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始的地方結束
二〇〇一年六月，我，夏小凡，以一個畢業了的大學生的身份被有關部門押上汽車，遣送回我的原籍麥鄉。因為我在T市沒有辦理任何暫住證明，而我本人的學生證也於畢業那天作廢了，學校不會再來保我。我對他們說，我能找到其他人來保，但他們微笑著告訴我，先回麥鄉再說，那兒有一個收容所等著我，我會住在那裏，然後等著別人出錢贖我出來。這是一個固定的流程，非常簡單，按手續辦就可以，不會有人打我，也不會有人為難我，前提是我要老老實實、盡快找人來贖。
後來我搞明白了，被遣返回麥鄉，並非因為我是麥鄉人，這不是一次定向的返鄉旅遊，而是因為T市的收容中轉站就設立在麥鄉。我被押上了一輛破舊的大巴，沿著公路向西駛去。同車有很多人，老老少少，甚至包括孕婦。沒有人說話，沒有人要求喝水，沒有人想到要上廁所。
沿途的景色既熟悉又陌生，河灘和農田，撈沙的碼頭，水泥廠，農村常見的小樓房。黃昏時，車子進入麥鄉地界，看到有人在燒麥秸，星星點點的火光鋪滿了大地。公路顛簸起來，燒麥秸的煙霧很重，大巴像是駛入了雲中，很久很久，外麵什麽都看不清，隻有隱約的火光。
天快要黑時，大巴駛入了麥鄉市的郊區，但它並沒有進入市區，而是拐入了一條很窄的水泥路，兩旁是高大的加拿大一枝黃花，在六月裏長得茁壯而茂密，覆蓋了所有可能的空間。T市的收容中轉站就在這條路的盡頭，大巴駛入一扇大鐵門，圍牆裏麵是一幢白色的房子，有點像教學樓的樣子。一盞射燈忽然亮起，照著大巴，在幾個人的指揮下，我們有序地走下車，到管理處去登記。
“這裏有沒有一個斜眼的年輕人？有沒有一個少了四根手指的家夥？”我問管理處的人。他沒有回答我。我走出管理處時，看到連片的加拿大一枝黃花，已經占據了牆頭和屋頂。這確實是我曾經熟悉的風景，並且在這個場合下看來更為酷烈了。我又回到了麥鄉。
我對咖啡女孩講的最後一個故事就是關於麥鄉的。
很多年以前我生活在麥鄉，那時候它是縣城，到一九九七年才變成縣級市。和所有的縣城一樣，沒什麽特別可以描述的，我的理想也和同齡人一樣，初中升入高中，高中能考上T市的大學就算不錯了。那是九〇年代。盜版CD賣三十塊錢一張的年月。
我父親是麥鄉一家農機廠的廠長，當地為數不多的國有企業之一。這在麥鄉算得上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了。
我很早就認識小白，她和我一個學校，比我低一屆。她長得很美，擁有D罩杯的胸圍，當然那是後來的事情了，中學的時候她還沒那麽出挑。她的父親是農機廠的工人，大家都叫他老白。他們家和我家住在一棟樓裏，農機廠分配的房子。那棟樓裏的人對我都很客氣，包括白家的人。
老白很沉默，老白的老婆也差不多，都是那種沒什麽本事但比較厚道的人。我對老白的印象很好。最初我父親在廠裏管行政，負責分配房子，這是個得罪人的活，十歲那年我記得有一群人衝進我家，把我父親的腦袋按在抽水馬桶裏，要他分房子。當時是老白把我父親從馬桶裏拽了出來，喝退了那些人。也因為這件事，我父親對老白不薄，一直比較照顧他。
我母親在縣醫院做醫生，有頭疼病，老白曾經給她搞來一些據說是很名貴的中草藥，盡管我那位學西醫的母親對中藥不屑一顧，但還是回贈了他們家好多東西。後來我聽說，父親給老白換了一個比較舒服的崗位。
我很喜歡小白，人們都知道白家有一個美麗的女兒，性格溫柔，非常懂事。後來到了初中時，她漸漸地顯露出了一些缺點，她身材不太高，腿短了點，胸圍卻比一般女孩更為可觀。我母親曾經說過，這姑娘的臉遺傳了她的父親，身材卻遺傳了母親的，有點可惜了。但我依然喜歡她，我經常去她家裏玩，也曾經約她去釣魚，去看電影。當時鄰居說，看，夏家的兒子和自家的女兒早戀了。
我們都沒什麽朋友，這樣挺好的。我吻過她，僅僅是吻過。那是高一的時候。
我十六歲那年，農機廠瀕臨倒閉，很多工人下崗。那幾年麥鄉的諸多企業都陷入了類似的困境，廠長在賣廠，工人在賣血。我父親的情況，當時我不是很清楚，後來知道他也在幹著相同的事情。我們家搬到了新房子裏，我穿上了嶄新的耐克鞋，有名牌山地自行車，擁有一台眾人羨慕的niscman。
那年小白的母親遭遇車禍，她死得很慘，被汽車拖行了很遠，遠得你難以想象的距離。肇事車輛逃之夭夭，三天後被抓獲，是一輛貨運卡車，已近報廢的貨色。司機一貧如洗，雙眼血紅，除了賠一條命給白家，再也沒有別的辦法。
那階段我曾經陪著小白散心，她從那時候開始就喊我“夏大哥”，一直喊到大學。
不久以後。農機廠開始編製下崗職工名單，拿很少的下崗補貼遣散回家。經曆過那個時期的人都知道是怎麽回事。我記得老白曾經到我家來過一次，拎著當年秋天新上市的大閘蟹和一瓶五糧液，一份大禮。老白求我父親不要讓他下崗。
我父親答應了。
但是翌年元旦老白仍然出現在下崗職工的名單上，我不知道父親何以如此絕情，後來他們告訴我，農機廠其實已在籌備著破產，所有的職工都要下崗，誰先誰後根本就是無所謂的事情。他們告訴我：“你爹就是個混蛋。像你爹這樣的個個都是混蛋。”
我當然知道。
我還和小白見麵，見麵也談到老白下崗的事情，她從不埋怨我父親。她身上有一種很奇怪的品質，絕少會讓她去埋怨別人。她問我考哪所大學，我說憑我的爛成績，大概隻能考考大專了。她說：“你考什麽學校我就考什麽學校。以後還能常見麵。”
那年春節，我父親大年初一在廠裏值班。當時工廠停下，廠裏沒有人，我父親獨自在辦公室看過期的報紙。老白走了進來，他用一個痰盂套住了我父親的頭，用一把剔骨刀在他胸口紮了六刀。血濺得到處都是。行凶之後，他反穿著棉衣走出廠門。
他回到了家裏。幾乎是同時，廠裏的門衛發現了我父親的屍體，第一個電話是報警，第二個電話打到了我家。門衛不是心理醫生，他很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母親：“夏廠長被人殺了。”講完又添了一句，“老天有眼啊。”
很久以來，我一直無法理解老白。為什麽他要行凶殺人？下崗已成事實，殺人並不能改變什麽。但這個問題不如另一個問題更為費解：為什麽他要把一個痰盂套在我父親頭上？
是為了阻止我父親叫喊？
是為了讓我父親無法辨清方向？
是為了當年他把我父親從抽水馬桶裏拽出來？
無從考證。
老白成了英雄；我父親因為被殺而獲得了一筆保險賠償，夠我讀完大學；我母親於兩年後改嫁；我於一九九八年考取T市工學院，一九九九年的秋天，我在學校裏詫異地看到了小白，我們相對無語。
那個殺人之夜，我母親接到電話並癱倒在沙發上的時候，我猶不知事情的原委，隻感到一陣寒意，預感到出了大事。這時有人敲門。我去開門，小白站在門口。
她告訴我：“我爸爸把你爸爸殺了，剛才他跳樓自殺了。”
這是我對咖啡女孩講的最後一個故事。現在我回到了麥鄉，我不知道她在哪裏，我答應了要去找她，恐怕很難完成這個任務了。這個故事我對她說用一刻鍾的時間可以講完，事實上我講了很久很久，那天我從醫院把她送到火車站，整個路上我就在講這個故事，現在它結束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