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們能完全拋棄過去嗎？

01

剛學醫的時候，我經常在夜晚時悄悄走進病房，找到一個病人，膽怯地問：“我能問問您的病史，給您查一下身體嗎？”

那時的我，對書本上的醫學知識有著無窮的好奇，總想在現實中印證所有學過的東西，求知欲爆棚。

但我慢慢發現，醫學這門學科充滿不確定性。

比如，兩個病情完全一樣的病人，為什麽會用兩種成分基本一致但是品牌不同的藥物？

同一個手術術式，用在患有同樣疾病的病人身上，為什麽效果完全不同？

漸漸地，我又發現，決定病情走向的常常不隻是科學本身。

例如，為什麽兩個類似的病人，一個會選擇保守治療，一個會選擇手術？

為什麽兩個急診病人，一個立刻被收入醫院，另一個卻怎麽也住不進來，而明明另一個病情更重？

一位我很喜歡的老師說過，在中國，隻有平衡好人性和科學，才有資格成為一名偉大的醫生。

我曾經對這句話嗤之以鼻，覺得醫學明明是科學，非黑即白，分毫不差，事情該怎麽做就怎麽做，和醫生自己是怎樣的人、處於怎樣的狀態和心情不應該有關係。

摸爬滾打這麽多年，我發現，是當時的自己膚淺了。

手術順利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外科神手，天賦異稟，若自己不幹外科將是業界的巨大損失。

術中出血、術後並發症等意外發生的時候，我會陷入一種非常自責的情緒，反複思考自己操作不當的地方；看著病人血色素降低，反複發燒，我又覺得是自己的粗心、傲慢，導致病人這樣痛苦；如果換一個更加優秀的醫生來做，病人可能就會順利地出院，與家人團聚。

再上手術時，我就會猶豫，甚至很多次想給病人道歉，即便可能引起更大的醫患矛盾。

一念地獄，一念天堂，這兩種狀態都是真實的作為醫生的我。

因此，在病人想要擁有自主選擇醫生的權利時，作為醫生的我，也反複問過自己，究竟想要成為一名怎樣的醫生？

02

有的醫生，更多時候眼裏隻有技術。

有的醫生，眼裏看到的是人。

記得有位做近視手術的老師，是醫院出了名的“惡霸”，走在路上跟什麽人都不打招呼，經常在手術室裏大呼小叫，醫生、護士沒有一個喜歡他，而他的患者是全院眼科最多的。

有一次，我在走廊裏聽到兩個患者聊天。其中一個說，聽說這個大夫脾氣特別不好，但是技術好。我不管那麽多，隻要給我做得穩穩當當的，他罵死我我也高興啊，要是碰上那種表麵特別客氣但是技術不行的，才慘呢。

沒毛病，技術應當是醫學的根本，可有些患者好像不這麽認為。

我在普外科輪轉的時候，是人見人愛的搶救小能手，老大夫和護士都十分信任我，我也自詡是名“有技術”的醫生。

有一天，我查房之後一個患者叫住了我，很抱歉地和我說，想換一名主管大夫，把我換成一個剛進入臨床的小姑娘。

她看出我的詫異，便解釋說，曾經看到我全力搶救一名和她一樣的晚期肝癌患者，讓那位患者多活了幾個月。但是她一點都不想重複那個患者的最後一段路，她想讓這個剛進入臨床的小姑娘負責自己。

我說：“可那個小姑娘還不太懂臨床呀。”

她笑著說：“沒關係，我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了，能緩解症狀，少一點痛苦就很好。我特別喜歡那個愛笑的小姑娘，她和我聊上幾句話，開幾句玩笑，我就會暫時忘記自己還是個病人。”

可見，關懷同樣是醫學的根本。

其實，更多的醫生介於這兩種之間。他們平凡而真實，他們既希望用技術拯救患者，又希望感受到來自患者的信任。

隨著成長，醫生的眼裏除了技術和人，開始出現利益。

“利益”這兩個字是最傷害醫學本源的字眼，但卻是人立足於社會的“根本”。作為一名醫生，他也需要滿足基本的生存；他可能為人父母、子女、丈夫或妻子……也可能正麵臨家庭的劇變，和其他人一樣需要錢，那麽他又該如何選擇？

技術、人、利益，在不同的醫生眼裏，有不同的占比；在同一個醫生眼裏，會因為麵對的病人不同，占比發生變化。在同樣的醫療技術和醫療指南的大前提下，醫生和患者之間可能會產生很多種結局，正是因為這一切的科學，都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之上。

沒錯，這就是醫生，醫學也是由人構成的職業。短短一把柳葉刀，拿起是神仙，放下皆凡人。

03

現代的年輕醫生，大多一直在迷茫，我們到底要成為什麽樣的醫生？作為年輕人，我們又能否被這個世界充分認同？

醫生行業本身隻屬於那些堅持某種精神的高尚的人類，隻是我們缺乏了保持高尚的理由。不隻是我們，整個社會都把醫生行業看成一個平凡的工作，用法律去評判，用道德去約束，用體製去管理。我總覺得，我們這個時代，似乎有些東西正在快速地消逝。

大四的時候，我剛進入醫院成為一名見習醫生，有幸跟著院裏去采訪了北大醫院的一名老教授，她是中國兒科神經學學科的創始人左啟華。她先生是北大的教授，已經去世，於是她的晚年就一直獨居在燕園湖畔的房子裏。

剛見麵的時候，我根本不敢相信這位鶴發童顏、健步如飛的老人已經九十多歲高齡。她的房間裏全是藏書，據說每天早晨還定期查收e-mail，看看世界上各個領域的最新進展。她也會一個人去百年講堂看《山楂樹之戀》，並且對旁邊的孩子說，你別笑啊，我們當時就是那個樣子的，當時握個手簡直太難為情了。

教授和我們聊起那個黃金時代。

有個最嚴厲的老師一上課就讓所有學生背下病人的各項指標，背不出來就訓斥，但那位老師是她畢生最服氣的老師。他博學到全院沒有人能問倒他。他上課的時候從來不帶講義，直接徒手在黑板上畫下人體大腦各個部位的解剖圖，並且標記上拉丁文，每節課都是好幾黑板的圖畫和板書。

她還講到她的老師諸福棠教授，曾經曆過麻疹暴發時沒有免疫球蛋白可以用於治療。於是諸福棠教授用自己的血嚐試治療了一個患兒，危重的患兒奇跡般地恢複了。看著滿病房無助的患兒和家屬，所有在場的醫生無一例外地獻出了自己的血。說到這裏，她眼角泛起淚光。

那該是怎樣的一個黃金時代啊！穿著白大褂的人多麽神聖，光是這個舉動就足以讓我們內心充盈、陽光，無所畏懼，充滿希望。

她也講到晦暗的歲月，講到戰爭，講到自己每個星期隻有半天的時間可以回家換洗、休息，甚至在做住院醫師期間都不能結婚生子，等等。她從來沒抱怨過任何一個時代，沒抱怨過任何一個人。提及個人對中國醫學的貢獻，她沒有誇獎自己任何一個字，但是我能感受到，那些孩子的疾病就是她的痛，孩子的幸福就是她的使命。

她拿出自己的一本筆記本，上麵全是手繪的解剖圖和生理示意圖，每一張圖都像教材上的印刷圖，精準、規範。上麵不隻有拉丁文的注解，還用英文記錄著自己不同時間段的心得和感悟。

這就是這本小說中“筆記”的雛形。

04

我並沒有拿走這本筆記，因為我知道這是左老一生最珍貴的回憶。

然而，那天下午，那些混著陽光溫度和泥土清新的感動，至今我都清晰地記得。甚至也會在一個同樣的陰雨季節，偶然想起那本泛黃的筆記本。有時候我也會不斷反思，那也是我們曾經決心要一生嗬護的誓言啊，如今它們又去哪裏了？

如今任何疾病一直夢寐以求的治愈率都遠高於過去。我們有了先進的治療手段和器械，就連過往的那些治療理念，我們有些都嗤之以鼻。

我們真的能夠完全拋棄過去嗎？

一次，一名年輕醫生險些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那是一個胸腔積液的患者，他來醫院想做個胸腔的穿刺，把積液放出來。這要是在過去，可能直接在病房通過查體判斷積液後就穿刺了，用的是叩診的方法，就是用左手中指貼在患者後背上，用右手的中指敲擊左手中指的第二指節。如果下麵是肺組織的話，會發出清脆的“砰砰”聲，如果下麵是積液，就會發出沉悶的“咚咚”聲，就像我們拍西瓜看生熟一樣。

現在我們有更先進的手段了，年輕醫生讓患者去B超室做了個定位。B超會在這個患者的後背上畫一個叉，意思是從這裏穿刺最好。但是這個患者不明就裏，以為隻是個標記而已。他看大夫還沒來，就去洗了個澡，把標記也洗掉了。

他擔心大夫回來說自己，就找護士要了根記號筆，想自己照著皮膚上的印子描。可幺蛾子就出在了這裏——他看不清後背的印子，就用一隻手把後背的皮膚往下拽了拽，這才看到了那個印子，標記上了。

穿刺的時候，年輕醫生看見後背的叉號，想都沒想就開始準備穿刺，消完毒，碰巧這個時候他的師兄走了進來，看到他要穿刺的部位，皺了皺眉頭，問他：你有沒有叩診，這是第幾肋間（肋骨中間進針）？

年輕醫生撓了撓頭，在師兄的嗬斥下重新定了一下位置，驚訝地發現這個地方已經是第十肋間了。他在消毒的時候也覺得位置很低，但是沒有多想就要操作。如果針真的紮下去了，紮的可就不一定是胸腔了，很有可能是肝髒或者腹膜後的其他器官，會造成嚴重的大出血，至少是不必要的創傷。

這個教訓讓這個年輕醫生明白了，在臨**，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雖然很罕見，但每一個意外都可能導致血的代價，這不隻關乎患者的健康與生命，也關乎一個醫生的職業生涯。

過往手術中的基本操作不應該因為技術發展就被完全拋棄。作為臨床醫生，還要了解儀器數據的采集、運輸、分析的整個過程，這樣才有可能校對機器和流程所產生的致命誤差。

因此，我選擇了筆記這樣一種形式。它真實地存在過，也曾經以各種形態出現在我們每個醫生的生命當中。那些來自老大夫的忠告、警示，甚至怒罵，都是一筆筆珍貴的記錄。

“筆記”就像一座橋梁，讓過去和現在的醫生得以對話，過去的醫生會羨慕當下的技術，而當下的醫生會羨慕過去的環境和初心。我一直在想，假如我可以回到那個時代，看到那個時候無法突破的局限，看到那個時候寶貴的初心，也許我會更加敬畏和警惕科學的進步，也更加了解我們作為醫生的邊界。

不管怎麽說，我們的主人公是個幸運兒，這種我一直夢寐以求的狗屎運恰好發生在了他身上。每次看到他的彷徨、困惑、欣喜、和解，我就會越發堅定地認為，自己所從事的行業，永無止境。

於是，當主角最後說出“給我刀”的時候，我就在想，無論當下或者前路多麽坎坷，我也很難再放下這把手術刀了。

最後，感謝那些以各種形式出現在故事當中的真實角色，感謝曾經在我醫學生涯學習中出現的老師們，以及比老師更關鍵的病人們。感謝我的愛人D. L.老師和小寶一直的陪伴和信任。

2019年9月7日於巴塞羅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