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紅與黑》是根據真人真事經過藝術加工而寫成的。一八二七年年末，司湯達在《法院公報》上看到安托萬·貝爾泰的案件。貝爾泰是格勒諾布爾神學院的學生，他先後有過兩個情婦。他本是馬蹄鐵匠的兒子，二十歲時當了公證人拉圖爾家的家庭教師，成了女主人的情人。隨後他進了貝萊的神學院，後又來到德·科爾東家，與後者的女兒產生戀情，但他和拉圖爾太太仍然通信，並指責她換了一個情人，後來發展到在教堂槍擊她。

司湯達保留了貝爾泰與兩個女人愛情關係的基本線索。故事的發生地改在了一八二五年弗朗什—孔泰省的維裏耶爾小城。德·雷納爾市長挑選了鋸木廠老板的兒子於連·索雷爾做家庭教師。於連獲得市長夫人的好感，她沒有享受過愛情，逐漸愛上了這個漂亮的小夥子，成了他的情婦。他們的關係終於隱瞞不住。在謝朗神父的安排下，於連來到貝桑鬆的神學院，很快獲得院長皮拉爾神父的信任。院長為他謀得德·拉莫爾侯爵秘書的職務。他的高傲喚起了侯爵女兒瑪蒂爾德的好奇心，他設法把她勾引到手。侯爵似乎無路可走，給了他稱號、軍階，並應允他和自己女兒的婚事。這時，德·雷納爾夫人在教士的唆使下揭露了於連，於連憤怒至極，回到維裏耶爾，開槍打傷了她。於連被捕之後，萬念俱灰，在法庭上怒斥統治階級，被判處上了斷頭台。三天後，德·雷納爾夫人也離開了人世。

《紅與黑》的第一個層麵是愛情小說。司湯達從批判封建婚姻的角度去描寫於連的兩次愛情。德·雷納爾夫人是個純樸、真誠、不做作的女子，她與市長之間並無愛情。德·雷納爾先生是個大男子主義者，在他眼裏隻有金錢、貴族門第，妻子是丈夫的附屬品。他和妻子沒有感情交流。德·雷納爾夫人在於連身上發現了平民階級的優良品質：具有進取心、自尊心強、不願屈服於貴族之下、聰明能幹、感情熾烈、一旦嚐到了愛情便投身其中。她愛上於連是對封建婚姻的反叛。瑪蒂爾德的情況有所不同，司湯達解釋過自己的創作意圖：“敢於描繪巴黎婦女的性格，她之所以愛上別人，是自以為天天早上即將要失去他……她同德·雷納爾夫人真正樸實的愛情形成鮮明的對比。”但不管怎樣，瑪蒂爾德是一個蔑視貴族婚姻觀點的侯門小姐，她看不起德·克羅瓦茲努瓦侯爵和德·呂茲等有身份、有財產的貴族青年，厭倦了貴族圈子封閉的、保守的風氣。別人越是對她低聲下氣，她越是不屑一顧。她欣賞於連之處，正是他沒有奴顏媚骨、受到十九世紀啟蒙思想的熏陶而表現出的自由思想，又有才識膽略。不可否認，她願意放棄貴族門第與於連結合，不顧自己的名譽跑到維裏耶爾四處活動，為搭救於連而不遺餘力，即使她的行動中有著矯情的成分，但她的表現是違反貴族階級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範的。

至於於連，司湯達描寫了他的平民反抗意識。他把自己的行動看作“戰鬥”，要完成自己的“責任”，以報複市長對他的蔑視。他受到德·雷納爾夫人熱烈純真的愛情的感染，產生了相應的愛情。他對平等的意識非常強烈：“如果關係到教育孩子，她可以對我說：照我的話去做。但是，對我的愛情做出反應時，她必須平等對待。沒有平等就不能產生愛情。”因此，他十分警惕她的貴族意識的流露。於連對瑪蒂爾德的愛情羼雜了較多的理智成分和目的，他企圖挑戰那些貴族青年，並通過瑪蒂爾德向上爬。他的內心對瑪蒂爾德缺乏真正的愛情，因為他並不喜歡她的性格。然而他的野心支配了他的行動。

《紅與黑》不是一部單純的愛情小說，它其實“從頭至尾是一部政治小說”，是“最強烈的現實小說”。對於《紅與黑》書名的含義，一向眾說紛紜。紅色最有可能是軍服的象征，即對第一帝國的向往，而黑色代表教士黑袍，即教會及複辟時期的反動統治。於連就在這兩種職業中做選擇。紅色也可以指於連所進入的教堂的窗簾，他在教堂裏看到了路易·讓雷爾（於連的名字打亂次序的拚寫）的判決。他從窗簾的反光中看到血，這預示了小說的結尾。他不喜歡虛偽的黑色，而喜歡犧牲的紅色。當然還有別的解釋。

《紅與黑》確實是一部具有強烈政治傾向的小說，表現在三個方麵。

首先，作者揭露了複辟王朝時期的腐敗、黑暗以及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尖銳矛盾。德·雷納爾市長這個新貴族是外省貴族的代表，兼有貴族的狂妄和資產者的貪婪。他因鎮壓革命有功，當上了市長。他意識到辦實業的重要性，在拿破侖時代就辦起了工廠。他本想與夫人離異，但妻子是富有的女繼承人，他便忍氣吞聲，甘願被戴綠帽子。司湯達通過對收容所和神學院的描寫，揭露了當時各種機構的腐敗、鉤心鬥角和金錢的罪惡。乞丐收容所所長瓦勒諾貪汙窮人的錢款，克扣囚犯的口糧。他的家散發出偷來的錢的氣味和俗不可耐的奢華。他靠管理窮人的福利把自己的財產增加了兩三倍，飛黃騰達、步步高升，做到省長。人人都想著如何撈錢，賣官鬻爵；沒有人不腐蝕別人，又被別人腐蝕。從法官到獄卒，莫不如此。錢能打通各種關節。於連的父親深知這一點，他在同市長談判時就精明得很，撈到了便宜。於連入獄後，他來探監，指責於連的行為，但當於連提起他攢了些錢時，老木匠馬上改變了態度，他竟然要於連還給他預支的夥食費和教育費。於連不禁感歎這就是“父愛”。同樣，教士也收受賄賂，教會權力極大，連治安法官也怕得罪年輕的副本堂神父。聖會可以隨意指揮煙草局和拍賣、分配職位，代理主教勢力很大，了解家庭的秘密，以頒發獎章的辦法取得案件的勝訴。對神學院的描寫是小說最有揭露性的篇章之一。於連是院長的寵兒，因此受到院長死對頭的打擊，考試中了圈套，居然落到第一百九十八名。學生之間鉤心鬥角，信奉金錢第一。他們知道教士有寬裕的收入，被培養成維護政權的工具。於連就認識到不能像在拿破侖時代那樣靠軍功在三十歲左右做到上校或將軍，他看到四十歲的主教有十萬年薪，相當於拿破侖麾下的著名將領的三倍收入。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貴族與平民的矛盾異常尖銳。貴族總是害怕羅伯斯庇爾會卷土重來，這種可能性主要出現在像於連這樣的下層階級人物身上。連德·雷納爾夫人都覺得，如果發生革命，所有貴族會被平民絞死。司湯達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您怎能不認為，遍布法國的二十萬個於連，以貝呂納的鼓手長、下級軍官奧熱羅、成為帝國參議員的伯爵的檢察官辦事員的升遷為榜樣，推翻上述的傻瓜呢？”他認為小資產階級青年的不滿情緒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於連在法庭上慷慨陳詞：“你們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一個農民，一個起來反抗他卑賤命運的農民。”於連的死表現了貴族階級與平民的尖銳對立。

其次，《紅與黑》描繪了複辟王朝時期激烈的政治鬥爭。當時，黨派鬥爭劍拔弩張：極端保王黨不滿於君主立憲，妄想把法國拉回到絕對君主時代；自由黨中不少人成為百萬富翁，渴望著權力；君主立憲派遭到來自各方的攻擊；教會各派聯合各個黨派，興風作浪。在維裏耶爾，德·雷納爾、瓦勒諾和馬斯隆形成三角勢力，主宰著政治。瓦勒諾與德·雷納爾明爭暗鬥，最後終於取得了勝利。德·拉莫爾是個狡猾的政治家，與各派都保持著良好關係，然而他和代理主教德·弗裏萊為了一塊地產鬥了六年，隻打了個平手。弗裏萊、馬斯隆和卡斯塔奈德都屬於聖會。聖會在複辟王朝的返回中起過重要作用。它暗中支持右翼極端分子，德·雷納爾夫人的信就是在聖會教士的唆使下寫出來的。一八三〇年年初，查理十世到布雷-勒奧，向聖徒遺物祈禱，以擴大宗教影響。小說在第十八章“國王在維裏耶爾”中描繪了這個宏大場麵，對國王朝聖隱含辛辣的諷刺。當時的一個改革家阿佩爾曾受到極右分子的指責，說他在一八二七年利用視察監獄的機會，放跑了兩個政治犯。小說描寫他來到維裏耶爾的監獄和乞丐收容所活動。於連在前往巴黎的途中，聽到法爾科茲和聖吉羅的對話，他們對複辟王朝懷著強烈的不滿。前者對拿破侖的統治十分懷念，後者原是個印刷廠廠主，認為自己的厄運是拿破侖造成的。這是複辟王朝時期一般人矛盾心理的再現：他們既懷念拿破侖時期的輝煌戰功，又覺得是他為複辟王朝的卷土重來創造了條件。統治者則把有關拿破侖的一切視作洪水猛獸，連他的《回憶錄》也不許閱讀。正統派思想被看作一切行動的指針，不容許表達真知灼見。德·拉莫爾侯爵的沙龍是一個典範的貴族聚會場所，人們不觸及任何重大事件，隻談論羅西尼的音樂或賀拉斯的作品。另外，小說大量提到保王派報紙《日報》《法蘭西報》和反對派報紙《憲政報》。當時報紙盛行，是黨派活動的晴雨表。這一幅幅複雜的政治鬥爭的圖景，形象地反映了形勢的混亂，預示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勢。

最後，《紅與黑》對現實抨擊最尖銳的描寫，是在下卷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三章中對貴族政權企圖依靠外國勢力幹預政局的揭露。“秘密記錄”一章是對一八一八年“秘密備忘錄”事件的影射。當局感到局麵難以控製，便想向國外求援，考慮由英國出錢，召集外國軍隊入侵。極端保王黨人商議，要求列強對路易十八政府施加壓力，特別是反對通過憲章。一八一八年夏天，極端保王黨策劃的“水邊陰謀”，目的在於迫使國王改變內閣成員，或者強迫國王讓位給阿爾都瓦伯爵——未來的查理十世。司湯達將曆史事實融入小說中，改變日期，放到一八三〇年，使暴露的矛盾更為尖銳。當時的內閣首相波利涅克在小說中成為與會者奈瓦爾。他們提出用暗殺或大屠殺的手段來維持政權。德·拉莫爾侯爵提出要在各省組織忠於王權的隊伍，反對新聞自由；他認為新聞自由和貴族之間是生死存亡的殊死鬥爭。他警告“歐洲將隻存在共和國總統而沒有國王了，隨著‘國王’這兩個字的消失，僧侶和貴族也將消失”。最後他們一致同意讓神聖同盟進行軍事幹預。與會者麵目可憎，矛盾重重，鉤心鬥角，顯示出這些保王黨分子的外強中幹。這幾章將複辟王朝狗急跳牆的賣國企圖暴露無遺。

司湯達通過人物說出政治內容在小說中的重要性，但他把自己的主張讓出版商來說，自己則提出反對的論據：“在妙趣橫生的想象中加進政治，就像是音樂會中的一聲手槍聲。這聲音尖厲，但並不有力。它與任何樂器的聲音都不協調。這種政治會大大傷害一半讀者，使另一半讀者厭煩。”出版商反駁：“如果您作品中的人物不談政治，他們就不是一八三〇年的法國人，您的書也就不再像您所期待的成為一麵鏡子了。”出版商以現實主義的“鏡子說”為根據，顯然代表了司湯達的見解。司湯達的“鏡子說”繼承了現實主義的傳統主張，而又有所發展。他在小說中說：“小說是在大路上來回移動的一麵鏡子。”這個定義有三層意思：既是鏡子，人物和他們所生活、在其中成長的社會，毋庸置疑真實反映了那個社會的狀態；“來回移動”表明作者不斷在活動，為的是表現得鮮明，感覺要敏銳；“大路上”表明視野寬廣，作者並不局限在室內，而是接觸社會的實際活動。“鏡子說”是司湯達反映政治內容的依據。

《紅與黑》還是一部風俗小說。小說故事發生在三個地方：汝拉山區的小城維裏耶爾、貝桑鬆的神學院和巴黎的德·拉莫爾侯爵府。這三個地方概括了當時法國的風貌。維裏耶爾是外省城市的寫照，它雖然位於偏僻山區，可是已經受到現代社會的熏染，興起了小型工業：市長的釘子廠，他靠它賺到了一幢大宅。於連家的鋸木廠是另一景觀。隨著工業的興起，唯利是圖也就成了人們的行動準則。乞丐收容所這個福利機構卻成了瓦勒諾發財致富的工具。神學院是社會的另一個縮影。它像監獄一樣陰森恐怖，行李要經過仔細搜查，信件往往被扣壓。神父、學生都互相傾軋，虛偽做作籠罩著一切。由於院長和副院長有矛盾，選擇誰做自己的懺悔神父就成了重要抉擇，關係到依附哪一派。德·拉莫爾侯爵府是上層社會的寫照。這裏是巴黎上流社會的活動中心之一，也是“陰謀和偽善的中心”。侯爵是個精明幹練的政治家，複辟王朝的紅人。這個貴族府第在燈燭輝煌的外表下，不免露出了衰敗的征兆。貴族們敵視自由思想，生怕再出現羅伯斯庇爾和拿破侖式的人物，表現了他們的虛弱和反動。《紅與黑》的風俗描寫廣泛而深入，提供了複辟王朝時期法國社會的一幅真實畫卷。

《紅與黑》的突出成就也表現在塑造了於連這個形象。這個個人奮鬥者是世界文學中一個不朽的藝術典型。於連的性格是多元多層次的。強烈的自我意識則是他性格中的核心成分，自我意識在環境的作用下，產生平等觀念、反抗意識和個人野心。於連個性剛強，充滿**，富有毅力。他雖然表麵羸弱，但是“心裏竟藏著寧可死一千次也要飛黃騰達的不可動搖的決心”。外表和內心的強烈反差，是於連形象的一大特點。不但有毅力，還敢於行動，是他的主導方麵，猶豫不決是暫時的，最終要被他的決心所克服。在他的思想深處，他具有強烈的平民意識，對貴族的趾高氣揚懷著深深的抵觸情緒。於連不堪忍受父兄的打罵，幾次想離家出走，表現出對獨立人格的渴求。他父親讓他到市長家當家庭教師時，他回答“我不願意當仆人”，“要我同仆人一起吃飯，我寧願死掉”。當市長把他當仆人一樣訓斥時，於連眼裏露出複仇的目光，憤然回答說：“沒有您，我也可以活下去，先生。”為了報複市長，他在夜晚乘涼時，握住了市長夫人的手。他占有市長夫人以及後來要征服瑪蒂爾德的行動也有著這種報複和反抗意識。在於連看來，這是他應負的“責任”，這種“責任”意識正是複辟王朝時期小資產階級青年受到壓製後不滿情緒的流露。拿破侖給予平民以飛黃騰達的機會，如今這種機會一去不複返了。但是，像於連這樣有才能的平民青年如同種子要發芽一樣，仍然要尋找向上爬的機會。他看到主教的豐厚收入，便想到當教士，於是背誦《聖經》，願到神學院去，忍氣吞聲地想適應那裏的生活。他看到侯爵能讓他改變平民的命運，便甘心為他效勞，不再反抗了。個人野心支配著他的一切行動。直到他發現貴族階級對平民存在根本的敵視以後，又恢複了反抗精神，寧死也不肯妥協。於連的多變是複辟王朝時期謀求個人奮鬥的平民青年探索人生尋找出路的一種結果。於連的個人奮鬥往往被看作一個野心家。一方麵，他要向上爬，像泰納所說的“並非他想炫耀奢華和享受，而是他想擺脫屈辱和窮困帶來的附屬地位”；另一方麵，既然是野心家，他是沒有什麽政治準則的。虛偽是他改變命運的手段：“虛偽是我爭取麵包的唯一武器。”為達目的，他可以給極端保王派充當秘密信使。這時，他與自己所反對的貴族階級同流合汙了。於連是一個具有雙重人格和雙重精神的人物：他既有反抗精神，又很容易屈服；他既憎恨貴族的卑劣，又不憚玷汙自己的雙手；他既看重別人的善良正直，又信奉虛偽的道德觀；他既崇拜拿破侖，又能隨意改變自己的奮鬥方向，走一條截然相反的道路；他既熱衷於向上爬，又憤然選擇了死亡，不肯向汙穢的現實讓步。這種雙重性構成了於連性格和思想的複雜性。這個形象的豐富性標誌著司湯達的小說藝術所達到的成就與高度。

《紅與黑》的心理描寫開創了現實主義內傾性的方向。司湯達的心理描寫通常十分簡短，卻是多種多樣的。有時作者是以客觀的態度表現人物對環境壓迫的直接反應。如於連受到市長的侮辱，德·雷納爾夫人為了安慰他，對他特別照顧，他卻想：“啊，這些有錢人就是這樣：他們侮辱了人，隨後又以為假惺惺來幾下，就可以通通彌補了！”於連的思索反映了他對貴族產生本能的反感。有時是作者的分析。如於連捏住德·雷納爾夫人的手以後，小說這樣寫道：“但這種激動是一種快感，而不是一種**。”因為於連當時心中並沒有產生愛情。有時人物在代表作者說話。比如瑪蒂爾德聽到於連對皮拉爾神父說，他同侯爵一家吃飯實在難受，寧願在一家小飯館吃飯，她便對於連產生一點敬意，心想，這個人不是跪著求生的，像這個老神父那樣。又如於連這樣審視瑪蒂爾德：“這件黑色連衣裙更能顯示她身材的美。她有王後的儀態。”這句話其實是作者的看法。有時作者幹脆現身說法，小說這樣寫道：“‘偽善’這個詞令您驚訝嗎？發展到這個可怕的詞之前，年輕農民的心靈經曆了漫漫長路。”這是對於連內心的一種分析。

又如於連同德·雷納爾夫人初次見麵時，他的內心活動與作者的議論交叉進行。小說一麵描寫於連想吻市長夫人的手，不想當懦夫，一麵又分析他知道自己是個帥氣的小夥子，感到氣足膽壯起來。這種既深入人物內心，又始終待在他們身邊，是司湯達最拿手的筆法。它顯示出驚人的客觀性，與浪漫派作家強烈的主觀性截然不同。左拉正確地指出：“必須看到他從一個思想出發，然後表現一連串思想的展開，彼此依附和糾纏在一起。沒有什麽比這種連續的分析更精細、更深入、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了。人物沉浸在其中，他的頭腦時刻進行著思索，顯現出最隱蔽的思想。沒有人能這樣好地掌握心靈的機製了。”司湯達的心理描寫既不是全能的敘述者，也不是無動於衷的觀察家。他與人物的眼睛一起觀看，與人物一起感覺，即使不是與人物的想法完全一樣，但他通過同人物身份一致，盡可能地表現出人物的思路發展過程。批評家斯塔羅班斯基在《活眼睛》一書中認為，司湯達的人物隨著小說的發展在不斷地自我認識，真正的自我顯露要到最後才完成，如於連的虛偽心態就是這樣；司湯達懂得“從內部觀察到的心靈，抒情的心靈與現實的厚壁”相對照的藝術。正如黑格爾所說，現代小說的基礎在於：“心靈的詩意與社會關係、外部環境的偶然性所造成的相對應的散文之間存在的衝突。”心理獨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為現代小說的基本技巧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司湯達在《紅與黑》中大半采用了間接引語的方式進行心理描寫，也就是說，小說中的心理描寫不打引號，這種手法直到二十世紀才被許多作家所模仿，但在閱讀時需要讀者稍作分辨。譯者想在這次重譯中保留這種手法，以新的麵貌呈獻給讀者。

《紅與黑》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除了於連，德·雷納爾夫人和瑪蒂爾德小姐是一組相對照的女性形象。前者純潔、熱烈而不矯飾，雖充滿母愛，又保存著少女般的天真，在產生愛情之後有過一番掙紮，但終究受到宗教的束縛而任人擺布；後者也敢於衝破門當戶對的婚姻觀念，但她的性格喜歡標新立異、與眾不同，既不能容忍別人駕馭，反複無常，又拜倒在“英雄”的腳下，是一個新型的貴族少女。此外，市長、瓦勒諾、老索雷爾同是拜金主義者，市儈氣十足，但市長多一分高傲和愚蠢，瓦勒諾多一點飛揚跋扈，老索雷爾更顯狡黠和錙銖必較。同類人物的個性顯出不同，表現了司湯達的藝術功力不同尋常。

《紅與黑》從傳統的封閉結構向現代開放結構過渡。作品繼承了《湯姆·瓊斯》的布局手法，以於連的愛情、仕途為發展線索，重點描寫了他在小城、省城、巴黎和監獄的四個場景，又克服了《湯姆·瓊斯》拖遝的弊病，主幹明顯，疏密得當。《紅與黑》擺脫了純粹按照時間延續安排情節的格局，向著“空間”長篇小說過渡。作品表現的是一八三〇年這樣一個特定時代的空間的心靈變化，時間、地點的迅速變換，人物的忽隱忽現，呈現出現代因素。於連得知德·雷納爾夫人的揭發信後，從巴黎趕到小城，至少三四天，甚至一周。亢奮情緒很難持續如此之長。這一情節形成的時空多層化，使小說平添現代小說“心理結構”的特征。

鄭克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