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市井生活篇2
可是，當我們路過佛門古刹的時候，並不妨礙我們去莊嚴的大雄寶殿拜一拜，在佛前許個願。
也就是說，佛教的清規戒律對於西門慶甚至所有人來說，是不具備吸引力的；但求神拜佛，能給自己帶來好處，大夥兒包括西門慶又是樂意接受的。
所以，西門慶一邊說西天佛祖的殿堂都是用黃金打造的，隻要有錢，“就是拐帶了嫦娥，和奸了那織女，也不減我潑天富貴。”
轉過身來，就給寺廟、道觀捐錢，對於那種捐點錢，就有好回報的說法也不怎麽排斥。
換句話說，這也恰好說明了世俗宗教活動對於民間的影響，簡直是無孔不入。
西門慶作為一個晚明的商人，對過去那種價值觀充滿了叛逆，但是在沒有一種和資本主義萌芽相配套的新式思想出台之前，西門慶的思想又無法找到更好的依靠。
這就是西門慶對於佛教態度矛盾的原因，也造成了西門慶本人在極度功利，極度現實之外的空虛和迷茫。
當然了，假設人人靈台清澈，對事物看得透徹，也就不會有算命先生的存在了。
西門大官人還真算過命，那這個算命先生的功夫如何呢？咱們下期再講。
第六節術士怎樣謀生
上回說到西門慶這個人很功利、很現實，但是對未來還是有迷茫存在，充分得體現了他還算過命。
《金瓶梅》中出現算命先生得地方還真不少，最著名的就是吳神仙冰鑒定命運一章，說這周守備推薦了一個算命師，綽號“吳神仙”的人前來西門府，給西門慶算命。
那麽，西門慶是個什麽態度呢？這術士的功夫又怎樣呢？
咱們就來聊聊，這些算命師怎樣謀生。
我們反複說，西門慶是個“利”字當頭的人，可以口無遮攔得叫囂：“和奸了織女，也不妨礙我潑天富貴”，這代表他未必真懼怕所謂的“命運”。
所以，當聽說周守備推薦“吳神仙”給自己算命的時候，西門慶並不是很熱忱。
但是當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廳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就坐。
西門慶“忙降階迎接”，“忙”，表示誠惶誠恐，不敢怠慢，“降階迎接”以示西門慶的謙卑和對吳神仙的尊重。
這又是為何？
不看僧麵看佛麵，不是吳神仙麵子大而是周守備的麵子大。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有點出乎西門慶的預料，這吳神仙還是把西門慶目前的狀況預料得絲毫不差，然後西門慶還追問了自己的結局，吳神仙預料西門慶必然死於非命，而且不是善終。
這在後來應驗了。
然後，西門慶還把自己的一眾妻妾都喊了出來，吳神仙一一下斷語，最後的結局絲毫不差。
這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刻意安排這樣一個情節，來昭示西門府由盛轉衰，不過這個情節安排的卻很失敗。
因為，這個吳神仙算命的功夫實在不怎麽樣。
西門慶告訴吳神仙自己的八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
這神仙暗暗掐指尋紋，良久說道：“官人貴造：丙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子時。七月二十三白露，已交八月算命。月令提綱辛酉，理傷官格。”
這段話什麽意思呢？吳神仙根據西門慶的出生時間，排出了四柱，而中國傳統的四柱八字算命法，也就是子平術，是按節氣算生月的。
所以西門慶出生的那年農曆七月二十三，雖然還是七月，但因為過了當年的白露這個節氣，所以呢，已經是八月了。
這就跟某一年的立春很早，在頭年的臘月中，過了立春才出生的孩子已經算下一年一樣。
可是，西門慶屬虎，按照虎的地支肯定是寅，天幹與地支相搭配，十個天幹與十二個地支永遠是奇數配奇數，偶數配偶數，所以癮作為第三個地支，與甲、丙、戊、庚、壬可以搭配。
吳神仙說西門慶丙寅年，看起來沒錯，但問題是按照子平術排月柱的方法：“甲己之年丙做首，乙庚之歲戊為頭，丙辛之位從庚上，丁壬壬位順行流，戊癸之年何方法，甲寅之上好追求”。
丙年、辛年的正月天幹永遠是庚，也就是庚子月。
庚子月的下一個月就是辛醜月，那一年的八月應該是丁酉月而不是辛酉月。
這還不是一個錯誤，根據日柱起時柱的方法法：“甲己還加甲，乙庚丙坐初，丙辛從戊起，丁壬庚子居，戊癸何方法，壬子是順行。”
那麽壬午日的子時自然是庚子而非丙子。
這麽看來，吳神仙已經把西門慶的八字弄錯了，而西門慶竟然渾然不知道。
往更深的角度來看，從命理的論述看，月令是辛酉，理論上是傷官格，子平一法是以月令為綱，壬日自然屬於梟印來論格的。那麽傷官一詞的依據有是什麽呢？
接下來看吳神仙對西門慶八字的批注：“立命申宮，是城牆土命。”
熟悉六十甲子納音歌的朋友不難知道，城牆土是以其出生年來論，那麽丙寅年應該是爐中火而非城牆土命，丙寅年顯然不是城牆土，年幹應該是戊，也就是說年柱應該是戊寅而非丙寅。
宋明時期論命非隻日元而論，有以年幹而論命者，喜幹來論，西門慶之命就是用年幹而來的，以年戊土來論，月令酉金自然屬於傷官。
那麽戊寅年的月幹支應該是什麽呢？自然是甲寅之上好追求，順行酉月幹支正好為辛酉。
那西門慶究竟是哪一年生人呢？
按照西門慶和潘金蓮第一次鬼混時的交談，潘金蓮說：“奴家虛度二十五歲，屬龍的正月初九醜時生。”
西門慶道：“娘子到與家下賤累同庚，也是庚辰，屬龍的。”
就是說，潘金蓮和吳月娘一樣，都是庚辰年，那假如西門慶是丙寅年出生，至少比潘金蓮大一輪，也就是西門慶當時就已經38歲了，這還怎麽印證西門慶33歲亡故的事實？
這西門慶看起來，腦子不是一般的靈光，可畢竟不是讀書人，涉獵不廣，你娘子庚辰，你比她大兩歲，還不知道自己戊寅年出生？
這種錯誤還不是一次，李瓶兒快要咽氣的時候，各種藥物不起作用，和尚道士作法也攔不住李瓶兒在黃泉路上狂奔。
這時候，吳月娘建議西門慶再去找吳神仙，看看到底能否活下去，如果能活下去咱就接著治，如果橫豎是個死，這麽折騰就沒意義了。
你看著吳月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和西門慶一樣，凡事利字當頭，當然了，不折騰或許對將死的李瓶兒來說，反而是一種解脫。
但是這個吳神仙雲遊不定，西門慶隻得找來了當地的大師黃先生。
這黃先生得到李瓶兒的生辰後，排出的四柱是：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壬午時，根據日幹與時幹的對應規律，即“丙辛起戊子”，那李瓶兒的八字時柱是甲午，而不是壬午。
就是那個毫無底線，目空一切的潘金蓮也算過命，
潘金蓮曾經找劉婆子的老伴兒給自己看八字，這老頭兒給潘金蓮排的八字是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己醜時，按照我們反複強調的八字排盤方法，庚辰年怎麽會有庚寅月呢？
或許就是這次算命經曆，潘金蓮下了血本，那麽吝嗇的她，也給了劉婆子夫婦幾兩銀子，但是最後效果並沒達到，所以吳神仙來給西門慶算命，潘金蓮最為抵觸。
從西門府一家算命，以及前麵咱們講的吳月娘讓薛姑子給自己講佛法，這說明了當時民眾參與宗教活動的普遍性。
一個是主體特別廣泛，除了西門府，連周守備都信這一套，這也不是什麽稀奇事，嘉靖皇帝就是一個狂熱的道教徒，《金瓶梅》作者把時代背景挪到道君皇帝宋徽宗年間，可謂無縫契合，真正的做到了借古諷今。
除了大夥兒都與宗教活動不能完全分開，還有就是參加宗教活動時間上很隨意，除了正常的宗教紀念日還有民間德重大節日，大家幾乎是遇事就會搞求神儀式。
連對於從不相信神靈的西門慶來說，在從東京返回途中遭遇到了惡劣的天氣及其他情況後，也開始向神許下願心，令丫鬟院子內放桌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下告許願心。
這在西門慶十兄弟結義的時候也有所體現，。
不過結義地點，大夥兒首先提倡永福寺，西門慶卻裝模作樣說：“結義這種事情不該是佛家管，應該是道家管”，所以他們選擇了道觀。
可是，結義這種事情，也不應該是道家管，最起碼應該去的是儒家的祠堂。
類似的情況還有吳月娘在西門慶病重時向碧霞元君許願，如果西門慶病愈，就到泰安州給碧霞元君進香掛袍三年。
而在道教眾神仙中碧霞元君主管送子，而不是延壽，由此可見民眾的信仰以對於神仙究競擔負何種職責並不加以區別。
為什麽呢？
這其實變相說明，當時的人們在各色神靈前禱告、祈求、供奉，並不在意這些神靈究竟是佛教還是道教抑或是民間信仰中的神靈，隻要能得到神靈保佑，消災祛病，就全部相信。
這種信仰很明顯也帶有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
就拿算命來說，這其實和高大上的宗教信仰還有所不同，算命更像巫術信仰，就是希望利用神秘力量來為自己服務。
這樣的信仰沒有正統宗教那種神聖和崇高的情感體驗，更看重的是世俗物質生活的滿足，哪怕是我們說得“趨吉避凶”。
這就給江湖術士招搖撞騙提供了可能，反正都有追求，算命師說幾句模棱兩可的好聽話，就會讓人忍不住掏錢，即便被騙，民間經濟發達，大夥兒又不差那幾個錢。
不過，這些連四柱都能排錯，連騙人都不按照“基本法”的術士，還能有那麽多信眾，隻能說“人傻、錢多、速來”，恰好又說明了民間對這算命這些活動的狂熱。
可是，吳神仙又為啥能把西門府一幹人的命運預測八九不離十呢？
吳神仙作自我介紹：“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壬神課。常施藥救人，不愛世財，隨時住世。”
這句話是吳神仙的自我包裝，顯示自己“山醫命相卜”皆通，但是也確實看到了這位吳神仙是有側重點的，——“善曉麻衣相法”。
既然西門府的人都在吳神仙麵前，吳神仙相麵是可以的，況且他還要求眾人走動幾步，這或許是觀察眾人的姿態。
在不經意間，假托子平術的外衣，用了相麵的方法，不得不說，這吳神仙很會賺錢。
吳神仙給西門府服務完後，就雲遊去了，按理說，依托著周守備和西門慶這樣的大客戶，“一回生、二回熟”，這樣不比雲遊輕鬆嗎？
可是，我們要知道，算命是不可能100%的準確的，倘若一次失手，不僅名聲受損，西門慶找麻煩怎麽辦？
所以，算命師雲遊是為了更好的賺錢。
對於求測者來說，既然算命、求神拜佛都是實用主義，那在西門府眾人看來，就是有利的就信，無利的就不信。
吳神仙已經提前告訴了西門慶將來恐怕不得善終，西門慶並沒有問該如何化解，而是喊出了家人讓吳神仙挨個看看。
潘金蓮的態度更有特色。她既不相信命運，也不相信因果報應。吳月娘就攻擊她“原不是那聽佛法的人!”
可是吳月娘卻再三讓她算，她也不得不算，這是為什麽呢？我們下期再講。
第七節禮教死而不僵
上回咱們說到，吳神仙給西門府一眾人算命，最為抵觸的就是潘金蓮。
為何呢？因為潘金蓮作為女主角，個性很鮮明，自打潘金蓮進入西門府，西門慶家雞飛狗跳，矛盾的發起者和衝突的核心都是潘金蓮。
這樣一個臉皮厚、心腸黑的女人，她才不信什麽命運。
然而，她拒絕吳神仙的算命，還有另外一層考量。
她毒死了武大郎，並且和許多人**，雖然算命看相是一種江湖術士，但讓人說幾句不好聽的話出來，總不是件好事。
可是在吳月娘的堅持下，潘金蓮還是讓吳神仙給算了算。
吳月娘肯定是觀察到潘金蓮的日常舉動，有所提防。
現在潘金蓮是沒有敢明目張膽挑戰吳月娘正妻的地位，但依照西門慶對潘金蓮的寵幸，吳月娘總覺得，和潘金蓮的對決遲早要來。
借著吳神仙給人算命的機會，正好對潘金蓮做一點了解，這是未雨綢繆之舉，也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經驗。
所以吳月娘繡裏藏針，才再三催著潘金蓮出來讓吳神仙算命看相，也就是說，潘金蓮今天算命看相是必須的，非看不可。
吳神仙說潘金蓮短命，潘金蓮竟表示無所謂。在她看來:“算得著命，算不著行。想著前日道士打看，說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裏影影的。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裏就是棺材!”
這潘金蓮夠豪氣，但是如此看得開的一個人，“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兒，怎麽在吳月娘的再三要求下，乖乖就範呢？
我們看西門慶喊府內妻妾來算命，吳月娘是單獨被叫出來的。
西門慶便令小廝：“後邊請你大娘出來。”西門慶和吳月娘是家裏的男主人和女主人，西門慶維護月娘的尊嚴就是維護家的尊嚴和自己的尊嚴，所以用“請”。
其他小妾們不再被請之列，對軟屏後潛聽的小妾們是命令，不過是一句“出來讓神仙看看相”。
在眾小妾中，既不是潘金蓮也不是李瓶兒先出來，而是李嬌兒，因為她最早嫁入西門府，名分僅次於正頭夫人吳月娘，所以她第一個走過來。
在吳月娘出來的時候，吳神仙連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就立在旁邊觀相。“稽首”和見到西門慶時“長揖稽首”價值基本等同，顯示在外人麵前，男主人和女主人地位等同，應享受到同等尊重，又因為女主人，不方便坐也不方便正麵相看，故而“立在旁邊觀相”。
對其他小妾，吳神仙並未行禮，因為妻妾關係和主仆關係是類似的。
當吳神仙給眾人算完命後，吳月娘對於算命的結果是有點懷疑的，尤其是吳神仙算定當時還是婢女的龐春梅能做官太太，而且是正室，有點不以為然。
吳月娘跟西門慶說：“春梅是咱家丫頭，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咱家又沒官，哪來珠冠來？就是有珠冠，也戴不到她頭上。”
吳月娘以為，便是西門慶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官進祿之榮，那個“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的女人，也是她吳月娘呀，怎麽輪也輪不到區區一個使喚丫鬟身上。
吳月娘之所能夠說出這樣的話，都是因為她是西門府的正妻。
她和宮鬥劇裏的皇後差不多，“雖然枕邊無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錢”，而且還絮絮叨叨，規勸西門慶，其實並不怎麽招西門慶待見。
可是，吳月娘卻有著其他妻妾所沒有的東西——家世清白、門第純正，而且吳月娘吃齋念佛，相比於其他小妾，她在這個家中建立的道德權威是很大的。
西門慶雖然對於傳統道德有叛逆的成分，但是當吳月娘與潘金蓮、龐春梅這幾個得寵的小妾衝突的時候，西門慶總是首先維護吳月娘的“正妻”地位。
拋開吳月娘，當潘金蓮和宋惠蓮衝突、龐春梅和如意兒衝突的時候，西門慶很明顯就維護自己的小妾了。
從吳月娘、潘金蓮、春梅、如意的倫理序列中，我們可以看到西門慶的做法是基於宗法倫理和禮儀方麵的排序，而非真正意義上親疏遠近的情感排序。
當西門慶一死，吳月娘作為當家主管的權力即刻膨脹，馬上將春梅、潘金蓮掃地出門，其背後的宗法、道義力量撥雲見日，令人生畏。
可以說，在商品經濟發達對傳統的道德秩序形成衝擊後，這種老古董非但沒有消失，反而像一張無形的網，讓我們不知不覺受到它的限製。
李瓶兒死後，西門慶備下金帛厚禮，請宋真宗寧和殿的侍者杜子春來題寫銘旌。
按西門慶的意思，當寫“詔封錦衣西門慶恭人李氏柩”。恭人古時命婦封號之一。宋徽宗政和三年定製，中散大夫至中大夫之妻封恭人，亦是元六品、明清四品官員之妻的封號。
我們且不說西門慶此時的官職是幾品，咱們隻要知道恭人隻能是官員之妻，而不是妾，西門府能稱得上恭人的隻有吳月娘！
連平常插科打諢的應伯爵，都看出來了。
他再三阻擋西門慶道：“見有正室夫人（吳月娘）在，如何使得？”
伯爵的意思是，李瓶兒側室，怎麽能稱恭人，況且西門慶有職位，但沒有爵位，就算是吳月娘，也不能稱恭人，更何況李瓶兒。
可歎西門慶正處於悲痛之中，全然不顧喪儀之禮，一定要為愛妾爭個名分。爭了半日，最後還是不得不去掉了“恭人”二字，改為“室人”，就這樣糊塗過去了。
這在西門府僅僅是一個縮影，當西門慶走出自己構建的“烏托邦”，遇見食物鏈的更高層後，禮製森嚴與等級分明體現的更為明顯。
拿西門慶想給蔡京當幹兒子來說，西門慶不由分說，朝上拜了四拜，然後又拜了四拜。
整個過程，蔡京不答一語，也不回禮，而這正是西門慶所盼望的——因為據說父親受兒子四拜，是無須答禮的。反過來說，蔡京不回禮，等於是默認了拜幹爹這一事實。
再有東京的黃太尉為皇帝承辦“花石綱”，路過清河縣，清河縣大小官僚一致選定西門府作為接待場所。
禦前欽差的儀仗所經之處，雞犬不聞，樵采遁跡，其威勢之煊赫、儀仗之飭嚴，自不必多說。
至西門慶家下轎，眾官員便前來拜謁，整個過程，規製堂皇，不越雷池一步。
巡撫都禦史、巡按監察禦史前來參見，太尉依禮而答；布政使、參政、參議、提學諸人上前參拜，太尉稍加優禮；知府八人拜見，太尉僅答以長揖而已；至於統製、都監、團練一類的官員，太尉則端坐不動，稍加訓誡後，眾人即退過一邊。
西門慶以提刑副千戶的身份，作為整個宴請的東家主人，倒貼了許多銀兩，且夾在李瓶兒的喪儀中，忙亂了好多天，最後隻落得個“獻茶”的機會，遠遠地朝太尉望一眼罷了。
自始至終，六黃太尉與主人西門慶未交一語，尊卑等級之嚴，由此可見一斑。
所以，西門慶當初到李瓶兒房中看望尚在懷抱中的兒子，說起他的未來，西門慶才會感慨道：“兒，你長大來，還掙個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班出身，雖有興頭，卻沒十分尊重。”
西班是說西門慶靠著錢買了個武官，明代的體製中文官的地位高於武職，因而不西門慶對文官的地位，表現出衷心的羨慕和向往。
西門慶升官之後，心心念念要延請一位有學問的先生來家坐館，專管案牘文書和信件往來，遇事有說帖，送禮有禮帖。
他雖然沒有讀書的習慣，卻辟有專門的“書房”，身邊也有“書童”跟隨；雖然不諳音律，也還每筵必唱。
這足以表明西門慶對禮儀的重視，骨子裏依舊認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對於那些能夠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文官充滿了豔羨。
可是，西門慶還曾在家中招待蔡禦史，奉召陪宿的妓女董嬌兒於事畢之後跑到西門慶那裏抱怨蔡禦史打發的賞銀少，西門慶嘲笑蔡禦史：“文職的營生，他那裏有大錢與你！”
此處顯示出作為富商對於寒酸的文官的驕傲。
這說明了，主流認可的正統禮法與真實的社會大變革發生了“名實分離”的情況。
一麵是禮法的崇隆和森嚴，另一麵是禮法的廢弛、混亂與衰頹，西門慶本身就不是固守傳統禮法的人，卻又用禮法來維護家庭秩序，在官場上又不得不屈從於禮法。
禮法之偽善必然會導致世態之亂象叢生、人情之涼薄險詭、道德之頹朽衰敗，大夥兒都是披著禮法的外衣幹著雞鳴狗盜的事情。
那禮法既然已經破產，大明王朝明文規定的法律能否起到糾偏作用呢？
我們要知道，禮法或者說道德對於社會的影響力是緩慢而持續的，法律對社會的調整卻是迅猛而容易改變，且存在著滯後性。
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祖製很嚴格，幾乎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層麵，並且要求子孫們不得改變，然而日新月異的變化，明初的祖製早就不能適應社會的需求了。
哪怕明朝皇帝本身，就是破壞祖製的始作俑者，當然，大夥兒都是心照不宣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是，律法仍舊在哪裏，這就產生了比道德破產更可怕的事情——合法得用叢林法則把人往死裏欺負。
為社麽這樣說呢？請繼續收聽下期節目《破產的律法》。
第八節律法徒有其表
上回咱們說到，禮法在《金瓶梅》成書的明朝晚期，在商品經濟的衝擊下聊勝於無，可就是人人都不再拿禮法當回事，人人又不自覺得活在禮法中。
相較於禮法是一種潛移默化存在人們腦海中，那些成文的大明律例，又是怎樣呢？
明朝的體製比較特殊，朱元璋建國後，采用的完全是最粗陋的管理方式，最直接的一點就是官員不發工資，以為靠此能杜絕貪汙，但是明朝的官場腐敗，比其他朝代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經濟上，本來宋朝已經開始了商品經濟的繁榮，雖然宋朝被元朝所滅，可畢竟元朝也是重視外貿和商業的，但明朝卻又開始了“重農抑商”。
隻不過，商業活動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必然存在的行為，到晚明更是如此，商業發達，就會有金錢往來，也就有了借貸。
如何保證借貸的良性運轉，就催生了契約機製，這當然是民間自發形成的，明朝政府在這方麵反應是滯後的，隻不過當借貸已經成為這個社會司空見慣的現象後，才以律法行為規定，借貸的具體利率。
那這個利率的準確數字是多少呢？
話說西門慶和李瓶兒走到一起之前，還有個插曲，李瓶兒嫁給了一個郎中蔣竹山。
這對於西門慶來說，是難以忍受的，因為蔣竹山搶了他的女人，雖然這個女人原本也不是西門慶的。
西門慶想找個機會整治一下蔣竹山，所以找了當地的兩個痞子張勝、魯華。
這兩個痞子首先是設計了一份偽造的借款文書：
立借票人蔣文蕙，也就是蔣竹山，係本縣醫生，為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魯（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不致少欠。恐後無憑，立此借票存照。
這個文書是很講究的，按照明代借貸之法，凡借貸契約須由中間人擔保，還須寫明借款數額、利率和還款日期。
兩個痞子是斷然想不出這樣的借據的，肯定是請教了刀筆訟師，才能偽造出來。
有學者研究，其實明朝民間借貸的利率大家都默認為5%，隻是律法規定是3%而已，那這份借票拿到縣裏公堂上，完全經得起推敲，這也說明這份文書就是為了坑蔣竹山而專門設計的。
蔣竹山看到後，自然是不明就裏，張勝、魯華就把蔣竹山打了一頓，拉著蔣竹山去見官。
從該事件裏，貌似明朝是一個嚴格的“律法”社會，連地痞無賴整人，都得在合理合法的條件下。
在整部《金瓶梅》中，也確實如此，武鬆知道哥哥被暗害後，第一時間也是要報官：宋惠蓮自殺後，她那位開棺材鋪的老爹宋老兒，也是威脅西門慶，告西門慶奸汙自己姑娘的事情。
最突出的一點，西門慶死後，他那位出身於妓院的小妾李嬌兒，以“棄舊迎新”為本，要從西門慶家脫身，以圖改嫁。
離開前，李嬌兒不僅索要幾十兩“遮羞錢”，還要將服侍自己的兩個丫頭元宵和繡春一起帶走，而吳月娘堅決不肯，生死不予，雙方僵持各不相讓。
按理說，李嬌兒既然要走，吳月娘是攔不住的，吳月娘的權威是建立在西門慶正妻的地位上的，可現在李嬌兒要離開西門府，再帶走自己的Y頭也無不可。
吳月娘就是不樂意，因為Y頭是西門府的一種資產，雖然這種稱呼不太文明，但卻是事實。
也就是說，李嬌兒要帶走這兩個Y頭，那麽拿錢來贖，很顯然，李嬌兒不願意，就想空手套白狼。
就在雙方誰也不肯讓步的時候，吳月娘說話了：“你倒好，買良為娼！”
這句話的神奇效果，可能連月娘自己也未想到，竟然直接嚇退了李嬌兒。
因為李嬌兒出身娼門，而元宵、繡春則是良家婦女。
明朝法律就規定：“凡娼優樂人買良人子女為娼優者，杖一百”，很顯然明朝是禁止“買良為娼”的。
吳月娘的這句話雖然普通，但它所依據的卻是法律條文，背後支撐她的是法律的威嚴。李嬌兒隻能羞慚而退。
人人心中有法，一旦想到維護自己利益，自然而然就想到“法律”，這是否就能說明朝是“法製社會”了呢？
近現代文明社會，法律的調節作用無孔不入，是基層百姓文化素質普遍提高，加上社會輿論的宣傳作用，自發且主動得想到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
明朝很顯然達不到這個地步，明朝百姓人人知法懂法，是因為統治者單純自上而下發起得普法運動。
明朝開國之初，鑒於元代法律廢弛、貪腐成風的現實，明太祖朱元璋有意凸顯法律的作用，至十八年頒布《大誥》，明代法律（刑法）大致格局初步成形。
朱元璋在製定《大誥》得時候，就遵循法律簡明、務使人人知曉的原則；為使百姓皆知律條，明了“趨吉避凶之道”，朝廷甚至規定，凡是家中藏有《大誥》或通曉《大明律》的罪犯，可一定程度減刑或免刑。
這種靠著政治力量的推動肯定是有作用的，所以我們可以猜想一下，即便張勝兩人沒把蔣竹山揪到衙門，蔣竹山無端被扁，他也會主動報官。
《大明律》中對於司法公正畢竟還是有所體現的，對刑訊拷問的規定十分謹嚴，要求案件判決必須審慎，“凡內外問刑官，惟死罪並竊盜重犯，始用拷訊，餘止鞭撲常刑，”在一般案件中，哪怕是用未去棱的竹片鞭打脊背、腳踝而致傷，審問者也會被問罪、充軍。
但實際情況呢？
刑訊拷問的濫用，在《金瓶梅》中尤其令人膽寒。不論是作為正千戶提刑官的夏龍溪，還是作為其副手的西門慶，或者如李知縣、霍知縣等官員，每逢犯人到庭，不問是非，不詢情由，不辨曲直（用《金瓶梅》中最常用的話來表述，叫做“不由分說”），必然嚴刑拷打。
拷訊之刑以拶指、夾棍、打板子較為多見。西門慶似乎很喜歡使用榔頭（大概是木製的吧），打得犯人“脛骨皆碎，殺豬也似喊叫”。
在“苗青案”發生後，當地負責承辦此案的狄縣丞找到屍體之後，因見不遠處有座慈惠寺，即將長老等僧眾拘來，先把長老一箍、兩拶、一夾、一百敲，再賞給眾僧二十大板，拷得口供，收入獄中，就萬事大吉了。
這可以說是很明顯得違背了《大明律》的法律精神，連具體條文也置若罔聞，甚至在執行程序上也混亂不堪，哪有不經曆立案調查，就直接刑訊逼供的？
而蔣竹山被張勝這種“合法”的文書所誣告，很顯然，法律條文很多時候，反而成了惡人欺負他人的冠冕堂皇的手段。
既然法律這樣不堪，那麽就肯定存在著金錢與情色交易，貪墨腐敗橫行，掌握法律斷案權的司法主官，自然也就成了香餑餑。
西門慶是當地的副提刑，正提刑是夏龍溪，夏龍溪因為在任上滿期，不日就將高升。
但夏提刑絲毫不開心，還在京師活動，想在這個職務上再幹一任。
這麽一個不以百姓利益為上的官員能獲得升遷，就讓人瞠目結舌了，他還不想升官，這就有點“黑色幽默”了。
不過，夏提刑這次的活動沒起到作用，他還是“被迫”升官了，西門慶接任了正提刑，原先的副職，則為何太監的侄子所謀得——何太監為了讓他的侄子得到這個位置，竟然央及皇妃劉娘娘，由皇帝本人直接傳旨，足見掌管律法的提刑官職位，實為官員們趨之若鶩的肥缺。這也從側麵烘托出當時社會的司法已經腐爛到了何種程度。
而這一切，正是由於正德到萬曆這些明朝帝王的“懶政”行為。
皇帝懶政的確給民間經濟鬆了綁，但是也導致了對社會的失控，崇禎皇帝倒是想有所作為，但他的努力，反而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因為，前麵這些帝王種下的“惡之花”，到崇禎這裏已經成了毒瘤，朝廷的意誌是什麽已經不重要了，大家的眼裏隻剩下了一個“利”字。
在具體行為上，從朝廷至民間，從皇帝到大臣、士人乃至庶民，隨處彌漫著一股強烈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縱情享樂的虛無主義氣息。
在商業利益麵前，傳統的禮義道德對個人的約束力日漸衰微，而與之相適應的新的社會管理模式尚未建立，社會的政治、法律及原有的製度設計，出現了空前的危機，社會逐漸陷入無序狀態。
不過，在這一團亂麻的無序中，西門慶這種人並不能隻手遮天。
那就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這種叢林法則，誰居於食物鏈的頂端，誰就擁有最高的話語權。
所以，西門慶在蔡京等人麵前，是很溫順的，因為兩人根本就不是一個重量級別。
還有就是法律已經成了西門慶欺壓別人的武器，那麽心中壓根兒沒有法律的渾人，看透法律本質的強人，甚至法律波及不到的地下秩序，就成了西門慶不敢輕易觸碰的對象。
西門慶謀害了花子虛，花家那位好似“滾刀肉”一樣的潑皮無賴花大，一直困擾著西門慶；
對於武大郎的兄都武鬆，西門慶也時常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
西門慶在東京加官進爵後，返回山東老家，行至荒郊野外，恰好數九寒天的惡劣季節刮起了一陣陣的冷風，嚇得西門慶忙躲進黃龍寺借宿。
因為在這種景象下，人們最容易想到的是李逵一樣的惡人猛然衝到路旁，喊一句：“此路是我開，若想從此過，留下買路財。”
由此可見，一旦離開了大隊隨從和軍士，離開了法律的保護，西門慶其實非常脆弱，什麽都不是。
除了官場上的蔡京，具備挑戰法律邊際的花大與武鬆，即便是在這比較偏遠的臨清，還是有很多人能與西門慶一較長短。
這個人是誰，我也不知道，隻能從細節中推理一番。
西門慶喜歡逛妓院，是個人盡皆知的事情，西門慶還為李桂姐大鬧過李家妓院。在妓院這種場所的女人，幾乎對西門大官人是仰視的態度，極少有敢忤逆西門慶的存在。
但在一個鄭愛月的妓女身上，西門慶吃到了閉門羹。
這是為何？我們下期再講。
第九節妓院鶯歌燕舞
上回咱們盤點了晚明社會全麵失控的時代背景，全社會隻認得利益二字，那麽誰能給的利益更大，那麽這個人的話語權就更大。
這很明顯得體現在妓女的態度上，妓女這個階層毫無疑問，比普通人更為勢利，所以西門慶才會在妓院一呼百應。
不過，西門慶在一個妓女身上，吃到了閉門羹，這個妓女叫鄭愛月。
鄭愛月長得什麽樣子呢？
萬種風流無處買，千金良夜實難消。
鄭愛月這次出場是在西門慶的生日宴會上，她偏偏姍姍來遲。
西門慶叫了四個妓女來唱曲。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等三人皆為陪客，西門慶真正看重的隻有一個鄭愛月而已。
可是他派去的“節級”請了半天，隻請來了三個妓女，單單鄭愛月沒來。西門慶正在興頭上，被澆了一頭雪水，如何能就此罷休？
他追問鄭愛月不來之故，節級回答說，鄭愛月被王皇親家搶先請去了。
接下來，西門慶做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舉動：讓貼身隨從玳安出麵，帶領軍士直接去王皇親家索要，若還不肯放，就將鄭愛月連同她家老鴇一同鎖了拿下。
這裏寫西門慶不顧王皇親的身份，為一妓女大動幹戈，其實是在襯托鄭愛月的豔麗嬌媚。
同時，也可以看出西門慶巨商兼官員的身份已今非昔比，對王皇親亦無須忌憚。
可是當玳安帶著鄭奉、排軍和節級風急火燎地來到妓院時，鄭愛月還在家裏待著呢。
很明顯，鄭愛月並沒有被王皇親提前請去。
鄭愛月到了西門慶跟前，麵對西門慶的質問，隻是傻笑，而且在宴席上時不時發呆，這是怎麽回事呢？
按照我們常人理解，西門慶一請鄭愛月，鄭愛月沒來，是自提身價的一種表現，傳出被王皇親請去更是一種虛假宣傳，來達到“欲迎還拒”的目的。
先說這鄭愛月為何吸引西門慶，鄭愛月美貌固然是原因之一，但西門慶家中妻妾眾多，為何什麽還對妓院流連忘返，難道僅僅是為了滿足肉欲？
還拿西門慶對這次鄭愛月遲到，不給自己麵子耿耿於懷，後來終於有機會和鄭愛月獨處來說。
他進入到鄭愛月的房中，但見瑤窗繡幕，錦褥華裀，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
彼此攀話調笑之際，隻見丫鬟進來安放桌兒，擺下許多精製菜蔬。
先請吃荷花細餅，鄭愛月親手揀攢肉絲卷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
須臾，吃了餅，收了家火去，就鋪茜紅氈條，取出牙牌三十二扇，與西門慶抹牌。
抹了一回，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果，酒泛金波，十分齊整。
姊妹二人遞了酒，在旁箏排雁柱，款跨絞綃──愛香兒彈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來”。
這段文字賢說鄭愛月居所的裝飾，根本不像是印象中妓院那種燈紅酒綠、人流湧動、烏煙瘴氣的場所，再看西門慶在鄭愛月處所食用的東西，無一不是非常精致與考究的。
更何況，鄭愛月還會唱曲兒，這可以說，是讓人眼耳口舌身意都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鄭愛月所在的妓院就提供了這種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這是西門慶這樣一個土財主在自己家享受不到的。
當然，優質的服務，不是無償的。
西門慶在到鄭愛月居所之前，就讓玳安送來三兩銀子，一套名貴衣服，就是妓院裏幫西門慶脫靴的小Y頭也得到了一塊銀子的賞錢。
看來，妓院精益求精的服務，金錢的力量功不可沒，那是不是說金錢就是唯一的力量了呢？
書中提到鄭愛月接到西門慶邀請的時候，之所以爽約，是因為她正在接待一個南方商人，而且鄭愛月之所以會知道王三官的母親林太太也不是什麽貞潔烈婦，就是從此人口中得知。
就是這個南方商人，讓鄭愛月義無反顧拒絕了西門慶，他究竟有什麽魅力呢？
我們知道，東南一直是明朝的財富聚集地，這個人恰好來源於經濟發達地區，人家還能先西門慶一步，與官家貴婦林太太搞在一起，可想而知，人家的實力絕對不比西門慶差。
而且，鄭愛月後來在宴席上發呆良久、悵然若失，很明顯是一種著了魔的感覺，那麽，如果這個商人僅僅是比西門慶有錢就說不過去了。
我們知道，臨清畢竟是北方，比南方還是要欠發達的。
南方同樣是文化盛地，大夥兒都知道的“南北榜”事件，就是因為科舉考試的時候，錄取的全是南方學子，明朝出於照顧北方，而想出的區別對待的方子。
但是，即便搞出了“南北榜”，在科舉中奪魁的仍舊是南方人多。
文化上的優越，也讓南方在思想層麵更為開放與包容，這些全方麵的不同也體現在了南北方風月場所的不同上。
在六朝古都金陵，風月場所已經有“珠市”和“南市”的區別。
“珠市”專門接待達官貴人，高消費人群；光顧“南市”的則是下裏巴人。
這還不算，與臨清相隔不遠的秦淮河畔，妓院在當時已經不是有錢人光顧的場所，那些妓女也不再視那些有錢的主顧為不可或缺。
很多文人士大夫，尤其是繼承了東林餘緒的複社諸公子，他們也經常出入風月場所，放浪形骸之外，也使得那些名妓文化素質得到了提高。
在與這些文人交往的過程中，有些名妓又因為文人的宣傳與追捧而變得名聲大躁，就比如聞名遐邇的“秦淮八豔”。
由於東林—複社的子弟與秦淮名妓的交往頻繁，所以在彼時的江南有“家家夫婿皆東林”的說法。
由於這些人的結合有不亞於今日的電影明星的話題與流量，自然也有許多富商願意與他們結交，因為這樣可以蹭熱度。
有個秀水商人姚瀚，本人沒有什麽名堂，但一直以結交名人為幸，為此他不惜傾家**產，在秦淮河上搞了一次兩千人的聚會，並征集詩文，編撰成一本書作為紀念。
這位讓鄭愛月癡迷的南方商人，就算沒能躋身東林—複社這個文人圈子，想必也有所耳聞，拿著這些在秦淮河畔道聽途說的談資，來到臨清這個地方，遇到了剛剛出道不久的鄭愛月，屬於“降維打擊”。
人家搞不定董小宛、陳圓圓，還搞不定你鄭愛月嗎？
西門慶可以“揮金如土”，人家也可以；但人家的那種修養和眼界，卻是西門慶沒有的，所以鄭愛月才會對他依依不舍，為此不惜得罪西門慶。
不止如此，秦淮河畔的妓女地位也比鄭愛月高不少。
鄭愛月在西門慶再三邀請，終於現身後，麵對怒氣衝天的西門慶，隻是一味地笑，雖然表現出了與其他女人不一樣的地方，但畢竟不敢正麵與西門慶對抗。
“秦淮八豔”之一的顧媚顧橫波，在嫁給龔鼎孳之前，得罪了南京兵部侍郎的侄兒，顧媚敢這麽做，當然是有底氣的，因為她的好友餘懷，正是南京兵部尚書的幕僚，尚書和侍郎，誰官更大？毫無疑問是尚書，顧媚也就全身而退了。
顧媚肯定是有魅力的，與複社諸公子都有來往，連黃宗羲這樣持重的人物也在顧媚的交際圈內。一個叫劉芳的文人為了顧媚自殺，張公亮這樣的大文豪也為之傾倒。
如此，就不難解釋為何顧媚敢於在權貴麵前挺直腰杆了，這從另一個側麵也表明了，顧媚並未因自己的出身而自卑，周旋於眾多名流之間，成為一個大眾情人，誰能說這不是自我意識的覺醒？
這在與顧媚同列“秦淮八豔”的卞玉京身上也有體現。
卞玉京寫下：“剪燭巴山別思遙，送君蘭楫渡江皋。願將一幅瀟湘種，寄與春風問薛濤，”因緣與吳梅村結識，當卞玉京在衝動之下，問吳梅村是否有意，而吳梅村的答案既非“是”，也非“不是”，而是“固為若弗解者”，裝出聽不懂的樣子，整一個裝傻充愣，把她晾在了半空。
卞玉京隻是歎了一口氣，從此不再提起。
由此，造成了她與吳梅村這種朦朧又淒美的愛情。
卞玉京敢於直接問吳梅村是否對自己有意，這種主動追求幸福的勇氣，是吳梅村本人也不具備的，她這種勇氣也建立在不以自己出身而自卑的表現。
倘若吳梅村勇敢一點，也就不會有那麽多的遺憾了。
“秦淮八豔”中柳如是嫁給了錢謙益，董小宛嫁給了冒辟疆，李香君嫁給了侯方域。
他們選擇的都是文化名流，妓院在滿足他們的情趣和品味的過程中，整個社會的服飾文化、飲食文化、樂舞文化、家居裝點文化，肯定會受到影響。
那些文化名流不怎麽光顧的妓院，也在努力向“秦淮八豔”那些地方看齊，這樣就會加速這個行業的競爭，然後由南及北，傳到北方。
再比如說，鄭愛月會唱曲，潘金蓮、李瓶兒也都會彈唱，但這在南方早就不稀奇了，南方的戲曲文化已經有了現代化的影子。
為什麽這樣說呢？咱們下期再講。
第十節舞台戲劇百態
在上回結尾的時候，咱們說了，《金瓶梅》裏麵已經有了濃厚的戲劇文化。
這不是無稽之談。
首先，《金瓶梅》本身最早很可能就是作為說書人的劇本出現的。
目前流行的金瓶梅，有三種：詞話本、崇禎本、張竹坡點評本。
張竹坡點評本以崇禎本為藍本，而崇禎本的成書要晚於詞話本。
詞話本作為最早的一個版本，開篇是《武鬆打虎》。
在最開始還閑話一通，講什麽劉邦斬蛇霸王別姬。這不就是說書人開場的所謂閑白，聊閑天嗎？通過一些耳熟能詳的民間故事先把觀眾聚攏起來。
待到觀眾來的差不多了，然後一拍驚堂木“說時遲，那時快”。這正是詞話本的特色之一，充滿了說書人的味道，倒是也別有一番風味。
晚明著名的說書人柳敬亭就說過《武鬆打虎》，但和《水滸傳》很不一樣，他在該補敘之處，便加以補充，該停止之處，又截然停止，並不嘮嘮叨叨，重複矛盾。
他的聲音響如宏鍾，說到關鍵緊要之處，叱吒叫喊，如同波濤洶湧，有震屋欲崩之勢。
講武鬆到酒店沽酒那一節，武鬆入店，其中無人，忽然大聲一吼，店中的空缸空甏之類，都甕甕地有回聲。
柳敬亭在並非緊要之處也加以渲染，細微到那樣的地步，與其說他講得是《水滸傳》裏的的“武鬆打虎”，恐怕更像金瓶梅裏的“武鬆打虎”。
到崇禎本以及張竹坡點評本，用詞上更注重文學性，一些粗鄙的話就刪掉了，對詞話本中說書人的勁兒也做了大量整改，消除說書人的主觀思想幹擾，讓讀者可以安靜看書。
不過，中國古代的小說，“實質上是一種‘大小說’，或曰‘泛小說’，它的表現手法和形式實際上是一種‘綜合藝術’”。
“它與史傳、詩詞、說唱、戲曲等文學體裁的關係十分密切，甚至溶入了自己的肌體，變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即便是經過了文人創作，但是演義的成分一點也沒變少。
就拿曲子來說，大夥兒都熟悉，作為全書第一女主角的潘金蓮，自幼習學彈唱，“諸般曲兒倒都知道”，你看她哀歎自己命苦，嫁給武大郎的時候，是怎麽唱的：
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他當男兒漢看覷。不是奴自己誇獎，他烏鴉怎配鸞凰對。奴真金子埋在土裏，他是塊高號銅，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頑石，有甚福抱著我羊脂玉體，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奈何?隨他怎樣，到底奴心不美。聽知，奴是塊金磚，怎比泥土基。
李瓶兒是《金瓶梅》諸女性中的第二號人物，作為比潘金蓮還見過大世麵的女人，她也會唱，官哥死後李瓶兒唱的三曲〔山坡羊〕，一句一滴淚，一聲一泣血，將對官哥的摯愛，對其在世期間辛苦的痛楚回憶，對嫉妒者的怨恨，對官哥逝去的無限悲痛，都化作長歌，伴隨著痛哭和熱淚，傾瀉而出。
然而，這隻是曲子，還未到含有劇情，再由人扮演的程度。
不過，就在李瓶兒死後的葬禮上，我們看到了和如今京劇、昆曲那般既有唱腔又有劇情的雛形。
話說李瓶兒死後，由於西門慶當時在清河縣已經炙手可熱，所以很多達官貴人出於客套，都來吊唁李瓶兒。
這其中就包括了一位薛內相，一個“內”字，大夥兒知道了，這人是個宦官。
宦官雖然生理殘缺，但不要忘了，人家和皇帝經常在一起，所以西門慶對這位薛內相謙稱為“學生”。
西門慶說了：“老公公，學生這裏還預備了一起戲子，唱與老公公聽。”
薛內相問：“是哪裏戲子？”西門慶道：“是一班海鹽戲子。”
一起戲子就是說西門慶雇傭了一個戲班子，薛內相問是哪裏的戲子，西門慶說是海鹽的戲班子，其實是用海鹽腔唱戲的一個地方劇團。
海鹽腔是一種傳統戲曲聲腔，因形成於明代成化年間的浙江海鹽而得名，與餘姚腔、弋陽腔、昆山腔並稱為明代南戲四大聲腔。
連遠在山東清河的西門慶都邀請，說明了海鹽腔當時已經風靡全國；而西門慶對李瓶兒還是有真情實感的，在李瓶兒的葬禮上邀請海鹽戲班子，也說明了能夠請到海鹽腔戲班唱戲，一般是很莊重的場合。
薛內相點了一出《白兔記》，又叫《紅袍記》，講的是劉知遠從流浪漢而登上帝位。
此劇寫他落魄流浪，被財主李文奎收留，在李家傭工。
李文奎斷定他日後必大貴，將女兒李三娘許配給他。
三娘哥嫂將有瓜精作祟的瓜園分與劉知遠看守，欲害之，三娘知計力阻。
劉知遠仗一身武藝，戰勝瓜精，得兵書寶劍，去汾州投軍，屢立戰功，受到提拔，官至九州安撫。
三娘受盡折磨，磨房產子，因無剪刀，用嘴咬斷臍帶，故取名“咬臍郎”。
托竇公將兒子送給知遠撫養，十五年後，劉知遠命兒子回村探母。咬臍郎因追趕白兔，與汲水母親相遇。知遠回沙陀，夫妻團聚。
這已經有了完整的劇情，可見晚明的戲劇藝術已經頗為成功，值得注意的是海鹽腔盛行以後，逐步取代了北曲雜劇在戲曲舞台上的地位。
在浙江與戚繼光等人一起主持抗倭的譚綸，就非常癡迷“海鹽腔”，在軍中還有一個戲班。
譚綸因為父親過世回鄉守孝的時候，把戲班子帶回了自己的老家江西宜黃，海鹽腔在宜黃紮根後，又擴散到了臨川等地。
而在臨川，有一位家喻戶曉的劇作家，他跟莎士比亞同時期，堪成東西雙壁，他就是湯顯祖。湯顯祖的《臨川四夢》，采用的都是海鹽腔。
再後來，魏良輔吸收了海鹽腔的長處，改造了昆山腔，奠定了日後昆曲的唱腔。
不過，湯顯祖雖然成就很高，但並不是通才，他隻是劇作家，也就是說，他算是為每個戲劇撰寫腳本的人。
若論當時的通才，當數後來臭名昭著的阮大铖，阮大铖可以自己寫劇本，自己作曲，甚至可以自己登台表演，連阮大铖自己都頗為自負，覺得“略勝湯顯祖一籌”。
甚至說，京劇的鼻祖都有可能是阮大铖。
提到京劇，我們經常提到“四大徽班”進京，但徽班絕不是唱徽劇這麽簡單，而是指在安徽一帶的戲班子。
翻看阮大铖的籍貫，此人正是安徽人，魏良輔是昆曲的鼻祖已經板上釘釘，但是阮大铖是否真的就是京劇鼻祖還有待商榷。
不能否認的事實是，阮大铖的戲劇成就，他不僅能自編自導自演戲劇，還有自己的私人戲班子。
而崇禎吊死煤山後，在南京即位的弘光帝，恰好又是一位戲迷。
這一對具有特殊追求的君臣，堪稱宋徽宗和蔡京的組合，弘光帝在阮大铖的私人戲班子演出中獲得了極大的滿足感，所以把權力完全放給阮大铖，阮大铖才能隻手遮天。
他們在看戲，他們又成了後世戲劇家的主角，被後世所看。
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弘光帝與阮大铖想讓李香君唱戲，李香君推脫沒有樂隊，弘光帝說，大不了他自己為李香君打鼓。
在真實的曆史中，滿清就要兵臨城下，弘光帝還在看戲，他說出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無妨，朕在此呆不久。”
看著弘光如此不思進取，大臣朱大典說：“咱們少不了要來次大散場！”
散場也是戲劇語言，還有當初李自成進北京，明朝的那些大臣為了不被闖軍威脅，都把官服毀掉了，但是聽到闖軍會錄用前朝大臣的風聲後，這些大臣第一時間的舉動就是去戲班子搶那些作為道具的衣服，然後去朝見李自成。
可見，戲劇對於晚明各方麵的滲透已經司空見慣，人們也習以為常。
這還不算，更奇葩的是，既然大家都喜歡戲劇，那麽時間久了，就會捧出許多類似今天明星的演員，咱們前麵說的柳敬亭，已經有了今天耍大牌的情形。
在上世紀中晚期，如侯寶林等老一輩藝術家，從沒有任何囂張的舉動；再往前，即便榮寵如譚鑫培，也不敢給觀眾臉色，梅蘭芳先生取得了那麽大的成就，還被魯迅譏諷。
時至今日，有很多思想格局遠超同行的藝人如郭德綱，別看他懟記者懟同行，但是從未見他懟觀眾，他說得很明白，“觀眾是衣食父母”。
柳敬亭縱然說書技藝出類拔萃，但要說高出天際，脫離了地心引力，那也不可能。
進入清朝的王士禎，在南京聽了一通柳敬亭的說書，他說：“與市井輩無二”。
但如果請柳敬亭說書，主人必須屏住聲息，靜靜坐著，傾耳而聽，他才開始講說；稍微見到底下有人低聲耳語，或聽者打嗬欠有疲倦之色，立刻不再往下說，因而不能強迫他。
這說明，柳敬亭說書技巧雖然嫻熟，但還是有人打瞌睡，跟當年那位吹出來的“史上最牛曆史老師”一樣，他上課，照樣有學生開小差。
但柳敬亭讓其他同行仰望的是，完全不在乎觀眾的態度，我行我素。
如此，隻能有一個解釋，他已經不單純是一個演員，而是一個偶像。
柳敬亭從晚明“傲視公侯，平視卿相”，到清初不被人所理解，這其實說明了思想的流變，由開放變為保守。
不然為什麽晚明能默許百姓看《金瓶梅》，而滿清卻連《紅樓夢》都要禁止？
這一時代，雖然奢靡無度，雖然不思進取，但是又包容開放，這豈不就是咱們說得“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