非所有的作品都帶憂鬱的情緒，還有許多樂曲，如歡悅的《七重奏》（一八〇〇），明澈如水的《第一交響曲》（一八〇〇），都反映著一種青年人的天真。無疑的，要使心靈慣於愁苦也得相當的時間。它是那樣的需要歡樂，當它實際沒有歡樂時就自己來創造。當“現在”太殘酷時，它就在“過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歲月，一下子是消滅不了的；它們不複存在時，光芒還會悠久地照耀。獨自一人在維也納遭難的時候，貝多芬便隱遁在故園的憶念裏。那時，他的思想都印著這種痕跡。《七重奏》內以變奏曲形式出現的行板的主題，便是一支萊茵的歌謠。《第一交響曲》也是一件頌讚萊茵的作品，是青年人對著夢境微笑的詩歌。它是快樂的、慵懶的，其中有取悅於人的欲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內，在引子裏，在低音樂器的明暗的對照裏，在神聖的諧謔曲裏，我們何等感動地，在青春的臉上看到未來的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在《聖家庭》中所畫的幼嬰的眼睛，其中已可窺到他未來的悲劇。
在這些肉體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種痛苦。韋格勒說他從沒見過貝多芬不抱著一股劇烈的熱情。這些愛情似乎永遠是非常純潔的。熱情與歡娛之間毫無連帶關係。現代的人們把這兩者混為一談，實在是他們全不知道何謂熱情，也不知道熱情之如何難得。貝多芬的心靈裏多少有些清教徒氣息；粗野的談吐與思想，他是厭惡的；他對於愛情的神聖抱著毫無假借的觀念。據說他不能原諒莫紮特，因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寫《唐·璜》。他的密友申德勒確言“他一生保著童貞，從未有何缺德需要懺悔”。這樣的一個人是生來受愛情的欺騙，**情的犧牲品的。他的確如此。他不斷地鍾情，如醉如狂般顛倒，他不斷地夢想著幸福，然而立刻幻滅，隨後是悲苦的煎熬。貝多芬最豐滿的靈感，就當在這種時而熱愛、時而驕傲地反抗的輪回中去探尋根源；直到相當的年齡，他激昂的性格，才在淒惻的隱忍中趨於平靜。
一八〇一年時，他熱情的對象是朱麗埃塔·圭恰迪妮，為他題贈那著名的作品第二十七號之二的《月光奏鳴曲》（一八〇二）而知名於世。他寫信給韋格勒說：“現在我生活比較甜美，和人家來往也較多了些……這變化是一個親愛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愛我，我也愛她。這是兩年來我初次遇到的幸運的日子。”可是他為此付了很高的代價。第一，這段愛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殘疾，境況的艱難，使他無法娶他所愛的人。其次，圭恰迪妮是**的、稚氣的、自私的，使貝多芬苦惱。一八〇三年十一月，她嫁了加倫貝格伯爵。這樣的熱情是摧殘心靈的。而像貝多芬那樣，心靈已因疾病而變得虛弱的時候，狂亂的情緒更有把它完全毀滅的危險。他一生就隻是這一次，似乎到了顛蹶的關頭。他經曆著一個絕望的苦悶時期，隻消讀他那時寫給兄弟卡爾與約翰的遺囑便可知道，遺囑上注明“等我死後開拆”。這是慘痛之極的呼聲，也是反抗的呼聲。我們聽著不由不充滿著憐憫，他差不多要結束他的生命了，就隻靠著堅強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住。他對病愈的最後的希望沒有了。“連一向支持我的卓絕的勇氣也消失了。噢，神！給我一天真正的歡樂罷，就是一天也好！我沒有聽到歡樂的深遠的聲音已經多久！什麽時候，噢！我的上帝，什麽時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遠不？——不？——不，這太殘酷了！”
這是臨終的哀訴。可是貝多芬還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強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難就屈服。“我的體力和智力突飛猛進……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過才開始。我窺見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標，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擺脫了這疾病，我將擁抱世界！……一些休息都沒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還有什麽休息，而可憐我對於睡眠不得不花費比從前更多的時間。但願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時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決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多美啊！”
這愛情，這痛苦，這意誌，這時而頹喪時而驕傲的轉換，這些內心的悲劇，都反映在一八〇二年的大作品裏：附有葬禮進行曲的奏鳴曲（作品第二十六號）；俗稱為《月光曲》的《幻想奏鳴曲》（作品第二十七號之二）；作品第三十一號之二的奏鳴曲，其中戲劇式的吟誦體恍如一場偉大而淒婉的獨白；題獻亞曆山大皇的提琴奏鳴曲（作品第三十號）；《克勒策奏鳴曲》（作品第四十七號）；依著格勒特的詞句所譜的六支悲壯慘痛的宗教歌（作品第四十八號）。至於一八〇三年的《第二交響曲》，卻反映著他年少氣盛的情愛；顯然是他的意誌占了優勢，一種無可抵抗的力把憂鬱的思想一掃而空。生命的沸騰掀起了樂曲的終局。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無可救藥的災難；他渴望痊愈，渴望愛情，他充滿著希望。一八〇二年赫內曼為貝多芬所作之小像上，他做著當時流行的裝束，留著鬢角，四周的頭發剪得同樣長，堅決的神情頗像拜倫式的英雄，同時表示一種拿破侖式的永不屈服的意誌。
這些作品裏有好幾部，進行曲和戰鬥的節奏特別強烈。這在《第二交響曲》的快板與終局內已很顯著，尤其是獻給亞曆山大皇的奏鳴曲的第一章，更富於英武壯烈的氣概。這種音樂所特有的戰鬥性，令人想起產生它的時代。大革命已經到了維也納。貝多芬被它煽動了。騎士賽弗裏德說：“他在親密的友人中間，很高興地談論政局，用著非常的聰明下判斷，目光犀利而且明確。”他所有的同情都傾向於革命黨人。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申德勒說：“他愛共和的原則。他主張無限製的自由與民族的獨立……他渴望大家協力同心地建立國家的政府……渴望法國實現普選，希望波拿巴建立起這個製度來，替人類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個革命的古羅馬人，受著普盧塔克的熏陶，夢想著一個英雄的共和國，由勝利之神建立。而所謂勝利之神便是法國的首席執政，於是他接連寫下《英雄交響曲：波拿巴》（一八〇四），帝國的史詩；和《第五交響曲》（一八〇五—一八〇八）的終局，光榮的敘事歌。第一闋真正革命的音樂：時代之魂在其中複活了，那麽強烈，那麽純潔，因為當代巨大的變故在孤獨的巨人心中顯得強烈而純潔，這種印象即便和現實接觸也不會減損分毫。貝多芬的麵目，似乎都受著這些曆史戰爭的反映。在當時的作品裏，到處都有它們的蹤影，也許作者自己不曾覺察，在《科裏奧蘭序曲》（一八〇七）內，有狂風暴雨在呼嘯，《第四重奏》（作品第十八號）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熱情奏鳴曲》（作品第五十七號，一八〇四），俾斯麥曾經說過：“倘我常聽到它，我的勇氣將永遠不竭。”還有《哀格蒙特序曲》，甚至《降E大調鋼琴協奏曲》（作品第七十三號，一八〇九），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壯烈的，仿佛有人馬奔突之勢。——而這也不足為怪。在貝多芬寫作品第二十六號奏鳴曲中的“英雄葬曲”時，比《英雄交響曲》的主人翁更配他謳歌的英雄，霍赫將軍正戰死在萊茵河畔，他的紀念像至今仍屹立在科布倫茨與波恩之間的山崗上，——即使當時貝多芬不曾知道這件事，但他在維也納也已目擊兩次革命的勝利。一八〇五年十一月，當《菲岱裏奧》初次上演時，在座的便有法國軍佐於蘭將軍，他是巴士底獄的勝利者，住在洛布科維茲家裏，做著貝多芬的朋友兼保護人，受著他《英雄交響曲》與《第五交響曲》的題贈。一八〇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侖駐紮在舍恩布倫。不久，貝多芬便厭惡法國的征略者。但他對於法國人史詩般的狂熱，依舊能很清楚地感覺到。所以凡是不能像他那樣感覺的人，對於他這種行動與勝利的音樂決不能徹底了解。
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響曲》，不經過慣有的擬稿手續，一口氣寫下了《第四交響曲》。幸福在他眼前顯現了。一八〇六年五月，他和特雷澤·特·布倫瑞克訂了婚。她老早就愛上他。從貝多芬卜居維也納的初期，和她的哥哥弗朗索瓦伯爵為友，她還是一個小姑娘，跟著貝多芬學鋼琴時起，就愛他了。一八〇六年，貝多芬在他們匈牙利的馬爾托伐薩家裏作客，在那裏他們才真正相愛。關於這些幸福日子的回憶，還保存在特雷澤·特·布倫瑞克的一部分敘述裏。她說：“一個星期日的晚上，用過了晚餐，在月光下，貝多芬坐在鋼琴前麵。他先是放平著手指在鍵盤上來回撫弄。我和弗朗索瓦都知道他這種習慣。他往往是這樣開場的。隨後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幾個和弦；接著，慢慢地，他用一種神秘的莊嚴的神氣，彈奏著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一支歌：‘若願素心相贈，無妨悄悄相傳；兩情脈脈，勿為人知。’
“母親和教士都已就寢，哥哥嚴肅地凝眸睇視著，我的心被他的歌和目光滲透了，感到生命的豐滿。——第二天早上，我們在園中相遇。他對我說：‘我正在寫一本歌劇。主要的人物在我心中，在我麵前，不論我到什麽地方，停留在什麽地方，他總和我同在。我從沒到過這般崇高的境界。一切都是光明和純潔。在此以前，我隻像童話裏的孩子，隻管撿取石子，而不看見路上美豔的鮮花……’一八〇六年五月，獲得我最親愛的哥哥的同意，我和他訂了婚。”
這一年所寫的《第四交響曲》，是一朵精純的花，蘊藏著貝多芬一生比較平靜的日子的香味。人家說：“貝多芬那時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輩大師留下的形式中所認識與愛好的東西，加以調和。”同樣源於愛情的妥協精神，對貝多芬的舉動和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影響。賽弗裏德和格裏爾巴策說他興致很好，心靈活躍，處世接物彬彬有禮，對厭惡的人也肯忍耐，穿著很講究；而且他巧妙地瞞著大家，甚至令人不覺得他耳聾。他們說他身體很好，隻眼睛有些近視。在梅勒替他畫的肖像上，我們也可看到一種羅曼蒂克的風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貝多芬要博人歡心，並且知道已經博得人家歡心。猛獅在戀愛中，它的利爪藏起來了。但在他的眼睛深處，甚至在《第四交響曲》的幻夢與溫柔的情調之下，我們仍能感到那可怕的力，任性的脾氣，突發的憤怒。
這種深邃的和平並不持久，但愛情的美好的影響一直保存到一八一〇年。無疑是靠了這個影響，貝多芬才獲得自主力，使他的天才產生了最完滿的果實，例如那古典的悲劇：《第五交響曲》；那夏日的神明的夢：《田園交響曲》（一八〇八）。還有他自認為他奏鳴曲中最有力的，從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感悟得來的《熱情奏鳴曲》（一八〇七），是他題獻給特雷澤的。作品第七十八號的富於幻夢與神秘氣息的奏鳴曲（一八〇九），也是獻給特雷澤的。寫給“不朽的愛人”的一封沒有日期的信，所表現的他的愛情的熱烈，也不下於《熱情奏鳴曲》：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頭裝滿了和你說不盡的話……啊！不論我在哪裏，你總和我同在……當我想到你星期日以前不曾接到我初次的消息時，我哭了。——我愛你，像你的愛我一樣，但還要強得多……啊！天哪！——沒有了你是怎樣的生活啊！——咫尺，天涯。——我的不朽的愛人，我的思念一齊奔向你，有時是快樂的，隨後是悲哀的，問著命運，問它是否還有接受我們的願望的一天。——我隻能同你在一起過活，否則我就活不了……永遠無人再能占有我的心。永遠！——永遠！——噢，上帝！為何人們相愛時要分離呢？可是我現在的生活是憂苦的生活。你的愛使我同時成為最幸福和最苦惱的人。——安靜罷……安靜——愛我呀！——今天，——昨天，——多少熱烈的憧憬，多少的眼淚對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別了！——噢！繼續愛我呀，——永勿誤解你親愛的L的心。——永久是你的——永久是我的——永遠是我們的。”
什麽神秘的理由，阻撓著這一對相愛的人的幸福？——也許是沒有財產，地位的不同；也許貝多芬對人家要他長時期的等待，要他把這段愛情保守秘密，感到屈辱而表示反抗；也許以他暴烈、多病、憤世嫉俗的性情，無形中使他的愛人受難，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絕望。——婚約毀了，然而兩人中間似乎沒有一個忘卻這段愛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刻，特雷澤·特·布倫瑞克還愛著貝多芬。
一八一六年，貝多芬說：“當我想到她時，我的心仍和第一天見到她時跳得一樣的劇烈。”同年，他製作六闋《獻給遙遠的愛人》的歌。他在筆記內寫道：“我一見到這個美妙的造物，我的心情就泛濫起來，可是她並不在此，並不在我旁邊！”——特雷澤曾把她的肖像贈予貝多芬，題著：“給稀有的天才，偉大的藝術家，善良的人。T.B.”在貝多芬晚年，一位朋友無意中撞見他獨自擁抱著這幅肖像，哭著，高聲地自言自語著（這是他的習慣）：“你這樣的美，這樣的偉大，和天使一樣！”朋友退了出去，過了一會兒再進去，看見貝多芬在彈琴，便對他說：“今天，我的朋友，你的臉上全無可怕的氣色。”貝多芬答道：“因為我的好天使來訪問過我了。”——創傷深深地銘刻在他心上。他自己說：“可憐的貝多芬，此世沒有你的幸福。隻有在理想的境界裏才能找到你的朋友。”
他在筆記上又寫著：“屈服，深深地向你的命運屈服：你不複能為你自己而存在，隻能為著旁人而存在；為你，隻在你的藝術裏才有幸福。噢，上帝！給我勇氣讓我征服我自己！”
愛情把他遺棄了。一八一〇年，他重又變得孤獨；但光榮已經來到，他也顯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當盛年。他完全放縱他的暴烈與粗獷的性情，對於社會，對於習俗，對於旁人的意見，對一切都不顧慮。他還有什麽需要畏懼，需要敷衍？愛情，沒有了；野心，沒有了。所剩下的隻有力，力的歡樂，需要應用它，甚至濫用它。“力，這才是和尋常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不修邊幅，舉止也愈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權言所欲言，對世間最大的人物亦然。
“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認還有什麽優越的標記”，這是他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七日所寫的說話。貝蒂娜·布倫塔諾那時看見他，說“沒有一個皇帝對於自己的力有他這樣堅強的意識”。她被他的威力懾服了，寫信給歌德時說道：“當我初次看見他時，整個世界在我麵前消失了，貝多芬使我忘記了世界，甚至忘記了你，噢，歌德！……我敢斷言這個人物遠遠地走在現代文明之前，我相信我這句話是不錯的。”
歌德設法要認識貝多芬。一八一二年，他們終於在波希米亞的浴場特普利茲相遇，結果卻不很投機。貝多芬熱烈佩服著歌德的天才；但他過於自由和過於暴烈的性格，不能和歌德的性格融和，而不免傷害它。他曾敘述他們一同散步時的情景，當時這位驕傲的共和黨人，把魏瑪大公的樞密參讚教訓了一頓，使歌德永遠不能原諒。
“君王與公卿盡可造就教授與機要參讚，盡可以賞賜他們頭銜與勳章，但他們無法造就偉大的人物，無法造就超脫於庸俗社會的心靈。……而當像我和歌德這樣兩個人在一起時，這般君侯貴胄應當感到我們的偉大。——昨天，我們在歸路上遇見全體的皇族。我們遠遠地就已看見。歌德掙脫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旁。我徒然對他說盡我所有的話，不能使他再走一步。於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鈕子，背著手，往最密的人叢中撞去。親王與近臣密密層層，太子魯道夫對我脫帽；皇後先對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認得我的。——為了好玩起見，我看著這隊人馬在歌德麵前經過。他站在路邊，深深地彎著腰，帽子拿在手裏。事後我大大地教訓了他一頓，毫不同他客氣。……”
而歌德也沒有忘記。歌德寫信給策爾特說：“貝多芬不幸是一個倔強之極的人。他認為世界可憎，無疑是對的，但這並不能使世界對他和對旁人變得愉快些。我們應當原諒他，替他惋惜，因為他是聾子。”歌德一生不曾做什麽事反對貝多芬，但也不曾做什麽事擁護貝多芬，對他的作品，甚至對他的姓氏，保持絕對的緘默。
《第七交響曲》和《第八交響曲》便是這時代的作品，是貝多芬一八一二年在特普利茲寫的：前者是節奏的大祭樂，後者是詼謔的交響曲，他在這兩部作品中表現出的也許最是自在，像他自己所說的，最是“盡量”，那種快樂與狂亂的激動，出其不意的對比，使人錯愕的誇大的機智，巨人式的、使歌德與策爾特惶駭的爆發，使德國北部流行著一種說法，說《第七交響曲》是一個酒徒的作品。——不錯，這是一個沉醉的人的作品，但也是力和天才的產物。他自己也說：“我是替人類釀製醇醪的酒神。是我給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狂熱。”
我不知他是否真如瓦格納所說的，想在《第七交響曲》的終局內描寫一個酒神的慶祝會。在這闋豪放的鄉村節會音樂中，我特別看到他遺傳自佛蘭芒族的精神；同樣，在以紀律和服從為尚的國家，他肆無忌憚的舉止談吐，也是源於他自身的血統。不論在哪一件作品裏，都沒有《第七交響曲》那麽坦白，那麽自由的力。這是無目的地，單為了娛樂而浪費著超人的精力，宛如一條洋溢泛濫的河的歡樂。在《第八交響曲》內，力量固沒有這樣的誇大，但更加奇特，更表現出作者的特點，交融著悲劇與滑稽，力士般的剛強和兒童般的任性。
一八一四年是貝多芬幸運的頂點。在維也納會議中，人家將他視作歐羅巴的光榮。他在慶祝會中非常活躍。親王們向他致敬，像他自己高傲地向申德勒所說的，他聽任他們追逐。
他受著獨立戰爭的鼓動。一八一三年，他寫了一闋《威靈頓之勝利交響曲》；一八一四年初，寫了一闋戰士的合唱：《德意誌的再生》；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許多君主麵前指揮一支愛國歌曲：《光榮的時節》；一八一五年，他為攻陷巴黎寫了一首合唱：《大功告成》。這些應時的作品，比他其他那些音樂更能增加他的聲名。布萊修斯·赫弗爾依著弗朗索瓦·勒特龍的素描所做的木刻，和一八一三年弗蘭茲·克萊因塑的臉型，活潑潑地表現出貝多芬在維也納會議時的麵貌——獅子般的臉上，牙床緊咬著，刻畫著憤怒與苦惱的皺痕，但表現得最明顯的是他的意誌，早年拿破侖式的意誌：“可惜我在戰爭裏不像在音樂中那麽內行！否則我將戰敗他！”
但是他的王國不在此世，像他寫信給弗朗索瓦·特·布倫瑞克時所說的：“我的王國是在天空。”他在維也納會議時寫信給考卡說：“我不和你談我們的君王和王國，在我看來，思想之國是一切國家中最可愛的：那是此世和彼世的一切王國中的第一個。”
在此光榮的時間以後，接踵而來的是最悲慘的時期。維也納從未對貝多芬抱有好感。像他那樣一個高傲而獨立的天才，在此輕佻浮華、為瓦格納所痛惡的都城裏是不得人心的。他抓住可以離開維也納的每個機會。一八〇八年，他很想脫離奧地利，到威斯特伐利亞王熱羅姆·波拿巴的宮廷裏去。熱羅姆王願致送貝多芬終身俸每年六百杜加，外加旅費津貼一百五十銀幣，唯一的條件是不時為他演奏，並指揮室內音樂會，那些音樂會曆時很短，而且不常舉行。貝多芬差不多決定動身了。但維也納的音樂泉源是那麽豐富，同樣也有高貴的鑒賞家，他們深知貝多芬之偉大，不肯讓國家蒙受喪失這天才之羞。
一八〇九年，維也納三個富有的貴族：貝多芬的學生魯道夫太子、洛布科維茲親王、金斯基親王，答應致送貝多芬四千弗洛令的年俸，隻要他肯留在奧地利。他們說：“顯然，一個人隻有在沒有經濟煩慮的時候才能整個地獻身於藝術，才能創造出這些崇高的作品，為藝術增光，所以我們決意使路德維希·凡·貝多芬獲得物質的保障，避免一切足以妨害他天才發展的阻礙。”
不幸的是，結果與諾言不符。這筆津貼並未付足，不久又完全停止。且從一八一四年維也納會議起，維也納的性格也轉變了。社會的目光從藝術移到政治方麵，音樂口味被意大利作風破壞了，時尚所趨赴的是羅西尼，把貝多芬視為迂腐。貝多芬的朋友和保護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金斯基親王死於一八一二年，李希諾夫斯基親王死於一八一四年，洛布科維茲死於一八一六年。受貝多芬題贈作品第五十九號的美麗的四重奏的拉蘇莫夫斯基，在一八一五年舉辦了最後一次音樂會。同年，貝多芬與童年的朋友，埃萊奧諾雷的哥哥，斯特凡·馮·布羅伊寧失和。從此他孤獨了。在一八一六年的筆記上，他寫道：“沒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貝多芬的耳朵完全聾了。從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和人們隻有筆上的往還。最早的談話手冊是一八一六年的。關於一八二二年《菲岱裏奧》預奏會的經過，有申德勒的一段慘痛的記述可查。
“貝多芬要求親自指揮最後一次的預奏……從第一幕的二部唱起，顯而易見他全沒聽見台上的歌唱。他把樂曲的進行延緩很多；當樂隊跟著他的指揮棒進行時，台上的歌手自顧自地匆匆向前。結果是全局都紊亂了。經常的，樂隊指揮烏姆勞夫不說明什麽理由，提議休息一會兒，和歌唱者交流了幾句後，大家重新開始。同樣的紊亂又發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貝多芬指揮之下，無疑是幹不下去的了；但怎樣才能讓他懂得呢？沒有一個人有心腸對他說：‘走吧，可憐蟲，你不能指揮了。’貝多芬不安起來，**之餘，東張西望，想從不同的臉上猜出症結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聲。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喚我。我走近時，他把談話手冊授給我，示意我寫。我便寫著：‘懇求您勿再繼續，等回去再告訴您理由。’於是他一躍下台，對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氣跑回家裏去；然後便一動不動地倒在便榻上，雙手捧著臉，直到晚飯時分。用餐時他一言不發，表情痛苦。晚飯後，當我想告別時，他挽留我，表示不願獨自在家。等到我們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著去看醫生，以耳科出名的……在我和貝多芬的全部交誼中，沒有一天可和這十一月裏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裏受了傷，至死不曾忘記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
兩年以後，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指揮著（或更準確地，像節目單上所注明的“參與指揮事宜”）《合唱交響曲》時，他全沒聽見全場一致的彩聲；他絲毫不曾覺察，直到一個女歌唱演員牽著他的手，讓他麵對著群眾時，他才突然看見全場起立，揮舞著帽子，向他鼓掌。——一個英國遊曆家羅素，一八二五年時看見過他彈琴，說當他要表現柔和的時候，琴鍵不曾發聲，在這靜寂中看著他情緒激動的神氣，臉部和手指都抽搐起來，真是令人感動。
貝多芬隱遁在自己的內心生活裏，和其餘的人類隔絕著，他隻有在自然中覓得些許安慰。特雷澤·布倫瑞克說：“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它成為他的托庇所。一八一五年時認識他的查理·納德，說他從未見過一個人像他這樣的愛花木、雲彩、自然……他似乎靠著自然生活。貝多芬寫道：“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的愛田野……我愛一株樹甚於愛一個人……”在維也納時，他每天沿著城牆繞圈。在鄉間，從黎明到黑夜，他獨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冒著太陽，冒著風雨。“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快樂了，在森林中我快樂了，——每株樹都傳達著你的聲音。天哪！何等的神奇！——在這些樹林裏，在這些崗巒上，——一片寧謐，供你役使的寧謐。”
他的精神的騷亂在自然中獲得了一些撫慰。他為金錢的煩慮弄得困憊不堪。一八一八年時他寫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還得裝作日常生活並不艱窘的神氣。”此外他又說：“作品第一〇六號的奏鳴曲是在緊急情況中寫的。要以工作來換取麵包實在是一件苦事。”施波爾說他往往不能出門，為了靴子洞穿之故。他對出版商負著重債，而作品又賣不出錢。《D調彌撒曲》發售預約時，隻有七個預約者，其中沒有一個是音樂家。他全部美妙的奏鳴曲——每曲都得花費他三個月的工作——隻給他掙了三十至四十杜加。加利欽親王要他製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二七、一三〇、一三二號），也許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用血淚寫成的，結果是一文都不曾拿到。讓貝多芬備受煎熬的是，日常的窘況，無窮盡的訟案：或是要人家履行津貼的諾言，或是為爭取侄兒的監護權——他的兄弟卡爾於一八一五年死於肺病，遺下一個兒子。
他心坎間洋溢著的溫情全部灌注在這個孩子身上。而這裏等著他的又是殘酷的痛苦。仿佛是境遇的好意，特意不斷地給他增加苦難，使他的天才不致缺乏營養。——他先是要和他那個不入流品的弟婦爭小卡爾，他寫道：
“噢，我的上帝，我的城牆，我的防衛，我唯一的托庇所！我的心靈深處，你是一覽無餘的，我使那些和我爭奪卡爾的人受苦時，我的苦痛，你是鑒臨的。請你聽我呀，我不知如何稱呼你的神靈！請你接受我熱烈的祈求，我是你造物之中最不幸的可憐蟲。”
“噢，神哪！救救我吧！你瞧，我被全人類遺棄，因為我不願和不義妥協！接受我的祈求罷，讓我，至少在將來，能和我的卡爾一起過活！……噢，殘酷的命運，不可搖撼的命運！不，不，我的苦難永無終了之日！”
然而，這個被熱烈地愛著的侄子，顯得並不配受伯父的信任。貝多芬給他的書信是痛苦的、憤慨的，宛如米開朗琪羅給他的兄弟們的信，但是更天真更動人：
“像你這樣嬌養壞的孩子，學一學真誠與樸實決計於你無害；你對我的虛偽的行為，使我的心太痛苦了，難以忘懷……上帝可以作證，我隻想跑到千裏之外，遠離你，遠離這可憐的兄弟和這醜惡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下麵的署名是：“不幸的是：你的父親，——或更好：不是你的父親。”
但寬恕立刻接踵而至：
“我親愛的兒子！——一句話也不必再說，到我臂彎裏來罷，你不會聽到一句嚴厲的說話……我將用同樣的愛接待你。如何安排你的前程，我們將友善地一同商量。——我以榮譽為擔保，決無責備的言辭！那是毫無用處的。你能期待於我的隻有殷勤和最親切的幫助。——來罷，來到你父親的忠誠的心上。來罷，一接到信立刻回家罷。”（在信封上又用法文寫著：“如果你不來，我定將為你而死。”）
他又哀求道：“別說謊，永遠做我最親愛的兒子！如果你用虛偽來報答我，像人家使我相信的那樣，那真是何等醜惡何等刺耳！……別了，我雖不曾生下你來，但的確撫養過你，而且竭盡所能地培育你精神的發展，現在我用著更甚於父愛的情愛，從心坎裏求你走上善良與正直的唯一的大路。你忠誠的老父。”
這個並不缺少聰明的侄兒，貝多芬本想把他領上受高等教育的路，然而替他籌劃了無數美妙的前程之夢以後，不得不答應他去習商。但卡爾出入賭場，負了不少債務。
由於一種可悲的怪現象，比人們想象中更為多見的怪現象，伯父的精神的偉大，對侄兒非但無益，而且有害，使他惱怒，使他反抗，如他自己所說的，“因為伯父要我上進，所以我變得更下流”；這種可怕的言辭，活活顯出這個浪子的靈魂。他甚至在一八二六年時在自己頭上打了一槍。然而他並沒有死，倒是貝多芬幾乎因之送命：他為這件事情所受的難堪，永遠無法擺脫。卡爾痊愈了，他自始至終使伯父受苦，而對伯父之死，也未始沒有關係；貝多芬臨終的時候，他竟沒有在場。——幾年以前，貝多芬寫給侄子的信中說：“上帝從沒遺棄我。將來終有人來替我闔上眼睛。”——然而替他闔上眼睛的，竟不是他稱為“兒子”的人。
在此悲苦的深淵裏，貝多芬從事於謳歌歡樂。
這是他畢生的計劃。從一七九三年他在波恩時起就有這個念頭。他一生要歌唱歡樂，把這歌唱作為他某一大作品的結局。頌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裏這些問題，他躊躇了一生。即在《第九交響曲》內，他也不曾打定主意。直到最後一刻，他還想把歡樂頌歌留下來，放在第十或第十一的交響曲中去。我們應當注意《第九交響曲》的原題，並非今日大家所習用的《合唱交響曲》，而是“以歡樂頌歌的合唱為結局的交響曲”。《第九交響曲》可能而且應該有另外一種結束。一八二三年七月，貝多芬還想給它以一個器樂的結束，這一段結束，他以後用在作品第一三二號的四重奏內。車爾尼和鬆萊特納確言，即在演奏過後（一八二四年五月），貝多芬還未放棄改用器樂結束的意思。
當歡樂的主題初次出現時，樂隊忽然中止，出其不意地一片靜默，使歌唱開始帶著一種神秘與神明的氣概。而這是不錯的：這個主題的確是一個神明。“歡樂”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現實的寧靜中間：它用柔和的氣息撫慰著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愈的人的心坎中時，第一下的撫摩又是那麽溫柔，令人如貝多芬的那個朋友一樣，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為之下淚”。當主題接著過渡到人聲上去時，先由低音表現，帶著一種嚴肅而受壓迫的情調。慢慢地，“歡樂”抓住了生命。這是一種征服，一場對痛苦的鬥爭。然後是進行曲的節奏，浩浩****的軍隊，男高音熱烈急促的歌，在這些沸騰的樂章內，我們可以聽到貝多芬的氣息，他的呼吸，與他受著感應的呼喊的節奏，活現出他在田野間奔馳，作著他的樂曲，受著如醉如狂的**鼓動，宛如大雷雨中的李爾王。在戰爭的歡樂之後，是宗教的醉意；隨後又是神聖的宴會，又是愛的興奮。整個人類向天張著手臂，大聲疾呼著撲向“歡樂”，把它緊緊地摟在懷裏。
巨人的巨著終於戰勝了群眾的庸俗。維也納輕浮的風氣，瞬間被它震撼了，而這都城當時完全是在羅西尼與意大利歌劇的統治之下的。貝多芬頹喪憂鬱之餘，正想移居倫敦，到那裏去演奏《第九交響曲》。像一八〇九年一樣，幾個高貴的朋友又來求他不要離開祖國。他們說：“我們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聖樂，表現著您深邃的信心感應給您的情操。滲透著您心靈的超現實的光明，照耀著這件作品。我們也知道您偉大的交響曲的王冠上，又添了一朵不朽的鮮花……您近幾年來的沉默，使一切關注您的人為之淒然。大家都悲哀地想到，正當外國音樂移植到我們的土地上，令人遺忘德國藝術的產物之時，我們的天才，在人類中占有那麽崇高的地位的，竟默無一言。……唯有在您身上，整個民族期待著新生命，新光榮，不顧時下的風氣而建立起真與美的新時代……但願您能使我們的希望不久即實現……但願依靠您的天才，將來的春天，對於我們，對於人類，加倍的繁榮！”這封慷慨陳詞的信，證明貝多芬在德國優秀階級中所享有的聲威，不但是藝術方麵的，而且是道德方麵的。他的崇拜者稱頌他的天才時，所想到的第一個字既非學術，亦非藝術，而是“信仰”。
可是勝利是暫時的，對貝多芬毫無盈利。音樂會不曾給他掙什麽錢，物質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貧病交迫，孤獨無依，可是戰勝了：戰勝了人類的平庸，戰勝了他自己的命運，戰勝了他的痛苦。
“犧牲，永遠把一切人生的愚昧為你的藝術去犧牲！藝術，這是高於一切的上帝！”
他已達到了終身向往的目標，他已抓住歡樂。但在這控製著暴風雨的心靈高峰上，他是否能長此逗留？——當然，他還得不時墮入往昔的愴痛裏。他最後的幾部四重奏裏充滿著異樣的陰影。可是《第九交響曲》的勝利，似乎在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榮的標記。他未來的計劃是：《第十交響曲》，《紀念巴赫的前奏曲》，為格裏爾巴策的《曼呂西納》譜樂，為克爾納的《奧德賽》、歌德的《浮士德》譜樂，《大衛與掃羅的清唱劇》，這些都表明他的精神傾向於德國古代大師的清明恬靜之境：巴赫與韓德爾——尤其是傾向於南方，法國南部，或他夢想要去遊曆的意大利。
施皮勒醫生於一八二六年看見他，說他的氣色變得快樂而旺盛了。同年，當格裏爾巴策最後一次和他晤麵時，倒是貝多芬來鼓勵這頹喪的詩人：“啊，他說，要是我能有千分之一的你的體力和強毅的話！”時代是艱苦的，專製政治的反動壓迫著思想界。格裏爾巴策呻吟道：“言論檢查把我殺害了。倘使一個人要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往北美洲去。”但沒有一種權力能鉗製貝多芬的思想。詩人庫夫納寫信給他說：“文字是被束縛了，幸而聲音還是自由的。”貝多芬是偉大的自由之聲，也許是當時德意誌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聲。他自己也如此覺得，時常提起他的責任是把他的藝術奉獻於“可憐的人類”，“將來的人類”，為他們造福利，給他們勇氣，喚醒他們的迷夢，斥責他們的怯懦。他寫信給侄子說：“我們的時代，需要有力的心靈把這些可憐的人群加以鞭策。”一八二七年，米勒醫生說“貝多芬對於政府、警察、貴族，永遠自由發表意見，甚至在公眾麵前也是如此。警察當局明明知道，但將他的批評和嘲諷認為無害的夢囈，因此也就讓這個光芒四射的天才太平無事”。
然而，死終於來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終，他患上肋膜炎性的感冒；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回來，他在維也納病倒了。朋友都在遠方。他打發侄兒去找醫生。據說這麻木不仁的家夥竟忘記了使命，兩天之後才重新想起來。醫生來得太遲，而且治療得很惡劣。三個月內，他運動家般的體格和病魔掙紮著。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把至愛的侄兒立為正式的繼承人。他想到萊茵河畔的親愛的友人，寫信給韋格勒說：“我多想和你談談！但我身體太弱了，除了在心裏擁抱你和洛亨以外，我什麽都無能為力了。”要不是幾個豪俠的英國朋友，貧窮的苦難幾乎籠罩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變得非常柔和，非常忍耐。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躺在彌留的**，經過了三次手術以後，等待著第四次，他在等待期間還安詳地說：“我耐著性子，想道：一切災難都帶來幾分善。”
這個善，是解脫，是像他臨終時所說的“喜劇的終場”，——我們卻說是他一生悲劇的終場。
他在大風雨中，大風雪中，一聲響雷中，咽了最後一口氣。一隻陌生的手替他闔上了眼睛（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貝多芬！多少人已頌讚過他藝術上的偉大。但他遠不止是音樂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藝術的最英勇的力。對於一般受苦而奮鬥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
當我們對著世界的劫難感到憂傷時，他會到我們身旁來，好似坐在一個穿著喪服的母親旁邊，一言不發，在琴上唱著他隱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當我們對德與善的庸俗，鬥爭到疲憊的辰光，到此意誌與信仰的海洋中浸潤一下，將獲得無可言喻的裨益。他分贈我們的是一股勇氣，一種奮鬥的歡樂，一種感到與神同在的醉意。仿佛在他和大自然不息的溝通之下，他竟感染了自然的深邃的力。格裏爾巴策對貝多芬是欽佩之中含有懼意的，在提及他時說：“他所到達的那種境界，藝術竟和狂野與古怪的元素混合為一。”
舒曼提到《第五交響曲》時也說：“盡管你時常聽到它，它對你始終有一股不變的威力，有如自然界的現象，雖然時時發生，總教人充滿著恐懼與驚異。”他的密友申德勒說：“他抓住了大自然的精神。”——這是不錯的：貝多芬是自然界的一股力；一種原始的力和大自然其餘的部分接戰之下，便產生了荷馬史詩般的壯觀。
什麽勝利可和這場勝利相比？波拿巴的哪一場戰爭，奧斯特利茨哪一天的陽光，曾經達到這種超人的努力的光榮？曾經獲得這種心靈從未獲得的凱旋？一個不幸的人，貧窮、殘廢、孤獨，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給他歡樂，他卻創造了歡樂來給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難來鑄成歡樂，好似他用那句豪語來說明的，——那是可以總結他一生，可以成為一切英勇心靈的箴言的：
“用痛苦換來的歡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