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整個市區都處在下班時的交通高峰中。假如沒有近五年來修建的那兩條城市環道和十幾座立交橋發揮排解疏導作用，那麽，此時此刻這幾條市內交通主幹道，一定會像患了嚴重粥樣硬化症的血管一樣，在高強度的運營中，一陣陣抽搐，一陣陣表現出異常的滯重和痛苦。往常，隻要時間允許，貢開宸會讓司機故意繞個道，走一走市中心的某一條幹道，順便去測試一下那兒高峰期間車輛的通行情況，以檢驗城建、交管各部門上報的種種“喜報”的準確有效程度。但今天，他已然沒有了這樣的心情。他需要盡快趕到那個軍用機場。二十分鍾前，市交通指揮管理中心接到通知，要求他們確保這個車隊從各道口順利通過。很顯然，交管中心的工作是有效率的。車隊到達前，大小每個道口都被一至三名，或三至五名交警有效地控製了起來。整個行程中，車隊不僅沒有遭遇一個紅燈，也沒遭遇一次意外的堵塞。

“我們提前了三分鍾。”到達機場後，那位年輕的副部長走下車，大概出於職業的素養和習慣，低聲向走在他身旁的郭秘書宣示。

機場方麵在貴賓室做了周到的迎賓準備。幾位主要領導受劉司令員的委托，都在候機樓的一個側門前迎候著，非常熱情，非常誠懇。貢開宸在貴賓室裏勉強地坐了一會兒，略略地寒暄了幾句，連一口茶都沒喝，便提出：“我們可以登機了吧？”他想盡快得到一個獨處的環境，讓自己安靜下來。他要認認真真地想一想，切實地估量一下兩三個小時後的形勢—總書記究竟會對他說些什麽，自己又應該向總書記報告些什麽……在“說”和“報告”之後，整個局勢又會發生哪一種不可逆轉的變化……

對今天的“緊急召見”，貢開宸既感意外，又覺得在意料之中。貢開宸進入K省省委領導班子，作為一把手全麵主持省委工作，已有六七年了，還從來沒有被“緊急召見”過。六七年來，他一直告誡自己，居此高位，當然要盡可能地做到“俯仰天地”“泰然處之”，“舉重若輕”“遊刃有餘”。但是，肩負這麽一副重擔，不能不持一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態。可以說，任何時候，任何事情，都不可疏忽大意，要慎之又慎。他覺得自己一貫以來，是堅持這麽做的。所以，一旦接到緊急召見的命令，還是感到“意外”“突然”。但從另一個角度說，近一段時間以來，他一直預感要出事—而且是要出大事。在省委和省政府的決策層中，這一段時間以來，有這種“預感”的，遠不止他一人。所以，對這樣的“緊急召見”，隱約之中，似乎又覺得是早晚要發生的事，是“題中應有之義”，隻不過，它終於在今天發生罷了……

事情的緣起，大概都因為那個“大山子”。

大山子，沒有山，更沒有大山。出城圈，地平線上霧蒙蒙、灰蒙蒙，在高聳的煙囪和龐大的煉鐵爐背後，起伏著一片片褐黃色的丘陵。那裏蘊藏著共和國版圖上少見的高質量的煤炭和鐵礦石。在這片灰蒙蒙、輕易見不到淨藍色天空的地方，常年生活著三十一萬到三十四萬人。一個城市，隻有三十來萬人口，在中國，無論怎麽算，它都隻能被認為是一個“很小很小”的縣級市。但它卻擁有中國最大的一個國有企業。這個企業之大，即便拿到全球去比，也應該被認為是數一數二的，全城三十多萬人中間，有三十萬人在這個企業裏工作。這個企業叫“大山子冶金總公司”。由於擁有這家公司，大山子曾是遠東最大的幾個鋼城和煤城中的一個，因而聞名遐邇。它的市委書記和市長曆來都是副省級的，那個大山子冶金總廠的廠長和黨委書記曆來也都是副部級的。幾十年來，它們給K省輸送過好幾位省委書記和省長，給國家冶金部和煤炭部輸送過好幾位部長和部黨組書記。有人說，它是我們這個共和國“國寶級”的特大型工礦企業；有人說，共和國的工業化進程，曾經是踩在它的肩膀上起步的；還有人說，四五十年前，大山子發一天高燒，中國的工業生產就得報三天病危，等等。所有這些說法，即便稍許有一點兒誇張，但確確實實並非故弄玄虛、駭人聽聞。然而（請注意這個讓人無可奈何的“然而”），四五十年後的今天，當整個中國擺脫種種羈絆，猶如初春開河時的黃河河道，湧起千萬重冰排，突然染綠左右兩廂那一大片深溝大壑的古老土地時，大山子卻在持續發著高燒、報著病危……哦，這個曾被譽為中國和K省驕傲的共和國最重要的鋼鐵煤炭生產基地啊，今天卻戰栗著、哆嗦著，踉踉蹌蹌地邁著久病中虛弱的腳步，瀕臨絕境……

三年前，在中央財政的支持下，由貢開宸親自拍板，省委向大山子投入二十多個億的技改基金，意在挽救這個老基地。三年過去了，收效甚微。

更為棘手的是，在K省，像大山子這樣的老工業基地，還有好多處，雖然不能說都在發著高燒、都已經報了病危，但大部分確實都處在舉步維艱的境地之中。高爐的煙囪不冒煙便罷，越是“冒煙”虧損越多。巷道不掘進，還會虧得少一點兒，越是掘進反倒虧得越狠……

真是出鬼了。

更嚴重的是，由於它們的存在，連帶整個K省無力變革，同樣顯得“老態龍鍾”。而擁有七千萬人口的K省，也曾是中國的一個工業大省。

問題在哪裏？

下一步到底應該怎麽辦？

如此局麵又能殘喘到何時？

……

半年前，總理帶人來視察，前後十天，貢開宸一直相陪左右。十天後，總理走了，他作為K省的一把手，卻越發地忐忑不安起來。總理的此次視察，非比尋常。第一，以往，不管哪一位中央領導來K省視察，一般情況下，在視察過程中，總會跟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領導做一次長談。這種長談，總是很深入，很坦誠，針對性也強，談得非常知根知底。每經曆一次這樣的談話，貢開宸都自覺受益匪淺。受益的還不隻是在工作方麵。他覺得通過這樣的談話，自己和中央領導在內心裏走得更近了，相互更加了解了，得到了進一步的溝通。要知道，這種溝通，不僅重要，而且極為難得。另一方麵，在這種長談中，可以品出中央領導更具個人特色的執政經驗和對大局的宏觀把握，從中他也總能比評出自己某些方麵的不足，可以及時地做調整。而這一點，也是平時從公開的文件、指示、講話中不容易獲取的。他確信，中央領導隻有信任你，才會跟你“促膝長談”。如果沒有一點兒可信性，還跟你談什麽呢？但這一次，就沒有談。他不知道總理是否跟別的省領導談了。他也不便去打聽。但能肯定的是，總理沒跟他談。第二，以往，不管哪一位中央首長來K省視察，結束視察前，總會召開一次全省的幹部會議，就中央最新的工作精神和此次調研中覺察到的該省必須解決的一些重大問題，做一些相關指示。但這一回沒召開這樣的會，也沒做這樣的講話。為什麽？他不安……第三，總理此次來K省的主旨就是為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的體製改革做調研。K省的問題著重表現在大山子。但十天中，總理偏偏沒去大山子。平時在跟貢開宸的交談中，也很少提及大山子。為什麽？總理是一個從不回避矛盾的人。這一回，他為什麽要持此種態度？難道中央決策層對大山子問題已經有了明確的結論，隻是覺得還不到“攤牌”的時候？還是因為別的什麽？別的還有什麽呢？貢開宸越想越不安。

總理走後，不到一個月，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派出一個工作組專門到大山子做調研。在大山子差不多待了有兩個星期。讓貢開宸感到十分不安的是，他們走時，也是一聲不吭。以往這些部委來人（其中不乏從K省調去的同誌），見了貢開宸，總是有說有笑的。貢開宸向他們了解一點兒內部精神、內部動態，他們也總是少有忌諱，把說話的界限放得很寬。最多，說完了，再笑著追加一句：“貢中委（貢開宸是最近這一屆的中央委員），咱們這可是想哪兒說哪兒了，一切都以正式文件為準。”一句抹平。但這一回，卻完全一副公事公辦的架勢。事先和整個調研過程中，隻跟省委辦公廳打招呼，一直回避跟貢開宸打交道，說他們這一回“隻是做一些常規性的社會調查，就不驚動省委主要領導了”。他們臨走時，貢開宸特地趕到他們住的賓館去看望。這幾位平時很熟悉的“欽派翰林”卻個個顯得既“木訥”，又謹慎，現場氣氛也相當“沉悶”。一直到走，他們也沒有向這位省委一把手做任何調研“匯報”。這也是極為不正常的。按慣例，按組織原則，一般情況下，中央任何一個部委派到省裏來做調研，或處理某一事件的工作人員，都應該是“在省委領導下”開展工作。結束工作時，一般也得向省委做一次匯報。此類匯報，即便是例行公事，也總是要“例行”一下，除非發生了什麽非常情況……

後來，貢開宸便聽說，在他們逗留大山子期間，省裏有一個叫“馬揚”的年輕幹部，曾去“告”了省委一狀，在這些北京來的同誌跟前，“曆數”貢開宸和省委這些年在“大山子問題”上的“失策”，足足談了四五個小時，此後，又把這些“失誤”，寫成了一份六七萬字的“條陳”，給調研組的同誌帶回了北京。據說這份“條陳”，最後轉呈到了總書記手中，總書記閱後，當即批給了政治局全體常委（還有一個說法是，批給了在京的政治局全體委員），在中央決策層裏引起了相當的“反響”。接下來，才有了這次“緊急召見”。

聽說此事後，貢開宸讓人從側麵“查”（應該說“了解”）了一下。省裏確有這麽一個叫“馬揚”的人，曾在大山子冶金總公司屬下的礦務局幹過，擔任過一屆該礦務局局長兼黨委書記職務，幾年前調到省城，現任省城經貿委主任，正局級，年紀不大，四十出頭。此人“腦袋瓜相當夠用”，跟調研組的同誌的確長談過一次。至於此次長談，是他主動找人家調研組的，還是調研組得知K省有此等知情者後，主動去找的他，就不得而知了。事後，馬揚是否真寫了一份六七萬字的“條陳”，矛頭所向是否“直斥”貢開宸，那就更不得而知了。

貢開宸沒有讓人進一步去追查“條陳”的事。

他覺得，沒必要顯得那麽小氣。“誰擋得住哪塊雲彩要下什麽雨？算了吧！”

他覺得，此類事，本不該追查。當然，也不便追查……

他覺得，多年來，自己俯仰天地，可以說無愧於心，所能做的，都盡力地去做了。至於，依然沒能做好，此亦是大江東去，木落蕭蕭，已不是他的本意了……

但忐忑不安的心緒，卻總是在他胸中鬱積，屢屢地、屢屢地拂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