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原居民和冬天的來客

我安全地度過了幾場歡樂的暴風雪，在爐邊度過了幾個愉快的冬夜，那時，雪花在屋外狂飛亂舞，甚至貓頭鷹的鳴叫聲也安靜了下來。有好幾個星期，我在散步的時候，隻遇見那些偶爾前來砍柴並用雪橇把木柴運到村子去的人。然而惡劣的天氣卻促使我在林中最深的雪裏開辟出一條道路，因為我一走過，風就把橡樹葉吹進我的足跡裏，樹葉卡在那裏，吸收太陽的光線使雪融化，這樣一來也就不僅為我的腳造出了一個幹燥的落腳地，而且在夜間，樹葉的黑色線條也成了我的向導。談到與人的交往，我不禁想起這些森林從前的居民。就許多鎮民所能記憶的而言，我的房子附近的那條路上曾回**著居民們的歡聲笑語，而與路毗連的樹林則點綴著他們小小的花園和房屋，盡管當時樹林比現在要更加茂密。就我自己所能記憶的而言，在某些地方，鬆樹能同時剮蹭到兩輪輕便馬車的兩側；而不得不獨自步行走這條路前往林肯鎮的婦女和兒童，行走的時候都是心懷恐懼，而且經常會跑上好一大段路。盡管它隻是一條通往鄰村的小路，或者是伐木工走的小路，卻由於其多姿多彩而給旅行者帶來比現在更多的樂趣，在他們的記憶中也留存更加久遠。現在從村子到森林中間有一大片空曠的原野，當時是一個楓樹林的沼澤地區，許多木料是那裏的小徑的基礎，現在成了多塵土的公路了，從現在已經是濟貧院的斯特拉登，經過田莊，一直通到布裏斯特山，無疑還找得到它的痕跡。

在我的豆子地東邊，馬路對麵住著加圖·英格拉哈姆，他是康科德村的紳士鄧肯·英格拉哈姆先生的奴隸，鄧肯為他的奴隸建造了一座房子，並允許他住在瓦爾登林地——這位加圖，並不是尤蒂卡人加圖，而是康科德人加圖。有人說，他是幾內亞黑人。有少數人記得，他在胡桃林中有一小塊地，任由胡桃一直生長以備養老之用，但一個年輕的白人投機家還是最終把它搞到了手。然而，現在他還是住在一個同樣狹窄的房子裏。加圖那個坍塌一半的地窖還在，不過卻鮮為人知，因為周圍全是鬆樹，旅行者看不見它。現在那裏有許多光滑的漆樹，還有一種很原始的植物物種黃花也在那裏茂盛生長。

就在我的豆田拐角處，離鎮子更近一些的地方，黑人婦女齊爾法擁有了她的小房子，她在那裏為鄉親們織亞麻布，同時又讓瓦爾登森林回響著她嘹亮的歌聲，因為她有一個顯著的大嗓門。最終，在1812年的那場戰爭中，她的住所被英國士兵放火燒了，那些英國士兵是獲得假釋的犯人，當時她出門在外，而她的貓、狗和母雞則全都葬身火海。她過著艱苦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是一種非人的生活。有一個以前經常到這些樹林裏的人記得，有一天中午，當他經過她的房子的時候，聽見她對著汩汩作響的水壺喃喃自語：“你們全都是骨頭，骨頭！”我還看見過橡樹林中留存著的磚頭。

順路而下，在右邊的布裏斯特山上，住著布裏斯特·弗裏曼，他是“一個手巧的黑人”，曾經是鄉紳卡明斯的奴隸——布裏斯特在那裏栽種和照料過的蘋果樹仍在生長，現在是大的老樹了，但果實吃起來仍然是野味十足，果汁豐富。不久以前，我在林肯的舊墓地讀到他的墓誌銘，他的墓碑有點歪斜，在無名英軍墓的附近——那些英軍士兵是在從康科德撤退時戰死的；在墓碑上他被稱為“西庇阿·布裏斯特”，意思是“一個有色人”，好像他的膚色褪色了似的，實際上他更有資格稱為“西庇阿·阿弗裏卡納斯”。墓碑明確地告訴我他的死亡時間，而這又隻不過是間接地告訴我，他曾經活過。與他長眠在一起的是他殷勤好客的妻子芬達，芬達替人算命，然而總是算出好命來——她體格高大，渾圓，皮膚黑，比任何一個黑夜的孩子都黑，這樣一個膚色黝黑的圓球在康科德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再往山下走，左手邊，樹林裏麵的那條舊馬路上，有斯特拉頓一家的某些家宅的痕跡，他們家的果園曾經覆蓋了布裏斯特山的整個山腰，但果樹老早以前就被北美油鬆取而代之了，隻剩下幾個樹墩，那些老樹根又衍生出了許多茂盛的野樹的樹幹。

走到更靠近鎮子的地方，你也就來到布裏德了，它在馬路的另外一邊，就在樹林的邊緣；這塊地方以魔鬼作祟而著稱，那個魔鬼在古代神話中並沒有得到清晰的命名，然而卻在我們的新英格蘭生活中起到了一種顯著而又令人震驚的作用，而且完全就像任何一個神話人物一樣，值得有朝一日把他的傳記書寫下來；他先是喬裝成一個朋友或者雇工，然後搶劫並把整個家庭都謀殺掉——這個魔鬼就是新英格蘭的朗姆酒。可是曆史還不能把這裏所發生的一些悲劇寫下來，讓時間多少把它們弄糊塗一點，減輕痛苦，給它們一層蔚藍的顏色吧。而最含糊而又可疑的傳說是，這裏曾經有一個酒館；正是這同一口井，供給了旅客的飲料，給他們的牲口解渴。在這裏，人們曾經相聚一堂，互相傳遞消息，然後再次登上旅程。

布裏德的棚屋在十二年前還是完好的，盡管好久沒有人居住了。它大約和我的棚屋一樣大小。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它是在一個總統選舉日的夜晚，被惡作劇的孩子們放火燒了。當時我住在村子邊上，正在埋頭讀戴夫南特的《貢第貝爾》。那年冬天我因為嗜睡而苦惱，順便說一句，我根本就不知道是否應該把它看作是家族遺傳，因為我有一個舅舅，他在刮胡子的時候都會入睡，因而為了保持清醒守安息日，他不得不在星期天的時候在地窖裏去掉土豆上的芽；要不然我的嗜睡，就是我試圖一字不漏地讀查默斯編的英國詩集所帶來的後果。這本詩集完全征服了我的神經。我剛剛埋頭讀這部詩集，火警鍾聲就響了，救火車匆匆朝那裏開去，前麵是一群男人和小孩兒在亂跑，我是最前列的，我一跨而躍過了小溪。我們跑去救火的人以為起火的地點是遠在樹林的南端——著火的是穀倉，或者是商店，或者是住房，或者是全都著火了。“著火的是貝克的穀倉。”有一個人喊道。“是戈德曼家。”另外一個人肯定地說。然後樹林的上方又升起了一片火花，好像屋頂塌了，於是我們全都喊道：“康科德人來救火呀！”馬車狂奔疾駛而過，車上坐滿了人，說不定其中就有保險公司的代理人，不管要走多遠，他都是一定要到場的；救火車的鈴聲不時地在後麵響著，響得更慢，也更有把握。事後有傳聞，說跑在最後麵的就是那些放火又報警的人。這樣一來，我們也就像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一樣繼續著，全然不顧我們的感官感覺到的證據，到最後在馬路的拐彎處，我們聽見了火的劈啪聲，實際上感覺到牆那邊的火的熱度，於是意識到了，哎呀！我們到了火災現場。真到了火的旁邊，卻隻是使得我們的熱情冷卻了下來。起初我們想到要把一個青蛙池的水都潑上去，但最後決定還是讓它燒吧，這房子大勢已去，毫無價值了。於是我們便站在救火車的四周，互相推搡，用喇叭筒表達我們的情感，或者低聲提到這個世界所曾目睹過的那些大火，包括巴斯科姆商店的那場大火，而且又私下裏說，我們認為，倘若我們是帶著我們的“木桶”及早趕到那裏，旁邊又有滿滿的一青蛙池的水，我們就能把最後那場有普遍滅絕之虞的大火，變成另外一場大洪水。最終我們沒有胡鬧便回去了——回去睡覺，回去讀《貢第貝爾》。不過說到《貢第貝爾》，該詩的序言中說機智是靈魂的香粉——“不過大多數人不懂機智，正如印第安人不懂香粉一樣”，對此我不敢苟同。

第二天晚上，大約同一時間，我碰巧從那條路上走過田野，聽見在這個地點有人在低聲呻吟，我在黑暗中走上前去，發現了這個家庭我所認識的唯一的幸存者，他承繼了這一家人的缺點和優點；也唯有他還關心這火災，他趴在地上，從地窖的牆的上方看下麵仍在悶燃著的餘燼，同時又習慣性地自言自語。他在遠處的河邊草地上幹了一整天的活，一有他能夠稱之為自己的時間，便來訪問他的祖輩的家，他的童年時代就是在這裏過的。他依次從各個方麵和角度朝地窖裏麵凝視，一直趴在地窖的上麵，好像他記得在石頭之間藏著什麽寶貝似的，而在石頭之間除了一堆磚塊和灰燼之外，絕對是什麽也沒有。既然房子燒掉了，他也就看著剩餘的東西。單是我的出現就意味著同情，這令他感到安慰，於是他便盡可能在黑暗中向我指出那口井被蓋住的地方；謝天謝地，井是永遠也不可能被燒掉的。他在牆邊摸索了很長的時間，想找到他父親製作並安裝上的井桶升降裝置，摸索著尋找那個鐵鉤子或者U形釘，井桶就懸掛在那個鐵鉤子或者U形的釘子的上麵——這就是現在他所能堅持做的一切——為的是要使我相信，那絕非普通的“升降裝置”。我觸摸了它，並且仍然在散步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注意到它，因為它承載著一個家庭的曆史。

還有，在左邊，在看得見那口井和牆邊的丁香叢的地方，現在已經是開闊的田野的地方，住著納丁和勒格羅斯。不過他們已搬回到林肯鎮了。

在樹林中比這些地方都更遠的地方，在馬路最靠近瓦爾登湖的地方，陶工懷曼蹲坐著，為鎮民們提供陶器，並留下子孫來繼承他的事業。在世俗的個人財物上他們也並不富裕，在世的時候隻是勉強保留住了土地；縣治安官來收稅，也往往是白跑一趟，而為了擺擺樣子，則“扣留了某件無價值的東西”，那是我在他的賬目上看到的，因為那裏是別無可取之物。仲夏的一天，我正在鋤地，一個運送一車陶器去市場的人在我的田邊勒住馬，詢問小懷曼的情況。他很久以前就從那裏買了一個陶工用的陶輪，想知道小懷曼現在情況如何。我曾經在《聖經》裏讀到陶工用的黏土和陶輪，但我卻從未想到，我們使用的罐子並不是完好無損流傳下來的古代陶器，也不是像葫蘆一樣長在樹上，因而聽說附近就有人從事這種製陶藝術，我感到很高興。

在我之前這些樹林的最後一位居民，是一個愛爾蘭人，名字叫休·誇伊爾（如果我把他的名字拚寫成科伊爾，也未嚐不可），他曾住在懷曼的出租房裏——大家叫他誇伊爾上校。據傳他參加過滑鐵盧戰役。倘若他還活著的話，我就會讓他把那些仗再打上一次。他在這裏的工作是挖溝渠。拿破侖去了聖赫勒拿島，誇伊爾來到了瓦爾登森林。據我所知，他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是一個有風度的人，像個見過世麵的人，而且能夠說出比你能夠專心傾聽的還要彬彬有禮的言語。他由於患有震顫性譫妄症，因而在仲夏還要穿大衣，而且他的臉是紫紅色。在我來到樹林後不久，他便在布裏斯特山腳的路上死去了，所以在我的記憶中他並不是一個鄰居。他的夥伴們認為，他的房子是“一個不吉利的城堡”，因此都避而不去。在房子被拆掉之前，我曾經訪問過。在他豎立起來的木板**麵，放著他被穿得蜷曲起來的舊衣服，好像那就是他本人似的。壁爐上放著的並不是在泉水邊打破的碗，而是他折斷了的煙鬥。前者永遠也不能成為他死亡的象征，因為他向我承認，盡管他聽說過布裏斯特泉，卻從未見過。地板上到處都是肮髒的紙牌，有方塊K、黑桃K和紅桃K。有一隻黑色小雞，遺產管理人沒有能夠抓住，它就像夜晚一樣黑暗，也像夜晚一樣沉默，甚至連咯咯聲都不發出來，它仍然在隔壁房間裏棲息，等著列那狐來抓它。屋後隱約可見一個花園的輪廓，花園裏曾經種植過東西，但由於主人病情發作時顫抖得可怕，所以連一次草也沒有鋤過，現在不覺已是收獲時間了。花園裏長滿了羅馬苦艾和鬼針草，鬼針草的果實粘在我的衣服上。房子的後牆上剛剛掛上一張土撥鼠的皮，那是他的最後一次滑鐵盧戰役的戰利品，不過他再也不會需要暖和的帽子或者露指手套了。

現在隻有地上的一個凹坑才能標明這些住房的地點，地窖中的石頭深深陷下，向陽的草地上生長著草莓、覆盆子、木莓、榛樹叢和漆樹；原先靠近壁爐的地方，現在長著一些北美油鬆或者節節疤疤的橡樹；而在原先的門檻石的地方，也許還有一棵氣味芬芳的黑樺樹在搖曳。有時還可以看到那口水井的凹坑，那裏曾經有泉水滲出，現在已幹涸了，草也沒有了淚水；也許那個種族當中的最後一位離開時，用一塊石板把井口蓋住，讓它深深隱沒於荒草之下——也許很久以後才能被人發現。把井遮蓋起來——那是一件何等悲哀的事情啊！與打開淚水之井同時發生。在這些地窖裏，曾有過熙熙攘攘的人群，他們操著某種方言，高談闊論過“命運、自由意誌和絕對的預知”，而現在剩下的，隻有這些地窖的凹坑了，它們就像被遺棄的狐狸窩，而且還是老窩。不過據我所知，他們談論的結果不外乎是“加圖和布裏斯特拔過羊毛”，這差不多與更為著名的哲學學派的曆史一樣富有啟迪。

在門框、門上的過梁以及門檻消失了一代人的時間以後，多年生的丁香仍然在生長著，在每個春天都開出氣味芬芳的花朵，讓感到驚訝的旅行者采摘；它們原先是孩子們種植和照料的，是種植在前院的地裏，現在則是長在牆邊僻靜的草地上，地盤被新生的樹林占據了——那個家族的唯一幸存者，就是這些丁香了。那些皮膚黝黑的孩子們並沒有想到，那個隻有兩個芽眼的弱小的插條，他們把它插進房子的背陰處的地裏，又每天給它澆水，結果那個插條自己就生根發芽，而且壽命比他們還要長久，比在後麵給它遮陰的房子本身還要長久，比成年人的花園和果園還要長久。在那些孩子長大而又死去的半個世紀以後，丁香依舊向獨行的漫遊者朦朧地講述著他們的故事——開著像剛植下那年春天一樣美麗的花朵，散發出一樣甜蜜的芬芳。我發現，這些丁香依舊帶著溫柔、文雅、歡樂的淡紫色。

這個小村子本來可以衍生出更多的故事，可它為什麽衰落，而康科德卻依然存在呢？是不是沒有自然優勢——譬如沒有足夠的水源？唉，水深的瓦爾登湖以及清涼的布裏斯特泉，可供幾代人長期飲用，強身健體，然而這些人卻不知善加利用，隻是用這些甘泉衝淡杯中之酒。他們無一例外是一個口渴的種族。難道編籃子、做打掃馬廄的掃帚、編席子、烘玉米、織亞麻布以及製陶等生意不可能在這裏興隆起來，從而使得荒原像玫瑰一樣開放出鮮花，並讓人數眾多的後代繼承他們祖輩的土地嗎？這貧瘠的土地本來起碼是可以防止窪地退化的。唉！對這些人類居民的記憶居然沒有增加景色的美！還有，如果大自然願意把我當作第一個定居者再次進行嚐試，那麽我在去年春天建造的房子，就將會是這個小村莊裏最古老的房子。

我並不知道，是否有人曾在我所占據的地點建造過房子。把我從建築於古城的城市中解救出來吧，它以廢墟為材料，以墓地為園林。那裏的土地已經驚惶失色，受到了詛咒，而隻有在地球本身被毀滅的時候才會如此。帶著這種對往事的緬懷，我再次回到樹林，以此催促自己入眠。

在這個季節，我很少有來客。積雪最深的時候，往往連續一兩個星期，都沒有一個漫遊者冒險到我的房子附近，但我就像田鼠一樣過得舒適，或者就像牛和家禽一樣舒適，據說牛和家禽長時間埋在積雪裏，即使沒有食物也能夠幸存；或者就像在這個州的薩頓鎮裏那個早期移民的家庭一樣，他的小屋完全被1717年的那場大雪覆蓋住了，當時他不在家，一個印第安人隻是憑著煙囪冒出的氣在積雪中造成的洞，才發現了那個小屋，並從而救了一家人。不過卻沒有一個友好的印第安人為我擔心，而且他也沒有必要擔心，因為房子的主人在家。那場大雪啊！聽起來多讓人興奮！因為在那個時候，農夫們就不能趕著馬車到樹林和沼澤地裏去，就不得不砍掉屋前的遮陰樹。雪層變硬的時候，他們就去沼澤砍樹，來年春天的時候卻發現，他們砍樹的地方離地麵竟有十英尺高。

雪最厚的時候，從公路到我家所走的那條大約半英裏長的路，可以用一條蜿蜒的點線表示出來，在各個點之間有寬大的間隔。一連數天平靜時，我總是跨出同樣的步數，同樣大小的步伐，謹慎地行走，像一隻兩腳規一樣地準確，老在我自己的深深的足印上——冬天把我們局限在這樣的路線上了——可是這些足印往往反映出天空的蔚藍色。但不管什麽天氣，都不能幹涉我的散步，更確切地說是不能幹涉我的外出，因為為了恪守與一棵山毛櫸，或者一棵黃樺，或者在鬆樹當中的一位老相識的約會，我經常踏著重重的腳步，在最深的積雪中走上八英裏或者十英裏。在那個時候，冰雪使得它們的樹枝低垂，讓它們的樹梢變尖，並把鬆樹變成了冷杉。當積雪平均有兩英尺深的時候，我踏著積雪來到最高的山頂，每邁上一步都要抖掉落在我頭上的另外一場暴風雪；有時用手和膝蓋踉蹌著爬行，而此刻獵手們都已經躲在家裏過冬了。一天下午，我饒有興致地注視著一隻大林鴞，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棲息在一棵五針鬆的枯枝上，在靠近樹幹的地方，而我站的地方離它不到一杆遠。當我移動腳步，踏得雪咯吱作響的時候，它能夠聽見我的聲音，但卻無法看清楚我。當我聲音最大的時候，它會伸出脖子，豎立起脖子上的羽毛，睜大眼睛，但眼皮又很快耷拉了下來，它又開始打盹兒了。在注視了它半個小時以後，我也受到了影響，感到昏昏欲睡，因為它就是這樣棲息著，眼睛半睜半閉，就像一隻貓一樣，它就是貓長翅膀的兄弟。它眼皮之間留下一個狹窄的縫隙，通過這個縫隙與我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它就是這樣，半閉著眼，從夢鄉裏朝外麵看，努力想了解我這個打斷了它幻覺的模糊的物體或者微粒。最後，由於聲音更大了，或者我靠得更近了，它就會不安起來，就會在它的棲木上緩慢地轉動著身子，好像對它的夢被打攪感到不耐煩；而它起飛的時候，在鬆樹當中拍動雙翼，翼展之寬大出乎意料，而我卻聽不見翅膀發出一點聲音。就這樣，在鬆枝當中更是被一種對鄰裏的微妙感覺引導著，而不是被視覺引導著，它就好像是用敏銳的翼梢來摸索著朦朧的道路，找到了一根新的棲木，在那裏它可以平安地等待一天的黎明。

我走在貫穿草地的那條長長的鐵路堤道上麵的時候，多次遇到呼嘯刺骨的寒風，因為隻有在那裏風才可以暢通無阻；而當霜打在我的一邊麵頰的時候，盡管我是異教徒，我還是把另外一邊麵頰也湊上去。從布裏斯特山的那條馬車路走也好不到哪裏去。因為風把寬闊原野上的積雪全都吹到瓦爾登路兩側的牆垣，半個小時就足以把最後一位旅行者的足跡抹掉，我就像一個友好的印第安人那樣，還是要進城去。而當我返回的時候，新的積雪又會形成，我在積雪當中艱難地移動著，忙碌的西北風已經在馬路的急轉彎處把粉狀的雪花堆積起來，因而也就看不見兔子的足跡，甚至連田鼠的細小腳印也看不到。然而即使是在仲冬時節，我仍然很少找不到某個溫暖而又泉水多的沼澤地，那裏青草和臭菘仍然長出多年生的綠葉，偶爾也有某隻更耐寒的鳥兒在那裏等待春天的歸來。

有時，盡管下雪，我晚上散步歸來時也會跨過一位樵夫留下來的深深足跡，足跡是從我的門口走出來的，我發現壁爐上有他削下來的木頭碎片，家裏也滿是他的煙鬥味。或者在某個星期日的下午，如果我碰巧在家，便會聽到一個精明的農夫的踏雪聲，他從樹林深處找到我家，是為了談談社交上的“俏皮話”——在“務農人士”當中，這種職業的人很少有像他這樣，穿著一件教士服而不是教授的長袍，隨時就可以從教會或者國家那裏引申出道德寓意來，就像隨時能從他穀倉旁的場地裏拉出一車糞肥一樣。我們談到了未開化的淳樸時代，那時人們在寒冷清新的天氣裏，圍坐在大堆的篝火旁，個個頭腦清醒；而在沒有別的甜點心吃的時候，我們就嚐試著用牙齒咬聰明的鬆鼠早就不吃的許多堅果，因為那些殼最厚的堅果往往是空心的。

那位走過最深的積雪，冒著最令人憂鬱的暴風雪，從最遠的地方來到我住所的，是一位詩人。農夫、獵手、士兵、記者，甚至哲學家，都可能望而卻步，但什麽也不能嚇住詩人，因為詩人是被純粹的愛所驅使的。誰能預言他的來去呢？他的使命，便是在醫生都睡覺的時候，也可以使他出門。我們讓那座小小的房子響起盡情的歡笑，回**著愈加清醒的交談的絮絮低語，從而為瓦爾登山穀的長時間沉默做出了補償。相形之下，百老匯也顯得安靜了，荒無人煙了。在一定的間隔之後，便爆發出一陣笑聲，那可能是因為剛剛說出俏皮話，也可能是因為即將說出俏皮話。我們喝著稀粥，便發明出了許多“嶄新的”人生理論，稀粥把宴飲交際的長處與哲學所要求的頭腦清醒結合在一起了。

我不應該忘記，在我住在瓦爾登湖的最後一個冬天期間，還有一位受歡迎的客人，有一次，他穿過村子，冒著下雪、下雨和黑暗，最後在樹木當中看見了我的燈，然後與我一起度過了一些漫長的冬夜。他是最後一批哲學家當中的一員——康涅狄格州把他送給了這個世界——他先是兜售康涅狄格州的商品，然後正如他所宣稱的那樣，又兜售他的腦子。他現在仍然在兜售他的腦子，抬高上帝又貶低人類，隻把他的思想當成所結出來的果實，如同隻把果仁當成果核一樣。我認為，他一定是世人當中最有信仰的人了。他的話語和態度始終假定，還存在著一種比其他人所熟悉的更好的事態，而且在時代變遷的過程中，他將是最後一個感到失望的人。他在當前並沒有任何冒險事業。盡管現在他相對來說受到了忽視，但當他有為之時，太多數人沒有料想到的法律就會生效，家庭的主人和統治者們就會到他這裏找忠告。

看不見晴朗的人是多麽目盲啊！

他是人類真正的朋友——幾乎是人類進步的唯一朋友，是一位清教徒——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位不朽的人——他帶著不倦的耐心和信念，把銘刻在人的身體上的那個形象闡釋清楚，那個形象就是上帝，人們的身體隻不過是上帝遭到損壞的、傾斜的紀念碑。他用他好客的智力擁抱著孩子、乞丐、瘋子和學者，接受所有人的想法，又通常讓所有人的想法變得寬大和高雅。我認為，他應該在世界公路上開一家大車店，所有國家的哲學家們都可以在那裏寄宿，而且他的招牌上應該寫著：“接納的是人，而不是人的獸性。有閑情逸致、心情平靜的人，認真尋找正確道路的人，請進來吧。”也許他是最清醒的人，最沒有我碰巧知道的那些怪念頭——過去和未來都不會改變。在往昔的日子裏，我們漫步交談，將世界拋在身後；因為他沒有向世界的任何製度做過承諾，他生來自由，是自由民。不管我們轉到哪一條路，似乎天空與大地都連在一起，因為他增加了景色的美。他是一個穿著藍色罩袍的人，最適合他的屋頂就是反映了他的寧靜的天穹。我看不出他還會死亡——大自然是不能沒有他的。

我們各自的思想，就像幹透了的木板，於是便坐下來切削，試試我們的刀鋒，欣賞這白鬆木清晰的淡黃色紋理。我們是如此輕輕而又虔誠地涉水，或者說是如此安詳地同心協力，以至於思想的魚兒並沒有從溪流裏麵被嚇跑，也並不懼怕岸上的任何一位垂釣者，而是快樂地遊來遊去，就像飄過西方天空的雲彩一樣，那五光十色的雲朵在那裏時聚時散。我們在那裏工作著，修改著神話，不時地讓寓言臻於完善，並且建造起大地提供不出有價值的基礎的空中樓閣。偉大的觀看者！偉大的期待者！與其交談就是新英格蘭之夜晚會。啊！我們有這樣的交談，那是隱士和哲學家之間的對話，還有我提到的那位老移民——我們三個——談得讓我的小房子擴大了，變形了；我不敢說，在每一英寸範圍上的氣壓上麵有多少磅重量；它裂開的縫，以後要塞進多少愚鈍才能防止它漏——幸虧我已經揀到了不少這一類的麻根和填絮了。

還有一個人，我曾經和他一起度過“一些充實的時間”，久久不能忘懷，那是在他位於村子裏的家度過的，他也不時來看我；不過就在那裏的社交而言，也就這麽多了。

就像在每一個地方一樣，我有時也盼望著那個永遠也不會到來的客人。《毗濕奴往世書》說：“傍晚的時候，戶主應該待在院子裏，擠一頭奶牛需要多長的時間，就待上多長的時間，如果他願意的話，就可以更長一些，以便等待客人的到來。”我經常履行這種好客的職責，等待的時間足以擠完一整群奶牛的奶，卻沒有看到有人從鎮子裏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