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供給側改革（下）_為什麽宏觀調控要轉向供給側
為什麽宏觀調控要轉向供給側
周天勇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為什麽中央要從過去傳統需求側管理的宏觀調控，轉向供給側？什麽是供給側的宏觀調控，具體是什麽內容？
筆者認為，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商品生產和服務形成的GDP的分配來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在持續下降，政府分配的比例在持續上升；國有企業創造和分配GDP在比例上下降後，21世紀開始又在回升，但其容納的就業比率在下降，導致所分配的GDP，要麽形成企業的收入和資本，要麽形成政府收繳的利潤；而對GDP的另一個分配走勢是，銀行和其他借貸機構的利潤率越來越高，分配規模越來越大。三者的擠壓力，從國民收入分流來看，不斷地擠出相應城鄉居民和民營企業在國民收入中的分配流量。致使消費和投資能力減弱，增長速度下降，使國民經濟消費增長和投資需求的拉動力越來越弱。對經濟增長下行的貢獻在30%左右。
因此，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是減輕企業的負擔。在思路上要從凱恩斯主義需求側管理的思路轉向供給學派的供給側管理思路，也就是說，宏觀調控依據的理論也要轉型。現在，我們的居民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例太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每年都遠遠高於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稍有數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國民收入中政府收入分配比重會越來越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會越來越低，進而影響消費和經濟增長。
政府、銀行和國企GDP收入分配比例的上升
經濟增長速度為什麽下行？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國企和金融體係長期對GDP分配力量的強化，導致流向民營企業和城鄉居民的部分減少，使其投資和消費能力下降；而政府、國企和銀行等金融體係，由於負債率高企，國企產能過剩和結構轉型困難，政府和國有投資機構及銀行大規模地向地方政府和國企放款受到可能觸發金融危機的阻攔，而政府、國企和銀行的三公消費由於反腐倡廉受到抑製。因而，加上人口萎縮原因，社會總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增幅，從2011年後掉頭下行。
一年內一個國家的財富是有限的，政府、金融體係和其他國企在GDP中分配的比例如果越來越高，擠出的將是城鄉居民和民營經濟所能分配的比例。
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是多少
中國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數據，一直是一個謎。除了每年公布的狹義的預算收入外，還有各種基金、社會保險金、國有企業上繳利潤（包括地方國企上繳的利潤）等收入，還有一部分沒有列入這些項目的各行政及事業機構的行政性收費及罰沒款等。從狹義的全國財政收入，即政府稅收加進入預算內的收費等占GDP比例的變化看，1995年隻有10%，到2014年為22%。但是，從項目看，土地出讓金從無到有，社會保險金從很少到規模很大，再加上行政機構和行政性事業收費罰款等非稅收入增長較快，政府實際收入占GDP的比例迅速上升，2014年比1995年上升了21個多百分點。其中，土地出讓金增長規模太大，一方麵表明對農民的土地財產分配過多，另一方麵高出讓金和稅費對城鎮居民的收入形成分配；而在政府稅收之外，又有相當大一塊進入統計和沒有進入統計的非稅收入，形成再分配企業和城鄉居民收入的不合理的強行分配機製。
借貸利潤對實業和城鄉居民收入的再分配
我國銀行，特別是商業銀行，多年體製的壟斷和行政定價特征較為明顯。商業銀行數目逐年增加，但是資產和業務的集中度仍然很高；貸款利率由央行定價，逐步放開，而存款利率2014年前則一直是央行定價，並且存貸利差隻有1.8個百分點，而到1997年後擴大到3個百分點以上，實行到2013年，遠高於國際平均水平。加上銀行其他費項的增加，以及花樣翻新的業務，從城鄉居民存款中所分配的收入越來越豐厚。
銀行的淨利潤，是指扣除上交稅費和工資以後的銀行所得，從收入法講，是GDP的一個組成部分。銀行憑著壟斷收費和各種花樣，以及行政定價，獲得的不合理的收入部分，是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競爭不對等，以及銀行對儲戶權力過強格局下，銀行對非金融企業和居民收入的一種扭曲的再分配。
實際上，除了銀行外，還有其他金融和非金融機構進行借貸融資。一個國家，其借貸融資利潤占GDP的比例我認為以不超過3%為合理。然而，從近幾年的變化情況看，商業銀行利潤的增長率遠高於非金融企業淨利潤和城鄉居民收入的年增長速度。可以看出，這種與GDP、實業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同步的高增長，含義就是銀行優勢位勢對實業和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一種擠出。
國有企業利潤規模
國有企業是創造和分配GDP的一個重要領域。在GDP的創造中，相當多的國有企業從政府手中獲得了較為便宜的劃撥和出讓土地；從銀行獲得了相當於民營企業利潤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貸款；有的企業，獲得了定價和經營方麵的壟斷權利；而有的企業，則得到了政府相當多的補貼。2013年，國有企業總資產104億元，權益資產37萬億元。總資產利潤率1.83%，淨資產利潤率5.13%。
國有企業淨利潤，是交納財政稅費和支付工資年薪等後所獲得的收入分配，是GDP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銀行國企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從1982年的37.95%，1995年下降到16.66%，後又逐步上升，2014年達到了44.35%。剩下的國民收入，除了其中還有一部分文化廣電出版等淨利潤外，就是城鄉居民和民營企業對GDP的分配部分。
城鄉居民和非國有實業分配了多少GDP？
除去政府銀行國企收入在GDP中的分配部分，剩下的就是城鄉居民和民企在GDP中的分配部分。觀察這幾個方麵分配比例的變化，可以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後麵的投資和消費各個不同方麵的拉動力的變化。
城鄉居民收入比例持續下降
我們先來看城鄉居民分配了多少國民生產總值。1978年時，城鄉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為45.2%，改革開放後，城鎮居民增加工資，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實行國企大包幹，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製，城鄉居民增收，加上當時行政事業機構和人員負擔還較少，政府輕稅少費，1983年時，城鄉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上升到62.80%，而到了2008年最低時，下降到41.8%，2014年才回升到44.34%，比城鄉居民收入分配比例最高時，下降了18.46個百分點。
從1983年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占GDP的水平看，2014年城鄉居民少分配了12.39萬億元；如果我們將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定在較為合理的55%水平上，則城鄉居民也少分配了7.42萬億元。
非國有實體經濟分配受到擠壓
國民收入中，政府銀行國企收入，減去城鄉居民收入，就是非銀行和非國有經濟收入。非銀行和非國有經濟收入，1982年時，隻有2.4億元，占國民收入比例僅為0.045%，1995年時規模為19097億元，比例為31.93%，其後逐年下降，而到了2014年時，其規模雖為42901億元，但是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下降到了6.74%。非國有經濟，從比例變化上可以看出，受到越來越強的政府稅費罰沒、銀行淨利潤和國企淨利潤三方麵強製和壟斷分配的擠壓。
居民消費能力趨弱
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的高低，決定了其消費的支付能力。而投資與消費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投資→生產→分配→投資或者消費→購買生產的產品和服務”是一個循環。
從改革開放以來看，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是下降的：從1983年最高的62.80%，降低到2011年的41.73%。而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同時也從1982年最高時的54.46%，降低到了2010年最低的35.21%，2013年略有上升，為37.48%。
居民收入占GDP曲線和居民消費占GDP的曲線，具有高度的相關性。也就是說，居民收入在GDP中分配比例的下降，是居民消費在GDP中比例收縮的最重要的原因。
遲富林等學者認為，中國到了從投資和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向消費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時候了。雖然，2009年中央財政對農民進行家電、農機具等消費補貼刺激，後來對城市居民也進行家電消費的補貼，但是從大數據看，效果非常有限。最為重要的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居民分配得較少，政府和資本分配過多，形
成的基礎設施和產品，沒有居民足夠的購買力平衡，是需求疲軟、生產過剩、經濟增長放慢的重要成因之一。因此，不解決居民的收入基礎問題，想刺激消費，等於謀求無源之水。
社會零售消費品總額的增長幅度，從2008年的22.72%，下降到了2014年的12%，2015年，更有可能下降到10%，幅度達10多個百分點。這與21世紀以來政府銀行國企在國民收入流程上越來越擠壓居民分配，居民消費能力相對不足有關。
利潤被擠壓和債務高風險迫使投資增速下行
非國有經濟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的高低，同樣也影響著民營經濟投資的水平。非國有實體經濟，其淨利潤分配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持續下降，說明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眾多的機構和龐大的行政事業及協編、臨編和合同工供養人員，包括社會保險金巨額的缺口，再加上地方政府擴張和攀比性建設的需要，所賴以運轉的高土地供給成本、過頭稅收、高工資比例社會保險金，以及繁多的收費和罰款，長期侵蝕非國有實體經濟的淨利潤，再加上銀行的高利率，非國有實體經濟遭到重創，投資意願也日益下降，在2014年表現尤為顯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出台了4萬億元投資的經濟擴張計劃，2009年，人民幣貸款和外幣貸款規模達到10.5萬億元人民幣。其兩個嚴重的後果是： ①由於中國貨幣不是國際貨幣，擴張幾乎全部流入國內經濟，導致後來地價、房價和消費價格的快速上漲；②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利用這次經濟刺激，從金融體係借了大量的債務，使GDP負債率急劇上升，而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指標也惡化，還進一步加劇了全社會向高利貸格局發展，金融體係的風險越來越大。
非國有實體經濟投資意願在下降
非國有實體經濟除了個體和私營經濟外，還包括國有及銀行以外的非國有控股的有限責任、股份有限等經濟，從近幾年對這些經濟的調查看，其擴張投資的意願在下降。主要是下麵四個方麵的原因所致。
第一，稅費負擔持續增加，侵蝕了商戶和企業的利潤。這兩年政府正在進行營業稅轉增值稅，以及提高規模以下小型企業稅收起征點的改革，國務院也再三下達給企業清費的文件，但是，根據中國企業家調查係統在2014年的調查，在稅收方麵，認為稅收負擔“基本未變”的企業經營者占60.1%，“有所增加”或“明顯增加”的占29.9%，“有所減少”或“明顯減少”的占10%。關於企業非稅費用的變化情況，認為2014年以來非稅費用“基本未變”的企業經營者占52.5%，“有所增加”或“明顯增加”的占34.3%，“有所減少”或“明顯減少”的占13.2%。
從2010—2014年，非國有實業經濟淨利潤不僅沒有增長，還從57565億元下降到了42901億元。其淨利潤實際上通過政府的過度收稅收費，加上銀行的高利率，轉移成了政府的稅費收入和銀行超額利潤。
上述數據說明，即使在中央政府減稅清費意願非常強烈的情況下，這樣的減輕企業負擔的大政方針，在地方總體上並沒有被執行，並且還在惡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四級政府運轉沒有正規和大額的稅收所保障，行政事業機構太多和人員龐大，協編臨編人員越來越多，加上公務員、事業人員和協編臨編人員工資社保的增長，形成了最大限度收稅，以及許多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收費罰款、收支兩條線、超收獎勵和罰款分成的運行體製，地方已經形成了向商戶和企業千方百計收費罰款的強有力機製，各類國務院的文件也已經難以撼動。
第二，企業融資的高利率，已經重創實業。①銀行方麵，從民營經濟的銀行融資看，大型企業的貸款利率及其他收費一般需要12%，中型企業一般在16%~18%，小微型企業在20%~25%。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銀行貸款向中小企業傾斜，並降低利率，但實際上大多數銀行機構並不聽政令，或者明降暗升，除了不斷上浮的貸款利率，抵押物、擔保費、谘詢費、強行搭售理財產品等五花八門的要求也讓企業不堪重負。②多家在香港上市的小貸公司，其平均貸款利率高達20%。 ③近年興起的網貸，在2014年一季度時，平均利率20%以上，11月雖然下降為16%。仍然遠高於實體經濟的平均利潤率。 ④民間借貸方麵，根據2014年5月29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顯示，民間有息借出資金規模在7500億元，全國範圍看，民間借貸利率為23.5%。
國民經濟高利貸化，已經嚴重幹擾了中央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資本無法流動到實業，而是被抽到了以錢賺錢的渠道，即使國家降息降準，錢還是跑到了銀行表外，通過信托、租賃、理財、小貸公司放高利。通過降息降準擴大到流動性中的錢又變成了高利貸，降息降準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已經非常有限。
第三，體製環境仍然不利於民營經濟的發展。在世界銀行對189個經濟體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全球營商環境的評估中，包括營商環境便利度、開辦企業、辦理施工許可、獲得電力、登記產權、獲得信貸、保護少數投資者、納稅、跨境貿易、執行合同和辦理破產，中國內地排第90位，其中“辦理施工許可證”在全球排名倒數第11位。“開辦企業”一項，雖然中國政府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從2014年的151名升至128名，但在通常要求的所有手續中，完成這些手續所需的時間和費用，以及最低實繳資本等方麵，仍然是排在後麵的國家。如果反腐鬆懈，體製不能向負麵清單管理徹底轉軌，對行政權力的約束監督製度建設不能配套，創業投資建設經營環境惡化可能會複歸。中國的營商環境並不樂觀。
第四，創業者和企業家們對產權保護、司法體製能否清廉公正、未來所有製走勢等，不甚明確，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也是國內投資實體經濟意願下降的重要原因。如惡法和司法腐敗，隨意侵擾和吞噬企業資產，通過抽逃注冊資金為罪等這樣的惡法條款，加上公檢法等機構可以在此類案件中提成和拍賣資產創收，地方政府也可以通過拍賣其資產獲得政府罰沒收入；甚至有的官商勾結、徇私舞弊，通過司法途徑將正當企業的資產拍賣轉移給利益相關的侵吞者，使一些民營企業家投資和經營有恐慌和不安感。還有許多民營企業家，感覺這個社會總歸要“打富豪、分財產”，沒有資產的安全感，最好還是“見好就收，小富則隱，轉移國外”。一大批民營企業家已經移民、停業和向外轉移資產，許多民營企業家還在觀望，猶豫不定，一有風吹草動，便可轉移資金。
金融高風險與政府國企投資再難重振
有的學者認為，消費主導推動力度不夠，特別是經濟下行期，更要政府主導投資於交通、新能源、水利和其他基礎設施等，包括加大國有企業的投資力度，來拉動經濟增長。但是，特別需要指出，一是2008年年底實施的投資擴張政策，造成了2009年開始的地價、房價和消費物價的過快上漲；二是借債投資使得政府、國企和房地產商的資產負債率提高，經濟下行和土地財政的收縮，使還款的違約風險加大，銀行壞賬率也上升。如果再將2008年年底的大規模投資來一輪，可能會引起金融體係的劇烈動蕩。
政府債務
截至2013年6月底，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是206988.65億元，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是29256.49億元，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是66504.56億元。即使不算2015年增加的債務，目前外匯儲備負債計算在央行資產表上，如果算在財政資產負債表上，加上2014年9月末3.89萬億美元，合人民幣24.12萬億元人民幣。雖然國家審計局核查地方政府借債截至2013年6月為10.88萬億元。但是，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王誌浩透露，截至2013年上半年末，該行測算的中國地方政府債務估計在21.9萬億元，如果加上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貸款，則債務總額最高或達24.4萬億元。2014年11月20日報道的標普的分析暗示，31個被調查的中國地方政府債中，15個應評為“垃圾級”。
未來地方政府難以有足夠的還款能力，將形成債務嚴重違約和展期格局。①土地出讓金收入是地方政府融資還款的主要基礎，但是住宅嚴重過剩，住宅用地市場火爆不再。從2014年10月土地供求情況看，全國300個城市共推出土地2279宗，環比減少14%，同比減少42%；成交麵積4
801萬平方米，環比減少35%，同比減少63%；土地出讓金總額為1317億元，環比減少8%，同比減少56%。②2014年由於經濟形勢下行，加上近幾年的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的增量部分向中央財政集中，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增幅下滑，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發放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工資都困難的局麵，更談不上顧及對本級政府以往債務的還本付息，隻能等中央銀行再一次核銷，或者中央財政出資相救。
企業負債率
企業的高負債也影響到整個金融體係的穩定。中國非金融企業整體負債率已經處於過高水平，企業負債占GDP的比例高達105%，不僅高於日本、美國、意大利，甚至接近於英國、法國的水平。2013年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中國500強企業資產負債率平均高達84%，遠高於發達國家大企業50%~70%的平均水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3年4月也指出，中國市值最大的前10%上市公司全球資產負債率較2003年上漲10%，是整體上漲幅度中間值的兩倍。其中，工業、原材料、公共建設和房地產等行業上漲最快。2014年三季度末，鋼協會員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高達72%，銀行貸款總額超過1.3萬億元；中國鐵路總公司資產總計5.45萬億元，負債率超過64.77%。2014年前三季度，45家上市房企的平均負債率為74.56%，中小房地產企業負債率達80%。
銀行不良資產
2014年四季度不良貸款餘額為8277億元，不良貸款率從9月底的1.16%升至1.23%。東方資產管理公司依據相關模型的測算結果顯示，2015年四個季度的不良貸款餘額分別為8973.21億元、9715.73億元、10506.57億元和11347.37億元，不良率分別為1.29%、1.36%、1.44%和1.52%。在不良貸款壓力大增的情況下，一些銀行采取了一些延緩措施，對一些“準風險”或風險項目繼續提供信貸支持，延緩風險暴露，這在客觀上加大了信貸風險程度。有學者認為，商業銀行賬麵不良率“低估”和“大幅低估”實際信貸風險的受訪者明顯增多，其原因在於關注類、次級貸款的賬麵風險與實際風險偏差較大。
經濟增長下行的國民收入擠壓力流程
從需求方麵看，國民經濟的增長是由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大需求拉動的。從流程上看，需求需要支出，支出需要收入作為基礎，而生產形成供給；供給從形式上講，實際是收入法形成的GDP。因此，“……→商品和服務生產者→商品和服務供給→形成在企業、銀行、居民和政府間分配的收入→投資和消費支出→商品和服務生產者的收入→……”是一個循環的流程。
中國這幾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除了受到人口“未富先老、未強先衰”和城市化“青出老回、未化先滯”的影響外，從體製及其運行看，國民收入流向政府銀行國企部門相對越來越多，流向城鄉居民和非國有實體經濟相對越來越少，向後者流動的國民收入比例受到了前三個部門逐年的排擠。
行政事業機構和人員的膨脹，需要更多的國民收入；而更多的國民收入，需要更多的稅收、費項和罰款；而收上來的更多的國民收入，又促使行政事業機構和人員的膨脹。形成惡性循環。雖然已經提上改革議程，但是我認為，直到現在也沒有形成真正的“人民——人大——稅收——預算——行政機構人員規模”之間現代和有效的審議、批準和監督體製。
而金融體係的高利潤，實際上是從居民低存款利率和實體經濟高貸款利率中獲利的，也就是從居民收入和實體經濟中吸取了相當部分國民收入。其後果是，實體經濟的利潤被轉移，民營經濟對實業，特別是製造業的升級換代等投資的意願大大下降。造成高利貸經濟泛濫，製造業等實體經濟萎縮的局麵。
稅費負擔過重，用地成本過高，社保工資等用工成本上升，房價高企，一方麵，這些方式越來越多地使行政和事業部門再分配企業和居民的收入，不僅機構人員膨脹，而且“三公消費”也有了財源；另一方麵，企業的利潤被過分擠壓，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相對較低，特別是一些房奴等，其消費更是被擠壓到最低水平。
國民收入這樣的流程，造成相互關聯的國民經濟運行後果：①在外部出口需求降低時，無法由國內需求來平衡國內製造業的生產能力和供給，發生了產能過剩與內需之間的不平衡；②國有企業投資，包括一些民營經濟的投資，由於居民收入部分相對被擠壓，其形成的生產能力，也即供給，無法由居民需求所消化，發生了投資與消費需求的不平衡；③由於住宅供給過剩和城市化的“未化先滯”，加上製造業回落和中小企業不景氣，土地財政和稅費收入的增長空間受到影響，而前幾年政府借債、國有企業負債率上升、產能過剩，給金融體係積累了巨大的風險，杠杆方式的投資已經了受到極大的限製，重啟政府再如2008年年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空間縮小。
上述收入流程及投資與消費等經濟運行的扭曲和不暢，必然使消費和投資景氣，即需求活力受到影響；而沉重的稅費利息等負擔，則使國民經濟的創業、創新、投資、經營等方麵的活力，又受到重創和壓抑。這樣扭曲的國民收入流程，導致了經濟增長速度的持續放緩。
宏觀調控：從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管理
我認為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麵做出轉變：第一，由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管理。需求側管理是說，經濟蕭條了財政就擴大赤字，經濟膨脹了財政就收縮赤字。貨幣政策從需求管理來看，就是經濟萎縮了就擴大信貸規模，通貨膨脹了就收縮信貸規模，這是需求側的管理辦法。供給側管理是說，西方有一個供給學派，它提出要減稅，減稅擴大生產、刺激創業、發展小微企業、增加製造業的利潤、增加就業、增加收入。這是兩個方麵，鼓勵創業，中小老板就多，中等收入者就增加；增加就業，有工資收入的人就增加。增加收入就能刺激消費，而增加消費還有幾個連帶作用：第一是調整投資和消費的結構，第二是提高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另外，需求和供給可以良性互動，因為生產出來的東西有需求才會購買，光投資建廠生產出產品，最後沒有就業，特別是一些大的項目，就業人數少，卻造出很多產品，最後國內消費需求萎縮，隻能出口，不能形成良性循環。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轉型。
第二個宏觀調控的根本性轉變，就是要從總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控。總量調控就是我們調控財政發債規模、貨幣政策中的存款準備金率以及貸款的行政指標控製，這些都是總量控製，但問題是總量調控往往在調控嚴厲的時候首先受影響的是製造業和小微企業的貸款，一旦壓縮貸款就是保國壓民、保大壓小、保政府壓社會，這樣將導致就業情況惡化。而貸款增加的時候，可能更多的是增加到政府項目、大企業大資本和國有項目上，這些項目對就業的增加不顯著。所以總量控製有一定問題，宏觀調控必須轉到結構方麵。比如放貸款的時候要注意放到一些能增加就業的地方，財政政策的設計重點要放在解決就業和居民消費上，而不是其他支出。
第三，要從以貨幣政策為主轉向以財政政策為主。從2015年來看，貨幣政策收縮是不可能的，但是放得太開就會導致通貨膨脹，貨幣政策隻能是微調放鬆，不能大放鬆。所以現在主要起宏觀調控作用的隻能是財政政策。
第四，財政政策要從以擴大支出和增加財政收入為主轉向以減稅清費為主。實際上，從當前的經濟運行來看，整個宏觀調控模式需要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我認為，中國最適宜的還是供給學派的思路，就是減稅，也就是剛才說到的供給側的解決辦法。從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來看，供給側的思路是正確的。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最早的時候沒有宏觀經濟學，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凱恩斯才建立了宏觀經濟學，建立了完美的理論和模型，這個理論管了大概20~30年，羅斯福因此實施了新政。但是羅斯福實施的政策給美國以及歐洲國家帶來了滯脹，甚至到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依然給許多發達國家造成很大問題，即“兩高一低”：高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低增長率。從2014年的狀況來看，我們國家是“三高”，即高增長率、高失業率、高通脹率，表麵看起來我們和西方遇到的情況差不多，但實際上也遇到了滯脹問題。當年，裏根、撒切爾夫人都采納了供給學派的意見，就是通過減稅刺激工作的積極性、增加勞動的投入。除此之外，我覺得更大的意義還在於，通過減稅增加要素的投入、擴大生產、增加就業、發展小微企業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