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渴望玫瑰：阿赫瑪托娃詩歌精選集 簡短自述

艾欣　譯

我於1889年6月11日（公曆23日）出生在敖德薩附近（大噴泉區），我的父親在當時是一名退休海軍機械工程師。剛滿一歲時我被送到了北方的皇村，並在那裏生活到十六歲。

我對皇村最初的回憶是這樣的：富麗堂皇的園林蔥鬱而濕潤，保姆帶我去的牧場，跑著雜色小馬的賽馬場，老火車站以及別的一些東西。它們後來都被我寫入了《皇村頌歌》。

每年夏天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爾郊外的射手灣度過的，在那裏，我和大海成為朋友。那些年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古老的赫爾鬆涅斯城，我們曾在它附近居住過。

我是把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當作識字課本來學習閱讀的。五歲時，聽著老師給年紀稍大些的孩子們上課，我學會了說法語。

寫第一首詩的時候我十一歲。對我來說，詩歌的啟蒙不是來自普希金和萊蒙托夫，而是來自傑爾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與涅克拉索夫（《嚴寒，紅色的鼻子》），他們的詩我媽媽能倒背如流。

我曾就讀於皇村女子中學，起初成績很差，後來變好很多，不過我總是不太願意學習。

1905年我的父母離異，媽媽帶著孩子們搬去了南方。我們一整年都住在葉夫帕托裏亞，我在家裏學完了中學倒數第二年級的課程。我時常懷念皇村，寫了許許多多拙劣的詩。1905年革命的回聲隱約傳到了與世隔絕的葉夫帕托裏亞。中學最後一年我是在基輔念的，在馮杜克列耶夫中學，並於1907年從那裏畢業。

我進入了基輔高等女子學校的法律係。一開始隻能學習法學史，尤其是拉丁文，我當時還挺滿意；不過後來開始學習純粹的法律科目時，我就對專業失去了興趣。

1910年（舊曆4月25日），我嫁給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們去巴黎度了蜜月。

在巴黎鮮活的身體上（如左拉所寫），建造新的林蔭道的工程尚未全部完工（拉斯帕伊林蔭道）。艾迪遜的朋友維爾納指著先賢祠小酒館的兩張桌子和我說：“這裏有很多你們的社會民主人士，這是布爾什維克，那裏是孟什維克。”愛變換花樣的女人們一會兒嚐試穿短裙褲（jupes-culottes），一會兒又去穿那種幾乎裹住雙腿的裙子（jupes-entravées）。詩歌在那時完全無人問津，人們之所以買詩集，僅僅是因為上麵印著多少有點名氣的藝術家畫的小花飾。我當時就明白，巴黎的繪畫已然吞噬了法國詩歌。

搬回彼得堡後，我在拉耶夫高級文史學校學習。在這期間我寫了一些詩，它們被收錄在我的第一部詩集中。

當人們給我看了伊那肯季·安年斯基的詩集《柏木雕花箱》校樣後，我激動萬分，讀著它，忘記了世上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義的危機明顯地暴露出來，嶄露頭角的詩人們已經不再追隨這一流派。一些人加入了未來主義，而另一些人則加入了阿克梅派。我與“第一車間詩人”的同僚——曼德爾施塔姆、曾凱維奇、納爾布特一道，成為阿克梅人。

我在巴黎度過了1911年的春天，並在那裏目睹了首個俄羅斯芭蕾舞季的成功。1912年，我遊遍了意大利北部（熱那亞、比薩、佛羅倫薩、博洛尼亞、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繪畫和建築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它如夢如幻，讓人終生銘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詩集《黃昏》問世。它隻印了三百冊。人們對它的評價還算不錯。

1912年10月1日，我唯一的兒子列夫出生。

我的第二本書《念珠》於1914年3月出版。它的發行銷售也就持續了大概六個星期。5月初，彼得堡的社交季走向尾聲，人們都漸漸離開這座城市。這一次和彼得堡的分離竟成永別。我們再回來時，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我們一下就從19世紀跌入了20世紀，一切都麵目全非，城市的風貌首當其衝。原來，一位初出茅廬的作家寫的愛情詩小冊子注定要埋沒在世界性的事件中。時間對待事物的方式與我們的想象並不一樣。

每年夏天我都是在曾經的特維爾省的一個地方度過的，那裏距別熱茨克15俄裏（約15公裏——譯注），風光並不迷人：丘陵上被翻耕成整齊方塊的田地、磨坊、泥潭、幹涸的沼澤、“邊門小屋”、莊稼……《念珠》和《白色的鳥群》中的許多首詩我就是在那裏創作的。《白色的鳥群》於1917年9月出版。

讀者和批評家對這本書的評價是不公的。不知為何，它還不如《念珠》受人歡迎。這本詩集誕生在重大社會變革的節點上。交通癱瘓——書甚至無法運往莫斯科，在彼得格勒被全部售罄。雜誌社紛紛倒閉，報社也同樣如此。因此相比於《念珠》，《白色的鳥群》並未大張旗鼓地發行。饑餓和破壞日益嚴峻。奇怪的是，這些情況放到現在都不算什麽事兒了。

十月革命後，我在農學院的圖書館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詩集《車前草》，1922年出版了《公元1921年》。

大約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我懷著極大的熱忱和興趣，著手於舊彼得堡建築和普希金生平創作的研究。我對普希金研究的成果有三個：論《金雞》、論班傑明·康斯坦的《阿道夫》以及論《石頭客人》。這些文章都在當時得以發表。

我最近二十年創作的《亞曆山德林娜》《普希金與涅瓦海濱》《普希金在1828年》應該將被收錄在《普希金之死》一書中。

自20年代中期起，我的新詩幾乎無法再發表，而舊作則不予再版。

1941年的衛國戰爭使我被迫困留列寧格勒。9月底，封鎖已經開始了，我才乘飛機到了莫斯科。

直至1944年5月，我都一直住在塔什幹，我急切地搜尋關於列寧格勒和前線的一切訊息。與其他詩人一樣，我也常常去軍醫院慰問表演，為受傷的戰士們讀詩。在塔什幹，我第一次知道樹蔭和水聲對於酷暑意味著什麽。我也知道了什麽叫作人性之善：在塔什幹我得了好幾場重病。

1944年5月，我飛回到了春天的莫斯科，那時全城已經充滿了勝利臨近的喜悅與期望。6月我返回了列寧格勒。

這個可怕的幽靈，它喬裝成我的城市的樣子，讓我驚懼萬分，我把與它的相遇詳細地寫進了散文裏。那段時間我寫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隨筆——後者與我在捷裏奧基前線朗誦詩歌一事有關。散文對我而言一向既神秘又帶著**。我從一開始就深諳詩歌的方方麵麵，對散文卻從來都一無所知。所有人都對我創作散文的嚐試給予了高度評價，而我本人，當然，對此並不信以為真。我請教左先科，他叫我把其中某些段落刪去，並且告訴我其他部分都可以保留。我很高興。然而，在我兒子被逮捕後，我把它和所有文稿一同燒毀了。

我對文學翻譯一直充滿興趣。在戰後的歲月裏，我翻譯了很多作品，至今仍然還在翻譯。

1962年我完成了《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這部長詩我寫了二十二年。

去年冬天，在“但丁年”前夕，我再次聽到了意大利語的聲音——我參訪了羅馬和西西裏島。1965年5月，我去了莎士比亞的故鄉，見到了不列顛的天空和大西洋，與老友重聚，也認識了新朋友，還再次訪問了巴黎。

我沒有停止寫詩。對我來說，詩歌蘊含著我與時代、我與同胞的新生活的關聯。當我寫作時，我的生命便與詩韻交織在一起，這韻律在我的國家英勇的曆史中不停回響。我是幸福的，因為我生活在這個年代，並見證了那些無與倫比的事件。

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