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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陸續逃了十幾節課後，終於東窗事發，結果是我爸差點把我從東窗打出去，君樂被迫在外流浪了好幾天。整個過程中沒有人問我為什麽逃課，其實說了也沒人理解。想來理解這個詞很是可愛，可愛得很飄渺。

我的父母教育我說他們那會兒上學是件多麽多麽不容易的事情，學費那麽便宜還是繳不起，放學後還要去割草放牛，吃不飽飯，等等等等，然後總結說我們現在上學是件多麽多麽幸福的事情，不用擔心這不用擔心那，最後說揍你是應該。挨揍當然是應該，隻要他們想揍的話。後來報紙和電視頻繁報道一些貧困地區的孩子上不起學呼喚大家捐款之類的事情，我想知道的是他們是否真的想上學，即使他們真的想上學的話，看到我們在學校發生的事情是否還會堅持自己的想法，有時我的腦子中會出現這樣的想法——和那些貧困地區孩子換換，條件是換過來之後能讓我吃飽飯。

六十年代的人慢慢長大成為了我們的父母，對於他們的過去我覺得稍微有些遺憾，但我覺得他們對於自己的過去更多的是應該承受，不要有事沒事就拿出來講。他們那時侯雖然吃不好穿不好但不是我們讓他們這樣的，是因為當時的環境就那樣。如果我們生在那個年代我們一樣能活過來。人一生下來都是一樣的。他們如果生在我們這個年代也會和我們一樣逃課早戀……這些並不能說是我們怎麽怎麽樣，而是我們生長的年代怎麽怎麽樣。

也許生在這個時代並不像媒體上宣傳的那樣個性誇張，其實大多數的人隻是外表個性誇張骨子裏麵還是一樣奴性十足，就像蹩腳的搖滾樂隊。至於那些真正的個性人士早就隨著這個時代消失了。因為任何人在社會在生活麵前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的父母就像六十年代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好強、虛榮……可以花一千多請以前的朋友吃飯但舍不得花一千多給我買想要的東西。

我的父母還會經常好心地告訴我某某的孩子考進了某重點學校的重點班，這種話常常搞得我暈頭轉向，也使我明白了世界上還有分那麽多的等級。我不明白為什麽他們老是拿別人感興趣的與我不感興趣的相比，當然比的結果是我輸得很慘。我就奇怪了，怎麽就不比比誰打架更厲害呢?開個玩笑。這麽比的結果是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很笨，然後拚命地把自己不感興趣的變成自己感興趣的直到我變為白癡為止。有時我也會拿他們跟別的知識分子比，一些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的人，這時他們馬上會告訴我還有很多不如他們的人。可我要是告訴他們還有很多分數不如我高的人時，他們又會說你怎麽不比比那些比你好的呢，怎麽隻會比差的？這種思維方式弄得我很尷尬。

有一個《漁翁和富翁》的故事。

當一個漁翁躺在海邊曬太陽的時候，走過來一位富翁。這個富翁很奇怪為什麽漁翁不去打魚而躺著曬太陽，於是他問漁翁說：你為什麽不去工作掙很多的錢呢？

漁翁說：要那麽多錢幹什麽？

富翁說：有了很多錢之後可以去夏威夷曬太陽。

漁翁奇怪地問：那我現在在做什麽？

這個故事使我想到許多，我為什麽要上學?為什麽要學我不想知道的東西呢？答案是可以上大學。那為什麽又要上大學呢？答案是可以掙大錢。掙完錢之後呢？可以生活得幸福。也許是可以幸福，這個回答並不令我滿意，這樣的幸福是用大部分時間的不幸福換來的。而且幸福也不等於有錢。這個故事給我父母的教育是有錢可以去夏威夷曬太陽而不用躺在不知名的海灘上曬太陽，給我的教育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據說這樣就形成了代溝。

其實我們活得都很現實，在現實中我們必須有錢或者有權，通俗的理解是這樣便能過得幸福。我覺得這樣說也有道理，可我又隱隱地感覺到這種想法好像有問題。比如，有一天我喜歡上了一個女孩子，可這個女孩子喜歡上了一輛寶馬車，問題是我沒有錢去買這輛寶馬車，於是我就放棄了這個喜歡寶馬的女孩子，因為我不能給我喜歡的女孩子所要的幸福。可如果我有錢去買寶馬車給這個女孩子，我不知道這個女孩子是喜歡寶馬車還是喜歡我，而且我也不想去和一輛寶馬比試誰的魅力大，因為我是一個複雜的人，而寶馬是一個複雜的機器。就是這樣的簡單。

於是我漸漸感覺到生活很累，而活著是一件很操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