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走向全球社會_第十六章 供應鏈與自然的博弈
第十六章
供應鏈與自然的博弈
撤離海岸
1815年，印尼爪哇坦博拉火山的噴發直接導致7萬人死亡。火山噴發引來了海嘯，厚厚的火山灰導致整個亞洲出現了幹旱和農作物死亡（“金三角”的鴉片貿易也由此引發）。南亞地區因火山噴發而霍亂橫行（這刺激了現代醫學的發展）。美國東海岸則在夏天出現降雪，繼而是“1819年大恐慌”，導致美國出現曆史上第一次經濟蕭條。北極與格陵蘭島的冰川被火山噴發震裂，北極探險也由此啟幕。這真是一次意義重大的火山噴發。
從流星撞擊到冰川時代，地球物理現象深刻塑造了人類。按照板塊構造學說，基礎地質總是處於運動之中，其所引發的地震和海嘯不斷地改變海岸線。但人類也一直以科技為武器，通過複墾土地、設立海防堤以及修建抗震建築等手段和這些變化做鬥爭。二氧化碳脫除以及太陽輻射管理等地質工程科技甚至可以讓我們減緩氣候變化。
但即便擁有強大的科技和豐富的資源，我們也不應該傲慢。人類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就曾指出，複活節島上拉帕努伊人驚人的森林砍伐（他們砍伐的樹木用來運輸被稱作“摩艾”的巨石雕像）造成了嚴重的土壤流失，整個島嶼的農業也因此無法持續。他們的所作所為就是一次生態自殺。不尊重自然複雜性會釀成嚴重後果，複活節島的命運就是一次經典警示。
亞洲的摩天大樓是不是21世紀的摩艾？那些高聳入雲的建築展現著對陸地的權力，而它們的地理狀況卻暴露出存在的脆弱。今天，40億亞洲人中有超過15億生活在印度洋或太平洋周邊100公裏以內，而上升的海平麵能夠輕而易舉將這些地方淹沒。同樣，基於對海平麵上升的預測，美國的316個城市和小鎮會在21世紀末沉入海底。人類自發匯聚為一個高居住密度的沿海文明當然是高效率的體現，但卻未必是聰明之舉。
既然不斷上升的海平麵引得海潮足以吞沒我們的城市棲息地，我們是否應該和當初匯聚到沿海地區一樣，迅速從這裏撤離？我們可以討論地理，但我們不能和自然討價還價。一份泄露的2013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研究警告說，洋流的移動以及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發會導致洪水、農作物歉收以及熱浪等出現，而對於那些基礎設施薄弱、安全網絡無法抵禦生態失衡的國家，氣候問題還會加劇貧困的嚴重性。在2014年的一份後續報告中，研究人員建議各國應該實施“重新安置”策略，比如為新奧爾良和達卡等城市的人口設立疏散通道，在海拔更高的內陸設立定居區，以及設立城市冷卻中心以應對世界的總體變暖。舊的氣候外交主要關注減少排放，新的氣候行動則聚焦於移民安置和建造更具適應性的基礎設施。
荷蘭海堤是人類對抗自然的一個生動案例。800多年來，荷蘭海堤以其複雜的防洪係統確保了荷蘭的安全，並使其成為人口最密集的低地國家。20世紀50年代，荷蘭開始對這些中世紀的海堤進行替換，新的防洪堤長度達3500公裏，並足以承受萬年一遇的風暴襲擊。此外他們還開墾土地、修建水壩、安裝排水渠，並且壘起了能阻擋風暴海潮的重型防護堤。但不斷上升的海平麵終究會擊敗荷蘭，這也是為何現在荷蘭人會基於海洋模型有意地按周期淹沒部分區域，同時也在提前搬遷某些受影響的村莊。得益於聰明的基礎設施投資，荷蘭人仍可能在不斷侵入的海浪中幸存下來。
專欄：跨越邊境的河流
自古以來，河流就是文明延續的命脈所在。河流經常被視作“自然的”邊界，但又是最首要的共享資源。對羅馬人而言，萊茵河將他們和北部與東邊的日耳曼危險部落相分隔。但對神聖羅馬帝國來說，萊茵河又是一條重要的內部水道。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侖執政時期，法國曾試圖控製萊茵河以西全部地區——盡管法語區的邊界實際上離萊茵河很遠。如今，萊茵河再次成為大歐洲聯邦內瑞士、法國東南部、德國以及荷蘭等國的共同動脈。同樣，發源於德國的黑森林、在羅馬尼亞黑海三角洲入海的多瑙河，也是中世紀商人深入歐洲內陸的主要線路。今天，多瑙河依然是內陸國家貿易與旅遊的重要通道。歸根結底河流的作用是連接，而非分隔。
自然地理能夠幫助我們跨越政治阻礙，更多轉向功能邏輯。例如，肥沃的印度恒河平原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和孟加拉國的10億人連在了一起。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附近的新月沃地是土耳其東南部、伊拉克、敘利亞、約旦、以色列、黎巴嫩和伊朗西部人民的生命線。世界上最長的河流尼羅河，是埃及和蘇丹的主要水源，而其白色和青色支流哺育了其他的9個東非國家。在殖民化和獨立之前，在出現人口過剩以及資源枯竭之前，這些地區多以文化為界，而非以正式國界相區隔。如果他們想在未來50年渡過難關，他們就必須重返傳統的邊界模式。
與自然談判的技巧
我們可以掌控自然，卻永遠無法全然馴服它。30多年前，中國的沙塵暴就已經波及日本和韓國的農業。為了控製戈壁沙漠的快速蔓延，中國開始建造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森林——一條綿延4500公裏的“綠色長城”。同樣，為了防止撒哈拉沙漠侵蝕南部少雨的薩赫勒帶，非洲聯盟也修建了一條類似的防護帶。
但自然的複雜性遠非人類可以精確測度。冰川融化形成的洪水和海平麵上升引起海岸淹沒是水太多造成的問題，而幹旱和荒漠化卻又是水太少的體現。上升的海平麵威脅著海濱居住區的安全，荒漠化則毀滅了肥沃的土地，這兩者共同將人口向中間地帶擠壓。幹枯的江河和城市汙染使得20多億人的飲水出現危機。索馬裏和肯尼亞北部大裂穀的幹旱已經導致了遷徙農業難民的“持續危機”，在接受聯合國救援機構救濟的同時，他們四處尋找能夠耕種和放牧的地塊，把邊境兩側的整個區域都變成了遊牧區。總的說來，他們是數量不斷增長的氣候難民的一部分。如今氣候難民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全球的政治難民數，而在達爾富爾等地，有些難民是氣候變化和內戰的雙重受害者。
麵對自然災害和糧食危機的頻繁發生，英國、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和墨西哥軍方在業務訓練上將國內人道主義緊急救援與抵禦國外軍事威脅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有時候這兩者也合二為一，不分彼此。例如2014年，巴西軍隊進行的最大規模軍事演習就是保衛亞馬孫雨林免遭入侵。各國軍方也越來越仿效美國，不斷增強對災害的應急響應能力，以便在海嘯、台風、地震和其他災難事件發生時能給予民眾支持。
大型國家如同大型動物，擁有更強大的生存能力，在麵對類似突發狀況時，可以將人口向內陸遷移。然而，沿海城市則必須更慎重地考慮自己麵對這些危機時的新陳代謝問題，包括如何確保食物、飲水和能源以及廢汙排放問題。他們必須深入本區腹地（如果有的話）以及更遙遠的地區設立資源供給地，以確保危機時的需求。例如，威尼斯或許是意大利地方分權的經濟受益者，但這座城市也要注意不能與羅馬過分疏遠，因為隨著那些聞名於世的水上建築漸漸沉入亞得裏亞海，威尼斯的居民終有一天會不得不棄船而去，回退到內陸地區。
海平麵上升隻是城市氣候災難的
一方麵，另一方麵是地麵的沉降：城市正在陷落。隨著城市對地下水抽取的越發肆無忌憚，城市腳下的石灰岩地基也越發壓縮和流沙化。在中國和中美洲，繁忙城市交通路口會經常突然出現巨大的坑洞。佛羅裏達中部和南部時常出現整座房子陷入地下的情況。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曼穀已經下沉了約1米，洪水因此成了每年到來的常客，而且破壞性日益嚴重。除非我們像東京那樣修補地下含水層，否則摩天大樓的傾覆隻是時間問題。
中國已經開始將深度鑽井技術用於取水。雷達衛星在北歐沿海、美國東部海岸以及中國浙江省沿海的海床下發現大型離岸淡水含水層。如今，中國準備以浙江為中心，用10年時間投入2000億美元進行水基礎設施建設，其中就包括修建海底隧道和水管地下網絡，通過引水進入陸地區域的含水層來緩解地麵的沉降。
在某些情況下，全球變暖實際上也更有助於人類更好地利用水資源。俄羅斯永凍土的融化意味著伏爾加河和烏拉爾河流入裏海的水量會出現暴漲，裏海的水平麵上升，沿途的道路和海灘則會被淹沒。鑒於裏海水的低鹽度，這一世界最大內陸海水量的增加意味著可以將更多的灌溉渠深入裏海以南的幹旱國家，例如土庫曼斯坦以及伊朗。
建設海水淡化、運輸以及循環網絡極為複雜，但如同石油和天然氣管道對我們今日生活的重要性一樣，我們的未來將取決於這些網絡的建設。今天，能源生產和礦產開采消耗了大量的水，但不久的將來，核能將為亞洲、中東以及非洲的數十億人製造出大量的清潔水。以色列已經率先將核動力用於水循環，泰拉能源公司（比爾·蓋茨投資）正在以貧鈾替代濃縮鈾來建設反應堆，印度正在發展釷反應堆，這些都說明我們使用的能源越來越清潔和安全。極度缺乏淡水的美國西部、撒哈拉沙漠、阿拉伯半島以及澳大利亞是太陽能集中發電和海水淡化最積極的行動地區。利用雨水灌溉，澳大利亞將降低農作物幹旱的發生頻率，其可以養活的人口也將比目前增加一多倍。
另外一件所有城市都能做得更好的事情是通過更強力的保護和更合理的價格機製來最大限度發揮本地資源的效用。在瑞士，水的定價考慮了從收集、處理、輸送到汙水處理以及再循環使用的整個過程。新加坡收集雨水，並在全國安裝了潔淨的“新水”供給係統，如此一來這座島國可以無須進口任何瓶裝水。要是真的禁止瓶裝水進口，高碳排放的瓶裝水工業（多麽諷刺）恐將遭遇一場重大打擊。依雲，要小心啦。
分權壓力也可以積極阻止城市化對資源豐富腹地的無盡掠奪。從巴西到印度再到中國，本地居民對以修建大壩和開發礦產為名目的強製拆遷和生態破壞越來越抵觸。在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等中美洲國家，數百名活動分子盡全力揭發了準軍事安全部門與采礦企業的同流合汙。這些共謀者征用農民的土地，最終卻毒害了這些土地上的人民。智利中部和南部的馬普切部落和西加拿大地區的原住民部落都正式獲得了自治權，並阻止了那些在本區域土地上修建大壩和管道項目的企圖。
許多土著部落可能會在21世紀消亡，但他們所傳遞的信息卻讓他們站在了曆史的正確一邊。在過量的城市自掘墳墓之時，低密度人口地區的食物、水以及其他資源顯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南美最大的城市聖保羅已經接近危機時刻。河川是聖保羅的主要水源，然而砍伐森林卻嚴重破壞了水供給，如今河道仍在，供人喝的水卻消失殆盡。與此同時，幹旱也抑製了灌溉和水能發電，整座城市陷入了缺水缺電的困境——對於全球最具生態稟賦的國家而言，這無疑是個莫大的諷刺。
如果我們能夠更好地規劃冰川和雨林等日益減少的資源，我們就能對它們更充分地利用。我們應當視生態係統為一種自然基礎設施，並使其與我們所建造的相關實體基礎設施融為一體。中國11個高度城市化的省份創造了該國近一半的國內生產總值，為了實現增長目標，這些地方的用水緊張程度已經堪比中東國家。隻有將耕地作為一種戰略性資源，而不是繼續將它們變成道路，我們才能在人與自然之間實現更好的平衡。
一個國家的城市化失誤會給全球帶來生態化挑戰。中國早在幾千年前就開始種植大豆，但如今，中國本國生產的大豆隻占其需求量的1/6，每年從美國和南美進口的大豆數量高達7000萬噸，全球大豆價格也因為物流瓶頸水漲船高。中國和印度生產了全世界一半的原棉和大米、近1/3的小麥和土豆，但用水緊張給這一體係帶來了供給衝擊。世界資源研究所稱，全球近40個國家已經出現嚴重用水緊張，但到2050年，隨著全球人口升至90億，全球用水需求量預計會增加50%。
農業、電力、製造、紡織、電子以及礦業等所有行業都離不開水。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在其中任何一個行業的變革都能夠極大地改進水的節約與利用前景。例如，由於產煤需要的用水量是天然氣的5倍，因此中國轉向以天然氣為驅動力的經濟模式可以大大緩解湖南等水資源緊張省份的農業用水壓力，食品的價格也會因此下降；此外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也會減少。
然而，發展中國家快速的城市化以及營養改善——更不用說日益惡化的幹旱和農作物歉收——會進一步增加全球跨境食品的占比。預計在20~30年內，跨境食品貿易占比將由現在的16%增加到50%左右。因此，維護食品供應鏈的穩定是一項事關文明生死存亡的大事。
實現糧食安全，既需要增進國內的生產，也要建立強勁的國際聯係。美國是世界上糧食安全度最高的國家，這要歸因於該國能夠以合理的成本實現大規模的糧食生產。一旦在某個季節出現某種作物的歉收，美國人就可以通過外部進口彌補。盡管新加坡的食品供給幾乎完全依賴於進口，但因為其對蔬菜、魚類以及其他主食的進口非常多元化，所以該國也是世界上糧食安全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中國在恢複農田生態的同時，通過微量灌溉技術極大降低了農業的用水量。對於任何想要提高糧食安全性的國家而言，這都是最應該采取的技術和做法。
更可持續的城市化也會開啟“回饋”自然的旅程。從切薩皮克灣到納米比亞和芬蘭的村莊，當人類社會拋棄了被他們汙染的棲息地，自然母親卻會將其重新擁入懷抱，並逐步恢複其生態係統的生機。盡管全球農村人口的絕對數量在下降，一些西方國家卻出現了溫和的去城市化。在美國，數千名具有環保意識的青年人（包括很多大學生）重返農耕（可不隻是為了種大麻），給一些僵屍小鎮帶去了生機。實際上，從運營現金收益和資產升值角度看，農業是表現最好的資產類別之一。在日本，當這個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國家正日薄西山之時，部分城市的年輕人開始加入老年農民的行列，並為他們帶來了最新的能保持作物高產量的必要機械化技術。一項有機食品運動也顯示出，小範圍的多種作物種植可以帶來高品質的產出。2009——2010年間，英格蘭有58000人因為高昂的生活成本搬離了大型城市。即便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國，部分受夠了惡劣空氣質量的北京人也搬到了昆明南部的山麓之中。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對自然生活的渴望，加之寬帶連接已
經能到達農田與城市，人們完全可以選擇在數字辦公的同時住到更貼近自然的地方。不過到目前為止，與快速的城市化及其帶來的經濟與社會扭曲相比，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異常之舉。
在快速城市化和對鄉村生活的向往之間取得平衡是一項富有價值的追求目標。盡管城市和農村人口的財富差距仍可能繼續拉大，但兩者之間的所謂分立卻很可能經不起推敲。城市依靠腹地的食物和水生存，同時也為農業出口提供了技術與物流支持。大自然不會讓我們將任何寶貴的地理資源視為應得之物。
專欄：測量供應鏈的環境影響足跡
將水資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歸因於國家而非工業部門，是供應鏈世界扭曲地理的一個主要例證。水足跡地圖顯示，英國75%的水都消耗在了從其他地域進口的產品上，因此，僅僅減少馬桶衝水不可能讓英國變得更加環保。中國由於人口數量龐大和快速的工業化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水資源消耗國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當然，若按人均計算，美國的溫室排放比中國大得多。此外，中國有20%的農業用水實際上是用於生產出口商品，至於在工業製造方麵，中國因出口而產生的氣體排放占比就更大了。由此可見，讓中國更加環保不僅僅是為了造福中國，也是為了全球供應鏈。
盡管一條供應鏈並非是一個實體或者一個具體地點，但它的確有其環境影響足跡。如果把航空公司當成一個國家，那麽全球主要航空公司穩居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前五名。僅僅90家大型企業（其中隻有1/3是國有企業）工業活動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就占到每年全球排放總量的2/3，這些企業中既有雪佛龍、埃克森美孚、殼牌和英國石油公司等能源企業，也包括沃爾瑪和宜家這樣的零售商。中國的排放中，超過40%都是源於西方公司在中國的外包製造企業。當前的氣候談判沒有考慮通過供應鏈來分配節能技術，卻在以國家排放為前提展開，這樣的談判當然會失敗。
國際組織和自由派政府正在改變政策重心，期望以其在供應鏈中的角色和優勢地位來促進可持續發展。例如，國際金融公司的赤道原則就規定，除非沒有可替代選擇，否則絕不投資任何煤炭為能源的項目。作為世界上最大的主權基金，挪威主權基金剝離了所有與煤炭相關的投資。投資者、保險公司以及資產管理者都在向類似的方向轉移。具有社會責任的投資基金管理著一個4萬億美元的主動投資組合，他們不但會考察母公司，還會深度考察這些公司數以萬計的供應商是否符合環境標準。荷蘭的基金管理公司RobecoSAM共同推出一套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該指數覆蓋20多個產業集群，同時還會就企業領導人的實際舉措以及他們在能源供應突發事件中的受影響程度出具詳細報告。瑞士再保險和蘇黎世保險等全球再保險巨頭堅持要求客戶將可持續性納入供應鏈，否則這些客戶就有被撤保風險。以上這些以政府製裁與金融壓力提升供應鏈標準的主要舉措，使得“監管資本主義”初露崢嶸。
位置，位置，還是位置
不久之後的世界或許將分為宜居與不宜居兩個部分。即便是英國石油公司前首席執行官約翰·布朗這樣的能源企業高管也說，石化能源之於地球之惡，就如同吸煙之於人體。科學家、社會活動家詹姆斯·洛夫洛克曾在20世紀70年代以“蓋亞”（希臘神話中的大地女神）一詞將地球描述為一個統一的生態係統，但如今他改弦更張，認為我們已經讓這個星球發起了高燒。他預測倫敦將在25年後沉入海底，南歐將宛若撒哈拉沙漠，阿爾卑斯山頂不會再有積雪，所有的珊瑚礁都會死亡，到2100年全球人口會減少80%。剩下的人則會在阿拉斯加和太平洋西北部享受到佛羅裏達式的氣候，或者在溫暖的多倫多或底特律定居：這些內陸地區除了遠離上升的海平麵，同時也有充足的淡水供應。
除了積極地從政治地理集體轉向功能地理之外，我們可能別無選擇。整個星球或許需要重新規劃，以便於安置大規模的氣候難民。但這需要改變以國家為主的劃分體係，轉向一種資源保護區以可持續方式生產和分配農業、林業以及海洋資產，而供給消耗殆盡的世界其他地區依賴這些資源保護區的新體係。
這並非意味著現在我們不能有所作為。今日的供應鏈世界囊括了所有可用資源，但是我們不能任由它對這個星球開發，讓自然被掠奪，讓我們陷入無法回頭的境地。今天，緣於政府管理不善、企業無人監管以及地緣政治競爭性囤積的資源惡意忽視和過度開發隨處可見。不過與此同時，通過透明技術官僚協調合作來實現可持續供應鏈管理的第四種選擇也正漸漸浮出水麵。
如今空間已經變成所有人都需要的重要資源，但是它不應該被控製，因此我們應該設計一種機製，在實現可持續發展最大化的同時也讓大家可以公平獲得這些資源。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多方利益相關者環保組織。該聯盟的保護區分類係統可以幫助各國規劃自然保護區、荒野地區、國家公園、自然遺跡、物種棲息地管理區、海洋景觀和可持續資源開發區域，並幫助他們從國外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或企業中尋找合適的合作夥伴，在生態區的保護、再生以及遊客吸引等方麵予以培訓和協助。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負責管理伯利茲的鯊魚海洋保護區、加拿大的灰熊棲息地和哥倫比亞的鳥類保護區。此外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還管理著亞馬孫中部瑪瑙斯附近用於穩定漁業的600萬公頃保護區。即使是俄羅斯也不抵觸向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這樣的機構谘詢，後者已經就200億美元薩哈林–2天然氣項目周邊棲息地的保護問題向莫斯科提出了建議。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歐盟也設立了數十個特別保育區（Special Areas of Conservation）和特別保護區（Special Protection Areas），以在不禁止社會經濟活動的同時加強對脆弱棲息地和物種的保護。自2002年起，巴西政府聯合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世界銀行以及德國政府等共同建立了亞馬孫流域保護區，通過衛星、網絡跟蹤以及新木材采購協議數量等來對這一塊瑞士麵積大小的熱帶雨林進行監控。自那以來，亞馬孫的森林砍伐率下降了37%。這些區域都處於有效的功能監管而非政治監管之下。這些土地或河岸的主權所在政府將管理權交給了獨立的機構，因為這樣對這些區域本身、對國家以及對人類最為有利。如今，同樣的原則也開始運用於保護北極生物多樣性以及禁止太平洋非法捕魚等項目上。
對自然保持敬畏，就意味著我們應該像在地圖上標注國家一樣將所有的資源標注清楚。多數地圖隻是告訴我們海洋的名字，但是珍貴大自然的其他部分就隻該用顏色標注（綠色表示森林，黃褐色表示沙漠，棕色表示山脈，白色表示冰川），不應當有名字嗎？南美和非洲雨林的生物多樣性、礦產豐富的海底、北極棲息地以及其他自然資源區域不應該隻是單調的背景顏色。它們都是神聖的地理所在，在我們複雜的全球係統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如果我們能夠清晰地描述和標注我們所知的所有地質特征，我們或許就能夠像保護我們的政治邊界一樣去保護我們的自然邊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