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張、吳北平三結義

1930年元月上旬，唐生智兵敗下野，蔣唐戰爭落下帷幕。但更大的兵燹之災，已呈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在過去一年連續爆發的戰爭中，所有與中央軍交戰的地方實力派，都不同程度地大傷元氣，唯有晉係例外。正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閻錫山拿出“山西九尾狐”的看家本領，周旋於交戰各方，不僅保存了實力，而且借機擴大了地盤，成為盤踞晉察冀綏和平津地區的北方巨梟。

而這一年的戰爭皆為南京政府編遣裁軍統一軍政而起，如今晉係一枝獨秀，閻錫山深知，南京政府既不會允許晉係分去“半壁江山”，更不會允許晉係分庭抗禮。而閻錫山也自認為具備了分庭抗禮的實力，當然這個實力是以各反蔣派為後盾的。

於是，閻錫山登高一呼，以“和平統一”為口號，要求蔣介石下野，組建新的國民黨中央。

各反蔣勢力紛紛響應，馮玉祥的西北軍率先出潼關，迅疾占領洛陽；閻錫山同時在轄區清除南京政府派駐機構。4月1日，閻錫山在太原宣布就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分別在潼關、桂平宣布就任副總司令。

已元氣大傷的西北軍、桂軍以及唐生智部、石友三部等，均與晉軍摒棄前嫌舊怨，聯合結盟，卷土重來，組成約70萬兵力，向中央軍發起進攻，準備最後殺進南京。

麵對洶湧而來的反蔣大軍，蔣介石沉著應戰。5月1日，蔣介石就任討逆軍總司令。

5月中旬，聲勢浩大的中原大戰拉開序幕。

在軍事倒蔣的同時，各反蔣勢力也加緊了政治倒蔣的步伐。早在3月，改組派便在北平與閻錫山頻頻接觸；5月，在天津召開倒蔣會議，通過了由汪精衛起草的聯合聲明；8月4日，“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在北平召開，閻錫山被推為“國民政府主席”。9月9日九時，閻錫山在北平懷仁堂宣誓就職；閻錫山、汪精衛、馮玉祥、李宗仁等七人就任“國民政府”委員。——這就是人稱“四九小朝廷”的短命“政府”。

這是一次反蔣政治勢力與軍事勢力全麵聯合的倒蔣行動，其聲勢之浩大可謂空前絕後。

然而，“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原本為利益驅使大動幹戈的各反蔣派，既會為各自利益統一到反蔣旗幟之下，亦會為各自利益而反目，乃至兵戎相見。為促使其分化瓦解，以達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目的，情報工作便顯得尤為重要。為加強情報工作，經蔣介石批準，戴笠雇請了多名助手，分別潛入各反蔣派內部搜集情報，同時進行策反活動。他的第六期同窗好友王孔安就是其中之一。

王孔安在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後，入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做見習官，旋升連長、營附、團指導員及政訓主任。中原大戰爆發後，王孔安受戴笠指派，潛入北平，打入反蔣集團內部，秘密參加“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了解會議情況及各派政治態度，隨時呈報蔣介石，成為蔣製定安撫與收買策略的重要參考。同時，戴笠又派出李丹符、柯玉珊等潛往馮軍，策反馮部的鄧寶珊與趙冠英……

而反蔣勢力組建“四九小朝廷”之時，即召開“擴大會議”的8月，也正是他們走向衰敗的開始。8月初，蔣軍全麵反攻。由於反蔣實力派們各懷異誌，鉤心鬥角，以致配合不力難以協同作戰，致使戰局急轉直下。

在勝敗已趨明朗之後，9月18日，一直坐山觀虎鬥的張學良通電擁蔣，東北軍主力入關。在中央軍與東北軍的聯合攻勢下，蔣方在各反蔣勢力中進行的策反工作，旋即大見成效，晉軍將領、西北軍將領紛紛倒戈；其他雜牌軍更是迅速易幟，掉轉槍口；“倒戈將軍”石友三在戴笠的策反下，迅疾投靠了張學良部。

10月下旬，曆時半年之久的中原大戰，以中央軍的勝利而告結束。

東北軍主力入關後，進駐平津，收編晉軍，張學良接手華北地區政事，就任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登時位高權重。為籠絡張學良，同時掌握東北軍情況，蔣介石指派戴笠作為他本人的私人代表，赴北平拜會張學良。

戴笠深知此行事關重大，張學良手握重兵，占據東北、華北，此行不僅要了解東北軍情況，更要與東北軍高層建立長期關係，以便隨時掌握東北軍動向，使南京政府在與東北軍的關係中，始終掌握主動。

數年的情報生涯，使戴笠養成凡事必先掌握情報的習慣，因此到北平後，他首先對張學良身邊的人做了一番考察，然後先去拜見在警衛旅任團長的張學良的親信吳泰勳。

吳泰勳字幼權，張學良的警衛團團長，其父吳俊升是奉係軍閥的主要頭目之一，也是張作霖的忠實部屬。在張作霖從北京退兵關外時，吳俊升前往山海關迎接，與張作霖一起在皇姑屯被炸身亡。為照拂其家人，張學良與吳泰勳締結金蘭，拜為異姓兄弟。正是父輩子輩的雙重關係，使張、吳兩人的關係非比尋常。

吳泰勳年僅19歲，當戴笠以總司令部少校參謀的身份出現在麵前時，這位年輕的警衛團長甚為驚訝。並不是因為戴笠本身的職位有多高，而是因為戴笠以蔣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前來拜會張學良，竟然先來會見他這個警衛團長，令他深感戴笠此人為人低調、真誠，是個值得交往的朋友。

兩人一見如故，暢談甚歡。隨後，由吳泰勳引見，戴笠前往拜見張學良。

蔣介石的私人代表由警衛人員引見，倒也不足為奇。奇的是，看上去成熟穩健的戴笠，竟與他十九歲的小兄弟如此諳熟，因而張學良頗有些詫異地問：

“雨農兄與幼權是故友？”

戴笠與吳泰勳相視而笑，繼而回答：

“是剛結識的契友。戴某以區區少校參謀之職晉見少帥，自覺冒昧，故而請幼權兄代為引見。”

戴笠的坦誠低調與作為蔣介石私人代表毫無仗勢驕矜的態度，令張學良頓生好感。在隨後的接觸中，兩人逐漸熱絡起來。此時張學良與蔣介石的關係尚屬蜜月期，張學良自然也想借戴笠之口增進與蔣的關係，消除蔣對他的戒備，因而張、戴關係急劇升溫。

戴、張關係反過來又促進了戴、吳關係的發展。通過吳泰勳，戴笠很容易便掌握了大量東北軍內部情況，返回南京後向蔣介石匯報，極得蔣介石重視，戴笠在蔣介石心中的地位也愈發重要，此後對東北軍的工作，蔣介石基本交給戴笠去處理了。

不久，在戴笠的提議下，戴、張、吳三人結為拜把兄弟。戴笠比張學良年長四歲，張學良比吳泰勳年長十歲，戴笠為兄，張學良為二弟，吳泰勳為三弟。

三人締結金蘭，為戴笠的情報工作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戴笠的特工組織建立後，吳泰勳曾推薦多人到特務處任職，這些人都是其父吳俊升身邊的人，乃至西安事變之後，戴、吳關係一直保持如初。

張學良本是豪爽之人，他既認定了戴笠這個朋友，對戴笠也就放鬆了防範。在明知戴是蔣介石耳目的情況下，一些事情對戴笠也並不避諱；戴笠對張學良也是留有分寸，隻要不違反大原則，總是能夠靈活變通，對有中共間諜嫌疑的張學良的謀士黎天才網開一麵便是其中一例。而特務處草創之初辦公場所緊張，張學良亦是慷慨相助，將洪公祠一號一幢老式花園平房交給戴笠無償使用。

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的關係，或者說特殊的友誼，戴笠在西安事變發生後冒死赴西安，才得以在張學良的保護下安然無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