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說不盡的《城堡》
韓耀成
一
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是一個風雲變幻的時期。隨著德國和奧地利（奧匈帝國）社會政治的深刻變化，思想文化也異常活躍；作為社會現實和各種思潮的反映，除了“世紀末”情緒的彌漫，各種文學流派也紛至遝來，令人目不暇接，湧現出托馬斯·曼、亨利希·曼、尼采、霍夫曼斯塔爾、施尼茨勒、格奧爾格等一批具有世界聲譽的作家。這一時期，在奧匈帝國治下的波西米亞首府布拉格，也是德語文學的一個重要中心，也閃爍著一批耀眼的星星：賴納·馬利亞·裏爾克、弗朗茨·卡夫卡，馬克斯·布羅德、弗朗茨·韋弗爾、恩斯特·魏斯……這批蜚聲文壇的作家，他們都生活或曾經生活在布拉格，他們說德語、用德語寫作，他們都是猶太人，共同的社會境遇，使他們成為朋友。盡管他們的生活經曆和藝術傾向各不相同，但孤獨和壓抑是他們作品的共同基調。卡夫卡和裏爾克就是布拉格德語作家的傑出代表。
卡夫卡，這位以其獨特的思想和藝術聞名於世的作家，他的作品情節離奇怪誕, 環境陌生可怖, 人物的精神狀態孤獨絕望，擅長變形、扭曲、荒誕、寓言、夢幻、隱喻、象征等藝術手法。他批判現實，但現實又是一種神秘莫測的力量，人隻能聽任它的擺布。這種神秘悲觀主義是20世紀以來西方世界相當普遍的社會思潮。他的作品中，現實和夢幻、理性和荒誕交織在一起，營造出一種撲朔迷離、雲山霧罩，甚至陰森可怖的氛圍。他的藝術手法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與法國的普魯斯特和英國的喬伊斯一起被稱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奠基人。美國當代女作家喬伊斯·歐茨把卡夫卡譽為“本世紀最優秀的作家之一”a。奧地利詩人裏爾克讚賞道：“我所讀到的這位作家的作品中每一行都是以最獨特的方式吸引著我，或使我驚訝不已。”b英國詩人奧登認為，就作家與其所處時代的關係而言，卡夫卡完全可與“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相提並論。c瑞士作家黑塞認為，“卡夫卡也將永遠屬於那些把自己對偉大變革的預感創造性地、盡管是滿懷痛苦地表達出來的人物之列。”d 卡夫卡，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他的文學活動時期正值德國和奧地利表現主義運動由興而衰之時。雖然卡夫卡從未參加過任何表現主義團體，但產生表現主義的社會思潮和環境，以及這場轟轟烈烈的表現主義文藝和政治運動，不可能不在這位年輕而敏感的作家的思想和創作上留下鮮明的痕跡；另外，與他交往的一些表現主義作家，或者具有表現主義傾向的作家對他也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卡夫卡的作品是獨特的，又有別於表現主義，例如，父子衝突、反權威和專製鬥爭的這個母題，包括反抗父輩在內的各種反抗權威的鬥爭，在通常的表現主義作家那裏，一般都是年輕一代“新人”取得勝利。而在卡夫卡筆下，倒黴的基本上都是兒子或是權威的反抗者，而且卡夫卡作品的冷峻風格，也與表現主義的呐喊與宣泄相矛盾。卡夫卡作品中沒有塑造“新人”，也沒有對革命的熱情憧憬。
a 歐茨：《卡夫卡的天堂》，參見《論卡夫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678頁，引文略有改動。
b 轉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圖文傳》，羅沃爾特袖珍本出版社，1980年，第144頁。
c 參見《卡夫卡問題》，《世界文學》1979年第1期；另可參見《論卡夫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678頁。
d 同譯注2。
卡夫卡短暫的一生創作了許多中短篇小說， 《美國》（1912—1914）、《訴訟》（又譯《審判》，1914—1918）和《城堡》（1921—1922）三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以及大量書信、日記、格言、隨筆等。但是作家生前發表的隻有《一次戰鬥的描寫》中的兩篇、《觀察》、《司爐》（《美國》的第一章）、《判決》、《在流放地》、《鄉村醫生》、《饑餓藝術家》等篇章，還不及他短篇敘事作品的一半，三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均未發表。卡夫卡去世前留下遺囑，要求摯友馬克斯·布羅德銷毀他所有未發表的手稿，已經發表的作品也禁止再版。但布羅德違背他的囑托，在作家身後整理出版了亡友所有著作，為保存和傳播卡夫卡的文學遺產做出了巨大貢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布羅德執行了朋友的遺囑，也就不會有文學巨匠卡夫卡。
今天，卡夫卡是20世紀的偉大的作家之一。但是作家生前並未享有這樣的榮譽，這不僅因為當時他的主要作品都未發表，而且還因為人們對他創作的獨特表現手法和深邃的思想內涵的認識和接受也需要有一個過程。卡夫卡生前雖然也曾引起馬克斯·布羅德、卡爾·施特恩海姆和弗朗茨·韋弗爾、羅伯特·穆西爾等表現主義圈內人士的注意，1915年施特恩海姆還把本來授予他的馮塔納獎金轉授給《司爐》的年輕作者卡夫卡；托馬斯·曼、黑塞和德布林也都很推崇他。但是，他那時的影響極其有限。納粹時期，他的作品被焚燒，並被禁止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卡夫卡首先在西方被重新發現。這一方麵是因為經過戰爭的浩劫，人們對他的作品容易理解了，從他作品中所表現的孤獨、恐懼、失落和絕望中看到了自己生存狀態的尷尬和荒誕，同時也因為布羅德編輯出版的六卷本《卡夫卡文集》（1935—1937）和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九卷本《卡夫卡全集》為研究者提供了作家創作和思想的全貌。卡夫卡對於世界現當代文學的影響非常巨大，20世紀的許多流派，如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荒誕派、黑色幽默、新小說派等都從卡夫卡那裏發現或者發掘了適合自己需要的東西，都視卡夫卡為圭臬，奉他為先驅。
20世紀50年代以後，西方悄然掀起一股“卡夫卡熱”。而那時的社會主義國家還依然把卡夫卡看作“頹廢派”。情況的變化發生在1963年。這一年，在卡夫卡的故鄉布拉格舉辦的卡夫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東西方文藝批評家就卡夫卡研究中的一些熱點和重要問題進行激烈的論爭，並取得共識：卡夫卡是一位偉大的作家。這次會議推動了世界性“卡夫卡熱”的形成。但是人們對卡夫卡的看法仍存在很大分歧，爭論仍在繼續，這對“卡夫卡熱”在全世界的蔓延反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股熱浪也緩緩推向中國。“文革”以後，卡夫卡成了我國文藝界和外國文學研究界最熱門的對象之一，這就大大促進和推動了我國的卡夫卡研究。
二
卡夫卡出生於奧匈帝國統治下布拉格的一個猶太商人家庭，1901年入布拉格大學攻讀日耳曼語言文學，後從父命改學法律。
1906年獲法學博士學位，1908年起在一家保險公司供職。卡夫卡一向體弱多病，1917年就確診患了喉結核。他常常因病不能堅持正常工作，遂於1922年退職，1924年在維也納近郊克洛斯特·諾伊堡的基林療養院去世。
卡夫卡一生曾三次訂婚，三次解除婚約。前兩次同“柏林姑娘”費麗絲·鮑威爾，第三次同尤麗葉·沃呂澤克。卡夫卡在婚姻問題上矛盾重重，他渴望婚姻又害怕結婚；他害怕孤獨又怕結婚會打破孤獨，會影響他的文學創作。他曾說，“為了寫作我需要孤獨，不是‘像個隱居者’，僅僅這樣是不夠的，而是要像個死人。在這個意義上，寫作是一種異乎尋常的酣暢的睡眠，亦即死亡，正如人們不會也不能把死人從墳墓中拉出來一樣，也不可能在夜裏把我從寫字台邊拉開”，即使是“最親近的人走進我的房間，也會使我產生恐懼”。a這就不難理解，每當麵臨實際婚姻時，他就敲起了退堂鼓。這些戀愛經曆也在《城堡》中留下了痕跡。1923年，他結識的波蘭籍猶太姑娘朵拉·迪亞曼特給他最後的陰霾日子裏投進了幾抹絢麗而溫暖的陽光，她一直陪伴在卡夫卡身邊，直到他走完生命的最後旅程。
卡夫卡自幼喜愛文學，閱讀範圍非常廣泛。他讀歌德、克萊斯特、黑貝爾、貝多芬、馮塔納、尼采、托馬斯·曼，喜愛福樓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斯特林堡、斯賓諾莎、克爾愷郭爾等作家、哲學家的著作，還十分喜愛中國文化，讀過李白、杜甫、蘇東坡、楊萬裏、袁枚等的詩歌，以及孔子、老子、莊子的著作。1902年，他結識猶太作家馬克斯·布羅德，兩人終生保持著真摯的友誼。
a 卡夫卡：《致費麗絲·鮑威爾的信》，1913年6月26日。
卡夫卡性格孤獨、憂鬱、內向，愛思索，這樣，寫作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早在大學時代，他就參加了布拉格文學界的一些活動，並開始寫作，1908年就在雜誌上發表散文作品。在保險公司供職的業餘時間裏，以及在病休期間，他悉心創作，把自己的生活感受和體驗，對人生和世界的思索，把他的憤懣、迷惘、絕望統統訴諸筆端。
卡夫卡的父親赫爾曼精明能幹，從波西米亞農村來到布拉格，經營一爿生意興隆的商店。商業上的成功使赫爾曼形成了剛愎自用、無限自信、專橫暴躁的個性。他要求兒子對他絕對恭敬和服從，把他的意誌當作必須遵循的戒律，而這正是卡夫卡感到深惡痛絕的。父親使他感到畏懼，見了父親他就躲進自己的房間，“與癲狂的朋友交往，沉溺在偏激的思想中”。卡夫卡在《致父親的信》中詳細描述了這種緊張而對立的父子關係，稱他父親是“坐在靠背椅上主宰世界”的“暴君”。卡夫卡的母親憂鬱而好冥想。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卡夫卡得不到溫暖和愛，自幼便養成了既自卑又自尊、既懦弱又反叛的抑鬱的內向型性格。
父親的專橫使卡夫卡精神上受到極大壓抑，心靈上承受著極大的痛苦，他甚至有過自殺的念頭。我們在卡夫卡的《判決》《變形記》《美國》《訴訟》《城堡》等主要作品中不難見到暴君式的父親形象和父親作為絕對權威的象征。
卡夫卡的猶太血統給他的一生帶來了極大痛苦。猶太民族在歐洲有著漫長的苦難曆史。猶太民族是一個沒有祖國的民族，被稱為“永世流浪的猶太人”。自11世紀中葉以後，東歐的猶太人就不得不多次逃避大屠殺。到了19世紀上半葉，在波西米亞的猶太人絕大多數仍被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法律對他們可以從事的職業和擁有的財產，甚至對他們的婚嫁和居住地也都有嚴格的規定。1848年革命以後，猶太人雖然獲得了正式公民權，取消了猶太居民區，但社會對猶太人的排斥和歧視並未隨之結束，猶太人仍被基督徒視為另一個種族，天生就是下賤的，反猶騷亂各地時有發生。a猶太民族沒有自己的“家園”，在卡夫卡幼小的心靈裏就已經投下了這種民族失落感的陰影。
在奧匈帝國時期，許多優秀的奧地利文學藝術家都曾因為自己的猶太血統而深受無家可歸的失落感之折磨。奧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 (1860—1911) 因猶太血統而受盡維也納上層社會的誹謗和攻擊。他曾說，他終身感到三重無家可歸的失落：“在奧地利我是波西米亞人，在德國我是奧地利人，而在世界上我是猶太人。”b 而較之於馬勒，卡夫卡的這種痛苦感受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德國文藝批評家君特·安德施曾說：“作為猶太人，他在基督徒當中不是自己人。作為不結幫的猶太人……他在猶太人當中也不是自己人。作為說德語的人，他在捷克人當中不是自己人。作為說德語的猶太人，他在德國人當中也不是自己人。作為波西米亞人，他不完全是奧地利人。”c這樣，卡夫卡在基督教徒中、在猶太人中、在捷克人中、在德國人中、在奧地利人中全都不是自己人，全都沒有歸屬感。這種刻骨銘心的孤獨感和失落感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作為一個沒有祖國的民族的一員，卡夫卡終身都被“無家可歸”的痛苦折磨著。猶太人艱難而痛苦的生存狀態在作家的深層意識中影響著他的創作，不時以象征或寓言的方式表達出來，在有的作品中外化為“陌生人”或“外來人” 的形象。《城堡》中橋頭客店的老板娘就對K說：“您不是城堡裏的人，您不是村裏人，您什麽也不是，可是您確實又是個什麽，是個外鄉人，是個多餘的、到處礙手礙腳的人，一個不斷給別人製造麻煩的人……”K力圖融入城堡下村民的生活，與他們打成一片，但是無論他怎麽努力，他始終仍舊是“外鄉人”，陌生人……
a 參見［英］羅納德·海曼：《卡夫卡傳》，作家出版社，1988年，第15—28頁。
b 參閱Michael Kennedy, Mahler, New York：Schirmer Books，1991，第2頁。
c 君·安德施：《弗朗茨·卡夫卡——讚成與反對》，慕尼黑，1951年，第118頁。轉引自[蘇聯]德·紮東斯基：《卡夫卡真貌》（1964），見《論卡夫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471頁。
卡夫卡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個由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奧匈帝國對外實行擴張掠奪政策，對內依靠森嚴的等級製度和一套官僚機構實行家長統治。早在1848年恩格斯就指出：“在家長的大棒保護下的封建主義、宗法製度和奴顏婢膝的庸俗氣味在任何國家裏都不像在奧地利那樣完整無損。”a這個國家“始終是德意誌的一個最反動、最厭惡現代潮流的邦”b。卡夫卡對專製製度強烈不滿，他的許多作品中都描寫了專製集權的國家機器、官僚製度和小人物的悲慘境遇。卡夫在《城堡》第一章描寫的城堡顯出一副衰敗的景象，令K“大失所望”，它顯然是沒落的奧匈帝國這個“邦”的象征：
“原來它隻是一個相當寒磣的小鎮，聚集著一片農舍，其特色是，也許所有的房舍都是用石頭建造的，但是牆上塗的石灰早已剝落，石頭好像也要塌下來的樣子。……這裏山上唯一可見的塔樓，現在看來顯然是一所住宅的、也許是城堡主建築物的塔樓，……窗戶很小，在陽光下閃爍著——像是有點神經錯亂。塔頂有點像陽台，雉堞很不堅固，毫無規則，破敗不堪，像是由哆哆嗦嗦或漫不經心的小孩堆起來的，呈鋸齒形聳立在藍天下。這仿佛是一個患了憂鬱症的人，本來理應關在這屋子的最僻靜的房間裏的，但它居然捅破屋頂，躥了出來，向眾人昭示。”
a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4卷，第516頁。
b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1卷，第448頁。
這個奧匈帝國，外表上是個威嚴的龐然大物，它那一套封建官僚機構還整天在運轉，實際上這個帝國已經老朽，已是千瘡百孔，日薄西山，在風雪中搖搖欲墜。腐朽的帝國正在走向它的覆滅。卡夫卡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作為這個古老帝國的臣民，經曆過它落日的輝煌，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哈布斯堡王朝於1918年崩潰，作家自己也成了新獨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公民。因此，《城堡》的含義包含著卡夫卡對時代和社會這個巨變的內心體驗，這是理所當然的。
卡夫卡的猶太血統、生活境遇、家庭和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對作家的性格和文學創作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了解這些，有助於我們較為正確地把握作家的思想，理解他的作品。《判決》中父親判處兒子格奧爾格·本德曼投河自盡；《變形記》中格裏高爾·薩姆沙早晨醒來突然變成了一隻甲蟲，備受父親的厭惡和鄙視，父親扔去一隻蘋果，正巧擊中甲蟲的背部，導致格裏高爾的死亡；《美國》中的卡爾·羅斯曼被父親逐出家門，隻身流浪到美國；《訴訟》中約瑟夫·K突然無辜被捕，審判他的是設在閣樓上的特別法庭，最後被兩個黑衣人刺死在采石場上；《城堡》中，K始終在尋找進入城堡之路，但城堡可望而不可即，它以絕對的權威控製著K的言行……這些作品有的直接描寫了既可怕又可敬的父親形象，有的則把父親形象外化為某種絕對權威的象征（如法庭、城堡）。卡夫卡在《致父親的信》中曾寫道：“我寫的書都與您有關，我在書裏無非是傾訴了我當著您的麵無法傾訴的話。”我們也可以認為，這些作品還隱喻了猶太人受歧視、被排斥、遭屠殺的命運，以及尋找家園的努力（K想方設法要進入城堡和在村裏落戶）。與此同時，這些作品或是揭露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災難和現實的殘酷（《判決》《變形記》），或是描寫資本主義世界的貧富懸殊、勞資對立（《美國》），或者抨擊奧匈帝國司法製度的黑暗和帝國腐朽衰敗的本質（《訴訟》），或者揭露威脅人的生存的官僚專製製度和統治階級同勞動人民的對立（《城堡》）。這些作品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以象征、隱喻、夢幻的手法和荒誕的形式揭示西方社會中人際關係的冷酷以及個人在這個異化社會中孤獨、恐懼、彷徨和絕望的存在狀態。
三
《城堡》是卡夫卡三部未竟長篇小說中篇幅最大的一部，也是他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小說寫於1921—1922年，但它的構思幾年前就已經開始了。1911年1月底，卡夫卡因公出差到波西米亞弗裏德蘭和賴興貝格。弗裏德蘭是一座曆史名城。三十年戰爭時期a，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的軍隊統帥華倫斯坦於1624年被封為弗裏德蘭公爵。這裏有許多關於華倫斯坦的名勝古跡，其中雄偉壯觀的弗裏德蘭城堡就是標誌性的古跡之一。這個城堡給卡夫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1911年1－2月的《旅行日記》裏寫道：
“城堡修建得層層疊疊，令人驚異。如果進入院子，很久都有點糊塗，因為深綠的常青藤、灰色的圍牆、皚皚的白雪、覆蓋在山坡上的藍灰色的冰，這一切使得城堡越發顯得多姿多彩。城堡並非建造在寬闊的山巔之上，而是將尖尖的山巔圍了起來。”
a 三十年戰爭（1618—1648），是由神聖羅馬帝國的內戰演變而成的一次大規模的歐洲國家混戰，也是曆史上第一次全歐洲大戰。這場戰爭是歐洲各國爭奪利益、樹立霸權的矛盾以及宗教糾紛激化的產物。戰爭以哈布斯堡王朝戰敗並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而告結束。
小說一開始所描寫的那座雲山霧罩的城堡似乎與弗裏德蘭城堡有些相似：
“K抵達的時候，夜色已深。村子被大雪覆蓋著。
城堡屹立在山崗上，在濃霧和黑暗的籠罩下，什麽也看不見，連一絲燈光——這座巨大的城堡所在之處的標誌——也沒有。”
另外，1917年秋至1918年春，卡夫卡在波西米亞西北部的鄉村曲勞他妹妹奧特拉的莊園休養。冬天，村裏積著厚厚的雪，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在那裏，卡夫卡接觸了鄉村生活，對農業和農民有所了解。這裏的環境和這段生活體驗也融入了小說《城堡》之中；1920年他與已婚的密倫娜的戀情又賦予了作家創作這部小說的靈感（《城堡》中化成了K與弗麗達的關係）。這樣，小說的環境和某些人物有了原型，內心又有寫作靈感的衝動，再加上作家多年來對生活和社會的體悟，創作《城堡》的條件皆已具備。
《城堡》最具卡夫卡的特色，是一部“令人暈頭轉向的小說”。這裏指的不是作品的語言朦朧晦澀，相反，《城堡》的語言是平易而簡明的，並不晦澀，得到許多批評家的一致好評。德國作家圖霍爾斯基稱卡夫卡是“克萊斯特的偉大兒子——但卻是獨特的。他創作了當代德語文學中最清晰、最優美的小說”a。這部小說讀起來所以令人暈頭轉向，如墜五裏雲霧，是因為作品離奇荒誕的情節和城堡的多重意象。
a 轉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圖文傳》，羅沃爾特袖珍本出版社，1980年，第144頁。
主人公是遠道而來的土地測量員K，應城堡之聘雪夜來到城堡下麵的村子。在以後的日子裏，他像進了迷宮一般，任憑他怎麽努力，也始終找不到進入這個神秘莫測的城堡的途徑。這裏的一切都顯得滑稽而荒誕。城堡主人擁有一套龐大的官僚機構，就連小小的村長的辦公室裏，各種文件檔案竟也堆積如山；城堡的辦事人員都是些影影綽綽的幽靈似的人物。他們整天來回奔跑，忙得不可開交，可是效率極差；所有部門各自為政，互不通氣……西西伯爵是城堡的主宰， 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可是從未在小說中露麵，誰也沒有見過他，是個神一樣的存在。對於這位“人—神”的話題，人們噤若寒蟬。城堡高官，辦公廳主任克拉姆也是一個神秘莫測、虛無縹緲的人物。此人行蹤詭秘，神龍見首不見尾，像影子一樣，但他卻無處不在，無所不知。他依靠眾多線人組成的情報網絡，對村民生活和思想控製之嚴，簡直匪夷所思。
毫不奇怪，土地測量員K的一舉一動，時刻都在他的掌控之中。K 直至去世也沒能踏進城堡一步。
K自稱是城堡請來的土地測量員，但又拿不出任何證明，也沒有進入城堡所必需的許可證；他的兩個“助手”都是中等身材，瘦長個子，穿著緊身衣，“就連他們的臉彼此也很相像”，K與城堡間的聯係人、信使巴納巴斯也與他們十分相似；城堡辦公廳主任克拉姆居然給了K兩封信，確證K已被聘為土地測量員，而且肯定了他的土地測量工作，實際上村裏根本用不著，也沒有聘請過土地測量員，他也沒有開始做這項工作，其中一封被村長鑒定為克拉姆的私人信件，並非公函。後來得知，這些都是過時的信件，是從案卷堆裏抽出來的；克拉姆常到貴賓飯店來，可是K想盡一切辦法，包括染指了他的情婦，並要同她結婚等，但依然無法接近這位老爺；村裏人都說見過克拉姆，但是他們描述的克拉姆又各不相同，許多時候人們認定的克拉姆實際上是他的隨從，真正的克拉姆則無人知曉；一個小小的村子，村長的文件櫃裏卻塞滿了案卷，文件拿出來鋪滿了半間屋子，而這還隻是很小一部分，大部分都保存在倉庫裏；處長索迪尼辦公室裏的文件更是堆積如山，一捆捆公文摞得老高，把四麵牆壁都遮住了；巴納巴斯是克拉姆的信使，卻從來沒有見過克拉姆，他所傳遞的信件不知是哪位文書一時心血**，偶然隨便抽出來交給他的；小小的村子，每天有數不清的官員從城堡裏下來辦事，他們乘坐的馬車風馳電掣般奔馳在村道上，路上的馬車多得簡直像一條長龍；想到城堡去工作的人參加考試以後，還要經過一係列沒完沒了的錄用程序，隻有到他一命嗚呼之後才算完結……這一切是多麽荒誕無稽！
小說中加進了一段關於巴納巴斯一家遭遇的長篇插曲：城堡裏的一位高官看上了她妹妹阿瑪麗亞，給她寫了一封非常粗俗、猥褻的信。阿瑪麗亞一怒之下，把信撕得粉碎，巴納巴斯一家的厄運也就此開始。雖然他們一家並未受到城堡當局的處罰，可是他們終日惶恐不安，受到全村人的歧視和唾棄，全家陷入絕望的境地。這一插曲是城堡統治下小人物處境的真實寫照。
《城堡》沒有寫完，隻寫到第二十章，沒有結尾。據馬克斯·布羅德說，卡夫卡計劃的結局是，K躺在病**，正值生命彌留之際終於接到城堡的通知：可以住在村裏，但不許進入城堡。不過，即使卡夫卡有這樣的構思，但畢竟沒有付諸文字，作家在寫作過程中也有改變原來構思的可能。
總的來說，同卡夫卡的其他重要作品一樣，《城堡》也是一座迷宮，作品呈現出開放性、模糊性和多義性，給闡釋者留下了艱難的課題。毫無疑問，卡夫卡作品中隱喻的指向是多方麵的，而且有意識地讓自己要表達的思想保持在懸而未決的矛盾衝突之中，引得各個流派紛紛對《城堡》進行解讀。《城堡》到底要說明什麽？像《審判》一樣，眾說紛紜：宗教學派對《城堡》的闡釋出現較早，他們把城堡視為上帝的處所，城堡是神和神的恩典的象征，K不屈不撓地尋求進入城堡之路，是為了求得靈魂的拯救。但是他的努力是徒勞的，因為上帝的仁慈是無法由人隨心所欲地達到和強行取得的，最後K離開人世時才得到補償。因此批評家認為《城堡》是一則宗教寓言，是現代的《天路曆程》。
社會學派批評家則指出，“城堡”是絕對權力的象征，是奧匈帝國官僚專製製度的縮影。K想盡一切辦法始終無法進入這個近在咫尺的城堡，隱喻著統治階級和被壓迫人民之間的對立。小說描寫了處在風雨飄搖中的哈布斯堡王朝和人們對世界末日幻覺的恐怖，對奧匈帝國官僚專製集權統治進行了諷刺和批判。
從民族心理學角度來說，《城堡》展示的是一幅猶太民族悲劇性的圖景，城堡是以基督教為中心的歐洲社會的縮影。卡夫卡生活的時代歐洲排猶主義盛行，作家就常常感覺自己是個漂泊者，外鄉人。作品中“外鄉人”是個貶義詞，幾乎等同於猶太人，處處受人嘲笑、蔑視和排斥，無法為當時的社會所容納。K 這位外鄉人的悲劇性境況正是猶太民族生存狀態的體現，因而認為小說是猶太民族尋求家園的隱喻。
精神分析學派根據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結”論來看待卡夫卡同他父親之間的緊張關係，認為城堡的絕對權威，猶如《審判》中的法庭一樣，都是父親形象的象征。K想進入城堡，而城堡始終將其拒之門外，這反映了父子間不可調和的對立關係。
存在主義批評家認為，《城堡》描繪的是現代人的生存狀態和迷惘的命運，城堡是荒誕世界的一種形式，作品揭示了現代人的危機。
實證主義批評從卡夫卡的作品具有很強的自傳色彩這一點出發，詳細考察了作者生平，認為城堡就是卡夫卡父親的出生地斯特拉科尼茨的沃塞克（Wossek bei Strakonitz），卡夫卡想通過《城堡》來緩和同父親的緊張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城堡》是卡夫卡的自傳。
新批評評論家立足文本，通過“細讀”，對《城堡》進行全麵、細致的語義分析。
魔幻現實主義認為，卡夫卡把幻想和現實糅合在一起，把荒誕置於日常生活的中心。
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家著重從社會和階級鬥爭，從異化的角度對《城堡》進行闡釋，指出，作品中所表現的種種荒誕現象隻不過是作品的外殼，它揭示了人與物化了的外在世界的矛盾。人們通過荒誕的表象看到的是社會的實質——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異化。
還有從形而上學的觀點來闡釋《城堡》的，認為K的奮鬥、抗爭是為了尋求終極真理，城堡就是終極真理的象征，它可望而不可即。K始終進不了城堡，隱喻著人類永遠無法達到終極真理。
此外像荒誕派、表現主義、黑色幽默、超現實主義、現象學、符號學、神話原型批評等各色流派也都對《城堡》做出了各自的闡釋，林林總總，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上述種種見解，對《城堡》做了很有啟發性的開掘，深化了對卡夫卡和《城堡》的研究，對我們頗有啟發性。但從整體來看，每個論點又不能涵蓋小說的全部。這些觀點各自強調 《城堡》寓言或迷宮的某一方麵，有的甚至還加以絕對化，這就難免陷入片麵性和簡單化，縮小了作品的審美價值和社會意義，給讀者以誤導，有的甚至陷入了唯心主義的泥潭。不免讓我們想起了“瞎子摸象”的故事。這座巍峨的《城堡》就像一頭大象，他們各自說的都有道理，但都不全麵，每人隻說出了大象的局部，而不是全貌。
縱觀卡夫卡的一生，他所處時代、社會的各種矛盾衝突，他那沒有溫暖和愛的家庭，他所屬的猶太民族遭受的歧視和苦難，他長期病弱的身體和孤獨、憂鬱、內向的性格，以及當時的各種社會思潮，尤其是存在主義，弗洛伊德和尼采的思想——這一切無不在作家的思想和創作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像卡夫卡這樣內心極為豐富複雜的作家，他創作一部長篇作品的動因不可能是單一的，作品一旦產生，也往往是多義的。法國作家加繆說：“卡夫卡的全部藝術在於使讀者不得不一讀再讀。它的結局，甚至沒有結局，都容許有種種解釋……如果想把卡夫卡的作品解說得詳詳細細，一絲不差，那就錯了。”a不同階層的讀者，不同的心態，不同的角度（倫理的、道德的、宗教的、社會學的、美學的），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時間、場合都會成為解讀卡夫卡作品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樣，我們也不要想一下子就讀懂他的作品，但是，在閱讀中，在掩卷之後，定會產生某種情緒，或者驚愕（如讀《變形記》），或者恐怖（如讀《在流放地》），或者壓抑（如讀《城堡》），或者痛苦（如讀《審判》）。總之，讀過之後必受觸動，必有一得。隨後，不妨再理性地去對它們進行自己的闡釋，繪出自己的卡夫卡圖像來。
從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說，《城堡》的外在形式無論多麽荒誕，思想內涵無論多麽複雜，表現手法無論多麽隱晦、曲折，它同其他客觀事物一樣，也是可以認識的。
馬克思主義批評指出，必須全麵地、曆史地、具體地研究卡夫卡作品的社會基礎和民族基礎，牢牢把握卡夫卡是在帝國主義矛盾尖銳化的時代、是在奧匈帝國的特殊氛圍下生活和創作的這一曆史大局。事實上許多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對卡夫卡和《城堡》做了頗有見地的新的闡釋，為我們開辟了通往《城堡》的正確道路。
a 阿爾貝·加繆：《弗蘭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誕》，見《論卡夫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103頁。
為了完整地理解卡夫卡，完整地理解他的作品，我們不必拘泥於某一種批評方法和某一種片麵的解釋，需要采用多種方法論，或許能較為客觀、全麵地闡釋卡夫卡的作品。《城堡》確是極其滑稽和荒誕，但是荒誕隻是作品的外殼，作家是要通過荒誕的表象來揭示問題的實質：西方社會中人的異化。卡夫卡在《城堡》裏所描述的生活圖畫和種種光怪陸離的荒誕現象，正是資本主義世界人的異化的生動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客觀矛盾導致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非人化、冷漠化和孤立化，這是異化現象的本質。卡夫卡本人雖然沒有使用“異化”的概念，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這一固有現象是意識到了。他曾說過：“不斷運動的生活紐帶把我們拖向某個地方，至於拖向哪裏，我們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們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a作家用自己的筆描繪了現存社會關係的野蠻和不人道，雖然他並不了解產生異化這個弊病的原因，更找不到消除它的途徑，正如K找不到進入城堡之路一樣，然而作家用荒誕創造的夢魘世界卻給我們帶來了審美的愉悅。對卡夫卡作品的不同解釋，乃是作品本身的多義性所致。
城堡是一座沒有出口的迷宮，K在裏麵忙碌、奔跑、不懈地尋找，試圖尋找出口，而他在追求不可能實現的目標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那種堅韌不拔的毅力，由於其終極價值的喪失而顯得十分荒誕可笑。這正是西方社會中人的生存狀態的真實寫照：沒有出路，沒有希望。
a 古·雅諾赫：《卡夫卡談話錄》，第68頁。轉引自紮東斯基：《卡夫卡真貌》，見《論卡夫卡》，第465頁。
《城堡》這部現代派文學扛鼎之作，這座神秘莫測的迷宮似的城堡真是難以說盡，而且是常說常新，正所謂“一千個人心裏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人心裏有一千座城堡。
2020.07.18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