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民抗日

第一章

全民抗日

七七事變的槍炮聲震醒了四萬萬中華兒女，點燃了全中國的抗日烽火。1937年7月8日，中國共產黨通電全國，大聲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7月中旬，中共中央向國民政府遞交了《國共合作宣言》。一個月後，蔣介石正式宣布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紅軍戰士們在駐地摘下八角帽，收起紅五星，將青天白日徽戴在新的軍帽上。劉伯承一邊帶頭換上八路軍軍服，一邊對自己的部隊囑咐道：“記得保存好，我們遲早要換回去。”

1937年9月2日，八路軍即將奔赴抗日前線。在誓師大會上，總指揮朱德帶領全體將士，一字一句地高聲複誦《八路軍出師抗日誓詞》：

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死敵！

他要亡我國家，滅我種族，

殺害我們父母兄弟，

**我們母妻姊妹，

燒我們的莊稼房屋，

毀我們的耕具牲口，

為了民族，

為了國家，

為了同胞，

為了子孫，

我們隻有抗戰到底！

生死攸關

日本是與中國隔海相望的鄰國，這個受中國文化影響很深的太平洋島國，卻從16世紀（中國明朝時期）就開始覬覦中國的土地。當時，豐臣秀吉在統一了日本本土之後，便野心勃勃地想把中國也納入日本版圖之中。1592年，豐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鮮，妄圖用朝鮮半島作為跳板，進軍幅員遼闊的中國大地。中國明朝軍隊隨即出兵，把日本人趕回了老家。豐臣秀吉的這次企圖雖然沒能成功，但是占領中國的想法卻從此根植在日本統治者的腦海裏。

19世紀，日本幕府時代結束。在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下，明治天皇開始推行現代化改革運動，這就是“明治維新”。日本從此邁入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實力不斷增強。“明治維新”不僅讓日本躋身世界列強，也使這個島國走上了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日本開始逐步推行以吞並亞洲、稱雄世界為戰略目標的“大陸政策”。1879年，日本吞並琉球群島，隨後引發中日甲午海戰，並相繼侵占了朝鮮半島和台灣等地，控製了中國東北。

1930年，日本爆發了全麵經濟危機。生產過剩導致商品滯銷、利潤減少，企業紛紛倒閉。糟糕的經濟狀況讓工人的生活愈加貧困，罷工浪潮此起彼伏。為擺脫國內日益加劇的經濟危機和政治矛盾，日本帝國主義更加堅定了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的決心。

1931年9月18日，沈陽北大營附近的柳條湖地區。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炸毀了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日軍謊稱鐵軌是被中國軍隊破壞，並隨即向中國駐軍發動進攻，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由於蔣介石在事變後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日軍隻用了短短的4個多月的時間，就迅速占領了東北三省。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中華民族受到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強烈威脅，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為主要矛盾，國民黨的一些地方軍隊開始奮起反抗日軍的侵略，中國共產黨也看到了國共兩黨團結起來，聯合抗日的可能。

1935年7月25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發表了《八一宣言》。宣言呼籲國內所有黨派摒棄前嫌、停止內戰，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建議一切願意參與抗日救國的組織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組建抗日聯軍。《八一宣言》受到了全國各階層愛國人士的廣泛擁護，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領導了大規模的學生示威遊行，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積極響應，實行“不抵抗政策”的國民政府因此受到很大壓力。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宣布中國工農紅軍開始東征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國民政府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和西北軍領袖楊虎城，為“逼蔣抗日”，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最終，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的主張，第二次國共合作由此拉開序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抗日戰爭史上的“分水嶺”，國共雙方從此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對峙局麵，中國翻開了全民族抗擊日本侵略的新篇章。

1937年7月7日，中國北平宛平縣盧溝橋的日本駐軍在未通知中國當局的情況下，擅自進行所謂的軍事演習。當演習即將結束的時候，日軍謊稱一名士兵在演習中失蹤，借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個無理的要求。但日軍隨即提出由中日雙方委派人員進城調查。8日淩晨4點，就在雙方人員正在交涉的時候，日軍突然向宛平縣城和盧溝橋的中國守軍發起了猛烈的進攻，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奮勇還擊。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

盧溝橋事變爆發，中華民族到了生死攸關的緊要關頭。在這樣危急的形勢下，急需全民族統一起來，共同抗擊日寇。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通電，通電中寫道：“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機！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並號召：“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不讓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寸土！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驅逐日寇出中國！”同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

徐向前等中國工農紅軍將領致電蔣介石，請纓抗日。9日，彭德懷等九位紅軍將領，再次向蔣介石發出通電：“以抗日救國為職誌，枕戈待旦，請纓殺敵，已非一日，當華北危急存亡之緊要關頭，敬敢籲請我國民政府迅調大軍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廿九軍陷於孤軍抗戰，紅軍願即改名為國民黨軍，並請授命為抗日前驅，與日寇決一死戰。”

14日，紅軍總司令朱德親筆寫下出師誓詞：“我們誓率全體紅軍，聯合友軍，即日開赴前線，與日寇決一死戰，複我山河，保我民族！”

1937年7月中旬，為促成全民抗戰，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來到廬山，把《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給蔣介石。蔣介石於1937年7月17日在廬山發表談話，表示“不求苟安，準備應戰”，“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犧牲一切之決心。”這是“九一八”事變之後，蔣介石首次發表抗日談話。《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和蔣介石的廬山談話是兩個具有曆史意義的宣言，也是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重要基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全國抗日戰爭的爆發，促使國共兩黨為了抗擊外敵，再次聯合起來。

盧溝橋事變喚醒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抗日決心，全國抗日運動掀起了新的**。中國各階級人民都積極投入到抗日救國的運動中，用各種方式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從大陸到台灣，從內地到邊疆，從國內到國外，無論工人、農民、商人還是知識分子，凡愛國人士全部參與其中。

拿破侖曾經說過：“中國就像一隻睡著了的獅子，一旦被驚醒，世界會為之震動。”現在，雄獅被驚醒了，八年鏖戰由此開始！

國共合作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共中央為促成抗日統一戰線，曾先後在西安、廬山、南京等地與國民黨方麵進行了多次談判。在曆次談判中，紅軍改編一直是雙方爭論的焦點之一，也可以說是所有問題的關鍵。然而，由於蔣介石總想通過談判來削弱、控製甚至消滅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固執地堅持一些無理條件，使得改編工作進展緩慢。

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利益出發，考慮到國共合作是以抗日為前提，因此做出了多次讓步。中共中央一邊積極與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努力使兩黨在紅軍改編的問題上盡快達成一致；一邊已經做好了軍隊進行全麵改編的準備，以便更早地投入到抗日戰場。

1937年7月14日，彭德懷等紅軍將領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各部隊以十天為期，改組為國民革命軍編製，準備開赴前線增援友軍，消滅日寇。1937年7月15日，中共代表在廬山向蔣介石遞交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主動提出取消紅軍番號，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領導。

蔣介石卻堅持要把紅軍的總人數限製在三萬人，並且不允許紅軍設立指揮部，師參謀長和政訓處主任也要由國民黨政府委派，甚至還提出了讓毛澤東和朱德出國留洋這種荒唐的要求。中共中央談判代表在堅持原則的情況下，做出了適當的讓步：紅軍改編為三個師，人數降至四萬餘人，在人數上達到了國民黨政府的要求，但堅決不同意在指揮部的問題上做出讓步。中共中央要求必須在三個師以上設立總指揮部，國民黨不能派遣人員指揮紅軍的部隊，並且要求增加紅軍的防守地域以維護中共中央的領導權。但是國民黨方麵在這些問題上絲毫不肯退讓。7月下旬，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等談判代表：如果蔣介石依舊不肯讓步，可撤出談判，回邊區磋商改編事宜。

1937年8月13日，日軍向上海發起進攻，這就是著名的“八一三”事變，又稱“八一三”淞滬抗戰。淞滬抗戰發生後，抗日形勢急轉直下，如果繼續照此發展，南京城也岌岌可危。蔣介石在這樣的情況下，才不得不做出妥協，同意了紅軍的改編方案。

1937年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宣布：原西北主力紅軍，即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麵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並任命朱德和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左權任正、副參謀長。紅軍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軍政治部，政治部主任為任弼時、副主任為鄧小平。此外，機關領導也逐步配齊：舒同任秘書長、彭雪楓任參謀處處長、葉季壯任軍需處處長、薑齊賢任軍醫處處長、楊立三任兵站部部長。

改編前，紅軍一、二、四方麵軍的兵力部署情況是：紅一方麵軍總人數2.4萬，1.2萬支槍，下轄第一、第十五軍團等。紅二方麵軍總人數1.15萬，8900支槍，下轄第二、第六軍團等。紅四方麵軍總人數1.48萬，8750支槍，下轄第十、第三十一軍團等。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一共下轄三個師：第一一五師、第一二〇師和第一二九師，每個師規定人員1.5萬人，每師下轄兩個旅，每旅下轄兩個團。

八路軍下轄三個師的初期編製：

一、一一五師

一一五師是由紅一方麵軍的第一、第十五軍團等改編而成的，全師共1.55萬人。林彪、聶榮臻分別任正、副師長，周昆任參謀長，羅榮桓、肖華任政訓處正、副主任。一一五師下轄第三四三旅和第三四四旅。另外，一一五師還配有一個直轄部隊：楊成武的獨立團。

三四三旅由第一軍團的第二、第四師改編，全旅共5000餘人。旅長陳光，副旅長周建屏、參謀長陳士榘。三四三旅下轄六八五團和六八六團：六八五團由第二師改編，團長楊得誌、副團長陳正湘；六

八六團由第四師改編，團長李天佑、副團長楊勇。

三四四旅由第十五軍團改編，全旅共5000餘人。旅長徐海東，參謀長盧紹武，政訓處主任黃克誠。三四四旅下轄六八七團和六八八團：六八七團團長張紹東、副團長韓振紀、參謀長蘭國清；六八八團團長陳錦秀、副團長田守堯。

二、一二〇師

一二〇師總人數1.4萬，由紅二方麵軍第二、第六軍團等組成。賀龍任師長，蕭克任副師長，周士第任參謀長，關向應與甘泗淇分別任政訓處正、副主任。一二〇師下轄第三五八旅和第三五九旅。

三五八旅由第二軍團等改編，全旅5000餘人。旅長張宗遜，副旅長李井泉，參謀長姚喆。三五八旅下轄七一五團和七一六團：七一五團由第二軍團的第四師改編，團長王尚榮、副團長頓星雲；七一六團由第二軍團第六師等改編，團長宋時輪，副團長廖漢生。

三五九旅由第六軍團等改編，全旅5000餘人。旅長陳伯鈞，副旅長王震，參謀長劉子奇。三五九旅下轄七一七團和七一八團：七一七團團長劉轉連，副團長陳宗堯；七一八團團長文年生，副團長賀慶積。

三、一二九師

一二九師由紅四方麵軍第四、第三十一軍等改編，總人數1.3萬。劉伯承任師長，徐向前任副師長，倪誌亮任參謀長，張浩、宋任窮任政訓處正、副主任。一二九師下轄三八五旅和三八六旅。

三八五旅由第四軍改編，全旅共5000餘人。旅長王宏坤，副旅長王維舟，參謀長耿飆。三八五旅下轄七六九團和七七〇團：七六九團團長陳錫聯，副團長汪乃貴；七七〇團團長張才千，副團長胡奇才。

三八六旅由第三十一軍改編，全旅共5700餘人。旅長陳賡，副旅長陳再道，參謀長李聚奎。三八六旅下轄七七一團和七七二團：七七一團團長徐深吉，副團長韓東山；七七二團長葉成煥，副團長王近山。

除這三個師以外，八路軍還成立了一個特務團，屬於總部直屬部隊。韋傑擔任特務團團長，李治明擔任政治委員。

八路軍的三個師加上總部和直屬部隊，總人數將近4.6萬。

為了八路軍全體指戰員在前方作戰時沒有後顧之憂，中共中央經研究決定，在延安成立一個後方留守處，以確保黨中央及中央軍委所在地的安全。1937年9月，中共中央從三個師中共抽調出9000餘人，組成後方留守處。由蕭勁光擔任留守處主任，曹裏懷任參謀長，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留守處不僅要擔任鞏固陝甘寧邊區，保衛中共中央和後方機關的重要任務；同時也肩負著發動群眾參加抗戰，訓練新戰士和補充部隊主力的責任。

就在中共中央宣布改編的當天，朱德和彭德懷也在就職通電中表示：“日寇進攻，民族危急，敝軍請纓殺敵，義無反顧！”

1937年9月1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按新的戰鬥序列，把八路軍的番號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指揮部改為總司令部，總指揮改為總司令，但廣大的人民群眾仍習慣性地把這支抗日隊伍稱為“八路軍”。

1937年10月，八路軍後方留守處進行了整編：除第三八五旅旅部及七七〇團番號不變，其他部隊統一改為八個警備團。另外又從一二九師抽調人員，組成了一個獨立營和一個騎兵營。12月，中共中央又決定將留守處改為留守兵團，直屬中共中央軍委，人數擴大到1.5萬。

洛川會議

全國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再次攜手，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內政局由國共內戰轉變為抗日民族戰爭。中共中央決定根據當前情況，轉變戰略思想，重新進行戰略部署。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陝西省洛川縣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洛川會議。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朱德、任弼時等九個政治局委員，以及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林彪、聶榮臻、羅榮桓等紅軍各方麵負責人，共23人出席了此次會議。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作了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報告。

毛澤東在關於軍事問題的報告中指出：在抗日戰場上，敵人的各方麵實力都要強於我們，因此抗日戰爭必定會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現在政府組織的抗日戰爭已經得到了人民的擁護，我黨今後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發動群眾，讓他們參與到抗日戰爭中來，實行全麵全民族的抗戰路線，也就是人民戰爭路線。毛澤東認為，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應該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毛澤東提出的以遊擊戰為主的軍事戰略方針，後來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重要的軍事戰略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曆史意義。

在國共關係問題上，毛澤東指出：要堅持抗日統一戰線，並且努力鞏固和擴大它。但我黨必須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由於蔣介石總企圖通過抗戰來控製和削弱中國共產黨，因此我們要堅持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權，堅持設立紅軍總指揮部，軍隊的行動隻能由我們自己決定，不能讓國民黨插手。同時，我們也要動員一切力量，加入到統一戰線中來，盡全力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

在洛川會議中，中共中央還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宣傳提綱，並且製定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洛川會議是國共兩黨決定合作抗日後，中國共產黨為轉變戰略思想而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共產黨正式確定了全麵的抗戰路線和全國抗戰的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這次會議上製定的路線和方針，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堅持八年的持久抗戰，具有至關重要的指導意義。

（本章完）