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勒龐——文明的先知
19世紀後期，大眾的力量衝擊了幾乎所有既存的政治秩序、社會秩序和人心秩序，在社會生活的變遷中唱起了主角，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歡欣鼓舞。近代中外曆史告訴我們，大眾的民主權利如一切個體權利一樣，如果沒有恰當的憲政約束，十分容易轉變為一種暴虐權力。
過去不會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麽，但它可以告訴我們應該避免什麽。法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群體心理學的創始人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1841—1931）從法國大革命中敏感地發現了權力向大眾轉移帶來的社會問題，他試圖不偏不倚地檢查曆史，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血火交映的法國大革命，有人說他是法國的柏克，亦有人說他是群體的馬基雅維利。本書以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宗教等曆史事件為主線分析了大眾心理和性格塑造圖，且試圖以史鑒今，反思在群體心理作用下，為什麽殺戮會如此瘋狂？為什麽大眾可以變得如此殘忍？文明的生命又是如何循環？我們當代這個文明的命運將如何？
關於大眾社會論的著作並不少見，丹尼爾·貝爾在《意識形態的終結》中說：“在當今西方世界，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最有影響的社會理論也許就是‘大眾社會’理論了。”但還沒有一本關於大眾力量崛起的心理學著作像《烏合之眾》這麽有影響力。連美國的實驗心理學創始人、社會心理學家高爾頓·烏伊拉德·奧爾波特也在著名作品《社會心理學手冊》中如此評價勒龐的《烏合之眾》：“在現有的所有關於心理學研究的書籍中，沒有任何一本可以與《烏合之眾》媲美。”早在1920年，梁啟超等人所譯的《尚誌學會叢書》和《共學社叢書》中有大量的法國作品，其中就有勒龐的著作。張東蓀讚其作品精妙絕倫。勒龐文理兼修，十分博學，使得他的視角十分獨特。
在勒龐看來，一旦孤立的個體融入群體，便會喪失其自我意識。群體永遠遊走在無意識邊緣，是受無意識本能支配的低能生命體。他說：“由於任何一種精神結構都包含著各種性格的可能性，環境突變會讓這種可能性表現得更為突出……如果不在一個群體中，有些閃念或感情，獨立的個體根本就不會產生，即使產生，也不可能變成行動……人多勢眾產生的力量感，會使群體成員表現出孤立個體不可能有的情緒和行動。
“在群體中，個體的才智被削弱了，個性也被削弱了，作為個體的異質被同質化了，取而代之的是集體無意識的品質，而集體無意識的品質決定了群體的智慧……一旦受困於群體意識，便會淪為平庸之輩，群體素質的累加隻是愚蠢的累加，真正的智慧已被集體無意識淹沒了。”所以，“僅僅融入群體，就已經使個體在文明階梯上倒退了好幾步”。
群體無疑總是輕信、衝動，是被感情支配的傀儡。所以勒龐說：“群體的行動是被感情激起的，也被感情主導，這種感情的強弱程度直接決定著群體的行為能力。”而且，群體感情極端且誇張，所以，“群體隻擅長把感情提升到極高或相反——極低的境界。不幸的是，群體感情的誇張傾向，通常把人類的惡劣表現到極致。”
勒龐認為，群體不僅智力低下，隻會把表麵上相似的事物攪在一起。所以，“隻有簡單而明了的觀念，才能被群體接受，但並不是所有觀念都簡單明了，因此必須經過一番徹底的改造，變得通俗易懂，才能被平庸的大眾接受”。由此造成的後果是：“不管觀念剛出現時多麽偉大或正確，一旦進入群體的智力能理解的範圍內，那些高深或偉大的成分便被剝奪殆盡。”
群體不僅偏執保守，而且盲目服從、情緒起伏不定，任何能刺激群體想象力的，才可能被大眾關注。所以勒龐說：“隻要掌握了影響群眾想象力的藝術，也就掌握了統治他們的藝術。”
雖然勒龐認為群體衝動、易變、偏執、保守、輕信，但他亦說：“人類必須懷抱著希望和幻想，否則就無法活下去，這就是諸神、英雄和詩人得以存在的原因。推動各民族進化的主要因素不是真理，而是謬誤……正是幻覺引發的**、癡迷和狂熱激勵著人類走上文明之路。”
除考察群體的普遍心理特征外，勒龐還用大量篇幅探討了群體性格形成的原因。在他看來，影響群體性格的因素有兩種：一是能夠使群體接受的某些信念、某些觀念的盛行，某些革命的爆發背後的一種延續良久的準備性力量——間接因素；二是長期性準備工作成為實際說服群體行動的根源時，便成了直接因素。勒龐著重考察了民族、傳統、時間、政治和社會製度、教育五大影響群體性格的間接因素。其中，製度和教育是勒龐著墨最多的章節。
誰要是隻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所以，勒龐經常把法國與美國、英國、德國曆史進行對比，尤其在考察典章製度對社會的影響一章時，勒龐特別指出它們之間的製度沒有本質區別。盡管各個民族彼此不同，很少融合，卻有極為相似的法律，這不能不使我為之讚歎。由於地點不同，這些法律在細節上出現不斷的、無止境的變化，但是它們的基礎都一樣。
由於“各民族的性格決定了他們要怎樣被統治”，所以“製度與一個民族的偉大和另一個民族的衰敗毫不相幹。各民族受自己的性格支配，凡與這種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過是一件借來的外套，一種暫時的偽裝……一場目的在於摧毀過去一切製度的大革命平息後，人們驚訝地發現，大革命的結果雖然毀滅了一套舊集權製，卻建立了一套新的集權製，並使集權製度進一步強化，更具備壓迫性。製度無法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民族的幸福也不能到製度中去尋找。以暴力革命為代價，它可以改變其名稱，但是其本質依然如故”。對中國舊社會的製度，勒龐做了如下評價：“如果一個民族使自己的習俗變得過於牢固，就很難發生變化，中國是這方麵的典型，它故步自封，使整個國家沒有任何改進能力。即使暴力革命也沒什麽用，結果不過是打碎的鎖鏈被重新拚接在一起，讓整個過去原封不動地再現，或者是對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讓無政府狀態來取代衰敗。”其見解可謂鞭辟入裏，一針見血。
勒龐對教育的考察也不乏遠見：
教育既不會使人變得更道德，也不會使人更幸福；既不能改變人的本能，也不能改變人天生的熱情。我們的教育不但沒有讓年輕人獲得更好的生存能力，反而破壞了這些能力，使得我們的年輕人一走入社會，進入他們的活動領域，就開始遭遇一係列的痛苦與挫折，由此給他們造成的創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時甚至失去生活能力。
……
應試教育製度在社會底層創造了一支無產階級大軍，這個群體對自己的命運憤憤不平，隨時都想起來造反。在高層又培養出一群輕浮的紈絝子弟，他們多疑又輕信，對國家抱著迷信般的信任，卻又不忘對它表示敵意，總把自己的過錯推給政府，離開了當局的幹涉，他們便一事無成。國家用教科書製造出了這麽多有文憑的人，卻隻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無事可做。於是，沒有得到職位的人便全成了國家的敵人。
……
如果不能認清教育製度的荒謬，任由我們的學校培養一批批狂熱的暴徒、無知的庸眾，可以預見在不遠的將來，為我們的民族走向衰敗鋪平道路的，正是我們的教室。
勒龐之著作在世界上影響極大，有著“尼采之後最偉大的作家”美譽的西班牙作家奧爾特加·加塞特，其思想就深受勒龐的影響，在他的代表作《大眾的反叛》一書中，隨處可見勒龐的大眾心理學觀點。在加塞特看來，世界的擴張和生活的改善是大眾力量崛起的根源，他的觀點和勒龐驚人的一致。
《大眾的反叛》（劉訓練、佟德誌譯版）中寫道：“在普選製度下，大眾並沒有做出決定，他們的角色僅僅是服從這個少數群體或那個少數群體做出的決定……”這一結論明顯基於勒龐的觀點：“選民的意見和選票都被操縱在選舉委員會的手裏，領袖人物通常都是些有名的政客，為了達到目的，他們向工人階級承諾各種好處——他們尤諳將改頭換麵的個體意願變成群體意識，因此得到了大眾的擁戴。”
書中還寫道：“19世紀還讓歐洲人引以為傲的學校，如今除了教導大眾掌握現代生活的技能外，幾乎乏善可陳，它已經失去了教育它們的功能。”而勒龐對教育的看法則是：“從小學到離開大學，一個年輕人隻能死記硬背書本知識，他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個體意識從來派不上用場。受教育對於他來說就是背書和服從。很多孩子在學校裏開始對著語法和公式努力，為的是做到準確重複、出色模仿，這種教育的唯一結果就是把我們變成學舌的鸚鵡。”
勒龐的著作多達數十種，其中包括《各民族進化的心理學規律》《社會主義心理學》《法國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學》《戰爭心理學》等。他的代表作《烏合之眾》一書出版於1895年，一上市就引發了大眾心理研究熱潮，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暢銷百年，經久不衰。
書中諸多偉大預見性言論，限於篇幅，此處就不一一列舉了。論及係統性與深刻性，勒龐之作品雖不及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等人，他在法國的聲望與書中屢屢提到的曆史學家希波蒙特、泰納相比，也略顯遜色，且書中也有一些偏見，但本書憑借對大眾心理的精辟剖析，仍不失為一部當之無愧的社會心理學經典名著，翻譯難免存在一些缺憾，希望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合理取舍，歡迎指正。
楊程程
2011年5月29日初稿
2017年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