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中山陵

這是蔣介石第一次正式召見戴笠。

召見地點在位於中山陵右下坡鬆林、距明孝陵半公裏的蔣介石的陵園別墅中。說是別墅，其實就是三間小平房，中間為會客室，西間為軍事地圖室，東間辦公兼臥室。旁邊一間小屋，為隨從人員住所。由於簡樸幽靜，蔣介石常於假日到此“休息”；也因地處偏僻，宋美齡不願在此留宿。當時小紅山官邸尚未建造，宋美齡更喜歡住在設於黃埔路中央軍校內的官邸。

戴笠跟隨侍衛走進會客室，未幾，蔣介石由東間來到會客室。如同幾年前雪竇寺晉見，戴笠畢恭畢敬地站在蔣介石麵前，“啪”的一個立正，向蔣介石舉手行禮，朗聲說道：

“報告校長，學生戴笠奉命前來晉見校長。”

蔣介石打量一下戴笠，點點頭，開門見山地說：

“特務處長人選，幹事會保舉了六人，這六人中，隻有你能負起這個責任。”

蔣介石選中戴笠，已在戴笠意料之中；而蔣介石如此直接地對他表示肯定，卻是戴笠沒有想到的。即便如此，他仍不敢相信這一切會順利實現，他再次“啪”的一個立正，恭恭敬敬地說：

“感謝校長的信任與栽培！隻是……團體中，很多人都是我的學長，由我擔任這個職務，好像不太合適。”

戴笠並非故作謙遜，他深知自己資曆淺，力行社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都是黃埔畢業生中元老級人物，在蔣介石身邊說話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正所謂三人成虎，眾口鑠金，說不定未等任命，蔣介石就會改變主意。

而且更重要的一點，在力行社中，直接或間接從事過情報工作的大有人在。

桂永清曾擔任過特務營長，自不必說；

鄭介民在蔣桂戰爭中策反桂係將領非常成功，已初步顯示出特工才能；

康澤雖畢業於黃埔三期，卻在留蘇期間便義務做起秘密情報工作，將同學中的中共黨員活動情況源源不斷地報告蔣介石，歸國後即進入蔣的親信幕僚行列，在出任侍從參謀的同時，以負責《中國日報》文化宣傳之名，秘密搜集各方麵情報，供蔣決策之用；

鄧文儀畢業於黃埔一期，一直從事政治工作，1928年任侍從室秘書後，以對各類情報的獨具慧眼與獨到的政治眼光，深得蔣介石信賴，也是競爭力極強的人選。

戴笠尚有自知之明，怎敢掉以輕心。

蔣介石自然心中有數，之所以選擇戴笠，是由於戴笠本身有著其他人所不具備的優勢。

首先，戴笠自逆境中走來，身上有股拚命三郎能吃苦敢玩命的拚勁，有股直麵挫折百折不回的韌勁，同時沉毅謹慎、孜孜以求、不慕浮榮，正是“處近要，負重任，共機密”的特工首腦不可或缺的素質。

其次，戴笠身上有種對情報工作與生俱來的才略與膽識。或者說，有種天生的特工潛質：機敏睿智，考慮問題精細周密，處事果斷，行動雷厲風行。在條件並不成熟的情況下，以極快的速度建起了密查組，這無疑是其他人難以企及的；而這個現成的密查組，正是組建特務處不可多得的班底。

更重要的一點，是戴笠對領袖的絕對忠誠。他“自負有才，且多少有些英雄主義傾向”，“而十年潦倒，懷才不遇，上無以報慈母，下無以塞鄉裏悠悠之口”，一旦從人才濟濟的黃埔生中被拔擢，為報知遇之恩，以其個性，即使蔣介石要其項上人頭，相信他也決不會猶豫。

因此蔣介石鼓勵戴笠說：

“革命不分先後，豈能論資排輩。一切有我，你不必擔心，現在是你有沒有決心做好這個工作。”

見蔣介石態度如此明確，戴笠當即表示：

“報告校長，就黃埔的關係講，您是校長，我是您的學生。就革命的關係講，您是領袖，我是您的部下。既如此，我當然隻有絕對服從命令，盡全力做好這項工作。”

幾天後，蔣介石正式頒發對戴笠的任命，同時再次召見戴笠，談了對特務處建製的初步設想。即特務處成立之初，暫設兩科一室若幹股，由鄭介民任副處長兼第一科科長，邱開基任第二科科長，唐縱任書記室書記。

這樣的人事安排令戴笠大為震驚。

鄭介民何其了得，僅他的學曆就足以令戴笠汗顏！

鄭介民，廣東文昌（今屬海南省）人，字耀全，號傑夫，原名庭炳，生於1897年，與戴笠同庚；不同的是，鄭介民在進入黃埔軍校之前，就已讀過廣東警衛軍講武堂，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二期步科，1925年年底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專業，1927年8月回國後，又拿了個南京陸軍大學將官班乙級第一期的“文憑”。

相比之下，戴笠那張黃埔六期肄業的唯一“文憑”，實在是楚楚可憐了。

就經曆而言，鄭介民早在十幾歲的時候，就秘密參加了孫中山組織的民軍，後避捕更名亡走馬來亞，入黃埔後又參加了兩次東征。

莫小看這兩次東征，這比戴笠當年“刀尖上舐血”的學兵經曆更為殘酷，意義自然也大相徑庭。戴笠參加的是軍閥混戰，或可說是狗咬狗一嘴毛的戰爭，鄭介民參加的則是意義深遠的正義之戰。正是子彈沒長眼，不管你是“天子門生”，還是馬夫、勤務兵，一彈擊中要害，都將一命嗚呼。也就是說，在兩次東征中，學生兵都有大量犧牲。即使在早期學生兵都已成為中下級軍官的北伐中，犧牲概率仍然很高。

正是“一將功成萬骨枯”，這些挺過了東征、北伐的黃埔學生幾乎個個都得到了快速提升。鄭介民雖未參加北伐，收獲卻不可謂不豐，曾任中央軍校政治教官，後出任蔣介石侍從室秘書，複興社成立後，又進了複興社的“領導層”——幹事會，成了複興社幹事。

如此資深的“老革命”“海歸”，給草根出身的戴笠當助手，是戴笠做夢都不敢想象的。

而蔣介石安排的第二個人選邱開基，畢業於黃埔三期並曾留學日本，學曆、資曆也令戴笠望塵莫及。

蔣介石如此破格擢升戴笠，怎能不令他感激涕零，甘願肝腦塗地以死相報？他當即鄭重表示：

“從今日起，學生這顆腦袋就拿下了。這就叫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著頭顱。”

“此話怎講？”

戴笠知道自己沒把話說明白，咧著嘴笑笑，解釋說：

“這是我的決心，這個工作做得好，我的頭一定會給敵人殺掉；若做不好，當然要給領袖殺掉。再者，積勞成疾，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豈不外隻有這三種情形。”

“士為知己者死”，在戴笠的辭典裏是天經地義的。豫讓漆身吞炭報智伯，戴笠為回報蔣介石，豈能在意項上人頭！

這種必死的決心，印證了蔣介石對戴笠的判斷。作為領袖，蔣介石需要下屬的絕對忠誠，乃至不惜獻出生命。戴笠的態度，使蔣介石認定沒有選錯人。

蔣介石安排的第三個人選唐縱，是戴笠的第六期同窗，早已被戴笠拉進“十人團”，因此戴笠對這項安排，也是心悅誠服樂於接受的。

蔣介石給特務處初定編製100餘人，其他人員的安排，以及每月2000元的活動經費，均由戴笠全權負責。

至於辦公地址，此前胡宗南已主動提出，將第一師辦事處搬出，雞鵝巷五十三號全部交給戴笠使用。但由十餘人猛增到百餘人，五十三號顯然不夠用，蔣介石特地調撥徐府巷二號作為特務處正式辦公地點；並另外調撥三道高井洪公祠後院的一幢二層小樓，為特務處首批幹部訓練班的教室及宿舍。

如此規模，戴笠心裏清楚，特務處絕不僅僅是負責情報工作，他的特工人員，也不僅僅是情報員，他們有著更重要的責任與使命，有著更為廣闊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