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滄桑三峽夢
第一章 滄桑三峽夢
三峽大壩，一個讓中國人憧憬了近一個世紀的水利工程。
1918年，革命先驅孫中山第一次提出了這個宏偉的設想，從此開啟了中國人的三峽夢。1956年，毛澤東大筆一揮，寫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詩句，讓三峽夢得以重啟。
如今，當這個百年夢想已經實現為世界上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水利樞紐工程的時候，讓我們回眸過去，尋找這個夢的起點。
峽江序曲
“自三峽七百裏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這段文字出自中國古代地理學家、散文家酈道元的名作——《三峽》。這位古人僅用短短二百餘字，便把三峽青山飛瀑、秀峰奇石的自然風光展現在了世人眼前，令人向往不已。
三峽由瞿塘峽、巫峽、西陵峽組成，是萬裏長江中的一段大峽穀。它西起重慶奉節縣的白帝城，東至湖北宜昌市的南津關。峽江兩岸群峰連綿，懸崖峭壁，怪石嶙峋。江水橫穿於群峰之間，奔流直下，蜿蜒曲折，極其險峻。
在萬裏長江上，再沒有哪一段江流像三峽那樣，能夠吸引如此多的文人墨客留下寶貴詩句。
李白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寫出了三峽的雄奇險峻。陸遊的“十二巫山見九峰，船頭彩翠滿秋空”，讓三峽的連綿青山躍然紙上。杜甫的“五更角鼓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更是為人們呈現出夜間三峽的雄偉壯麗。
除了獨特的自然景色，三峽地區還流傳著很多豐富多彩、奇幻瑰麗的民間傳說。
傳說在遠古時期，天宮的雲華瑤池裏住著一位神女，名叫瑤姬。這位神女雖然長相溫婉美麗，性格卻十分剛強。她不喜歡天庭裏刻板的生活，倒是十分羨慕人間的幸福和快樂。
一次，瑤姬帶著自己的侍女到人間遊玩，路過巫山上空時，正巧遇到12條惡龍在此地興風作浪、禍害百姓。
原來，這12條惡龍都來自東海，它們看到巫山食物富足，便在這裏長住了下來。平時，這些惡龍經常到田地裏吃牲畜、毀莊稼，讓當地百姓叫苦不迭。
這天，12條惡龍因為分食不均而大打出手，弄得巫山狂風驟起，長江巨浪滔天，兩岸的房屋和百姓被大浪卷入了江水之中，人們在江中痛苦地掙紮著。
見到此情此景，瑤姬十分氣憤。為了保護當地百姓，她引出一道閃電，劈死了這些惡龍，人間終於又恢複了平靜。
可瑤姬沒有想到，這12條惡龍的屍骨竟化作了連綿的群山，堵塞了長江的水道。時間一長，江水由於無處宣泄，便向四麵八方湧去，變成滔滔洪水，淹沒了兩岸的田園和城鎮。
此時正值大禹治水，他聽說四川被淹，立即騎著自己的神牛趕到巫山，想要劈開群峰，疏通水道。可是，由惡龍化作的山體如鋼筋鐵骨一般，連大禹的開山斧也無法劈開這些堅硬的岩石。眼看當地百姓遭受洪澇之災，大禹心急如焚，卻無計可施。
瑤姬得知此事後，趕忙找到大禹，把天宮的治水天書《上清寶經》交給了他，並派出自己的侍女協助大禹治水。
大禹依循《上清寶經》上記錄的方法，在仙女們的幫助下，終於劈開了三峽，疏通了水道。四川的積水重新被引入東海，百姓也回到了故土，開始重建家園。瑤姬從此對三峽更加留戀不已，於是她化作神女峰，留在巫山，守護當地的百姓和來往的船隻。
這段美麗的神話傳說為三峽增添了不少遠古文明的神秘色彩。同時，它也飽含了三峽百姓想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迫切願望。
三峽水流湍急，江中灘峽相間，在其中行船十分危險，而連年的水災更是讓兩岸的百姓苦不堪言。長江既養育了兩岸百姓，又給他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水患。於是，人們開始想象神女手中的治水天書，可以幫助他們征服三峽的險灘和洪水。
這就是中國人最早的三峽夢。
在瞿塘峽口，曾經有一塊矗立於江心的龐然巨石，它就是曾讓船夫們望而生畏的灩澦堆。在三峽船夫之間，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灩澦大如鱉，瞿塘行舟絕。”可見此地對船工而言，無疑是一道“生死關”。
南宋詞人範成大晚年回故鄉隱居，乘船經過灩澦堆時，恰逢水勢大漲。他和船夫在迅猛的渦流中差點喪命，僥幸逃脫之後，範成大便把他的驚險遭遇記錄在了《吳船錄》裏，並形容灩澦堆是“大水極險之灘”。
船行至西陵峽，更是讓人心驚肉跳。西陵峽有三灘四峽，且以“險”著稱。峽中有峽，灘中有灘，三峽船夫世代在此與險灘激流搏擊。當地一直流傳著“西陵峽中行節稠，灘灘都是鬼見愁”的說法。
船隻行駛於三峽之中，實在是步步驚心。北宋文學家歐陽修還為此在宜昌江邊修了一座“至喜亭”。他在《峽江至喜亭記》中寫道：“舟人至此，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再生。”船夫從三峽駛過，竟要為自己能平安闖出而慶賀一番，可見在峽江中行船的危險。
15、16世紀，中國人也曾嚐試把征服三峽的夢想化為現實。當時，明朝的治水官吏帶領三峽百姓，日夜奮戰在川江上，他們在懸崖上開鑿臨江纖道，用火藥引爆礁石、破除險灘。但麵對著三峽中幾處最為龐大的礁石和險灘，他們最終還是敗下陣來。於是，峽江百姓隻能繼續在神話和傳說中，寄托自己征服險灘、戰勝惡水的夢想。
官員們再也想不出任何辦法，他們隻好回到府邸，收羅起關於在三峽航行的經驗和方法，並把它們編著進地方誌，以便後人借鑒。
與此同時，西方國家開始迅速崛起，科學發展帶動了他們的水上革命。16世紀20年代，麥哲倫的船隊完成環球大航行。60年後，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航海九萬裏”，踏上明朝的土地，帶來了讓中國人驚詫不已的世界地圖。然而，這僅僅是個開始，一場更大的變革即將發生。
驚世構想
18世紀，歐洲的英格蘭島上正發生著巨變。隨著蒸汽機的發明，一係列技術革命推動了工業發展，大規模的機械化生產取代了傳統的手工業勞動，這就是改變世界的工業革命。英國迅速成為世界頭號產業大國，隨著國家實力的壯大，對廣闊市場的迫切需求使他們開始把目光投向遙遠的東方古國。
1840年，英國人用大炮轟開了長江的入海口。恩格斯在《英人對華的新遠征》中寫道：“英軍入侵橫貫中國中部的大河長江……奪取這條重要水道就會置北京於死地，並逼迫清帝立即媾和。”
果然，當英國人控製住長江動脈的時候，清政府妥協了。中國使臣在南京江麵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
與此同時，工業革命在世界範圍內蓬勃開展起來。美國依靠電能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獨占鼇頭。連中國鄰近的日本也通過明治維新，步入世界強國之列。各國列強紛紛把罪惡之手伸向中國，想在這片資源豐富的土地上分得一杯羹。
在侵略者的步步緊逼之下，上海、南京、九江、漢口、宜昌、重慶等沿江城市相繼被迫開放為通商口岸，長江這條母親河從此打上了屈辱的烙印。
1918年，當孫中山看到英國、美國、日本的兵艦肆無忌憚地進出長江時，巨大的恥辱感強烈地衝擊著他。麵對滔滔江水，孫中山心中悲痛不已。他明白，要想洗刷中華民族的恥辱，必須要振興實業。
這一年的夏天，孫中山在上海香山路7號的一棟小樓中，用英文完成了《建國方略之二——實業計劃》。這份計劃中包括構建四通八達的港口、縱橫交織的鐵路，以及星羅棋布的現代企業。孫中山為當時的中國構建了一幅通往現代化強國的藍圖。
實際上，早在24年前，孫中山的強國之夢便已初具規模。當時，剛剛棄醫從政的孫中山向李鴻章呈上了一份《國事陳請書》。在文中，孫中山闡述了自己對於治理國家的見解，他認為應靠發展工業來振興中華民族，並且把發展交通航運列為“治國之大本”。可惜，當時的李鴻章正忙於應對中日甲午海戰，哪裏有閑工夫理會這個28歲的毛頭小子。這份飽含孫中山強國夢想的“陳請書”也就這樣不了了之。
多年之後，當52歲的孫中山看著黃浦江中不停穿梭的外國船隻時，多年來未能實現的夢想再次浮現在他的腦海裏。於是，他坐到書桌前，拿起手中的鋼筆，為中國的崛起描繪出一幅更加完備的藍圖。
在孫中山繪製的這幅中國現代化工業藍圖上，長江是濃墨重彩的一個部分，他用筆墨標注出每一處港口的建設藍圖。這一次，他的強國之夢更加具體，也更加宏偉！
不久，這本《建國方略之二——實業計劃》被翻譯成中文，其中有這樣一段：“自宜昌而上，入峽行……急流與灘石，沿流皆是，改良此上遊一段，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其灘石應行爆開除去。於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漢口，上達重慶，可得而致。”
孫中山是提出開發利用長江水資源的第一人。他計劃在三峽築起大壩，巨輪可以從上海直達重慶，產生的電能將成為實業救國的巨大動力。
1924年夏天，孫中山來到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進行“民生主義”係列演講。他滿懷激情，從中國南方水資源的開發，講到未來工業的電力需求，說到三峽所蘊藏的巨大水利資源時，更是興致勃勃。
孫中山激動地說道：“像揚子江上遊夔峽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萬縣一帶的水力，可以發生三千餘萬匹馬力的電力，比現在全國所發生的電力都要大得多，不但可以供給全國火車、電車和各種工廠之用，並且可以用來製造大宗的肥料。”
為了更形象地說明三峽水力發電的意義，孫中山對聽眾解釋道：“一匹馬力等於八個強壯人的力。”有了三峽的電力，便多出了一大批數量驚人的勞動力。這場激動人心的演講，使得在場的聽眾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信心。
然而，在那個內憂外患的時代，再美妙的設想也隻是難以實現的夢。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這位偉大的革命先驅者，還沒來得及踐行自己的夢想，就帶著遺憾與世長辭了。可他的三峽夢卻激勵著後人不斷向前。
1930年，國民政府根據孫中山的設想，準備在三峽一帶建設水利工程。不久，工商部派人對三峽地區進行了第一次勘探。不料，這支隊伍才剛剛收集了一點有限的地質資料，便因為接踵而來的困難草草收場。
1932年10月，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組建了一支水利發電勘測隊。由電力工程師惲震奉命帶隊，對三峽水利資源進行勘探。他們的任務是：用二至三年的時間完成對揚子江上遊的勘測和設計工作，並提出一個比較完整的方案。
此後，惲震帶領勘探隊翻山越嶺，對三峽地區進行了大量的實地勘測，並以嚴謹的工作態度編寫了《揚子江上遊水力發電勘測報告》。在這份報告中，惲震和他的同事們提出了兩個壩址：一個是現在的葛洲壩壩址，另一個就是如今三峽大壩的所在地——三鬥坪。
惲震計劃在這兩個壩址分別建設兩處低壩，並設置船閘。他預測，這兩處大壩建成後，總發電量將達到80萬千瓦，可以較為充分地利用長江的水利資源，並從根本上改善三峽航道的現狀。
惲震邁出了實現三峽夢想的第一步。但當時，蔣介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圍剿”紅軍上，哪裏還會關心水電建設？因此，當這份報告被送到蔣介石的辦公桌上時，他隻是訓斥道：“你們也不看看現在是什麽時候，黨國將麵臨生死存亡的考驗，你們卻有心思去修什麽電站……”
1933年，國民政府對這個方案給出了最終批示：“所呈計劃尚屬詳明，應予存案備查。”然而，這一“備查”，就是漫長的11年。
薩凡奇計劃
薩凡奇，20世紀美國著名的水利專家，因設計胡佛大壩而享譽世界，曾在美國墾務局擔任總工程師長達27年之久。他先後主持設計了六十多處大型水電工程，且一人獨攬了當時世界上四個最大水壩的設計工作。除此之外，薩凡奇還熱心於公共事業，被美國政府譽為“特殊公仆”。
薩凡奇的一生可謂是順風順水、功成名就。然而，這位美國的高壩天才，卻在中國留下了自己一生的遺憾：未能將中國人的三峽夢化為現實。
1944年，抗日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日軍在中國、東南亞和太平洋戰場接連受到致命打擊，勝利的天平逐漸向盟國傾斜。
此時，國民政府開始著手戰後複建工作，並製定了五年工業發展計劃。當時在國民政府任職的美國經濟顧問提出：中國要恢複工業，首先需要大量的電力資源，美國政府願意投資9億美元，在三峽建設水力發電廠。三峽工程就這樣被重新提上了日程。
1944年5月的一天，重慶珊瑚壩機場，一架大型美國運輸機從天而降。艙門打開，一個外國人慢慢從飛機上走了下來。他看起來已經上了些年紀，一頭銀發略微有些卷曲，溫文爾雅的臉上遍布著道道皺紋。這位老人正是應中方邀請，前來設計三峽大壩的美國工程師——薩凡奇。
薩凡奇似乎從走下飛機的那一刻起，就進入了工作狀態。剛到重慶，他就馬不停蹄地展開水力資源考察，並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對大渡河、馬尾河、都江堰等地進行了實地勘測。中國豐富的水力資源讓薩凡奇激動不已，也讓他更加堅定了興修三峽大壩的決心。不久，他便向國民政府提出：要親自到三峽進行實地考察。
當時，抗日戰爭還沒有結束，宜昌仍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日軍轟炸機每日從南津關起飛，到三峽上空執行轟炸任務。國民政府出於安全考慮，起初並沒有同意這次行程，可薩凡奇卻毫無畏懼地表示：“生死在所不惜，三峽一定要去！”
1944年8月，在薩凡奇的堅持下，國民政府終於批準了他的請求，並委派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吳奇偉將軍一路陪同，以保障這位美國工程師的安全。臨行前，薩凡奇把一封遺囑交給中國政府。他交代，如果他這次沒能回來，就把這封遺囑寄給他的姐姐。麵對有可能“朝行出攻，暮不夜歸”的險境，薩凡奇表現出了一名工程技術
人員對求實、嚴謹的科學態度的執著追求。
不久，薩凡奇就帶著他的考察隊伍，乘船從重慶朝天門碼頭出發，沿著嘉陵江水向下遊駛去。輪船到達西陵峽中的平善壩時，薩凡奇棄船登岸，開始了自己的地質考察工作。
薩凡奇帶領考察隊一路翻山越嶺，從平善壩一直步行到三鬥坪。他們用了十天的時間，勘測完三峽的山川地勢，並從當地的中國守軍那裏得到了日軍的三峽航測地形圖。考察的過程十分艱苦，很多隊員走得腳底板上全都是水泡，疼得整宿睡不著覺。值得慶幸的是，他們一路上並沒有碰到日軍，全部隊員都得以安全歸來。
回到重慶後，薩凡奇把自己關在一間悶熱、潮濕的小屋裏，耗時四十多天的時間，完成了《揚子江三峽計劃的初步報告》，也就是著名的“薩凡奇方案”。
“薩凡奇方案”涵蓋了水庫、攔河大壩、溢水閘、泄水道路、引水道、廠房、船閘、開發方案、工程造價、綜合效益、中美技術合作等16個部分的設想。他在從南津關到石牌18公裏的峽穀中選擇了五處壩址。
在薩凡奇的設想中，三峽大壩是一座混凝土重力壩，壩高225米，建成後可把水位抬升至160米，萬噸巨輪可直達重慶。水電站廠房設在長江兩岸，各安裝48台水輪發電機組，裝機容量為1050萬千瓦（後經美國墾務局修正為1500萬千瓦）。水庫總蓄水量為617億立方米，可容納270億立方米的洪水，灌溉長江下遊6400萬畝農田。工程造價估計為10億美元。
薩凡奇完成報告後，立即把它交給了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後來，他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寫道：“三峽計劃之初步報告，是我從事工程40年來之一大快事，我能參與研究此項空前偉大的工程，至為欣幸。”
不久，薩凡奇返回故土，開始在美國墾務局、國務院和國會之間奔波遊說，希望中美能夠盡快達成合作，興建三峽工程。他甚至還推薦自己的好友來中國主持三峽大壩的設計工作。薩凡奇曾說：“長江三峽的條件，在中國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也不會有第二個。我已經65歲了，如果上帝給我時間，讓我看到三峽工程變為現實，那麽，我死後的靈魂一定會在三峽得到安息……”
1946年，薩凡奇再次來到中國，重新勘測三峽。由於他的積極推動，中國資源委員會與美國墾務局簽訂了三峽大壩設計合約：美國聯邦動力設計總工程師柯登來中國任職，壩址的地質鑽探由美國馬力森公司承擔，費其艾公司承包了庫區的航測攝影。
同年6月，美國墾務局正式進行三峽工程的設計，中國先後派遣54名工程技術人員到美國參加設計工作。他們中的很多人從此與三峽結下了不解之緣。
然而，沒有和平，又何來建設？不久，蔣介石撕毀停戰協議，悍然發動內戰，薩凡奇的三峽夢最終還是在隆隆的炮聲中破滅了。
1947年5月15日，國民政府中央社發布新聞：“凡屬非短期內可見成效之工作，其需要經費均在停撥和緩撥之列，故三峽水力發電計劃實施工作，資委會已奉國府令暫告結束。”不久，蔣介石再次下令：不惜一切代價，修建長江防禦體係。傳承自國父孫中山的恢弘三峽夢再次被扼殺在搖籃之中。
薩凡奇得到這一消息後，長歎一聲，老淚縱橫。
1963年，一位中國專家見到了84歲的薩凡奇。薩凡奇動情地對中國專家說：“三峽大壩是一定會建成的。你們中國有許多聰明人，不會把巨大的財富長期擱著不用。隻是對於我，已是一個失落了的美好而痛苦的夢境了。”
當然，“薩凡奇方案”並非盡善盡美，甚至存在一些嚴重的缺陷，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依然是個天才方案。新中國建國後，周恩來曾這樣評價這個美國的水利專家：薩凡奇雖然是一個美國人，但他又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薩凡奇隻搞了一個南津關壩區，可是他提出了問題，是有功的。
洪水漩渦
長江流域大部分地區都處於季風區，夏季時會集中降雨，形成暴雨區。而長江中下遊由於地勢平緩，水流速度慢，一旦出現暴雨，很容易發生洪澇災害。
從漢代起，史書上便有了關於長江水災的記載。不過，那時的長江似乎還是一條比較溫順的河流，400年中隻發生了四次洪災，災情也並不嚴重，這又是怎麽回事呢？
原來，當時的江漢平原上有一大片湖泊群，被人們稱為雲夢七澤。大水從三峽進入平原後，被雲夢七澤吸收，之後再慢慢匯入東海。這樣一來，長江下遊的壓力便減輕了不少。
到了唐朝，隨著長江兩岸人口的增多，雲夢七澤逐漸被開墾成為農田。北宋時，雲夢七澤已經退化為湖沼，蓄洪能力基本喪失。
洪水失去了休整的地方，水災開始日益嚴重。根據記載，從唐朝到清朝的1300年間，長江共發生洪澇災害223次，且頻率越來越高，造成的後果也愈加嚴重。每年夏季，長江兩岸的百姓都要在膽戰心驚中度過。
奉節古城是三峽地區有名的詩城，李白、杜甫、劉禹錫、白居易等著名詩人都在這裏留下了千古絕唱，李白的《朝發白帝城》更是膾炙人口。詩中描繪的白帝城地勢高聳，乘船從江中仰望，白帝城仿佛聳入雲間。事實也確實如此，白帝城位於奉節縣瞿塘峽口，三麵環水，背倚高峽。可在1870年，這裏卻變成了一片汪洋。
古人喜歡用石刻來記錄水位線，在奉節城中，也豎立著這樣一塊石碑，上書“同治九年季夏，洪水至此”。這既是一塊極為珍貴的長江水文資料碑刻，也是一場噩夢的曆史見證。
1870年5月，江西、湖南等地連降大雨，導致水患頻發。6月上旬，雨區轉移至長江中下遊流域，江漢平原暴雨成災，江河湖泊水位暴漲，而這場可怕的噩夢才剛剛開始。
6月下旬到7月中旬，嘉陵江中下遊和長江幹流暴雨頻襲，一時間洪水滔天。從流傳下來的長江兩岸各縣縣誌中，似乎還可以看到當時的慘況。嘉陵江畔的合川縣“雨如懸繩連三晝夜，六日大水入城深四丈餘，僅餘緣山之神廟、書院、民舍數十間……” 三峽腹心的萬縣“大雨徹霄，驟長平明，縣地陸沉”。地處長江幹流上的豐都縣“全城盡沒，水高於城數丈，倉穀漂失，官、民宅半為波濤洗去”。
7月下旬，暴雨區又移至漢江和洞庭湖地區，奔流而下的上遊洪水與漢江洪水相遇，滔天巨浪從三峽奔湧而出，憤怒的洪水左衝右突，把長江下遊的江堤撕開了19處決口。四川省30個州縣田園淹沒、房舍漂流。經過千年發展起來的城池、兩岸百姓世世代代生活的村莊，在這次洪水過後，蕩然無存。
幾百萬人在1870年的洪水中失去生命，這場可怕的噩夢留下了數十年才逐漸平複的傷痛。
中華民國成立後，長江流域成立了許多治水衙門。但是，這些官員並不忙於治理洪水，而是忙於收斂錢財。
1931年夏天，一場特大洪水衝垮了長江沿岸的堤壩，造成205個縣受災，僅是被洪水奪去生命的人就有14萬，總受災人數達到2800多萬。湖北、湖南的災情最為嚴重，武漢三鎮成了水城，漢口的街道完全被洪水吞沒，各種生活物品都漂浮在水麵上。大批災民直到冬天還無法回家。這一年，武漢因洪澇災害而死亡的人數接近4萬，整個江漢平原猶如人間地獄。
即便如此，一些貪官汙吏竟然還在侵吞救災物資，發國難財，讓長江兩岸的百姓徹底寒了心。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吹響了解放全中國的號角。然而，就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戰役結束後不久，年久失修的長江堤防再一次被滔天洪水衝得千瘡百孔。長江中下遊2700多萬畝的農田被淹沒，近萬人在洪水中慘死，800多萬人無家可歸。
新中國的誕生，本應是舉國歡騰的大喜事，然而，當解放大軍南下路過湖北、湖南兩省時，看到的不是載歌載舞的歡慶場麵，而是洪水肆虐過後留下的一片狼藉。長江中下遊的平原地區幾乎是一片連著一片的汪洋，到處都是無處安身的災民。
兩個世紀的噩夢，讓中國共產黨對水利工程有了與前人不同的認識。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水利專家們研究三峽的出發點是發電和航運。而新中國對三峽的研究，一開始就是從治理長江、消除水患的角度出發的。
20世紀50年代初，長江水利委員會提出了以防洪為主的治理長江的戰略計劃。第一階段以加固堤防為主，恢複和提高已有堤防的抗洪能力。第二階段主要以興建平原蓄洪工程為主，用湖泊窪地分蓄超額的洪水，縮小淹沒麵積，減輕洪水災害。第三階段以修建山穀水庫為主，既可用來調節洪水，又能發展電力和航運。
這一戰略計劃的前兩個階段，隻能減輕洪澇災害的影響，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想徹底擺脫水患，就必須興建水利工程。興建上遊防洪水庫，可以達到蓄洪的目的，使下泄的洪水減少。正是因為這份戰略計劃，新中國才有了興建三峽大壩的最初設想。
周恩來看到計劃後，當即表示：“若不修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長江防洪就得不到徹底解決，也更談不上綜合利用問題。我們修三峽大壩，就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洪水的威脅。實現毛主席‘高峽出平湖’的宏偉理想，使它永遠造福於人民。”
重啟三峽夢
更立西山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
當驚世界殊。
——毛澤東
1949年，開國大典還未舉行，長江流域的水災報告便紛至遝來。長江中下遊受災人口達到800多萬，死亡近萬人。巨大的損失震撼著新中國領導人的心。恢複國家建設的計劃被暫停，為水患賑災成為了新中國的頭等大事。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召開各解放區水利聯席會議。周恩來用“大禹治水”的故事，勉勵水利工作者“變水害為水利，造福人民”。第二年年初，長江水利委員會在武漢成立。
長江流域的洪澇災害，曆來是中華民族的重大憂患。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幾乎對中國所有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有過具體的批示。1950年秋天，為減輕長江水患，毛澤東親自批準了荊江新建分洪工程。
1952年，荊江分洪工程開始興建，毛澤東為工程題詞：“為廣大人民的利益，爭取荊江分洪工程的勝利。”周恩來題詞：“要使江湖都對人民有利。”與此同時，新中國的領導人也更加清醒地意識到：分洪工程“治標不治本”，要想根治長江水患，必須興建更大的水利工程。
新中國建國四年後，毛澤東視察長江，孫中山的“三峽夢”在這一刻得以重啟。
1953年2月19日中午，毛澤東在隨行人員的陪同下，從武漢碼頭登上了早已等候多時的“長江”號軍艦。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對長江中上遊水域進行考察，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也在隨行人員之中。
考察途中，毛澤東與林一山就長江水患問題進行了一次長談。當林一山說到他們計劃興建一係列梯級水庫來攔蓄洪水，從根本上解除洪水威脅的時候，毛澤東指著地圖問道：“興建這一係列的水庫，它們的防洪作用，能不能跟三峽水庫相比呢？”
林一山回答：“這些水庫加起來還抵不上一個三峽水庫的防洪效益。”
毛澤東便說：“既然這樣的話，那我們不如畢其功於一役，先修三峽水庫！”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興建三峽工程的設想。在之後的五年裏，毛澤東一共召見了林一山六次，每次都與治理長江水患，特別是興建三峽工程有關。
1954年，長江流域再次遭遇了百年罕見的大洪水，武漢市被困100天之久。雖然百萬軍民團結一心，晝夜奮戰在抗洪搶險第一線，三次啟用荊江分洪工程，但江堤仍多處決口。兩湖地區再次遭受了巨大損失，受災人口1800多萬，死亡3萬多人。
1954年的大洪水再一次刺痛了毛澤東的心。洪水消退後不久，毛澤東就在京漢鐵路專列上第二次召見林一山，專門討論興建三峽工程的細節問題。林一山用一整夜的時間，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匯報了有關三峽大壩的工程技術和壩址勘測情況。
毛澤東最後問道：“三峽工程的技術問題我們自己能不能解決？”林一山回答：“如果現在建的話，我們還沒有那麽多經驗，需要請蘇聯專家幫忙。”
從1955年4月開始，先後有一百多名蘇聯專家受中國政府邀請，來到長江水利委員會工作。一年之後，三峽工程勘測工作基本結束。
1956年5月，毛澤東視察長江後來到武漢。滔滔江水激發了他“到中流擊水”的興致。6月1日，毛澤東從武漢造船碼頭躍入江水之中，在此後的四天之內，他連續三次暢遊長江。不久，毛澤東寫下《水調歌頭·遊泳》：
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
萬裏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
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今日得寬餘。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風檣動，龜蛇靜，起宏圖。
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
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這首詞的最後兩句，描述的正是三峽大壩矗立在長江中的壯麗景色。毛澤東用這種方式抒發了自己希望興建三峽大壩的願望。
195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南寧召開。會上，毛澤東聽取了水利部和長江水利委員會關於三峽工程的匯報。毛澤東提出：對於三峽工程，要采取“積極準備，充分可靠”的方針。南寧會議之後，毛澤東委托周恩來親自抓三峽工程，他對周恩來說：“三峽工程你來管吧，一年至少抓四次！”
這一年的2月底到3月初，周恩來召集一百多位中外專家，對三峽工程壩址進行了考察。周恩來指示：“要從全國人民的利益出發，以修建三峽大壩為主要工程，從根本上解決長江的防洪問題。”
3月，中央政治局成都會議召開。25日，周恩來在會上作了《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的報告，並獲得通過。這是自1953年三峽工程被重新提出以來，中共中央對此作出的第一個正式決議。
周恩來在會議上明確指出：從國家長遠的經濟發展和技術條件兩個方麵考慮，三峽水利樞紐是需要修建且可能修建的，現在應當采取積極準備和充分可靠的方針，進行各項有關的工作。報告裏還提出了關於興建三峽工程的具體方案，例如為確保重慶安全，要求三峽工程蓄水位不能超過200米；興建丹江口工程，為三峽工程鍛煉隊伍等等。
毛澤東最後在報告上批示：最後下決心確定修建及何時開始修建，要待各個重要方麵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之後，才能作出決定。
1958年底，長江水利委員會完成《三峽水利樞紐初步設計要點報告》，確定三鬥坪為三峽大壩壩址，水庫正常蓄水位200米。此時，“三峽夢”似乎已不再遙遠。
然而世事難料，1960年，一場自然災害席卷中國大地，國民經濟進入嚴重困難時期。與此同時，中蘇關係也開始急劇惡化，蘇聯撤走了所有水電專家，三峽工程被迫擱置。麵對困境，周恩來提出：對三峽工程要“雄心不變，加強科研，加強人防”。
在周恩來的鼓勵下，長江水利委員會沒有放棄研究工作，科研人員繼續對三峽大壩的防護、泥沙、圍堰發電等問題展開了研究。這些科研成果，為後來建設三峽大壩做了充分的技術準備。
選址三鬥坪
要修建三峽工程，首先就要選好壩址。1954年春天，長江水利委員會對長江上遊進行了地質勘察，目的就是為三峽大壩選擇一個理想的壩址。
大壩選址之初，中蘇兩國的水利和地質專家們在長江上選定了15個壩段。經過初步的勘察研究後，兩國專家最終把目光聚集在南津關和三鬥坪這兩個壩段上。
三鬥坪位於湖北省宜昌以西，長江西陵峽中部南岸。關於這個地名的由來，兩岸百姓眾說紛紜。有的說是因為這裏土地貧乏，隻能種出來三鬥玉米；也有的說是因為古時候這裏橫臥著三個鬥形的山包。無論它的名稱因何而來，這裏都是從長江下遊前往重慶的交通要道。
三鬥坪位於一個古老的結晶岩地塊上，河床覆蓋層很薄。早在1924年，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察三峽時，就發現三鬥坪一帶的地層中分布著花崗岩。
花崗岩是由地下的岩漿冷卻凝固而成，質地堅硬。每平方厘米的花崗岩，可以經得起1噸的重壓，它也因此被認為是建築高壩的最理想的地質岩體。
俗話說，萬丈高樓平地起。沒有一座高樓不需要堅固的地基，更何況是高逾百米的大壩。三峽大壩要以自身重量，抵禦110多米水位落差所帶來的水平推力，還要應對洪水、地震、戰爭等威脅的考驗。三鬥坪河穀開闊，基岩堅硬，結構完整，其優越的地質條件正適合建造這樣的混凝土高壩。
三鬥坪曾被瑞士一名水電專家稱為“上帝送給中國人的禮物”。除了因為它擁有堅硬的花崗岩地基以外，還因為地段上的優勢。
在整個長江的幹流上，宜賓以上屬於金沙江，這一段雖然存在良好的花崗岩地基，可由於太靠近長江上遊，因此無法解決中下遊的防洪問題。而宜昌以下大多是平原地區，如果修壩，就要淹沒很大一片地區。專家們隻得把目光放在從宜賓到宜昌這1000多公裏的江段上。而在這一地區，隻有三鬥坪壩段存在花崗岩，對於修壩來說簡直是得天獨厚。
三鬥坪的河床右側有一個名叫中堡島的小島。傳說上古時期，大禹在神牛的幫助下劈開夔門，疏通了四百裏水道，使川江從此水波平靜。兩岸的百姓為了感謝神牛，用一艘大船拉來24頭豬和一大壇美酒，想要獻給它。可大船剛行駛到三鬥坪，神牛就騰雲而去。人們為了感懷它，讓這艘大船一直停留江中，時間一長，巨船便化作了中堡島。
神話傳說固然美麗動人，不過，這個小島最令人著迷的地方，是它“永不沉沒”的神奇“事跡”。
1870年，震驚整個中國的大洪水淹沒了三鬥坪，而地勢比三鬥坪低得多的中堡島卻毫發無損，其中“水漲船高”的奧秘，至今也沒有令人信服的科學解釋。無論經曆過怎樣的風雨飄搖、洪水滔天，這條“船”總能幸免於難，轉危為安。
對於三峽工程來說，這個島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對大壩的施工十分有利：如果想在長江上建造大壩，首先要在壩址的上、下遊建立臨時攔水堤（圍堰）。把攔水堤中的水抽幹後，暴露出幹涸的河床，才能形成施工場地。而這個場地又占用了原來的主航道，所以必須先為江流和船舶開辟另外一條通道（導流明渠），才能保證長江幹流的航道暢通。
中堡島簡直就像是專門為此準備的一樣，它恰好把長江分為左側的大江和右側的後河，這對於建造導流明渠來說實在是太有利了。那位瑞士的水電專家說得沒錯，中堡島就是上天賜給中國人的禮物，讓炎黃子孫得以完成他們的三峽夢。
然而，在上世紀50年代，中蘇兩國的專家卻為了這個壩址爭吵了五年。這又是因為什麽呢？事情還要從建國前說起。
上世紀40年代，美國著名的建壩專家薩凡奇曾兩次來到三峽進行勘探。當時，他把三峽工程的壩址選在了三峽出口附近的五個地方，其中一處正在南津關附近，因此薩凡奇計劃也被稱為“南津關方案”。
從此之後，“南津關方案”一直被視為經典方案。新中國建國後，前來中國援建的蘇聯專家也是這樣認定的。然而，新中國的科學工作者經過深入的實地考察後，卻否認了“南津關方案”，因為南津關地區的地基幾乎全是石灰岩，這樣的地質條件，對於建造大壩來說十分不利。
1951年4月，長江上遊水文局組織部分專家對葛洲壩、南津關、三鬥坪等壩址進行了勘察，並最後認定三鬥坪附近的地形條件最適合建造三峽大壩。同年10月，一批蘇聯專家也對這些地區進行了考察，他們最後給出的意見是：三鬥坪的工程地質條件十分複雜，根據推測，可能有深厚的風化殼存在，希望另行考慮壩址。
1955年，長江水利委員會在以前勘察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大壩的可能壩址進行了研究。經過細致的勘探，中國的地質專家們最終還是選定了三鬥坪壩段。
在中蘇兩國專家的第一次壩址討論會上，長江水利委員會的工程人員提出：南津關壩區是石灰岩的喀斯特地貌，溶洞太多，一旦蓄水，這些溶洞就是天然的漏鬥，不適合作為壩址。而在三峽之上，隻有三鬥坪壩址存在二十餘公裏的花崗岩地基，是最理想的壩址。因此建議放棄“南津關方案”，重點考慮三鬥坪。
蘇聯專家仍不同意放棄南津關方案，他們反駁道：“薩凡奇是世界著名的工程師，你們要改變這一方案，必須有充分的證據。”還提出：“中國同誌不要對喀斯特地貌談虎色變，世界上的許多大壩都是在石灰岩地基上修建的，徹底查清情況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兩國專家據理力爭，最後誰也沒能說服誰。會議最終決定，對南津關和三鬥坪兩個壩段進行充分的勘測調查，以便進一步論證。
周恩來得知這件事之後，發表意見道：“如果否定南津關壩址，還要多花一些力量，三峽大壩是世界性問題，有根有據也可以說服薩凡奇。”並表示：“應該多對世界上的高壩做些研究。科學家要擺出問題，再加以論證，三峽大壩的研究如果成功，是對當代科學的巨大貢獻。”
1958年3月1日，三鬥坪迎來了一位神秘的客人。當天下午，一艘輪船在三鬥坪靠岸。不久，船上走下一行人，為首的花甲老人雖已兩鬢斑白，卻顯得十分精神。這位老人正是周恩來。
此時正值長江的枯水季節，周恩來登上三鬥坪後，穿過幹涸的右岸河床，來到中堡島。在一座土丘上，長江水利委員會的總工程師李鎮南向周恩來匯報了三峽工程的部署和施工等設想。周恩來聽完之後，又詳細詢問了中堡島的地質地貌和壩頂高度等問題。在得知三峽大壩建成後將會和對麵的山頭差不多高的時候，周恩來情不自禁地感歎道：“真是個偉大的工程！”
接下來，周恩來又來到勘探隊的鑽機旁，慰問了常年在野外辛苦工作的礦工們。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指著剛剛取出來的岩芯，對周恩來說：“三鬥坪的岩層很完整，沒有岩溶，在這裏建壩是最好、最理想的！”周恩來聽罷，便興致勃勃地拿起一截岩芯，仔細觀察了一番，然後又從地質人員手中要來一把地質錘，輕輕敲了敲，岩芯發出了堅硬的鏘鏘聲。
周恩來笑道：“我能帶走一塊岩芯嗎？毛主席一直在為三峽大壩的事操心，我想把它帶給主席看看。”在場的工作人員紛紛點頭稱好，並當即選了一截岩芯，交給周恩來，然後在一個牌子上做下記錄。
周恩來看著工作人員的動作，問道：“取走岩芯要辦什麽手續嗎？”一旁的地質專家忙向周恩來解釋了這裏的紀律。周恩來點頭道：“那我也要遵守紀律。”隨即從工作人員手裏接過筆，認真地在編號卡片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不久，周恩來帶著這截岩芯回到了北京，並最終確定將三鬥坪列為大壩壩址。中蘇之間長達五年的壩址之爭終於落下帷幕。
“練兵”葛洲壩
時間一晃進入了20世紀70年代，在那個百廢待興的時代，葛洲壩作為興建三峽工程的實戰練兵，提前上馬。
葛洲壩位於宜昌市區西部的長江幹流上，壩址距南津關2.3公裏，距三峽大壩壩址37公裏，因壩址橫穿江心小島而得名。壩址上有葛洲和西壩洲兩個小島，把長江河道一分為三。
自從1964年毛澤東提出“要下決心搞三線建設”的方針後，湖北省就迅速成為重點發展地區。從1964年到1967年的三年間，湖北共建立了十多個大中型企業，一大批國防軍工企業和科研單位也落戶湖北。用電大戶的急劇增加，使湖北全省與鄰近省份都陷入了電力危機。
電力緊張嚴重製約著生產的發展。為緩解這一情況，1970年5月，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向中央建議先修建葛洲壩工程。
實際上早在1956年，就有人提出了修建葛洲壩工程。當時，中國專家否定了薩凡奇的南津關壩址，選定了三鬥坪壩址。然而，由於三鬥坪壩區離峽口太遠，上遊築壩後，下遊還有40公裏的險灘無法得到改善。在與蘇聯專家的爭論過程中，中國專家提出了葛洲壩壩址。原來，隻要在三峽大壩的下遊建造葛洲壩，那40公裏的險灘也會變得水平如鏡。
也就是說，起初，葛洲壩是作為三峽大壩的配套工程被提出來的。但在現實中，這兩個工程卻“本末倒置”了。三峽工程還在醞釀之中，葛洲壩倒是提前亮相了。
1970年12月16日下午，周恩來召集國家計委、建委、交通部等十餘個部門到國務院中心會議室，商討興建葛洲壩的具體事宜。
周恩來進入會議室後，先是凝神看了一會牆壁上掛著的葛洲壩工程圖紙，然後才轉過身來，讓與會人員就座。會議一開始，周恩來就開門見山地詢問了關於興建這一工程的難點，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一一作了回答。
周恩來聽完後陷入了沉思。當時，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主張直接修建三峽工程，而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則主張先建葛洲壩，兩個人互不相讓。最終，周恩來讓林一山和曾思玉各自寫出自己的觀點，由他一起交給毛澤東，他說：“先修哪個，由毛主席來決定。”
1970年12月26日晚，毛澤東在葛洲壩文件上寫下批示：讚成興建此壩。得到消息後，湖北迅速從全省各地區召集了10萬工人，日夜兼程，趕赴葛洲壩工地。12月30日，10萬工人在工地舉行了開工典禮，葛洲壩工程正式開工。
然而，工程上馬後不久，各種技術問題就顯露了出來。原來，葛洲壩開工時，主管單位根本不清楚地質情況，也沒有總體設計圖，甚至連一個工程師都找不到。這樣複雜、巨大的工程，事前竟然沒有任何完備的施工方案。
於是，葛洲壩工地上就出現了邊施工、邊設計、邊勘測的“三邊”政策。最讓人難以置信的是，指揮人員還提出了“千人設計，萬人審查”的口號，想用人海戰術解決工程問題。而設計出來的圖紙連署名都沒有，無人負責。
工程漏洞就這樣一個接一個地暴露出來：開工後才發現，葛洲壩地下有七十多層的風化夾層，就像“千層餅”一樣，在上麵建大壩，安全隱患很大；由於施工沒有規劃，造成了長江主航道上的交通堵塞；混凝土就像“蜂窩煤”，壩身出現了86條裂縫……
這些情況最終傳到了周恩來的耳朵裏。周恩來勃然大怒，撤掉了葛洲壩工程的原負責人，並推舉林一山擔任新的總指揮。林一山臨危受命，他上任後，葛洲壩工程才終於走上了正軌。
1974年夏天，葛洲壩工程正式複工。1981年，第一期工程完工，實現了大江截留、蓄水、通航和第一台機組發電。
大江截流的那一刻，簡直可以用驚心動魄來形容。當龍口還剩20米寬時，從上流奔騰而下的江水，猛烈地衝擊著龍口，25噸重的混凝土塊剛投拋下去便被洶湧的江水衝走了。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兩個小時，還是沒有任何進展。後來，截流現場的總指揮下令把四個混凝土塊連在一起，兩岸再同時向江底投拋，這才堵住了滔滔江水，完成了大江截流。
中國人第一次截斷長江幹流，隻用了短短36小時。建設者們克服了許多複雜的地質、水力學和施工難題，展示了中國人獨立解決大型水利工程問題的能力。
1982年，葛洲壩第二期工程開始，此後又經過六年的建設，整個葛洲壩水利工程終於基本建成。
自從葛洲壩工程建成蓄水之後，西陵峽水位上升，險灘江石自此永沉於江底，西陵峽灘多水急、船夫搏流的奇觀壯景已不複存在。如今，人們乘船穿行於西陵峽中，隻會為兩岸恍如仙境的美景而沉醉。
雖然葛洲壩的建設過程充滿了坎坷，但它對於中國的水利建設來說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通過建設葛洲壩，建設者們進一步熟悉了深水圍堰、大江截流、大型船閘以及大型機電設備的設計製造和安裝，為日後進軍三峽大壩做了一次充分的“實戰準備”。
一位國外專家在考察過葛洲壩工程後曾說道：“中國人有能力修建葛洲壩，以後，就有能力修建世界上任何一座水利工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