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慘,這下虧大了!
六月中旬,我接到了陳老板的電話,他告訴我在抓產量的同時一定要注意產品質量,因為廠裏的品管已經發現好多不良品了。我當時在網吧裏正忙得熱火朝天,也沒對陳老板的話太在意,隻是口頭上應允會牢牢抓質量不放的,讓他放心。
七月初,交完貨的第三天,陳老板打來電話說出事了,產品百分之四十左右報廢,主要問題就是焊點不牢,電鍍時就脫焊了。陳老板讓我趕緊停止加工,去永康一趟。我這下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立馬下令車間停工三天。
我找來主管與品管員,大發雷霆。主管說不關他的事,他隻負責安排生產,掌握進度不誤交貨期;品管員口口聲聲說,他是按要求檢查每個產品的,有問題的次品都挑出來返工了。他們說得斬釘截鐵,好像問題根本就不可能出在我們這裏。我想想,他們說的也有一些道理。是不是陳老板搞錯了,把自己車間做的活兒當成我們加工的活兒了?
抱著一種僥幸的心理,我去了陳老板的廠子。
陳老板看見我當然很惱火,強壓心頭的火氣對我說:“大勇,我一直很信任你,看中你,你怎麽能加工出這樣的產品來蒙我呢?貨還沒發就掉焊了,要是發到國外這個後果誰來承擔?”
我一個勁兒地說:“對不起”,做出滿臉的誠意,向陳老板道歉。我說:“陳總,要不這樣吧,掉焊的產品我帶回去重新點焊,返工費和電鍍費都算我的。”
陳總說:“現在不是返不返工的問題,是時間的問題。本來這貨期就很趕,拖了好幾天了,明天客人就要來驗貨了,你讓我拿什麽給客人?客人的船期都訂好了,就等著貨去入倉了。你說你,我們早趕晚趕,就趕出這麽一個結果來,唉……”
從陳老板的表情上,我看得出事情是越來越嚴重了,否則他不會這麽煩躁不安。
我問:“那現在……怎麽辦?”
陳老板說:“我也不知道怎麽辦,這事很糟糕,實在太糟糕。”
我忍不住,還是猶猶豫豫地說出了我憋在心裏的想法,我說:“陳總,是不是你這邊搞錯了,這些次品不是我那邊加工的吧?”
陳老板一聽就怒了:“大勇,你怎麽能這麽說話?你也太不地道吧!太讓我失望了!我陳某十幾歲就開始出來做生意了,我還能做這種冤枉人的事?”
我看陳老板火氣越來越大,趕緊賠不是說:“陳總,我不是說您冤枉我,因為我問過我那邊的主管與品管員,他們都一口咬定產品沒問題,都檢驗過才發給您的。”
“什麽?你還請了主管與品管?”陳說,“你才多大點兒加工廠啊,就請這個請那個了?你自己幹什麽去了?難怪會出現如此嚴重的質量問題!”
聽了陳老板這句話,我當時心裏很不舒服,還怪他多管閑事,心想:我有錢了請兩個人管理還不可以呀,你不是也請了很多人?
我當時並沒有真正地明白陳老板話中的含義,直到後來,我才真真切切明白了這話的深意。普普通通的一句話,折射出了一個創業者平凡而高深的實戰經驗。雖然我心裏在嘀咕,嘴上並沒有說出來,這話不能說。
陳老板看我低著頭不說話,他才語氣軟了一些說:“好吧,我就拿證據給你看,讓你看看我到底冤枉了你沒有。”
說完,陳老板翻出了訂貨合同,指著數字讓我看仔細。我一看這款產品訂貨合同上的數字低於陳老板發給我加工的數字,這就足夠說明一個事實:這款產品所有的點焊工序全部在我那兒完成的,鐵的事實。
陳老板說:“你是聰明人,明白沒有?我有沒有冤枉你?”
我搖搖頭表示沒有。
陳老板繼續說:“我一直以為你持著穩重,沒想到你也是個輕浮之人,你這下害苦我了。”
我說:“陳總,是我錯了,你的損失我來賠。”
陳老板一翻眼皮,露出一大片眼白,說:“你賠?你有多少錢可以用來賠我?要不要我算筆賬給你聽聽?行,我今天就算給你看看,你坐下來看我算給你。”說完,陳老板便用筆在紙上一筆筆逐項地算給我聽,大概有這麽幾項:
直接的有:配件成本、電鍍費用、誤了交貨期的那部分產品空運費用(海運改空運);
間接的有:由此延伸的生意信譽度,直接影響以後的生意……
間接的不算,光直接的損失大概就是十多萬。難怪陳說我賠不起了。我一時愣在那裏如坐針氈。說句丟人的話,身上真的冒汗,那不是熱得,是急得。你想想,十幾萬啊,我賣苦力得賣上一輩子啊。我才剛剛開始走上創業之路,就遭此磨難,以後還有人生希望嗎?
陳老板算完賬一聲不吭地走出了辦公室,他沒叫我離開,也沒叫我別離開。他不說話,我隻能坐著等他回來。我坐在辦公室裏,腦子一片空白。
兩小時後,陳老板回來了,他跟我說:“你先回義烏去吧,好好想想,想拎清了再給我打電話。”
我默默地離開永康回到了義烏。
我回到義烏後,還沒來得及想出怎麽處理這個爛攤子,工人們就全上門來討要工資了,他們怕我連夜跑路。我想,這肯定是主管與品管員把所有的事情都同他們說了,讓他們做好要錢的準備。
我在前麵說過義烏工廠“家族式”管理模式的利與弊,如果當時我的主管與品管是我“家裏人”,我就八成以上可以避免此難的發生。說白了,我這種小小的加工廠根本攏不住主管與品管的心,他們隻是在我這裏混日子,混一天算一天,反正掙的是工錢,除此沒有其他任何想法。書上說的“有效機製”,對我這個原始部落的工廠而言,簡直就是對牛彈琴、鐵杵縫衣。
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在企業初期階段,“家族式”的力量是種凝聚力,這是外力很難做到的。
小小的房間裏擠滿了工人。雖然我口幹舌燥地同他們解釋,由於他們的偷工以致貨出了問題,導致我一分錢加工費沒拿到不算,還得賠人家十幾萬的損失,但工人們是不會聽這套說辭的,他們認為幹活拿報酬是天經地義的事,其他事他們管不著。
我想想也是,次品與正品都混到一起了,現在沒辦法再分得出是誰幹的。分不出來就沒有證據具體扣誰的工錢。我咬咬牙,把身上的兩萬多元現金全拿出來發了工資。拿出這兩萬多元無疑是在割我的肉、放我的血,一刀一刀割,一刀一刀捅,我痛不欲生。這兩萬多元不光是對我,對我父母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
發完工資,我身上還剩下兩千多元,這是我的全部家當了。我沒有給主管與品管發工資,我是他們的受害者。但他們不會這麽想,他們把責任推到我身上,說我整天泡在網吧上網,不管廠裏的事,如果嚴格管下去就不可能出這檔子事了。我知道他們說的這句話很有道理,但這不能作為他們推卸責任的說辭。所以我堅決不給他們發工資!
一天晚上,有人敲我房間的門,門剛一打開就從門外湧進五六個人,其中有主管與品管,我當即便明白過來了。我同所有的人講道理,井井有條地講,沒人聽,都嚷嚷著不給工錢就活劈了我。沒辦法,我隻好告訴他們我沒有錢了,過陣子再給他們錢。那夥人不肯走,說沒錢也要想法子變錢出來。
最後,我實在是沒辦法,隻得對他們說:“要現錢,每人發一半,另一半當是工作失誤扣掉了;要全額工資那就等我有了錢再來拿。否則你們就打死我,反正命就一條在這,要,就拿去。”人窮的時候,命也賤,敢與人賭!
他們嘰嘰喳喳議了一番,最後選擇了要一半現錢的工資。我怕再發生什麽意外,就讓主管留下來,其他人都出去,然後給了他們一半的工資。
工人都走了,車間裏亂七八糟堆著未及加工的鐵配件。用個詞來形容一下就叫“滿目瘡痍”。更難過的不在這,而是陳老板那兒,到底如何解決這讓人頭裂的問題?方法我都想盡了,唯有抬腿跑路的方法我沒有想過。真的,我很清楚自己這一跑是萬事大吉,但就可能永遠翻不了身了。雖然眼前慘不忍睹,但遠遠好過了去年與前年,最起碼我已經單幹上了,有了開始。我堅信不放棄就有希望,可能過程更加艱辛。我不想失去陳老板這棵大樹,說實話,隻要他開口,要我如何賠償我都會答應。
我沒錢,但我會慢慢有錢。
我還不起,但我肯定有還得起的那一天。
我沒勇氣給陳老板打電話,我害怕接到父母親的電話,我躲在自己的空間裏忍受著痛苦,用後悔的方式折磨著自己。除了綿綿不絕的悔意,我還能做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